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伦理的中共政治伦理

（湖北）谭迈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天门广场上表演游行的队伍中，出现了中国4代领导人的画像。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极其负面的现象。了解中国政治伦理的人知道，恰恰是这种看似不合情理的做法，才最符合中国政治伦理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制定了宪法，国家领导人应该按照宪法的规定定期换届走人。所以，按照现代政治伦理，政府领导人只能论“届”，而不能传宗接代。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是论“届”，而是论“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传宗接代：邓小平别出心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20多年间，尽管核心领导层的成员几经更迭，但国家领导人始终是毛泽东。问题出在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上台执政，掌握着党政军国家的大权，是名副其实的第二代领导人。可是，华国锋延续了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治国方针，在政治上不被重新崛起的邓小平所接受，因此华国锋在中央政治权力中心逐渐被架空，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家领导人。而长期担任政府副总理的邓小平却成为实际上的国家领导人。按照宪法的规定，这位国家领导人名不正言不顺，除了担任过中央军委主席一把手之外，在所有国家政权机构中都没有担任过第一把手，这就使得邓小平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显得极为尴尬。为了掩饰这种尴尬，淡化华国锋的政治影响，邓小平别出心裁，把第几届领导人替换成第几代领导人，声称毛泽东是第一代领导人，自己是第二代领导人，巧妙地取代了华国锋的政治地位，在中国的政治上延续了家族式的传宗接代的伦理模式。在邓小平执政的后期，为了防止自己超越宪法的政治伦理被打破，所以不仅亲自将两位中共中央总书记赶下台，直接选定了来自上海的技术官僚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而且直言不讳地确定第四代领导人，从而使自己所确立的政治伦理永远持续下去。

    这样一来，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按照中国古代传宗接代的方法，第三代领导人应该亲自选定第四代领导人，但是，江泽民所领导的来自上海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显然无法直接改变这种政治安排。这一方面是因为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上毫无瑕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第三代领导人迫于社会公众的压力有所顾忌。如果彻底打破邓小平的政治伦理格局，那么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但是，第三代领导人并非无所作为，考察一下第四代领导人的政治班底就会发现，第四代领导人除了共青团出身的少数几个童子军之外，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第三代领导人。第三代领导人在政治上毫无避讳自己的执政地位，即使宣布退休之后，每到重大场合都会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席，并且站在国家主席的身后。这种政治上的宣示，说明第三代领导人仍然大权在握，可是这样一来，却彻底打破了邓小平所建立的政治伦理秩序。人们无法想像，一个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在国家权力中心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的公民，却可以站在现任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不是出现在退休国家领导人的队伍之中。更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是一种传承关系，第四代领导人只能跟随第三代领导人，可是，考虑到宪法的存在，第四代领导人必须站在第三代领导人的前边。这种特殊的政治排序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在中国的宪法规定之外，执政党内部通过各种权衡，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政治权力分配关系。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江泽民可能会效法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党内拥有最后否决权。

    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强化毛泽东的权力，曾经非常短暂地赋予了毛泽东最后否决权。1989年天安门事件爆发之后，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在接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曾经公开了共产党内部的一个秘密——重大事项邓小平同志有最终的决定权。这种共产党内部特殊的表决机制决定了，国家领导人即使在退休之后，仍然可以国家领导人的名义，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江泽民很可能如法炮制，在党内直接或者间接地得到了这样的承诺。而江泽民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在第四代领导集体中安排了自己的子弟兵。不过，江泽民的确不是邓小平，邓小平实现了形式上的彻底引退，而政治上的绝对权威；江泽民则在形式上高调亮相，但是，在政治上却没有绝对的权威。在民主政治发展的今天，这种垂帘听政或者退而不休的政治安排，既打破了邓小平所建立的政治伦理，同时也与中国的宪法格格不入。

    现在人们感到困惑的是，按照宪法的规定国家领导人只有两届任期。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已经在第一届任期扮演了傀儡的角色，在第二届任期内举行国庆大阅兵，本来可以名正言顺的执掌政权，但是，从天安门城楼上的表演来看，江泽民仍然发挥着绝对的影响力。所以，如果有一天胡锦涛黯然下台，国际社会千万不要感到惊奇，从本质上来说，第三代领导人仍然掌握着绝对的权力，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军队之中，这种权力没有被削弱的迹象。

    考察第三代领导人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学术界在私下里流传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第三代领导人彻底延续了邓小平的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实现了国家财富的累积；但是，另一种观点却正好相反。现在有些地方流传着三大家族的传说，或明或暗指向了第三代领导人，认为中国出现了电信家族、电力家族、金融家族，他们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与西方跨国公司合作，以股份制的名义，大量聚敛财富，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富豪家族。现在这些家族不仅掌握着国家的金融命脉、能源命脉、信息命脉，而且掌握着国家的军队，这就是为什么第四代领导人乃至第五代领导人不可能顺利掌握国家权力的原因所在。对这种捕风捉影地猜测，学术界和社会其他各界大可不必关心。在笔者看来，为何没有实现共同富裕，为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导致整个社会彻底分裂，原因不在于第三代领导人，而在于中国执政党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共产党政治伦理特别怪异


    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实现财富的集中生产分配，所以，公有制就是共产主义的必然选择。公有制的基本假定条件是，必须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代替人民掌管国家的财富，并且在财富的分配中先人后己，大公无私。可是，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苏联的共产党还是中国的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没有从根本上做到这一点。共产党掌握国家财富之后，要么挥霍浪费，要么据为己有。计划经济本来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计划经济的核心意思就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有计划，而不能盲目发展。可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腐败和盲目决策，导致整个国家的计划经济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计划经济，丝毫没有检讨作为计划经济的执行者共产党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反而一头扎进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试图用市场经济来蒙混过关。事实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在西方国家计划是由市场主体作出的，而在中国计划则是由政府作出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政府制定计划并且实施可能比市场主体制定计划更有效率，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政府实施的计划经济可以避免分散决策所造成的浪费，可以有效地防止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是，马克思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公有制条件下计划经济的弊端，他看到了掌握国家财富的执政者贪污腐败可能产生的灾难，所以，他另辟蹊径设计了人民代表制度，并且在分析巴黎公社制度的时候，对人民代表的薪金作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目的只有一点，那就是防止人民代表蜕化变质，从国家的公仆变为国家的主人。但令人感到不幸的是，马克思这一套非常精密的设计，在共产党执政时期彻底变形。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共产党执政之后，都无法摆脱贪污腐败的历史周期率。当今中国共产党贪污腐败的严重程度，甚至连执政党自己的中央文件都不得不公开承认。这说明如果没有高效廉洁的执政党，那么，即使采用了市场经济，也无法摆脱执政党所面临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实行市场经济之后，由于社会实行分散决策，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贪污腐败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贪污腐败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共产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在于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而在于共产党执政者没有摆脱人类的劣根性，在聚敛财富方面与任何党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共产党在重新建立政治伦理格局的时候，掺杂进了更多的经济利益。而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结合，使得共产党的政治伦理显得特别怪异。坦率地说，现在普通中国老百姓对共产党执政领导人并不感兴趣，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奇特的一幕，除了少数海外新闻媒体和政治学教授发表议论之外，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普通中国老百姓只是想知道，这些打着惩治贪污腐败旗帜的共产党领导人，自己的家族聚敛了多少财富，他们希望中国共产党颁布财产申报制度，将他们家族的财富大白于天下。至于在共产党内部究竟会出现怎样的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会出现哪些牺牲品，他们漠不关心。这与其说是政治冷漠，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寒心。当公众对一个执政党缺乏政治热情的时候，这个执政党已经陷入到十分尴尬的境地——如果推进民主体制改革，那么他们必然会被抛弃；如果维持现状，那么，他们收获的只能是白眼。

    现在已经有一些中共党建专家在讨论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问题，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协商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协商制度可以稳定大局。可是，看一看天安门城楼上的政治排序，人们就会发现政治协商到底是什么货色。这既不同于现代的政治分赃，也不同于传统的宫廷政变，而是一种没有政治伦理的政治伦理。


共产党的执政者以腐败打碎人类梦想


    必须坦率承认，笔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始终充满好感，这是一个拥有理想，胸怀人类的伟大政党。但令人感到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仿佛有一种无穷的魔力，把那些走进政治舞台中央的人很快变成政治小丑。他们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可以叱咤风云，运筹帷幄，可是，一旦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他们就陷入绝对的腐败之中。当年毛泽东曾经提出打土豪分田地，以土地的私有化作为革命的旗帜，让一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抛头颅洒热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毛泽东率先抛弃了患难与共的农民兄弟，把农村土地通过初级社、合作社、人民公社收归集体所有，实际上变成了政府所有。集体经济组织只能在土地上种植庄稼，而政府可以通过土地征收，把农村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然后进行房地产开发。这种赤裸裸的掠夺，使得数亿农民兄弟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这种可以和“圈地运动”相比的资本主义，使得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而在农村自治组织发展过程中滋生出来的“黑恶势力”以及传统家族势力，则进一步剥夺了弱势群体生存的权利。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群众，源源不断地涌向北京。他们或许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但他们正在以这种悲壮的举动向共产党抗争。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就是看到了中国农村土地革命之后产生的严重危机。他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并且在土地上自由地耕种，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可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的“开发区热”，到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房地产热”，掠夺农民土地的运动如火如荼。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实行分税制改革，将大部分税收归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利用获得的税收，建立了一系列庞大的工程。而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培养了一个又一个腐败的家族，少数人从国有资源配置中获得了巨额财富。不仅如此，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由于部分权力家族与西方跨国公司合谋，实行低价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的策略，结果导致中国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财富在倾刻成为西方投资银行的囊中之物。这样的改革天怒人怨，用当时国务院总理的话来说就是“民怨沸腾”。

    所谓第四代领导人上台执政之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把改善民生作为改革的重点。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他们在各个阶层不断地用合法的方式阻挠改革。所以，无论是价格体制改革、所有制体制改革、劳动体制改革，还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面临着重重困难。第三代领导人正是利用了社会改革所产生的矛盾，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地盘。

    人走茶凉本来是政治常态。可是，当第三代人逐渐谢幕走下舞台的时候，第四代领导人才感到寒意袭人。必须庄重地指出，所谓第三代领导人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动宫廷政变，第三代领导人除了继续在人事安排上发挥影响之外，还没有把整个国家的财富变为自己的财富。就这一点，我们应该把第三代领导人和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君主区分开来。当美国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华莱士采访第三代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时候，曾经把这位可爱的技术专家称之为独裁者。这位技术专家毫不客气地说，世界上有公开宣布退休的独裁者吗？现在看来，如果江泽民能够更加利索地退出政治舞台，或许他的背影更加精彩。

    在第三代领导人执政时期，中国的政坛丰富多彩。能歌善舞、善于表演的江泽民，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曾经让世界人民的眼睛为之一亮；而那位无所顾忌的铁面总理，则让国内外的学术界透过一个特殊的窗口看到了中国执政党的许多玄机；表面看来无所作为但实际上大有作为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则默默地在水利工地、电力建设方面发挥自己专业工程师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组合，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得以延续的重要推动力量。假如，仅仅是假如，在一个城市或者在一个地区，出现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那么，这个地区将会有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这个地区的人民将会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这个地区将会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转型的国家，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缺乏深入的研究，对宪法缺乏起码的尊重，对人民缺乏起码的关注和同情，那么，在执政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民不聊生。

    发展市场经济，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就是实现主权在民，就是将财富重新分配到人民的手中；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则是通过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民争利。当前中国公众之所以表现出政治冷漠，就是因为他们不愿在意识形态领域浪费更多的口舌，他们只是希望看一看那些高呼共产主义口号的领导人是否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是否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在共和国的要害部门，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聚敛了多少财富。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所谓知情权。很遗憾的是，拍胸顿足、信誓旦旦的共产党领导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满足他们的这项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这个执政党还有什么样的指望？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人类最美丽的政治党纲，让共产主义成为人类的梦想。但是共产党的执政者正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彻底打碎人类的梦想。共产党将自己包裹起来，希望通过自娱自乐，实现完全执政。但是纸包不住火，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共产党执政团队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