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佳曾金燕所颠覆的
（北京）余世存
一、胡佳曾金燕的正义
我到三亚参加张远山的《庄子奥义》新书发布会，其实祇是想做一次逍遥游。因为查出我的心脏有毛病，医生很担心我的远游太过劳累，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心气劲儿了。见了单正平、韩少功、叶兆言、毕飞宇、伍立杨、周实、徐晋如、陈村等新老朋友，我都没有开口的意趣。胸罗万有的思想家顾则徐先生在广东正写作朱德评传，他听说了我的病情，很是忧虑，写信说这种病不易药治，建议我练一种动作简洁的武术，如形意拳中的任一形即可。虽然北京的年轻朋友提醒我，08年算我的40寿辰，我却似乎一下子迈入了老年。
从三亚回到北京，最触动我的消息是胡佳被捕。这个被迫坐在家里、没有行动自由的人权活动家，在被监视居住长达两三年之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被捕。这样的消息让我更加沉默、羞愤；我像一个再次得了抑郁症的人，把自己封闭起来，跟外界隔离。
人生的许多遗憾是永远难以弥补的，我对胡佳、曾金燕的歉疚就是。数年前，我还跟胡、曾同事，每次听胡主持会议，他都是事务的，有条理的；曾则是笑着的。那时的他们年轻，小儿女。转眼间，我退居宁静的书斋；他们相爱，独立，更坚实地行动，让我敬而且愧。我们生存的安全和福祉要弟弟妹妹甚至是下一代人来争取，让我这样的书生总觉得羞惭。据说胡佳曾金燕所住小区的老太太们，看到警察那样没日没夜地守着，并跟胡佳发生冲突，于心不忍，好心地劝胡佳：小伙子，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不比什么强啊。老太太说得对。但我不是老太太，我知道，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日子，所具有的安全边界和福祉空间是非常脆弱、偶然的，胡佳曾金燕的努力，在于尽可能夯实我们中国人的生存安全和福祉。
在胡佳曾金燕住进自由城小区时，我很为他们有了一个小家高兴。但很快地听说胡佳被带走的消息，那时的金燕刚从人民大学毕业，一个小姑娘如何应对这样的国家大事，让我很不放心。我打电话托朋友去看她、陪陪她。结果姚公子遥自告奋勇地跑去，但也因此被警察看了半天。这样的情况多了。以至于我有一次郑重地请求梁晓燕跟金燕聊聊，结果她们俩人，50后的社会活动家和80后的新人类成了好朋友。
在极有限的见面机会里，我也劝金燕放弃，劝她做一个平常的作家。我跟她讨论我的社会演进纲要，中国人在吃穿住行方面的变迁，我劝她以游记切入，多写记实类的文字。我们其实知道她是无法放弃的。因为她是那样骄傲、心疼她的丈夫，愿意为他分担、牺牲自己。这样的经验，使我在为郭玉闪潘海霞写证婚词时，再三为“我们时代的爱情”致意：“专制压迫到极致，爱到极致；社会黑暗到伤害，爱到伤害并回应了伤害。在我们当代的大陆中国，这种解放仍在进行，除了性独立出来颠覆、嘲笑社会成见和专制生活外，最优美、最纯洁、最坚不可摧的力量不是自由主义的观念，不是NGO的实践，不是中产阶级的发育，而是爱情。”我说，这种爱情“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胡佳先生曾金燕女士的”。
但胡佳、曾金燕的战斗状态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胡佳的肝病，金燕的低血糖非常严重。2007年春节，大年初八，高耀洁先生赴美前一天，胡、曾也将去香港，我请他们吃饭。跟高先生坐在一起，感觉她比胡佳曾金燕还要健康，听我说起一道菜古人称为“薇菜”时，高先生立马背诵起“伯夷叔齐采薇饿死首阳山”的段落，让我大吃一惊。这个中外闻名的医生，无数艾滋病人心中的活菩萨，居然如此熟悉中国经典。问高先生，她说，年轻的时候读私塾，除了易经，四书五经对她来说都是滚瓜烂熟的。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仍那样清晰、敏捷、健康，那样耐看，实在是造化的神奇和大德，让人不禁对生命本身感恩。但高先生说她想死，死了百了，她对我说，活着没意思了，河南没法儿呆。这样的话让我伤感。
让我伤感的还有，跟大家分手时，我拥抱了曾金燕，我觉得可以轻而易举地抱她转几圈，她曾经重达120多斤，但现在瘦得骨感得可怕，80斤出头儿。
很快收到她怀孕的消息，我祇能劝能多吃一点儿、长胖一点儿，好好照顾自己。这些话多么空洞啊。这种空洞甚至让我羞于跟他们联系。直到9个月后，金燕短信说将要临产，请我帮着给孩子取名。到11月13日，收到金燕短信：胡金的女儿于11月13日4点23分出生，3370克，母女平安感谢佛祖。孩子五行缺土，我跟人商量，最后取名胡晓佳。胡佳之女，拂晓前出生，我给他们的建议仍是着眼于做一个平常的中国人，取一个平常的名字。半个月后，11月29日，金燕说给女儿取名胡谦慈。10天后，12月8日，金燕说：宝贝蒙法王加持又名丹增贝玛，增字土偏旁也补了缺土之憾吧。当时的我都在外边，也就没有回复金燕。
太太多次絮叨，要我去看看金燕。但我懒忙，一直没有去看金燕。从海南回到北京，就听到了胡佳被捕、金燕被监视居住的消息。我的感觉难以言喻。
一直有人跟我说胡佳跟警察的关系问题，似乎是说警察也祇是执行命令的人，胡佳不应该跟有名有姓执行任务的警察发生冲突。国保警察们也跟我谈起过胡佳的激烈，一根筋，不可理喻，让他们的工作劳心劳力，他们做胡佳的工作比做任何人的工作都委屈。比起胡佳的不可调和原则，我们跟国保警察的互动关系，我们的软弱、怯懦甚至配合都显得正常，其实诡异，让警察们感觉轻松。但也因此，胡佳的言行招惹警察们仇恨。
很少人想到这里面的历史逻辑。经历了太多的复仇、审判，我们应该知道了正义实现的形式。胡佳的遭遇，无论如何收场，正义仍会现身。韩国的光州事件至今已经成了民主教育的案例。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历经60多年，仍在实施其审判和报复。胡锦涛称为“十年内乱”的文革同样被清算、拨乱反正。对胡佳的压迫同样如此，会有反动的，会有清算的。我不是基督徒，但用得上圣经上的一句话，对胡佳的任何打压、残害，都会有更重的报复。“流这义人的血，罪责由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承担！”
一直有人在为警察乃至军警特们开脱，认为跟他们较真是冤枉了他们，似乎他们很委屈，他们祇是在执行命令。警察为自己行为辩护的还有两点理由：谁给他们饭吃，他们就听谁的；他们真心觉得中共的领导不错，他们在为中国的繁荣和崛起服务，他们的主动作恶是一种必要和不得已。其实，这些都不是理由。用我一朋友的话来说，他们早过18岁了，他们知道什么是是非善恶，他们更知道一个中国国民与法律的关系。越过法律的程序，无论他们是听从黑社会的指令，听从老板老大的指令，还是听从政府部门的指令，都将受到法律的审判。
3、4年前我曾经说过，“对待打死孙志刚的凶手应该控以反人类罪，对待中宣部的官僚应该控以反出版自由罪，对待镇压法轮功等信徒的凶手应该控以反宗教信仰自由罪，对待李希光这样的凶手应该控以反言论自由罪。所有这些追惩清算必得实现，所有这些警察、教授、士兵、医生、官吏，在他们离开体制庇护的时候，在他们跑到成人世界招摇开眼作访问交流豪华旅游的时候，都应该有受苦害者及其代理人进行起诉。”这些设想今天正成为现实。可以说，那些荼毒城市小贩的城管，那些传统王朝都未禁止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经营、今天却在三令五申禁止农民经营土地的城市官员，那些禁止民众聚餐的爪牙，那些威胁、命令出版社、书商不要出版某人书稿的国保警察，那些禁止发表某人文章的太监编辑，等等，无论他们今天如何得意，他们都被记下来了，他们也会受到惩罚、报应。
也因此，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要写下我对胡佳、曾金燕的思念，写下我对他们怀抱的敬意。
二。经典的救济功能
2006年3月17日，当我写博客“经典的救助功能”时，没有想到一周后会写“我梦见了胡佳”……我们是如此热爱经典。
很多年前，我差不多一到春天会翻翻庄子，李杜，一到晚上会看看新约。那些美好的读书日子，似乎一去不返。但那些经典话语，总是给人精神，甚至人生品质的保证。我给一个企业演讲时代问题时，很多人觉得我太严肃，讲得太愤世嫉俗，听着太累；但有一个退休后到那里发挥余热的老校长笑着对我说，你的话里有诙谐的成份，你一定读过庄子。
知己难求，二三素心。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在我的表达跟你们的精神能力之间构筑一种积极的关系，这样我们能分享汉语的某种可能性。”这样的话祇是一厢情愿的幻觉。
我们跟经典的关系，也大抵如此。
但这不妨碍经典成为我们安定身心的温暖之家。悠然心会，气闲神定，难与君说。
祇有那些名教之徒才会把经典挂在嘴上，才会把他跟经典在一起当作人性的高峰高原至上之境而大说特说，才会把读经当作手段，才会把别人都看作没有家教之人，而一定强迫他们到自家里受训。似乎他们的家富丽堂皇。穆旦说得好，他们是在“和事物作着感情的交易”。
其实经典并没有什么。我曾经想写一篇长长的文字来论述“一切经典都是历史叙事”，经典都是经典作家们应对当时共同体问题的至诚话语。祇要我们诚实地面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群岛、我们的孤独，我们就可以写出《动物庄园》、《古拉格群岛》、《百年孤独》、《通向奴役之路》那样的经典。艾略特说得好，“去年的话属于去年的语言，来年的话寻找另外一种声音”。所以那些名教之徒是伪经者，是经典哺育下的不肖子孙。
武汉的几个大学生得了白血病住院，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怎么办？政府和社会的救助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祇能靠他们的同学老师了。这样的例子太多，我的想像力终止于此，穷极于此，再也穿越不了。请刘洪波先生在汉帮忙，但要启动媒体一类的报道救济，太需要运气。有人说要去教堂找牧师祷告，我想，好罢，我也要念诵几遍心经。
司马迁所谓，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呜呼，经典经典，原来也有这样的功用。“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呵。”虽说有不翻之义，但现代白话空幻美丽：去啊，去啊，到彼岸去啊，大家都去啊，快快成就正觉的（自己）啊。
曾金燕的丈夫失踪近一个月，她求告无门之际，想到的也是我们人类的经典：“我不能平静自己的心情，开了佛乐，那慈悲的声音轻轻地唱：观自在菩萨……霎那间，泪如泉涌。”
一个伪经的社会，毛喻原说，一个反义的社会。
三。我梦见了胡佳
2006年3月24日，我在新浪博客贴出“我梦见了胡佳”：昨夜梦见了胡佳，他仍是那样微笑的样子，身上常背着的鼓鼓囊囊的旅行包没有了，祇是笑，而且轻灵。这个苦行僧，这个佛教徒，这个我做艾滋病工作时的战友和同事，这个让我敬佩的兄弟，就这样从人间失踪近40天后，闯入了我的梦中。
我的梦太多，从年少到今天，做过无数的梦。语云，至人无梦。看来我今生今世做至人是无望了。但我的梦常有神奇之处，它必要时提示我人世的消息、提示我做人的羞耻，并抚慰我内心的伤痛。记得10年前，我梦过罗志田先生给我写信，那时的我祇见过罗先生一面，这个据说是余英时的高足还没调到现在的北大任教，他还在四川大学写他的漂亮文章；我梦见罗先生写信的第二天中午即收到了罗的信，我把这一情形告诉罗志田时，罗回信说，不奇怪，过阴之事从古至今都有。5年前，我梦过江总泽民先生，梦中情境的羞耻感醒后难忘，我为此还写过“越轨三章”的文字。3年前，刘波在去国之前，曾跟我探讨过藏传佛教中密宗的中阴救度问题，他希望我能把法国大哲柏格森的生命理论跟藏密的问题联系起来研究。
我其实心性懒散，有如此神奇的经验，却也没把它打开成就一个世界。正如有朋友常说我早被上帝捡选却迟迟不皈依一样，我似乎有异能而投闲置散。像鲁迅说的，时而峻急，时而随便。事实上，我觉得我就跟中国生活一样，完全属于自然的因果序列。缘起而生，缘尽而灭。其中的因缘自然发生，我不会刻意地选择或决定明天的样子。就像目前的和谐社会，它的全部含义有如奥登的一句诗：“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去。”我愿意说，这一句诗比当下中国所有精英所说的还要精辟。
我没想到会梦见胡佳，虽然我一直想着他。在胡佳上千个朋友中，我实在算不上什么。他和他的朋友比我更有行动能力，更有表达自己的愿心，更有从细节上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意志，但他闯入了我的梦中。这个高尚、纯粹、勇敢的年轻朋友，比我认识的许多学者教授更让人尊重。他似乎是佛家所说的火宅里的生命真火，在天地闭的法灭时代仍不肯忘情，一直处于燃烧之中，自燃燃他，他感染了很多人。我见过他在凤凰电视台讲演时的情形，比我在凤凰的世纪大讲堂讲得好得多。我看见台下的听众听胡佳演讲而泪流满面的画面。我在大讲堂演讲之前，曾子墨还把窦文涛捐的1000元托我转交给胡佳。
我梦见了胡佳，我祇能像《思旧赋》那样开始即结束，我不能像鲁迅那样写他的微笑，隔世的春天，刘和珍君，龙华的桃花……我想起两年前写的诗——你是离开了。你是成人的辛劳、悔疚所不能拥有的完整，你是圣贤心里最高的完成，你的微笑是最终的。
什么时候胡佳能够回来呢？我没有参加他和金燕的婚礼，我还欠他们一笔债呢。
四。危难之语
2006年8月14日，我写了一首诗，在诗的最后，我第三次引用金燕的话。
第二次引用是我在《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一书的序文“传统学术的现代魅力”中，谈到了当代汉语的卑琐状态。我举例说，“最近的例子，则是中国优秀的志愿者曾金燕对母亲们和妻子们告诫的：”努力学习英语，因为没有用英语表达的事情，世界上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它发生过。‘“
18日，我在新浪博客贴出了这首小诗：
危难之语
——给金燕：我们时代的圣女
圣人之后执拗地从南方跑来
一不小心感染了西伯利亚的风寒
她被裹挟、咳嗽，读经救济
最后她原地不动地皈依
抚正自己的衣冠
代圣立言者们感动了自己
话未说完随风舞蹈
她孤苦无助地成全汉地的秘法
牛鬼蛇神们嫉妒得发狂
狂风卷扫看客如落叶
多少人称赞她的美，劝她停步
罪恶也偷袭她，求她改辙
她说：我祇是做一个人
罪人审控无罪成为大地上的风景
无数的汉语将她和我们隔离
她看见艾滋病孩子的眼睛就赞美
看见盲人的神性暗自落泪
此刻，她拈花示众，笑如般若
看客们远远地为十二月欢呼
汉语的烈士！她祇想过好日子
中国女性的好日子
努力学习英语
没有用英语表达的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发生
五。中国人的存在主义
不仅仅中国维权者、志愿者和他们的母亲、妻子们要学会英语，就是中国的学者也要学会英语。这次近百名中国学者“关于胡佳被刑事拘留的声明”的签名也同时翻译成了英文。我们从小被告知，知识即力量，语言为家园。但当代汉语几乎完全不能传情达意，不成其力量，也不是我们的身心能感受到安全、温暖、舒适的家园。因此，中国人的身体本能或肢体语言都向英语看齐，甚至市民、农民都无师自通引导他们的孩子“快，用手拜拜”。官员、商人、学者们更是近水楼台，他们的孩子自然要学习英语，移居到海外去学习、工作、生活。那些抵制英语的爱国者们多祇能对弱小者们发狠，对强势者们哀求。
这一切几乎众所周知，但人们未必知道的是，中国的发展使得一切都加快了速度。因果律、因果报应一类的人世逻辑，今天已经成了我们的人生逻辑。三世、五世而斩的因果，今天正在我们人生的“河东河西”间落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中国处级官员、讲师级学者、百万级商人，大概有数十个亲戚、朋友、对手、敌人在盯着他；一个厅局级官员、教授级学者、千万级商人，就有数百个人在盯着他；一个部级官员、博导级学者、亿万级商人，有成千上万人在盯着他。这种无声的力量，似乎在专制高压或控制下无足轻重，但在今天的中国随时起着应有的作用。那些以为祇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传统思维，那些以为真相永远无人知晓的想法，那些以为自己口含天宪的精英成功人士，正面临可笑的下场。这种现代社会的大众力量，最真切地印证了中国传统民间的因果律，中国民众千百年来就借无常之口表达了人世的因果和谦卑：哪怕你铜墻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
因此，我经常想起那些自杀的官员，还有他们的妻儿，那些发疯的学者，那些得了抑郁症的主持人，那些变态的商人，他们永远被作为可笑的可诅咒的罪人钉在中国的市场上，中国的人心里，中国的历史里。在我心里，远非一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以安慰。中国的官、产、学阶层，肩负着十几亿人的希望、寄托，他们每个人都被成百上千上万的具体的活的国民关注、热望，他们本来可以像传统中国人那样“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带领千百万同胞成就一个通邑大都那样的机会平台，成就一种新的可传可诵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在中国发展的格局里，却是不断地踹下同胞，向前、向前、再向前，结果他们注定被身后的千百万人盯着，被无数人仇视。
不仅仅精英们，甚至中国的吏们，公务员、小资、白领、律师、医生等等，同样在被监督着。他们的作恶、不义换来的一时满足很快会被因果收走，这一切在传统社会，似乎祇是很遥远的事。在传统中国，一个江湖郎中利用手段发财致富后，要么搬走做一个规矩人，要么在当地做一个善人，因为他害怕子孙受到报应。今天的中国，这种报应来得更快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在专制的情况下，祇有中国的吏员，他们的手机、电话、家庭住址，在被无数人记忆，甚至大规模地被贴到网上。我有时候想起这种监督、复仇仍会震惊。甚至我自己也会时刻感受到各种无形的力量。我年轻的时候，在无人闻问的日子里孤独寂寞地生活，今天想回到那种日子也已经不可能了。尽管我一再声明告别、拒绝，退出江湖、社会，但我仍会被各种人记起；即使今天我需要长期养病，但我仍不得不哪怕极为被动地接受一个电话、一个问题，这让我无法进入某种境地。我有时想，要是熟悉潜规则的朋友也能写一写中国人的这种生存状态，会多么有意思啊。
这也是我看着小吏们不亦乐乎地用小手段而苦笑的原因。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他们正大步流星地走向被审判被报复的人生舞台。苏东解体后，那么多的军人、警察、特务被审判，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被一个文明的自由社会清算，他们连找一个看门人的工作都困难。固然，文明社会不会抛弃他们，但他们活着却得咀嚼自己的耻辱。中国人的状态有甚于此者。中国人的文明性是繁杂的，中国的文明由圣人奠基，圣人说过，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因此中国人不会等到自由来临的日子再清算，中国人的复仇有一种即时的逻辑，也有长达九世即长期实施的正义。因此，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大量公门吏员，在作恶之后，竟然以私仇的形式显示了一个人间结果。小小的城管被摊贩杀死，他们有私怨吗？一个得意的警察被满门灭掉，他有那么大的罪恶吗？还有那些听从县长、局长去行凶的公务员、秘密警察，他们被“愤怒的群众”报复，被寻找“替罪羊”的机构判刑或灭口，他们没有委屈吗？
这样的道理其实大家都懂得。但汉语思想界的失职在于，我们没有正当有效的表达。也许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存在主义盛行的原因。那些动心忍性的哲学家们无论如何选择，他们都给同胞提示了生存的事实和责任。在法西斯泛滥的日子里，甚至在法西斯的制度层面被摧毁的日子里，萨特都明认，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生活着，却没有把这种话说出来，没有指示道路、共识，以至于人人祇能靠本能生活。如同绝对权力的本能在于绝对的腐败，官吏的本能在于贪墨。官贪吏污，污吏们要主动作恶，正是他们的本能，是他们自我的选择，也是他们的不得已。好在他们的心智没有完全丧失。他们在寻找生存的机会后，仍会想办法让家人或让后人去一个更光明更可靠的社会。他们会督促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尤其是学习英语。祇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好机会。
六。实践曼德拉的道路
如果我们不看国人对英语及其代表世界的向往，我们可以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做些什么。官员们在办“喜事”，比如两会、十七大、奥运、剪彩这样的喜事，办事就是动员，国民必须随喜，非喜勿动，非喜勿听，非喜勿看。官员们也要办“丧事”，比如矿难、水灾、大桥大楼塌了、农民上访了，等等，丧事则必须肃静，一切要听政府的。商人——十亿国民九亿商，他们则在权力看管、做庄的市场上用尽心思地分抢到一份红利。中国的发展红利，使得商人们多意识到中国的生存空间很大，以至于他们承认恐惧、匮乏、管制、异化是锻炼他们生存能力的好机会，傻子才想免于恐惧和匮乏，傻子才想消除管制和异化。学者们则在研究学问，在争论正确，在为中国道路、全球变暖、人类前途和《色戒》一类的事做注解……
这几天治病时，遇到一个农民，他是小浪坻附近的居民，乡土被国家摧毁后，他决定寻找自己的道路。先是研究哲学，现在研究经济学。他写了12本书，当然没有出版。有一本书他想办法送给温家宝一本，但没有回音。他的研究心得：中国的官员和专家都不懂农民。他算了很多账，得出结论：农民祇需要占人口比例百分之一左右，其他人应该都进城，成为城里人。这个50多岁的中国农民花了极高的代价收获了这些常识后，妻子离婚，儿子骂他，河南已经容不下他；他没有家，在北京5年，完全靠人接济。我提醒他，既然做一个经济学家，还是要想一想自己靠什么活下来。这个农民成竹在胸的回答让我绝望：研究经济学跟解决生计是两回事，有思想就得付出代价。
年轻的中国学者张宏杰感叹：“绝大多数中国男人通常对自己单位或者村庄的政治无能为力，却热诚地关注国际大事。你从报摊上那些摆在最醒目位置的花花绿绿的什么《国际军事关系报道》、《环球时报》、《世界知识周报》等就可以一目了然。去年回老家，我在一个小学文化的表哥家的墻壁上看到一幅巨大的陈旧的文革版世界地图。这位被土地和早婚压迫得灰头土脸的表哥一见到我，就立刻和我讨论起世界局势来。他的大儿子初中二年就缀学回家，一年来一直无所事事地在炕上打一只破旧的游戏机，他并不以为忧。他点起一根烟，皱着眉头深吸了一口，忧心忡忡地问我阿富汗的局势到底怎么样，美国是不是已经没兵可派了？普京还能不能再干上一届，换一个总统，俄罗斯还能顶住美国吗？”
但这一切热闹似乎完全不为胡佳、曾金燕所注意，他们也不曾想过去观察并总结出什么，他们也没有想到去颠覆这些热闹人的好梦。他们祇是在环保、艾滋病、人权等领域疲于奔命，能够救亡图存而已。因为他们眼里有太多的不幸、毁灭和死亡。他们是医生也是战士。医生的本质是救亡，战士的本质也不是颠覆而是解放。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胡佳曾金燕比口头上说要开放、和谐的政治家们要实在得多，比言语上总想说明、解释这个世界的学者们要实在得多。
鲁迅会观察这个世界：“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们那里称绵羊的。山羊很少见；听说这在北京却颇名贵了，因为比胡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牧家虽然偶而养几匹，却祇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这样的山羊我祇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往那里去？！’”鲁迅说：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但今天的中国，山羊们却要求群众忍受“阵痛”、分享“艰难”；要求增长学问，群众的学问不够；提高素质，因为群众的素质不高；保持平静，因为群众的心态不平不和谐。山羊们把群众领着走向他们的终点。
在很多方面，胡佳曾金燕是鲁迅所说的“这样的战士”：“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但他举起了投枪。”胡佳曾金燕有着一般人、正人君子、国家机器所能理解的偏执，因为他们是战士。他们以身检验了一个国家的生存空间，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
在很多方面，胡佳曾金燕在实践曼德拉的道路：“祇有以立即消除种族歧视和隔离为斗争目标才能迅速拯救人民解脱被压迫之苦。完全弄明白各种理论的优劣，对处于战斗之中的战士来说那是承受不了的奢侈。”
七。对中国的胡佳曾金燕们保持敬意
以上的文字记明是：“2008年1月写于北京，胡佳被捕十天之后。”
一直有人跟我谈论“国家敌人”的心理。比如胡佳的失态或异常，比如其他激进份子们的偏执、不讲道理。我对此深表遗憾，不过，尽管我很少跟胡佳一起共事，但我愿意站在胡佳们一边。我甚至要说，胡佳们之所以如此，是国家的结果。
一小部分人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名器，以此来招募打手、帮凶，是谓专政国家机器。这一国家机器里的人可以利用任何手段，可以避开法律途径，来监视、折辱国家公民。由此引起了公民的本能反应，或说自然法正义上的反应。祇有冷血的、天真的、无知的学者才会像头羊一样认定这种反应属于“过激”，是激进思想。
事实上，如果一个政府足以自信，哪怕像它说的那样强大、得到国民的拥戴，它完全可以把这些专政手段公开，它可以把颠覆份子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明见它的伟光正或政治正确。它如果真的是太阳，它就不要躲在暗中让太阳下的子民感恩。但胡佳、曾金燕们至今在被暗箱操作。因此，这个政府要么无耻到极点，要么它被部门倾轧、个人利用架空，以至于无能无法到极点。
被暗箱操作的还有那些打手、警察。他们真的像狗一样生活，因为暗中卖力而为自己和他们的家人领到了一份薪水、赏钱。当然，他们相当多的人主动作恶，他们自己说过，他们知道自己是很坏的，他们要守着这份饭碗。是的，今天的狗们还有多少是悲壮地认为自己在为主人看家护院？
因此，一如我请求过未来的人们，现在我也请求我的读者，能够理解胡佳、曾金燕们那些匪夷所思的个性表达，能够理解中国革命家们的“孤臣孽子”之心性。因为“无耻”的政府及其爪牙们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地摧残了他们，他们的身心经受了我们难以想像的摧残。印象中，美国政府就以攻心战成功摧毁了一个强悍的总统。1989年12月28日，巴拿马总统诺列加躲进了梵蒂冈驻巴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并请求罗马天主教会提供保护。美国军队团团包围了大使馆。从28日开始，美军在大使馆的对面公园架设起一排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摇滚音乐和各种攻击诺列加的新闻，其中有一首摇滚乐名为《无处可逃》。歌词大意是：“不要逃，你无处可逃；大网已经张开，等着你；不要逃！不要逃，举起你的双手，走出来吧。”诺列加是有名的歌剧迷，但他极为讨厌摇滚乐。几天后，1990年1月3日，痛苦不堪的诺列加在比利亚努埃瓦神父的陪同下走出大门投降。这样的案例其实极多，美国自家的总统就在强大的心理和舆论攻势下黯然下台过。我们如能明了此种事实，或者能够对那种暗中进行身心摧残的情形有所了解。要知道，今天中国最优秀的儿女们正经受这样的身心摧残。
一个被警察狗们看了一周的女孩儿告诉我，她在自己的家里一周不能出门，警察在门外守着，她并没有被“恩准”住进政府或人民的牢房，她祇是被看守在自己的家里。但这种摧残足以让一个坚强的心智崩溃。那个女孩儿最大的感受是：我们说的所有的东西对她都不起作用，名词、主义、未来都安慰不了她，在当时的情形下她唯一想到的就是：皈依、信教。
我的羞愤难以言喻。因此，我请求我的读者，让我们一起对中国的胡佳曾金燕们保持某种必要的敬意。尽管我们并不完全懂得他们，但他们绝非妄想狂，更不是精神病。他们搅动了表面上和谐平安的秩序，他们绝非添乱者，制造麻烦的人。因为他们代替了我们，去探索中国人生存的边界，去揭示真相和人生的诸种可能，并为此付出了寻常人难以想像的代价。未来社会会记念他们，这种记念可以从当下人心中开始。（2008年3月24日）
（本文发表时标题、小标题有改动。——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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