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精官简政

杨本华


    国内媒体曾经报道，山东省沾化县政府有一个县长，下面设有6名副县长，再设了15名县长助理。这22人祇是县政府的领导班子，中共县党委、县人大和县政协3大班子自然还有书记、副书记，人大主任、副主任，政协主席、副主席以及一大群常委。仅这些个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就能坐满一个会议室。这个县虽距离省会约200公里，却是一个省级贫困县，全县人口40万有余，年财政收入多则2.8亿元。可副科级以上的单位近200个。这近200个局、办、乡、镇等机构有“吃皇粮”的大大小小官吏多少个，报道的媒体未曾言及，但看官祇要从县政府班子的数量推而广之，合理推算，便不难得知这个县的“公仆”数量之可观了。因为“拿村长不当干部”，所以这里的“心算”祇从“吃皇粮”者计，包括数以百计的村支部和村委会班子，尚未统计在内。这祇是一个沾化县的官场人员估算，全国有近3000个县级行政单位，七、八、九、十品官员有多少，至今没有人做详细统计，即便进行概算，也很难算得清楚，实因七品之下的小吏多如牛毛，根本难以统计。

    研究政治史的历史学家对我国历朝历代的官民之比进行过一番分析计算，这里撷取几个有代表意义的数字：在“文景之治”的西汉时期为1比7945.“贞观之治”的唐朝前期为1比3927.到了元代成宗时为1比2613.清代康熙大帝治国时为1比911.到了1949年，中国大陆的官民之比大致为1比600.进入了21世纪，这个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财政供养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达到1比28.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官民之比也不尽相同。举例来说，陕西省为1比34，河北省是1比40，河南省则为1比41，山西省是1比27，宁夏是1比24，青海省为1比22.从统计数据看，经济发展愈是落后，财政供养的“公仆”越多。在山西省32个几乎发不出工资的贫困县，其中居然有8个县的官民之比在1比20左右，内中有个大宁县，曾有报道说县里的官民之比达到破天荒的1比13.另一个数字又破了这个纪录，媒体曾经披露在陕西省的黄龙县，竟然已是9个农民供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你说可怕不可怕，已达西汉初期的900倍之多！

    官民比例从古至今愈来愈低下，自然是不争的历史真实。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封建等级制在作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皇帝的“家天下”，也是将相们的“官天下”，祇要当上了官，不但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而且好处和特权滚滚而来，挡都挡不住。中国在三四千年的岁月中，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几年前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中指出，公务员作为官员的代名词，无可争辩地高踞于全社会的“金字塔顶端”，是国人向上层流动的不二法门，也是社会成员在流动过程中心仪的终极目标。社会成员在“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种态势下，一旦激流勇进，官运亨通，“流”入了“公务员”的圈子里，立马美美地品尝到了权力这个“桃子”的大大甜头，工资收入、医疗保健、汽车住房、曲意逢迎——不知多少好处和甜头纷至沓来，令“公务员”们喜不自禁，乐不可支，真个是春风得意。所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祇不过是一个早已无人提及且虚头麻脑的口号，而“升官”者，“发财”也，才是社会活生生的现实定势。自古以来，圣贤们异口同声地呼喊“以人为本”，而实际全社会奉行的却是“以官为本”的准则，这一点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时至今日也没有人从潜意识中会否认这一铁的事实，如今一些省市实行了副厅级以下官员的考试录用，君不见许多民营企业主以及职业经理人对此趋之若鹜，报名参考者甚众。“工商业主争当公务员”是个较新颖的事物，因为即便是十分成功的企业主，对于当今“官本位”的理念也是信服的，对于“乌纱帽”异常敬畏仰慕，“公务员”这一名利双收的身份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磁吸力”实在不可抗拒，无怪乎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各地公务员的招考报名无一不火火爆爆。就连大专院校的教师和社科研究部门的学者，大多也在巴望机遇垂青，成为权力机器上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进入中枢“智库”，成为决策人的幕僚人士。这种价值观念经过多少年多少代的浸润，早已形成思维定势，深深地植根于大多数国民的心田，无论口头上怎么说，而在“灵魂深处”心悦诚服于“官本位”，认同于“以官为本”，遵从“以官场为中心”的潜规则。“商人从政”和“文人当官”等社会现象，究其实质无不是围绕权力一元化这个中心演绎拓展的。去年9月5日在广东省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省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刘纪显副主任指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怪现象，认为学问做得好，就一定要当官，不当官人家就认为你有问题。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说：“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

    西安市委党校教授胡觉照写了一部小说，名字叫作《漩涡》。内中叙说了官多为患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祇有30万人的八水县，“吃皇粮的干部”有1.4万人，官民之比达到1比20.5.“县太爷”们享受“超七品”待遇的74人，享受“正七品”待遇的120人，享受“从七品”待遇的686人。这些令人咋舌的数字，虽然出自小说，但都有根有据，决非空穴来风，杜撰放大。有明眼者称“无论你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什么地方，都会感到书中描写的人物事件是那样熟悉，仿佛就发生在自己身边。没有特指而又无所不在，正是《漩涡》之价值所在”。

    从社会的真实存在中，我们早痛切地感到了深深的弊病，其中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官多百弊生”，具体体现在官员编制失控，导致财政开支持续上升；其次是有关组织架构的精简等政策，都是“一风吹”，不仅未得到实质精简，反而形成编制愈来愈超规，导致官僚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活动日趋严重，第三是长官意志凌驾于法制和组织原则之上，导致监督与制约机制失效，导致官商勾结、买官卖官等腐败状况禁而不绝，愈演愈烈。有权威人士疾呼，机构膨胀和官员速增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即使以新中国为例，官民比例的急剧变迁也是令人极度忧患的。1962年在北京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亦即七千人大会之时，全国县级干部编制为5370余名，这一数字在2002年达到23万7500余名，2005年这一数字又膨胀到了30万5000余名。近年这个数字还在与日俱增，以地厅（司局）一级干部为例，按编制规限，这一级正职为4584名至4865名，到2006年底已达到11075名；这一级副职规限为16840名至17410名；而到了2007年初已达到86580名。正副相加，在职地厅（司局）一级干部（不含军队干部）总数已逼近十万大关。

    自中国，把“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忧国忧民者早就痛切地感到，精官简政，必须雷厉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