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记者、院外活动家、人权勇士

（北京）陈子明


    首先祝贺高瑜大姐有关八九民运的文章结集出版。我和高瑜曾是《经济学周报》的同仁。何家栋先生是当时的《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也是我和高瑜共同的良师益友。本来应该由何先生来写这篇序，可惜他已经在两年多前离开了我们。借此机会，再次缅怀何先生的思想业绩以及他对高瑜和我这一代人的启迪帮助。在这篇序中，想要谈谈我所知道的《经济学周报》和我所知道的高瑜。

    我早已听闻高瑜的大名，与她接触却比较晚。何家栋先生和王军涛、张伦先后成为高瑜的密友时，我还没有和她见过面。是在高瑜来《经济学周报》以后，我才与她建立工作上的联系。现在，老朋友有的去世，有的亡命海外，我和高瑜在历经劫难之后，已经成为老战友和好朋友。


杰出女记者


    1949年以前，中国新闻界颇有一些著名的女记者，但是到1949年以后，这些昔日的艳丽花朵就纷纷雕谢了。1980年代以后，高瑜可以说是中国女记者中的第一人。

    高瑜1980年调到中国新闻社专稿部，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专稿部的主要任务是采写专访，这十分符合高瑜的性格与兴趣。她先是采访文化和学术名流，以后逐渐转向采访政治人物，并开始撰写深度的时政分析文章。

    高瑜首次专访的对像是80岁的作家冰心和她的丈夫、79岁的社会学家吴文藻。这篇专访顺利通过审稿，很快在《北美时报》和香港《镜报》杂志同时刊出，高瑜的名字也第一次为海外知晓。此后，她陆续采访了巴金、夏衍、曹禺、赵丹等著名作家、艺术家，还有一批科学家、学者；以及两位特殊人士：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和林彪的独生女儿林豆豆，造成了相当的轰动。高层政界人士，她采访过陆定一严慰冰夫妇、万里、方毅、谷牧等。她的关注点逐渐聚焦于一些政治敏感人物：刘宾雁、吴祖光、张显扬、郭罗基……。接下来，她就注意到了王军涛和我这一辈人。

    高瑜加盟《经济学周报》后，特约了胡绩伟的3篇专稿《树立民主的权威》、《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必须同步》、《加紧新闻立法，保护新闻自由》和邵燕祥的三篇专稿《中国需要皇帝吗？》、《久违了，王力先生》、《为新权威主义补充几条证据》；自己撰写了7篇文章：5篇报道和两篇对话。5篇报道的标题分别是：《于光远说：经济发生困难时特别要警惕回潮》、《新权威主义 是‘精灵’，还是‘老鼠’？》，《苏绍智谈深化改革的障碍》，《九十年代是政治改革的年代 严家其提出建立“政治责任制”》，《童大林说：“人类在新启蒙中” 中国的危机本质上是人的问题》。在第二篇报道中，高瑜指出：“‘新权威主义’的主张至少有三点难以和‘旧权威’划清界限。其一，强调的都不是政体、而是领袖，是强人政治；其二，主张民主要在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之后才能发展和繁荣，无视民主具有发育人的潜能，最大调动人的积极性，实际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的作用；其三，主张民主实行必须在训练之后，否则在一个民族没有民主素质情况下一搞就乱，否定民主祇有在民主之中训练和孕育的基本事实，包括‘五四’、‘中共夺取政权’和‘四五’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事实。”

    长篇对话，是高瑜喜欢采用的一种深度报道方式。早在1986年底，她就安排了邓朴方拜会当代文豪、如今也成为残疾人的巴金先生，用摄影机摄下了白发对黑发的一组珍贵镜头，然后写下了一篇《巴金与邓朴方关于人道主义的对话》，发表在《镜报》月刊1987年1月号。高瑜在《经济学周报》发表的对话是：《关于时局的对话——严家其：中国不容出现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  温元凯：改革的停滞比失败还要严重》，《站在今天说话——夏衍 秦晓鹰关于“五四”的对话》。两篇对话都分为上下篇，分两期用整版篇幅刊出。

    在夏秦对话中，90高龄的夏衍先生说：“今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那时候就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五四’一方面是爱国主义运动，一方面是人的解放。后来我们把这些口号都还给资产阶级了；实际上共产主义者正是要讲平等，要讲自由，要讲博爱。……文化大革命就是讲神道、兽道嘛。”“忽视人权、蔑视人权是公众的不幸，也是政府腐败的原因。”“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有一个自我调节的功能，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科学和民主上。……过去讲的资本主义那一套实际已经不存在了。‘相对贫困’已经没有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现象也没有了。”6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说出这些话，简直是振聋发聩。

    比夏秦对话影响更大的是严温对话。“六四”后《经济学周报》被取缔的直接原因就是高瑜采写的这篇对话。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陈希同的点名批判，正好从反面说明了高瑜文章以及《经济学周报》的影响力。

    香港记者韦晓燕女士曾以细腻的笔触写下了她对高瑜的近距离观察：11月她被调到著名的《经济学周报》担任副总编辑，我借公干去京特意看望她。那天上午，正赶上她在写稿，她祇给我冲了一壶茶，端了盘水果就坐到书桌前了。祇见她的笔在纸上旋动，阳光照在笔上，一闪一闪的发亮，好一幅废寝忘食图。中午，她的大笔己落成，封好信袋，电话通知了编辑部来取稿。她才对我说从整理录音到动笔写稿已30几个小时没睡觉，此时她不想饱餐，祇想饱睡。事后，我才知道她那天完成的，就是轰动海内外的《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这是在88年11月16日，由于光远倡导，由戈阳组织召集的另一次“北京饭店会议”上，她利用会议休息期间，对严家其和温元凯进行的一次采访。这篇“对话”“六四”之后，被陈希同点名为“动乱暴乱”的政治纲领，以笔者之见通篇励治，无一言言乱。“

    好文章是记者敏锐眼光与辛勤劳作的结晶，高瑜奉献给世人的每一篇杰作，无不凝结着她的智慧与心血。


院外活动家


    1989年4月号的《镜报》月刊上，刊登了高瑜采写的全国政协委员、《镜报》主编徐四民和5位青年学者3月22日晚的座谈纪要。文中所说的5位青年学者，就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所务委员陈子明、王军涛、闵琦、陈小平、刘卫华。在座谈中，我说：“对正在由自发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的知识分子，仅仅小恩小惠来收买，给个局长、部长当当是不行的，而且参政方式祇开后门（靠亲友、秘书等关系得以打个小报告）也是不行的。要开前门，要容纳具有参政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国是进行公开讨论”。陈小平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具体政策提建议固然重要，但是能否就人大本身改造提出问题、建议，能解决规则问题就更重要。”“‘人大’自身的改造，是建设民主政制的必要环节。……人大和政协应成立俱乐部和专家小组，应拨给经费以长期研究、提出专家方案。对‘两会’的改造，要采取渐进式，要通过一次次技术性改造。把中国转向民主制，既需要思想、观念等这样大的准备，也需要对具体的运作规则具体方案，以至很小的技术性措施进行改造，这样实行七条、八条之后，整个国家的体制就会改观，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就有望实现。”高瑜给这篇纪要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题目：《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

    《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再次引用了这句话。《经济学周报》的评论员文章指出：“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是在学生运动形成压力后，学者来讲道理，说明危机的原因，社会应怎样发展；在此基础上是专家拿出可操作方案，最后由政府在专家方案范围中决策。”但是，在政府自身处于分裂的情况下，就必须由最高权力机关来决策。“我们要求全国人大立即召开特别会议，根据宪法确立的原则，通过合法程序，对学运性质进行评议。将民主从马路上引向人民大会堂。”

    将民主引向人民大会堂，意味着促进议会政治的形成。议会政治活动分为院内活动与院外活动，以及两者之间的结合。1977年至1989年间，在这些方面都曾经有过可贵的尝试。

    先说说院内活动。早在1977年11月，郭罗基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在市第七届人代会上，以北大的“揭批查”为实例，批评以吴德为首的北京市委。当时中国最高掌权者华国锋对此表示：“一定要把他压下去”，结果人代会延期五天，组织对他的围攻。1980年9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经过于光远等理论务虚会派的推动，北京代表团170多名代表就宝钢工程建设问题向冶金工业部提出质询，成为“共和国第一质询案”。1981年2月，在北京市海淀区第七届人代会上，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陈子明、北京大学胡平、中国人民大学韩宇红、北京师范大学李世取、北京钢铁学院李讯、中央民族学院罗维庆等学生代表联合其他代表共11人提出议案，要求将由我起草的《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和议事规则（草案）》以及《对<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和议事规则（草案）>的说明》印发各位代表；并将该草案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并表决通过。邓小平、陈云等人用先开党员预备会再开代表会的方法，把这种院内活动打压了下去，直到1988年才得以复苏。这次扮演挑战者角色的是刚刚从台湾回来的人大常委、前立法委员黄顺兴，他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大会的举手表决中投下了“第一张反对票”，并提出如下提案：一、设秘密投票点；二、要改变人大委员长不是常委中产生而是由中共指定；三、要改变国家三个最重要的职务国家主席、委员长、总理的等额选举。

    再说说院外活动。1988年4月，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社会学部兼中国民意调查中心（理事长丁望、主任陈子明、副主任白桦、李依萍）对1172名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涉及代表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财政经济政策等的意见和态度，并对他们自身的政治认知和议政能力进行了测量。调查结果的分析数据表明：人民代表的政治认知和议政能力颇不足，作为人民代表的角色感尚差，但对人民代表的职能有较清楚的认识。人民代表所关心的主要是：党风、物价、社会风气和教育。《人日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香港《文汇报》等报道了这次调查。这次调查既是对人民代表的一种了解，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政治启发。在掌握了全国人民代表的通讯地址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准备系统地向他们发送宣传材料。1989年3、4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李曙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陈子明、陈小平），首钢法律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于浩成、张宗厚）等，就民间修宪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宣活动，并明确指出了“发展议会政治”的方向。

    关于院内活动与院外活动的结合，也可以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在1979年初夏：一批理论务虚会派的全国人大代表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对汪东兴中南海超标盖房提出质疑，民刊《北京之春》则在西单民主墻上贴出大标语和大字报予以配合。大标语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汪东兴欺骗中央动用公款七百万元营造私宅必须受到党纪国法制裁”。大字报是我为《北京之春》第七期撰写的编辑部文章《对法律的严峻考验》。文章“要求五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撤销往东兴的代表资格，要求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全面审查、严肃处理汪东兴的违法乱纪行为，勒令其退赔侵吞的人民财产，并将调查和处理情况公布于众”。另一个是在1989年初春：七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温元凯与陈子明、曹思源等达成口头协议，由后者向前者提供系列的议案草案及相关说明文件。

    在八九民运中，院内活动与院外活动的结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邓小平从全国调集几十万军队到北京，把坦克装甲车开上长安街，不仅仅是要镇压学生运动，更是要恐吓、威慑党政军机关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扼杀刚刚露头的议会政治萌芽。在“六四”镇压之前，与人大常委胡绩伟保持密切联系的高瑜和曹思源成为第一批被捕的知识分子，表明“六四”黑手邓小平、李鹏、陈希同之流，最害怕的就是院内活动家与院外活动家的联手，用新的“议会政治”合法性来取代旧的“老人政治”合法性。

    由于高瑜经常向前《人民日报》社长、现任人大常委胡绩伟约稿，两人关系很熟，因此她在八九民运中扮演了院内与院外政治联络员的角色。下面是高瑜在《浴火重生》中的自述：5月21日是星期天，早上我与胡绩伟先生通电话，他要我代表他立刻去天安门广场，去劝学生撤退，他说，祇要退出广场，发表个声明也可以。我回答：“今天是星期日，能不能明天多联系几家报社一起去。”他说：“不成，我恐怕来不及了。我的儿媳医院已经在发救护包了，当然不是给学生预备的。”我答应了他，我在马路上截了一辆小面包，拿出记者证，搭车去了广场。凭记者证我祇通过最外围的几道人手拉成的防线，到了纪念碑下怎么也进不去了。我遇到一个叫李亚的科技大学的学生代表，他骼膊上有张伦用钢笔签的名，可代替通行证，他带我走上纪念碑。我们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一名负责人，祇好到广播站广播王丹、张伦，等了近两个小时也没人回应。最后，我们还是在纪念碑上一个帐篷里，找到在旮旯里睡觉的王丹。我对他说我是代表胡绩伟先生来的，我把应该说的话都对他说了，当我说到“撤离广场”几个字，围观的一个人一把抓住我的胸口，问我是干什么的，王丹挡住了他的手，指着我说：“绝对可靠。”说通了王丹，他又找来几个学生领袖，我又重复劝说了一遍。他们几个人到一旁开了个临时会议，开完后告诉我他们同意撤离广场，但要发表一个声明，声明还要由广场各高校的代表决议。他们责成王丹起草声明，这时王丹对我说：“高老师，我头痛的厉害，你就帮我起草吧。”征求王丹的意见，就叫“告全国人民书”。事关紧急，斟酌不了许多，我从地上捡起一块大字报纸，就起草起来了，具体写了多少条我已经忘记了，但我记得首要一条是军队不进城，广场的学生组织立即组织学生撤离广场，署名是天安门广场高校学生代表。起草完毕王丹先拿给几个负责人看，后来又通过广播，在纪念碑上召集各高校代表开会议决。经过相当的争论，最后通过了。又是李亚带我走下纪念碑，正好遇到中央工艺美院一辆面包车给广场送来一筐西红柿，李亚和我就搭这辆车一起到煤渣胡同三号《人民日报》宿舍胡绩伟先生家。李亚和车上的两个人都进去了，胡绩伟见到学生是那样热情，连声问：“王丹来了没有？王丹来了没有？”他的老伴和全家人也都迎了出来，又送面包又送水，对待学生的诚挚和亲热让我十分感动。我到里屋用白纸重新抄写上述声明，胡老就与学生们攀谈起来，宗旨就是劝学生退。我抄写好后，正好看见胡老坐在沙发上，向学生左右挥动双拳说：“敌进我退嘛！”我请胡老审阅，他在两处增加了一些文字。修改好后，胡老要求我们立刻给报社送去，他说：“我可以给《人民日报》打电话。”告别胡老一家人出来后，我考虑让《人民日报》发表有难度，就带李亚他们直奔北京饭店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程翔、刘锐绍都在，他们帮助我复印数份，我请他们发表，随后到广场把原稿和复印件交给王丹，祇留下一张又送到西长安街的《科技日报》，并给孙长江副社长打了电话。我回家时，已星月当空……

    第二天（5月22日），我和何家栋应严家其的邀请到社科院参加他召集的知识界座谈会，那天到的人很多，一个会议室挤得满满的，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会议当中，有人来找我，是我的一个朋友画家刘光恩。原来早上我离家后，胡老即打来电话，要我把声明改写成一份同样内容的致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交到人大常委会，这样上下就有个呼应。我丈夫急得不知道怎么通知我，正好刘光恩又来电话，就有劳他把胡绩伟的电话内容告诉我，刘光恩当仁不让，就赶到社科院来了。我把情况和何老交换了一下，何老表示同意，我就在会议上起草起来了，完稿后又请何老、严家其、苏绍智、李洪林看了看，他们都表示同意，但却遭到参加会议的相当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对和围攻。我必须完成胡绩伟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就和何老提前退场了。我赶到天安门，在纪念碑下祇找到前一天见过的王超华。她当即表示同意并签了字，由几名学生代表把公开信交给设在人民大会堂南门口的人大常委会接待处。

    胡绩伟曾对高瑜表示：“我已找到彭冲，要求由我们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学生对话解决学潮问题，彭冲已向一常委请示。”人大委员长万里当时出国访问了，彭冲是主持工作的人大副委员长。5月25日下午，高瑜接到胡绩伟的最后一个电话：“我的努力失败了，彭冲拒绝了。”

    胡绩伟的另一位政治联络员是曹思源。高瑜参与的主要活动是争取人大常委与学生对话，曹思源参与的主要活动是争取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曹思源和他的研究所同仁获得胡绩伟的授权，通过上门拜访和打电话及加急电报的方式，一共获得57名全国人大常委同意联署呼吁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而人大常委一共祇有135人。在此之前，5月17日已有厉以宁、江平等24名常委提出建议，5月18日已有叶笃正、冯之浚等12名常委提出建议。截至5月25日，联署者已经超过人大常委的三分之一。而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一旦召开，是有可能决定撤销戒严令和解除李鹏总理职务的，一些人大常委已经将此列为紧急会议的议题。鉴于此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局面，邓小平才在6月2日做出“决断”（江泽民语）：采取一切手段，立即实施天安门广场的清场，限定两天内完成。所以，“六四”不仅是对民众的屠杀，也是一次针对法定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

    6月3日早晨9时，高瑜被秘密绑架；同日中午，曹思源被秘密绑架。这充分说明，“六四”黑手在发动军事政变和反人民“暴乱”之前，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切断最高权力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联系，遏制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行使职权的可能性。高瑜和曹思源，则荣幸地被当局塑造成中国式院外活动家的样板。


人权勇士和英雄


    到1990年8月29日无罪释放，高瑜被非法关押了453天。很快，她就重振精神，投入到新闻工作中。她此后的报道重点，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六四”受难者与政治犯的人权保障问题。

    高瑜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曾是丁子霖的学生。她释放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六四”痛失爱子的丁子霖夫妇。此后，她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形成，发挥了自己的一份作用。

    8月30日我释放的第二天，我到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去看望丁老师和蒋老师。蒋老师先迎出来，随后走出的是泪流满面，因吃激素浑身胖肿的丁老师。几十年的师生之情一下子涌到我们的心底。丁老师嚎哭着，向我讲述了琏琏被打死的经过。我问她为什么《北京日报》报道琏琏是高三学生，丁老师愤怒地说：“那是他们造谣，他们想回避十七岁，未成年人的年龄，为此我去质问过我的同学，北京市宣传部长李志坚。”情绪稍微平静时，她批评我：“你太不注意保护自己了。”我又告诉她我介入学生运动的经过，我说：“劝学生退出广场，是我当仁不让的责任，我们想阻止的就是机枪、坦克和屠杀。”我们都觉得从“六四”开始，我们师生成为有着共同苦难的人了。

    以后我每月去看望丁老师一次，丁老师总是一遍又一遍向我哭诉，我一次又一次思考应该如何帮助丁老师从悲痛之中挺立起来。琏琏火化后，骨灰在哥哥的集体宿舍里秘密存放三个月，百日之祭，父母仍然舍不得将他埋葬，而是把他接回家，安置在爸爸亲手为他制作的一个木制的纪念碑里，碑中还存放着他求学时的心爱之物，碑的正面刻着爸爸隽秀的字体的碑文：“这短暂的十七年，你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又像真正的人那样死去，你将以人性的高贵与完整刻印在历史永恒的记忆里。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1989.9.11.”家中全部保留着琏琏的生前之物，小床、书桌、书籍都在原处放着，父母，亲人永远和这个优秀的少年厮守在一起，清明、周年忌日、冥辰、中秋、春节都要为他祭奠。琏琏的生日与亡日祇差一天，因此89年6月的挂历也成为家中珍贵的纪念物，用镜框镶在墻上，2日是红框框，3日是黑框框。我想这些都应该让世人知道，但不是我来写，而是让丁老师亲手蘸着流淌的心血来写，这反而能使一颗破碎的母亲的心修复创伤。

    1991年春节我问丁老师和蒋老师：“你们想不想把你们的心里话对世人倾诉？敢不敢让世人知道真情。”他们非常勇敢地回答：“敢。”很快我就得到两位老师完成的三篇文稿，一篇是对捷琏成长和死亡感人刻骨的记录，一篇是他们写给捷琏的信《让我们再亲亲你》，原件已随幼子淌着鲜血的遗体一同火化，再有，是丁子霖写的《我的话》，公开声讨了李鹏，这是“六四”死难者家属最先发出的声音，我把三篇稿子一同交给了“六四”两位最勇敢的香港记者，程翔和刘锐绍。

    “六四”后他们和社长李子诵一起被迫从香港《文汇报》辞职，正艰难地办着《当代》杂志。全文发表之后，影响之大可以想像，全美“学自联”最先给丁老师和蒋老师寄来信，称：“我们都是你们的儿子。”这种安慰胜过一切。随后，我又联系了多家香港报纸去采访丁老师和其它死难者家属。1991年4月底美国ABC找到我，我建议他们去采访丁老师，他们当然求之不得。我征求丁老师和蒋老师的意见，告诉他们“要做好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准备”。丁老师两个星期之后，给了我答复：“同意。”这个采访使全美国的母亲、全世界的母亲都听到了中国母亲丁子霖的谈话。她说：“两年来我在生与死之间几度徘徊，有时真想一死了之。但我终于选择了生。我既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安抚。但我要等待历史作出公正结论。”全世界都开始声援她，因为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是一个中国天安门母亲。ABC的采访，整个过程，每个人谈的话，每个人站的位置都被汇报给最高层，以后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将面临什么样的高压是不言而喻的。但我相信，再残暴的对待也比不上失去儿子的伤痛，站起来的她能够经受一切，会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高瑜释放的时候，大部分被抓的知识分子已经释放；在她之后，又释放了刘晓波等一批知识分子。最后被当局选择为政治牺牲品的，恰恰是她在《经济学周报》的同事——我和军涛。高瑜说：“1990年底，大陆政治空气空前恶化另一显著的标志是当局要对‘六四’逮捕的两名四五运动的著名知识分子陈子明、王军涛进行政治审判。陈、王都是我《经济学周报》的同事，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坚持稳健、公允、平实、持久的思想路线和政治态度的代表，他们是学运高潮时中共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亲自请去做学生工作的。……何家栋总编辑和陈、王的亲属详尽地向我介绍了陈、王案情进展，我认为对我是责无旁贷。我开始陆续向海外和香港报道陈子明、王军涛和他们案情进展。1991年初庭审达到高峰，我对陈子明、王军涛法庭上对八九民主运动的辩护都有全面而详尽的报道。”高瑜为我们的审判以及狱中的待遇和斗争，为多家媒体写过报道，其篇数之多，连她自己也记不住了。

    高瑜在《不能因为他们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任而审判他们——北京审判陈子明王军涛内幕》中大声疾呼：“（一九九○年）十一月下旬布什总统在刚结束的欧安会上取得英、法、苏三国对海湾的共识之后，用解除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裁的方式，换取了剩下的唯一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对付伊拉克问题上能够与西方合作。安理会十一月二十九日召开，二十四日在中国外长钱其琛动身访问白宫之前，中国政府突然对王军涛、陈子明等作了审判的决定。中国利用海湾危机打出的牌是‘向来不主张以军事武力解决国与国的争端，主张以和平方式进行对话’，这与在国内用武力镇压八九民运背道而驰，但是中国政府全然不察自己暴露给全世界的矛盾形象，也丝毫不顾忌现任总书记江泽民去年上任后不久对外所做的‘中国政府没有用任何法律手段惩处参加动乱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保证，现在突然要对王军涛、陈子明一批人进行审判，就是要借国际关系的转机，为重返国际舞台争回面子。王军涛、陈子明是中国当局自己选择的斡旋人，现在却要被送上审判台，这究竟是为什么？王军涛、陈子明是中国十年改革涌现出来的优秀、杰出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正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上起着积极的、不可代替的作用。不能因为他们优秀而扼杀他们，不能因为他能起到别人所起不了的作用而扼杀他们，更不能因为他们讲理性，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任而扼杀他们。”

    在江泽民执政时期，针对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曾以“人质外交”来回报。人们通常强调“人质外交”交换利益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它还有发泄愤怒的另一方面。这种两面性，在我和高瑜身上体现得最清晰。

    1994年5月13日，为了满足美国克林顿政府“有条件最惠国待遇”的“条件”，当局将我“保外就医”，而当时我本人并没有提出过申请，在狱方文件的“保外就医”“病因”栏写的是“皮肤瘙痒症”。1995年6月25日，为了对李登辉访美表示愤怒，当局将我重新收监，而此时我刚刚动过癌症手术，正在接受后续的治疗。1996年11月6日（北京时间），克林顿刚刚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当局又将我“保外就医”，为实现“克林顿—江泽民互访”铺下第一块垫脚石。

    高瑜的遭遇几乎和我一模一样。1993年，高瑜接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教务长发来的亲笔邀请函，邀请她去做访问学者。《经济学周报》的主管单位中国社科院3年没有给高瑜安排工作，而且连她的档案也不知去向了。此时，当局为了“申奥”向世界舆论和国际奥委会“送大礼”，提前释放了魏京生，对高瑜也网开一面。高瑜去找社科院，社科院这次很痛快，由办公厅和保卫局出面，迅速办理了出国手续，并且答复她“补档案十分简单，可以给办”。于是，高瑜订了9月23日飞香港的机票。但这一天是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投票日，高瑜想过了这一天再走，就将机票改在10月4日。结果，中国“申奥”失败，当局有气没处撒，就拿高瑜当了出气筒，于1993年10月2日再次将她逮捕，判刑6年。等到中国开始着手第二次“申奥”时，又拿高瑜打“人质牌”，于1999年2月15日将她提前释放。

    在高瑜丧失自由期间，国际社会给了她极高的荣誉。1995年2月，高瑜荣获世界报业协会颁发的“自由金笔奖”，也称为“世界最杰出记者奖”，每年祇评一人，高瑜是第48个。10月，高瑜获得国际妇女报业协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该奖专门表彰那些在不寻常和危险环境底下仍有出色表现的新闻工作者。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设立了“新闻自由奖”，各国政府都推荐自己国家的记者，共有三百多候选人，国际报业组织则推荐了高瑜。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首届“新闻自由奖”颁发给了高瑜。

    高瑜出狱后，于2000年5月又获得了一项国际新闻大奖。日内瓦国际新闻组织从1950年至2000年间选出了50个国家的50名新闻自由英雄。高瑜获选后，香港各大报的通栏标题是《新闻自由英雄，高瑜榜上有名》。高瑜在接受多家外电采访时，祇表达了同样一个意思：“中国优秀的新闻记者有的是，为争取新闻自由50年里遭受迫害比我严重的有的是，至于世界选择了我，是让我承担更多的责任。50年里中国从来没有过新闻自由，但是新闻自由同样是中国记者建设民主化和现代化的目标和旗帜。”

    “最杰出”、“自由”、“勇气”、“英雄”，这些称号高瑜当之无愧。严家祺最近写道：“高瑜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才华洋溢的、杰出的女记者，她的作品见证了当代中国历史，是她为正义、为新闻自由、为中国光明前途奋斗的历史记录。”我完全同意家祺对高瑜的评价。争取新闻自由和政治民主，在中国还是尚未完成的事业，前面还有荆棘和陷阱。我们会和高瑜大姐一起，手拉手，肩并肩，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艰难跋涉，直到理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