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黑社会的去路

（福建）杨银波

黑道越原始越残酷


    黑社会是恐怖组织与专制政权的最原始形态，乃指涉足非法空间，见不得阳光，却能于社会上形成一套潜规则，垄断行业，豢养政客，雇佣精英，广结鹰犬，做“土皇帝”，仿似“第二政府”般统治地方上的人民。其有效的统治，依赖于暴力、欺诈与统战，相对于国家机器而言，它弱势于没有强有力的军队。但这是在中国大陆，若是在金三角及某些拉美国家里，黑社会是拥有军队的，其武器装备及事实上的战斗力不容小觑。中国如此众多的黑道，虽死灰复燃，而且渐渐渗透政界，却仍然难以长期生存下去，是因之于共产党的法律体系及其武力后盾而言，它实在过于弱势，与历史上落草为寇的江湖之于军威赫赫的朝廷无异。为求生存及拓展，黑社会与政府如何周旋，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黑社会多是萌芽于贫困底层，最初不过是看透中国社会的弱肉强食特性，冲着灰色利益的巨大空间，无论是掠夺手段、涉足领域还是能力范围，都非常原始。成员一般由流氓痞子构成，小混混为最基层、最庞大的构成分子。他们为娱乐场所看场子，替代警察力量的“治安管理”；为摆平个人恩怨使用武力，替代律师与NGO组织的“维权”。这时的黑社会，无甚政治性，顶多是他人谋求各种利益的帮手。尤其是擅长打架斗殴的人，若够胆魄，敢玩命，就是凭一把菜刀也可以有自己的江湖地位。倘若还会点真功夫和神枪技艺，那就更是为人重用了。所谓“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比谁首先抢到第一捅金，任何人都要完成这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这时的小企业，乃至小门面，不是被他人动用黑白之道排挤，就是自己首先排挤他人，残酷而多变的利益争斗为黑道派上了用场。

    溪中养虾，塘中养鱼，河中养豚，经济实体的增大，伴随着黑道生存方式的演进。在地方社会，多数人不过是苟延残喘或是被欺凌的对象。寄生于大型企业的黑道实在只是少数，而寄生于民间更多蝇头小利之地的混混组织，却哪里都可看见。即使在极为普通的溜冰场、游戏厅、K歌厅、枱球馆、麻将馆，也可见许多这样的人环顾左右。这些场所，不过是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或秩序遭到干扰时，临时雇佣一帮人过来凑人多势众，即使真打，去明砍明杀者也是少数。这样的黑道，所得利益实在低微得很。他们也想拥有自己的第一桶金，只不过，这第一桶金来得极为残忍，多是从黄赌毒中得来，从收保护费的原始路径，发展成为一条仍然非常基层的上下线关系，直到控制一些小地盘的地下赌场、高利贷、六合彩接单、洗头房、非法煤窑，靠赤裸裸的“人吃人”，最终有了足够的本钱，这才跑到工商局去注册自己的公司。


权力寻租是必然过程


    黑道当然是非法的，但在中国乃至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其合理性。这种合理，是因为公民个体的发展，必须依赖于首先有原始资金的积累，哪怕是任何一个打工仔、打工妹，他们要想创业，就是寻求几万元的初步启动资金也较为困难。大多数人的最初，都是落寞无助，能靠亲友援助固然不错，但未得援助者多是大多数。想自己当老板，如何寻找这种启动资金，为高利贷的产生做了铺垫。网上就有诸多明目张胆的高利贷，声称无须担保贷款，最低可以贷一两万，最高可以贷几百万，只要一个身份证就可以了。缺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摆平恩怨所需。应了那句“有人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恩怨”，恩怨之争，也为黑道见缝插针提供了用武之地。从民工讨工资雇佣黑道，到老乡争摩托车停车位雇佣老乡帮派，甚至一辆长安车被撞了一下就雇佣一帮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混混带砍刀过来勒索，类似这样不大不小的事情，时有发生。虽然原始，却正因原始而正常化。

    说到底，利益的趋势是催生黑道的主要原因。钱怎么才能来得快，来得大？中国制度下的经济模式，决定了权力的中心位置，而一般的无权者若仅仅动用原始野蛮的街头暴力，实难成就大事。而且，众所周知，任何事一旦牵扯上黑道，你就很难脱身，想找他们又怕找他们，这是无甚安全感的中国人的特性。从个人重复性劳动，到雇佣他人劳动，到最后能够上升为“钱滚钱”、“钱生钱”就已经很理想了。任何人到了这一步，都不能不考虑权力寻租的问题。政府的税务、工商部门，以及政法系统，是民营企业要去首先拉拢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到，众多黑道涉案的，除杀人、伤害、贩毒、组织卖淫、放高利贷等自身刑案外，就是保护伞们贪污受贿、渎职侵权、通风报信。有的通风报信，甚至可视为名副其实的故意泄露国家秘密。

    水泊梁山尚且有军师吴用，此人据称满腹经纶，通晓六韬三略，足智多谋，常以诸葛亮自比。今天的黑道，也通晓此理，常重用精通法律和财会管理的高素质人才，有的黑帮老大自己就是什么MBA，对经济领域的远见卓识，对政治内涵的敏感洞见，绝不输于体制内精英。如何将市场经济拉入法治轨道，不是他们要考虑的方向，他们顶多考虑着如何洗钱，如何消灭不利证据，如何在公司财务上做好“两本账”，其余的痴人说梦的理想主义，不被贬为幼稚，就被贬为荒谬。越是发展为成型的民营企业，就越需要去考虑棋盘变大后的合纵连横，使用一些针对常人而言屡屡奏效的招数。这些招数，统统没有超过罗贯中《三国演义》的范畴，比的是谁比谁更能对阴谋运筹帷幄，拼的是谁比谁更狠更毒，也未超过李宗吾《厚黑学》的范畴。


黑道与政府的较量与共生


    第一招，是收买，就是常见的行贿。行贿不一定是针对本人，也可以从其亲人、朋友下手，做外围型拉拢。请你吃一顿饭，唱几首歌，找个美女跟醉熏熏的你睡上一觉，或者让你在他们的赌场里赢个几万块，一一拍录下来，这些都能把你拖下水。第二招，是以大压小。市长上面有省长，公安局长上面有政法委书记，即使你已经是省委书记了，但中央总有人压着你。再大权势的人，身边总有人可以下手，再大的高干也有高干子弟，套牢这些人，下面的人若不听话，上面的人就可以动你。轻则晓以利害，重则纪委调查，让你蹲班房，对你形成包围强压之势，还对外宣称“反腐败”，你不服都不行。第三招，是报复陷害。意志再坚定的人，虽可以抗衡诱惑、抗拒压力，但你本身也是血肉之躯，倒不一定非得一枪毙了你，可以把你戴上黑套拉到某处，给你的血管注射一剂新型冰毒，你征服不了你身体的痛苦。

    这就是黑道通常所说的“三把刀”：收买、高压、报复。谁都知道中国政府因使社会“超稳定”而过分强大，高压统治技术上乘，但在另一面，却又不能不面对黑道的重重包围。在已有的黑社会大案中，就带出过整个地方一连串的腐败窝案，致使地方经济至少十年才可恢复，这又证明了政府在虚张声势之外的某种虚弱。但这种虚弱并非于人民有利，相反，黑白两道沆瀣一气，是对人民的双重统治，普通人不但被政府所压，也被黑道所害。公民社会不得成长的危机，就是任何势力都想凌驾于人民之上，底层越来越底层，边缘越来越边缘，强势却越来越强势，越来越霸道，而且媒体还跟着摇旗呐喊，逼着你跟他们一起喝庆功酒。诸多征地案件即是如此，村民屡屡反抗，却被开发商雇佣黑道打手突然袭击不说，还可能面对几车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下命令武力征地者，到底是谁？在我看来，那是另一种更高级别的黑社会，我称之为“权力型黑社会”。

    一般的涉黑民营企业，无非是资金雄厚，有自己的政界情报系统，即使再多出几个行业会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也只是多了几分脸面而已，无甚实质权力。他们从本质上讲，仍然是“金钱型黑社会”，是江湖路数。他们不是决策者，比如说让不让某个国营企业破产，这种事就是黑社会无法办到的。黑社会顶多能够杀掉国营企业老总，制造某起惊人的爆炸事件，威胁报道案件的记者，恐吓反抗呐喊的工人，但是他们左右不了破不破产的问题。这种问题，只能由法院来宣布，由“上面”来讨论，具体地说，是由党委书记做最终拍板。倘若党在地方上的一把手，与黑帮老大关在密室中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那这地方的群体事件就可能被激发得更厉害。但群体事件即使搞得再大，也不一定能够曝光于社会阳光之下，这要看黑白两道之间的共生关系已经紧密到了何种程度。


跳出“中国大陆”这口小井


    黑道也如任何社会势力一样，随着自身的境遇变迁，越来越不满足现状。他们的理想是，把过去那个带着血腥气息的成长初期彻底抹掉，把一切非法的变成合法，甚至扩展公司，跨越国界，成为跨国大型企业，在国际市场群雄逐鹿。届时，他们也如诸多国际大公司一样，在处理任何危机时，首先不雇佣黑道，自己也不触犯法律及违背行业规范，相反，他们第一时间考虑的是用法律手段来处理危机。他们雇佣一批第一流的法律顾问和财务总监，要走的道路不是赖昌星式的，而是李嘉诚式的，甚至可能是陈嘉庚式的。他们将赚来的钱，分为两部分散发出去：一部分是投入医疗、教育等社会基础事业，一部分是投入政治势力。这个政治势力，不一定是他们本人，不一定是今天的共产党，也可能是他们看好的任何政治潜力，就如当初有无数人援助孙中山，亦如陈嘉庚援助抗日武装及当时举步维艰的共产党。

    在没有人民普选领导人的时代，黑道面对的最大劲敌及最大靠山，只可能是政府，而不是人民。但是，当民主渐渐到来，普选拉开，纵然有黑金事件一次次产生，但是公民社会已然成熟，政府早已趋于弱势，这时的黑道，就必须把自己身上那身沾满鲜血的黑皮脱掉，把黑社会洗成白社会，洗得光鲜漂亮，洗成爱国爱民。他们的后盾，已经不是刀枪，也不是一个个靠不住的保护伞，而是人民对他们的某种依赖。这时的他们，将直接影响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的生计，他们不但实质性地解决了大量的失业问题，而且还成为行业中的领路人与风向标。这时，政府若要铲除他们或者变戏法地榨取他们，就没那么容易了。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制造社会事件，比如工人罢工、出租车罢运，跟警察对峙，在法庭上与政府激辩，拉动民间媒体充分讨论等等。当初是黑道投靠政府，而未来可能是政府妥协于彻底改变的黑道。那时的黑道，已经不那么简单粗暴，却可以对政府施压，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这样的黑社会，在中国是暂时没有的，但这条路肯定会有人去走。过去，他们只坐在“中国大陆”这口小井里，看不到多大一片天空，然而一旦跨国，必须熟悉国与国之间贸易协议下的法律背景，这将迫使他们比中国任何一级政府都要文明，都要精通如何权衡法治成本与非法成本。中国现在成型的黑道，有的已经看到了这条路，他们早已知道自己与政府始终无法长期共存，只能短暂互生，自己再怎么强大，始终是非法的，始终有人成天监控着你，你跑不掉。而且，为了消除证据而继续杀人越货或者制造谎言，也只是一步错而致步步错的愚蠢游戏，最终自己站在被告席上，靠威胁诸多“一条藤上的蚂蚱”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说起来也是可悲得很。即便没有被捕，但被捕也是迟早的事，自己的江山无时无刻不是动摇的，一张光碟，一个U盘，一封举报信，一篇报道，甚至是某人突然发神经的“窝里斗”，都可能断送他们眼下的江山。


出路：向合法迈进，给民众利益


    黑道毕竟比普通人接触了更为真实的社会与政治，他们甚至比异见人士更能看透中国统治阶层乃至各阶层争斗的状况。倘若他们能够从非法走向合法，在民间及境外寻求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话语权将比拿多少万去行贿官员更有力量，更具远见。一个人在中国就算掌握了几百亿的资产，也无法永远安全，过去有“功高盖主”或“树大招风”之说，而现在也可能影响到政权的稳定。这政权，终有一日只能在选票中产生，在选票中稳定，谁都坚信中国民主的一天终将到来，那么黑道就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今后怎么才能让自己稳定？所著眼的就是在“黑”上的改变；至于“社会”，这个影响力倒是利器，既然已经在地方上有了自己形成的社会秩序，为什么不将这种秩序带入法治轨道，带入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安全，才可以跟政府讨价还价，在民间和国际上也才有立足之地。

    我憎恨黑社会的恃强凌弱、鱼肉人民，也同情黑社会的无路可逃、夹缝生存。他们本身也看得很清楚，自己之于共产党，不过是小偻罗之于大佬。也许有一天，当民主中国来临，他们为了维持下去，甚至可能组建政党。电影《黑金》里就有这个预言，将台湾所有的黑道统统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比国民党更大的党，来夺取统治权。有没有这一天呢？我认为组党有可能，但那个统治权不大可能获得，即使通过各种非常手段意外地拿到了，也会死得更快，因为一个国家是不允许非法势力来左右前程的，人民终究会站出来，用比你更丰富的手段来让你下台，军队也不会总是站在你的立场上镇压民众意见。即使某一天，我们看到中国居然也有意大利“黑手党”般的政治影响力，但他们还是会被人民抛弃。希特勒够黑吧，他都当国家元首了，但最终的下场又如何呢？

    黑道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变异法则之中的必然流程。要想让一个国家彻底没有黑社会，必须首先让这个政权由人民来授权，上行下效，这样下面乱搞乱整的风气就没那么浓烈；而后，在社会层面，能够有力地解决贫困问题，让更多的人不因贫困而犯罪，不因犯罪而犯大罪，不因自己犯罪而促使他人跟着犯群体性的大罪。这两点，一时半会恐怕办不到，既然办不到，那就没法根除黑道，这时的黑道就处于另类的组织形态中，他们是非法的，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向合法组织迈进，给民众带来利益，而非祸害。当年中华民国的国家领导人蒋介石固然也要看杜月笙几分薄面，但杜月笙始终是没有前途的，人民只记住他是一个厉害的黑道，永远洗不干净这个历史印迹，这是他的悲哀，我不希望如今更多的黑道中人来延续这种悲哀。此时，我仍然把混迹于黑道的人们当人看，当中国人看，所以，我说了这些话，写了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