我要回家过年

（新西兰）王宁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在万里以外的新西兰的首都向大家问候！我1992年由内蒙古移居到了新西兰，1998年在惠灵顿创办了这里历史上第一份华文彩色报纸《首都华文报》，网址 nzccn.com.从事记者和编辑工作超过了11年。2006年还创办了英文的亚洲电视节目。我现在也是博讯网站的记者和新西兰国会记者团的记者。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我要回家过年回家过年，这是全人类最基本的，也是必需的人权活动。西方人是在圣诞节之前回家，与父母、兄弟姐妹或亲友团聚过圣诞节；我们东方人回家过大年的伦理的必须性从每年人山人海的火车站就可以说明。

    我们都是人权的被迫害者，我们有家，但回家的权利被剥夺了。那不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刑事罪而失去了自由或因天灾战争而没有办法回家，而是因为我们都是期盼着和努力争取着为了自己的民族早日摆脱没有自由和人权的制度，早日使13亿同胞从精神的荒蛮社会走向文明的世界活动，而我们回家的权利却被那专制的暴政政府给剥夺了。由此，我们就应该开动脑筋，策划出所有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内力和外力与专制抗争。


“我要回家过年”易操作、易获同情，单个为行动，全球化为运动


    我们长期以来总是上街游行或到中共的使领馆前抗议，或网上做运动等等。是否可以想出几个新的路子走一走？ 就像达赖喇嘛那样造出一两张牌让国际上的总统们与胡锦涛之流打一打，玩一玩。那就是我在惠灵顿已经行动的“我要回家过年”。谁的家都有可能有年迈的老人，健康有碍的亲人，或您多年未能见面的亲朋好友。回家过年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和人性的最基本的而且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要求容易被西方社会同情和支持，因为他们都是人，处于关注基本人权的人类社会。

    可以考虑在大年前两三个月向中国使领馆递交探亲的签证申请，持中国护照的人给大使或总领事写信请求安排见面交谈有关回家过年的事宜，避免不许入境原机返回的厄运。不给签证者和没有回信的就要把原因问个清楚，这时就可以考虑联系议员或政府部长乃至总统等，同时告诉媒体准备绝食或天天到使领馆要求约见相关官员会面的行动计划等等，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可能不相同，比如病卧床榻的老母亲等着见儿子最后一面等等。这些要比单纯的抗议行动更容易获得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如果有上百人或数百上千人都要回家过年，专制当局再无赖，也不得不回答外国议员或政府的询问。可以通过几位要回家过年的代表见所在国家议员或外交部部长，要求中国当局给个原因，这么多人想回家过年，为什么使领馆就不回答见面？

    人数的增加，由单人的行动变成全球化的个体集合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运动，而且这个运动是要与大使或使领馆的官员约见谈判的过程。诉求很简单：“我要回家过年”。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人性的诉求，事实上给当局是一个很难的议题，但所在国家的议员乃至总统应该愿意与中共玩牌。本来这些总统们是希望有什么好牌去与中共玩的，那我们就应该制造出好牌给准备着。我们的运动或行动不去利用国际环境，等于没有看到一只巨大的手在等待支持那些需要它的人们。

    凡是要回家过年的人士，都是在某些方面打击了那个暴政的。所以可能需要与中共使领馆明确的是，在中国境内决不从事任何政治性的活动。同时使领馆需要承诺，在中国不能有被逮捕或拘留的情况发生，比如六四被通缉过的学生领袖等。这些谈判的条件可以是在所在国家的议员或政府官员的参与下完成。


我正在行动


    我７月１５日给中国驻新西兰的大使写了信，请求见面，信是非常理性平和的。因为过往两次去中国的签证申请均被使馆拒绝了。大使馆曾经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有关魏京生来访的报道，另一次是六四１５周年的报道。我均没有理会，继续《首都华文报》的正常报道。父母都已８０多岁，而且多病，特别是父亲已经卧床不起。我已经７年没有与他们见面了。我要在他们最后永久地合上眼之前见上他们一面，这也是他们的期盼。去年我的签证被拒绝，这里的主流电视台和报纸纷纷给予大量的报道及评论。

    大使馆一直没有回音，我８月５日专门前往递交了另一封信。我准备马上再写信，同时我已经开始联络一些议员和政府外交部部长，还要写给总理。第三步是到大使馆。而且要拿着横幅，问为什么不给签证阻止我与年迈并卧床不起的父母亲见面？为什么给大使的多封信一直没有回音？有可能的话，全天均到大使馆内要求回答我的问题，直到可能被警察叫出使馆。也许外边有很多记者。我这次的行动直到１０月份结束，然后计划在圣诞节前和春节前再次行动。

    回家过年的行动无论是在地球的什么位置，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所以，大家应该行动起来朝向我们共同的方向。

    谢谢！颂大家大安！特别由衷地感谢胡平先生的支持和帮助！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海外流亡者回国权利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