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经济复苏”隐患

（北京）杨光

一、中国是否真的“不差钱”


    今年春晚，赵本山推出了风靡一时的喜剧小品《不差钱》。此语随之成为新流行语。一个月后，温家宝总理说，“我们储备了充足的弹药”，“随时可以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方案”。这句话所表达的，即是官方版的“不差钱”。那么，中国真的“不差钱”吗？

    的确，与西方主要经济体相比，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政府的手头相对宽裕。中国任何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政府，可能都要比冰岛政府或美国加州的施瓦辛格政府更阔绰。在已经遭受了重创的西方金融体系面前，中国几大国有银行也有着明显的优势，流动性一如既往的充裕，不乏信贷大幅增长的能力。不仅如此，在西方金融机构胆战心惊全面收缩之际，中国银行业反倒愈加豪放，表现出了跃跃欲试的逆势扩张冲动。

    中国是一个高储蓄、高税负、高外汇储备却低工资、低消费、低社会保障的国家。我国民间历来有节衣缩食、量入为出的家庭理财传统，我国官府又历来有贪得无厌、横征暴殓的专制腐败恶习。陈志武教授曾以翔实的数据证明中共政府所占据的国民财富比例是多么巨大、中国的财产结构是多么头重脚轻。然而，一物降一物，“坏事变好事”，正是得益于此种畸形丑恶的财富存量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当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袭来，中国的长期劣势竟然变成了抗拒危机的即期优势。与赵本山的小品一样，这不无喜剧化的讽刺意味。

    不过，“不差钱”总是相对的。用中国统计部门惯用的一个时髦术语来说，所谓中国“不差钱”，乃是“结构性的‘不差钱’”。意即：中国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场合不差钱，而其他人、其他事、其他场合，则不在此列。实际的情形大致如下：其一，从资本结构看，官僚资本不差钱，民营企业大都很差钱；垄断资本不差钱，竞争性行业其实很差钱；投机资本不差钱，实业资本未必不差钱。其二，以中央、地方、民间社会之差别看，中央和省里大概不太差钱，县、乡、村多半很差钱；官府的支出或许不差钱，平民社会、工农家庭，则不可能不差钱。其三，以财政支出的流向看，政绩工程通常不差钱，民生工程必定全差钱；招商引资或许不差钱，教育医疗总是很差钱；与民争利的项目大概不差钱，扶贫济困的事情罕有不差钱。

    让我们以房地产业的资本配置情况来说明“差钱”与“不差钱”的“辩证关系”。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国房地产业已经率先“复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房价止跌回升，很快创了新高，各地的新“地王”也频频产生。一小块地皮动辄几十上百亿，真可谓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中国人的钱似乎真的多到没处花，只好往房子里糟蹋了。在有些人看来，这就是“不差钱”的铁证。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不是事情的全貌。事实是，敢于炒天价地皮、买高价房屋的企业和个人仍然只是极少数。“地王”只属于那些能够从银行得到巨额贷款的央企，或能够从股民手中行骗“圈钱”的上市公司。至于中小城市的普通中小型民营房地产企业，照样销售不景气，照样资金链紧张，照样有破产倒闭之忧。在购房者这一边，“差钱”与“不差钱”的对比就更加悬殊，“不差钱”的永远只是一小撮财大气粗的达官贵人和胡作非为的投机商，而无房可居、真正有购房需求的贫民家庭，是永远都差钱、差大钱的。

    房地产业是中国式“经济复苏”的缩影。它让我们产生的第一个忧虑就是：为复苏而采用的政策工具与手段，让那些原本就“不差钱”、且乐于糟蹋钱的人和事变得更加有钱，却让一直就差钱的弱势群众和公益事业变得更加缺钱。如此复苏，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岂非更加紧张？


二、中国式“保增长”何以可能


    在出口锐减、内需疲弱的情况下，中国今年的宏观经济目标是GDP“保8”。对大多数欧美国家而言，由负转正已经很不容易，8%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人们或许还记得，2008年初，当时的经济形势还一片火热，中国官方的GDP增长目标仅为“7 %左右”，09年风云突变，可谓大势已去，中国政府反而自我加码、高调“保8”。GDP目标的这种反常变化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随权力起舞的半吊子市场经济，可由政府拔高压低、颠倒乾坤、随意操弄。除此之外，也让人们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国政府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可使经济局势超然于全球性危机之外？它何以可能实现“保8”？

    近些年来有一种民间论调，叫做“中国独特”，与官方的“中国特色”略有不同。所谓“特色”是指中国人不适合自由民主，而所谓“独特”，是指中国人擅长于发展经济、创造财富。似乎是说，中国政府、中华民族在经济事务中拥有某些特别的能力与素质，别国、别族办不到的事情，我们是能够办得到的。持这种论调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当然，严格说来，“中国独特”并不错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得之于历史传统、人文风俗、政经体制、地缘环境、经济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也都有自己难以克服的独特劣势，此不独中国为然。比如，美国的民情、地理、文化、传统、建国历程、制度发展也经常被指为不可复制、难于模仿，亦谓之“美国独特”。但是，就算有某些“中国独特”不假，这岂是我们敢于逆流而上藐视世界经济危机的充分理由？

    中国政府反复声称其“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渡过难关、维持增长。让我们来看看，这信心、能力和办法从何而来？简析之，第一，所谓“信心”，一半是虚张声势，藉以鼓舞人心，另一半是因为国库和银行“不差钱”。第二，所谓“能力”，在中共当局的理念之中，不外乎有二：一是共产党手中有权，二是有权就可以支配经济、操纵市场，如此，则权力可化为能力。第三，所谓“办法”，无非是用党的权、去驱动国库和银行里的钱，以便刺激经济、干预企业、管制市场。

    其实，在经济危机时刻，各国政府拿得出手的对策与办法大同小异：一是扩大政府支出或减税，或二者兼用；二是降低利率或增发货币，或二者兼用；三是管制金融市场、支配国际收支，或政府干脆接管重要企业、直接指挥微观单位。这套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平常情况下很不受欢迎，尤其是不受保守派政府的欢迎，但当经济危机来临，凯恩斯主义忽然间变成了各国政府的香饽饽。这套政策的背后涵义是：市场自发力量不足为凭，比较被动、过于分散、难于集结，且实质上不成熟、不可靠，指望市场则不足以使受伤的经济从重大危机中有序复原，而此时的政府则可以越俎代庖、大显神通，既可以用财政投资去增加供给、增加就业，也可以靠政府采购去创造需求、维持繁荣。这套政策要求，当投资枯竭、私人资本因产能过剩、无利可图而不愿意出手的时候，政府应该拿纳税人的钱替私营部门去投资兴业，当个人和家庭因收入下降、预期变坏而丧失了消费信心，打算节衣缩食存粮过冬的时候，政府应该帮他们去花掉他们的存钱，以此让停滞和衰退的生产经营活动迅速恢复生气与活力。

    既然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是各国通用的危机应对办法，在此一层面，也就谈不上中国有什么独特优势可言。那么，说到底，中国应对危机的独特优势其实还在“制度优势”，即：政治不民主、市场缺自由的独特“优势”，重要的是，此一“制度优势”特别适宜于与大政府主义的凯恩斯理论相结合。因其政治不民主，刺激方案的制订、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出台无需公民参与、专家论证或议会表决，故收放可操之于威权，力度仅掌握于官府，常可收“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之奇效；又因其市场缺自由，经济主体受制于政府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经济资源受控于政府的比例更高，权力驾驭市场、市场追随权力之彼此配合的协同效应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加驾轻就熟，企业对政策的依赖与服从也更主动、更自觉。因而，政府实现短期政策目标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保增长”诚然要比自由民主国家简便易行得多。只要国库、银行、央企以及储户、股民、全社会的财富尚未被专制政府耗尽，政府就总归是“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的。即便财用枯竭，单靠夸大的统计创作或隐蔽的会计伪装，“保8”甚至“保10”，也都是极有可能的。此种增长与“复苏”，用网民们所发明的网络流行句式，我们应该称之为“被增长”、“被复苏”才是。


三、中国式“复苏”的三大隐患


    从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较去年下半年已经大为好转。随着中央财政资金的持续拨付和上半年超过7万亿的大规模新增信贷投放，固定资产投资实现了超过30%的高增长，订单下滑、投资萎缩的普遍状况似不复存在，减产、亏损、撤资、裁员的汹涌势头似已扭转，发电量、CPI、就业率、出口额的下滑也趋于缓和，企业盈利虽仍在下降，但降幅逐月缩小。人们普遍相信，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年初的恐慌将是一场虚惊、有惊无险。与此相应，股票、房产价格则呈现报复性、泡沫化猛涨。看起来，中国经济必如党所愿，“保8”十拿九稳，是不成问题的。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V型”反转已成定局。无疑，这又被认定为“党和政府”的大功劳，中共当局当可自封为对付经济危机的世界冠军。

    然而，中国式“经济复苏”并无太多值得称道之处。用相同的投入、同等的代价做同样的事情，其他国家、其他政党大概也能做到。首先，从短期看，当前的“V型复苏”还有些夸大其词。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并未准确到位，天量的信贷投放更并未命中既定目标，政策效果还很脆弱，与预期也有所偏离，不尽如意。其次，从长期效果论，复苏的前景极不牢靠，资源配置、经济结构有可能被政府干预行为更加扭曲。若全球性危机的时间延长，则政府对市场的超强干预与管制将制度化、长期化，极有可能变成一场对市场正常功能的大剥夺、大破坏，从而，可能使中国的半吊子市场经济彻底沦为政府繦褓之中永远发育不良的瘫痪儿。

    在经济增长的健康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方面，今年的经济“复苏”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隐患。

    第一、资产泡沫化和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共产党不是天使，庞大的中央财政资金以及由“乘数效应”带来的地方政府配套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将对中共的几千万贪官污吏形成巨大的诱惑，使他们更加野心勃勃，蠢蠢欲动。这注定了这批资金会有很大的比例流入其不该流入的地方。即使这几千万贪官污吏都循规蹈矩，自愿不发国难财，我们也不能保证国库和银行的钱都准确无误地进入有效率的配置轨道，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掌权的官员们都足够聪明，有准确的判断力和恰到好处的执行力。因此，积极财政、宽松货币的着陆点未必正确，真正缺钱、也有能力还钱的企业未必能得到帮助，本来就“不差钱”的领域、本来就应该被淘汰的部门却有可能不得不吸收消化大量涌入的套利资金。事实上，无论中央政府如何三令五申，一定会有大量的资金趁机进入投机领域。据测算，今年上半年7万亿新增贷款之中至少有大约30%已违规进入了股市、楼市，成为股价、房价飚涨的第一推手。可以预计，当它们撤离的时候，又将造成股市楼市的剧烈震荡。从短期看，错误配置的资金将使本该破裂的资产泡沫得以维持，为未来更惨烈的破裂留下伏笔。从长期看，当源源不断的新增资金不能被一个充满活力、高效循环的经济实体所有序吸纳，必将在商品市场寻找出路，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

    第二、国进民退、经济结构长期恶化的可能性。去年经济下滑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竞争性领域中的民营中小企业及其就业人口，但是，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拯救方案最大、最终的受益者，却并不是这些民营部门，而是国企（尤其是央企），其中，本无危机之虞的垄断型国企反而受益最多。这是因为，在国企与政府、垄断部门与贪官污吏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利益关系。掌握绝对权力的政府官员既不可能面面俱到，也做不到一视同仁，他们只能是以我为中心，亲疏分等、缓急有别。比如，政府可以对珠三角成批倒闭的中小企业漠然处之，却绝不可能对中石化或国电集团的求助信号置之不理。所以，经济危机削弱了民营经济，而政府抵御经济危机的选择性救助措施又壮大了国有经济，一减一加，其后果不外乎国进民退，劣胜优败，不仅拟议中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遥遥无期，反而使经济结构长期恶化。最近，就有从未涉足过房地产业的央企肆无忌惮以天价竞标争“地王”，这是一个警告，这说明纳税人的血汗钱已经成为近水楼台者兴风作浪的风险资本，一些人的生存危机已经变成了另一些人的投机盛宴。

    第三、金融体系被实体危机拖垮的隐忧。前面说过，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优势”在于政治不民主、市场缺自由，共产党有权+国库和银行“不差钱”+半吊子市场经济。但是，“不差钱”的优势是相对的、暂时的。中国政府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是“一锤子买卖”，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消耗战，是不可持续的，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必定要回调的。如果明年、后年、至多三年之内，若世界经济并无根本好转、中国的出口市场长期不能恢复，那么，这笔“复苏”买卖就可能要落空。届时，中国政府已耗尽了“弹药”，国库和银行势必加入到“差钱”的行列，再也无力实施新的刺激计划，再也不可能以从容的态度、持续的力度维护疲弱的市场，等待着我们的，就将是无米之炊。实际上，中国政府在推出其经济刺激计划与宽松货币政策时押了一个宝，赌美国、欧洲能在我国计划完成之前的短时间内企稳反弹，到时候出口回复如初，再政策回调，加税加息，一切照旧。但这一前景是不可靠的，至少，这已经超出了中共权力的掌控范围，它无能为力。谁也无法准确预料美国人、欧洲人何时可恢复其消费能力。中国有高达40%的产能服务于以西方为主的国际市场，若欧美复苏延迟，仅靠国库、银行所创造的临时性需求来填补国际市场的空缺，短期则可，长期必败，这是无疑的。而若败局到来，财政投资泥牛入海不说，新投入的信贷资金也将转化为坏帐，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将被实体危机所拖垮。             （2009-8-23）◆，长期必败，这是无疑的。而若败局到来，财政投资泥牛入海不说，新投入的信贷资金也将转化为坏帐，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将被实体危机所拖垮。             （2009-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