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六十年的变迁

（广州）华夏


    从1949年到 2009年，中国度过整整60年的甲子轮回。今天中国面临60年不曾有过的全球的新局势是：西藏 “3.14”拉萨事件、新疆“7.5”事件；中国特色的党政腐败面临“高官腐败”“国企腐败”“洋腐败”三头并举：“群发事件”因公民权利冲突而风起云涌。以往60年当局惯用的“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已经与60年之后的中国巨变不合。未来中国一端是，历史前所未有的上升期；另一端是社会堆积、凝聚的矛盾进入爆发期。


执政党的权威与合法性再遭质疑


    中国60年之际，全国“突发事件”“群发事件”又纷纷而来。面对这种全面“冲突”，是延续60年的“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宪法》规定）、“暴力革命”，还是以公民为先导来全面缓解执政党与公民间的矛盾？12亿多公民与7500万党员的“投票”模式，又怎样建树起在绝大数公民与国家权力与威信？拥有75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的权威与合法性，要不要绝大数12亿公民来认可？未来中国的新国略——“法制中国”真要建树吗？不建树“法制中国”，中国还有其它路可以走吗？

    在中国国庆60年之际——2009年9月前后，中国北京的重头戏就是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届时中共执政党的最高核心层将集中同时亮相在人民大会堂，这“焦点”恐怕比“国庆”60周年还要是“重大”，中国政局60年来的概莫如此。按照中共5年一度全国大会的规则，选举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5年中还要召开几次全体会议，随时检讨和出台重大战略决策。“四中全会”还特别担负着为下一届中共全会继往开来的60年至今的转承，这就是为未来中共“十八大”的全面组织工作、人事安排而进行布局。

    值得当局深刻反思的是：西藏 “3.14”事件、新疆“7.5”事件证明，坐在中共最高决策层的“办公室”里，无力阻止流血“革命”。怎样调和中国社会更加严峻的社会矛盾冲突，还有那些举国上下层出不穷的“群体突发”事件等待发生，是执政党面临的巨大难题。

    2009年以来，接二连三的社会群体事件，无论是石首抢尸案，还是通钢工人罢工案，事件规模及“惨烈”程度都为60年历史之空前，挑战了执政党60年的权威地位。更不必说因地方政府不作为而导致的环境污染、环境灾难、民众“中毒事件”层出不穷，公民的生命受到越来越多、更严峻的真正挑战。最近中国官方新华社旗下《嘹望》主张解决这种“社会冲突”，重点讨论“如何实现党内民主、加强内部约束和制衡，以强化反腐机制”——“反腐败”成中共“律己律人”最最关键的一步“险棋”。


“反腐败”走进历史死胡同


    中共现在面临一系列挑战，执政党的“反腐败”几乎也走进历史反反复复的“死胡同”。从严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到国家医管局局长郑筱萸被判处死刑，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绳之以法，中共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腐败爆发，几乎搅乱了广东省上下整体党政格局。湖南省郴州市党政全军覆没更是尖端无比，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中共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化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文化部党组书记于幼军、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党政官员腐败大案。

    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的被称为“头号央企”的国家部级企业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中石化集团总经理陈同海等腐败，又将中国垄断国有企业腐败推向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峰。在中国党政、国企普遍腐败泛滥成灾之下，又爆出美国在华跨国公司行贿案件。美CCI公司近日承认贿赂中石油、中海油等中国企业人员，涉案的中国公司已有9家之多。类似的事件有此前的沃尔玛案、朗讯案和西门子案等。看到这样的报道，中国公众立刻会产生一系列疑问：这些商业腐败行为为什么不敢在美国进行，而是由美国企业到中国来进行？发现“洋腐败”者，不是由中国有关部门自己发现，而是由美国机构向中国爆料？为什么美国公司在美国国内不敢行贿，在中国却大胆行贿？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仅2009年1—6月份上半年，中国就有9158（为县处级以上）名官员被绳之以法。没有任何制衡的权力，在中国演出不见古人的空前腐败。

    中国一党执政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长期缺失，至今出不了笼。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无不深刻地分析道：几乎全球所有“法制国家”都在坚定不移的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唯独全球最大的中共执政党60年不变。若中国官员实施“财产申报”制度，将使中国贪官无处藏身。中国至今现役的5000多万党政官员中，“财产申报”制度成为举世“两难”的境地：倘若没有国家官员“申报制度”实施，中国党政腐败将永远没法得到遏制。


用“选票”来决定国家命脉


    今日世界，包括最强大的美、欧、日等“法制国家”，大都是以“选票”来决定国家命脉——国家领导人。就是连战火缤纷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等都是以“选票”来决定政府高官，“票”定天下。但中国60年至今一直都是中共党的“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等都是靠革命成功转型，然后确立合法的国家地位。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延续60年的议程是研究党的建设。党内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的呼声一直居高不下，也一直处于“原点”没有任何长进，包括基层干部直选。中共长期不实施“票决制”，中共乡、镇级由县级委员代表，县、市级又由省、直辖市级委员代表，省、直辖市、自治区级又由中央级委员代表，12亿多非中共党员公民，没有任何权力对这一党表示可否？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中共会议，有可能加速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他说，中共的领导层可能采取的步骤包括：促进更为直接的选举和采取更有力措施打击腐败，甚至要求政府官员公布个人资产。中国怎样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怎样将“革命党”转变成一个“合法党”——让绝大多数中国公民为执政党投上自己的“一票”，这是中国未来最重大的变化。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做客人民网“七一社区。理论论坛”，以“十七届四中全会前瞻党内民主和执政能力建设探讨”为题发表访谈话认为，要使干部更多的从纯粹只向上负责，变成向上负责和向下负责一致起来，他就要向下负责。向下负责就有一个授权的问题。一授权就要选举，一选举就要选择。中国执政党60年就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举”。

    王长江在总结中国60年历史经验之后深刻指出中共执政成本太高。应该从人类政治文明共有成果的角度去认识今天的党建和执政。像毛泽东那样独揽天下，反反复复革命，将不复存在。中国不需要“人治”，更不需要“治人”，最根本的需要“法制中国”。公民与政府发生矛盾冲突，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缓和达到共识。中国宪法一直注明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但这与西方民主概念截然不同。怎样将中共党的目标与12亿公民的利益的一致起来，这是未来中国国家存亡的关键所在。如果中国执政者不能很好的处置国民与执政者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那么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矛盾冲突”也在所难免，因为美欧法制国家远比中国社会更和谐、更民主与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