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理性建设性的公民表达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论坛”《零八宪章》研讨会发言概要

叶 飘


    2008年12月9日，也就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前一天，中国各界303人联合签署发表《零八宪章》，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宪章公布前后，中国政府抓捕了刘晓波，传唤了张祖桦和其他签署者。但这一恐怖行径并没有阻止宪章的继续流传和签署人数的快速增加，宪章成为海内外华人的热门话题。宪章重申了自由、人权、民主、共和、宪政等基本理念，提出了修宪等一系列政治主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论坛”12月1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圆桌会议，来自中国大陆的、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学和研究的各方面专家，就《零八宪章》的性质和目的，它对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意义，中国政府现在的态度和反应是否明智合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政论家陈破空主持了会议。与会者认为《零八宪章》的签署和发布是一次理性、温和、建设性的公民行动，以下为与会者的发言概要。

    刘路（大陆维权律师、《零八宪章》首批签名者之一）：我以个人身份向大家介绍一下《零八宪章》的起草和公布过程。在《零八宪章》酝酿的过程中，许多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和学者、作家、记者、律师参与进来，我们不是从抽象的政治原则或谋求权力的奋斗中认识到，中国需要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变革；而是从建设性的专业实践中意识到，中国没有退路，必须过政治改革关。我们之中的专业人士大都对政治斗争中通常追求的权力没有兴趣，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创造一个政治环境，解决我们仅仅从专业上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呼吁有关方面不要把专业人士的建设性努力曲解为政治上的敌对活动。我们是为民族和人民寻找化解困境和危机的出路。

    胡平（《北京之春》主编、哥伦比亚大学前访问学者）：回想800年前英国有大宪章，30年前捷克有七七宪章，《零八宪章》能够取得多大意义，取决于我们能做多少努力。《零八宪章》所阐释的理念和主张，都是当局也无法否认的，当局祇是压制，再也讲不出任何道理，他们知道他们做的是坏事。我认为，宪章的前景更取决于中国公民的努力；而祇要有坚定的信念，祇要大家都参与并且不断地坚持下去，《零八宪章》的诉求就可以实现。你可以争论现在是不是最好的时机，但是以后很可能还不如现在的时机；《零八宪章》表达的是共识，是常识，因为它不是关于具体政见、具体利益的诉求，而是要建设一个各种主张，思想和利益都可以合理表达和竞争的宪政框架。

    高文谦（中国现代政治史专家、前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零八宪章》是个历史大事件，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标志着中国民间力量政治成熟，开始全面主导政治话语。中国政改空间不是上帝恩赐的，而是民官权与民权博弈，此消彼长的结果。它涉及四个要素：统治集团有政治需要（如邓小平在70年代末与凡是派斗争）；统治集团开明（如胡赵80年代改革）；民间持续进行抗争，积累力量，逐步拓展空间，不要急于求成反而遭受挫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统治集团既无需要，也不开明，对他们不能寄讬希望。

    徐文立（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关注中国中心主任）：《零八宪章》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史一份伟大的文献，与当代民主墙运动的主要文献相呼应，在主要诉求上是一致的；《零八宪章》与当代民主运动以前的事件一样，不是追求功利的运动，而是功德运动，追求社会公正。中国当局以为现在形势好，不仅中国稳定，而且世界都需要中国。现在好像满清末年，当时经济形势也不错。祇有宪政民主才能提供长治久安的政治保障。

    项小吉（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纽约开业律师）：《零八宪章》的6个基本理念和19项诉求与中国现行宪法的精神基本一致，它所要求的基本权利自由中国宪法都有规定。当局完全没有理由抓捕《零八宪章》的签名者和参与者。《零八宪章》与现行宪法的最大不同的一点就是，它要求删除现行宪法中多余和自相矛盾的地方。首先应该删除的是序言，现行宪法序言好像是共产党的政治家谱，越修越长。

    王天成（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宪政学者）：《零八宪章》主张的理念和诉求归结起来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宪政的共和国。为什么《零八宪章》要重申共和？因为现在并没有实现共和。共和政府有三个原则：选举，代议制和分权制衡。政府如不接受和平改革的要求，会使社会更加暴力化。清朝末年朝廷拖延改革，结果革命爆发，立宪派与革命党联手推翻了清朝。

    郭岩华（哥伦比亚大学共公管理硕士、网路政论家）：现在的政治形势可以与清末比较。大量群体事件表明大陆发展中的问题已经导致民怨鼎沸了，当年的保路运动式的事件出现了许多；在这个背景下的《零八宪章》是一次政治冲击；如何避免这样的政治冲击产生真正的制度建设的效果而不是政局崩溃，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改革常常不是化解危机，而是造成崩溃的原因在于没有法治；《零八宪章》提出的一系列法治建设诉求作为全盘政治改革中不可分割的的内容是比清末立宪要明智的，在清末立宪的政治家心中，政治改革其实高于法治建设。

    李进进（前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威斯康辛大学法学博士）：所谓百年宪政是以清朝1908年的预备立宪来算年头的。中国的宪政运动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中国政府1949年后就中断了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过程。1979年民主墙后，中国人民重新提出民主的诉求。可是30年来共产党统治对异议份子的控制和打压不亚于清朝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零八宪章》的发表表明中国30年来“发展是硬道理”的改革已经没有动力了。腐败、贫富分化和道德沦丧是单项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需要重建道德，人们需要更多的公平和正义。现有的体制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宪章提出的政治主张是解决中国问题必然之道。

    王书君（赵紫阳纪念基金会秘书长、前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1989年残酷镇压民主运动，使得我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绝望，因此出国。《零八宪章》让我看到新的希望，甚至觉得应该回国投身到新的立宪运动中去。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经有个“历史三峡论”的说法，大意是，中国的现代发展要经过一个类似长江的三峡，这就是政治改革，其间曲折惊险艰难很容易翻船 ，但是一旦过去这段瓶颈，中国的现代化就进入良性发展了。唐先生预测中国会在2040年经过这个现代发展的瓶颈。《零八宪章》的政治成熟让我感到，中国可以提前度过那个现代化发展的政治改革的三峡。

    王军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我90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和研究比较政治转型。第三波民主化和平转型的一般模式是，公共问题导致公民普遍的关注；政府处置失当导致政治风潮；在追究问题的责任和应对风潮的手段时统治集团发生分裂，改革派和开明派打开体制向下动员民众支持，启动政治转型。比较一般模式，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精英的保守心态使得公共问题难以形成关注热点和政治风潮，这是中国在90年代中期存在严重问题却没与转型的主要原因。现在，中国的信访数量激增和暴力不断升级群体事件表明，中国现有制度框架无法消化问题而是制造问题的主要根源。《零八宪章》的意义在于，中国各界都有一些公民形成共识，通过公民主动的建设性立宪活动，为中国和平转型而努力；中国转型正在进入第二阶段。现在，统治集团应该做出正面回应；如果镇压，会扼杀和平立宪前景，使得中国重蹈百年前覆辙，再度滑向暴力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