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统治的最后壁垒

（四川）刘贤斌

历代专制王朝的兴衰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充满活力的上升时期和勉强维持的衰败时期，这是中国历代专制王朝兴衰的一个铁律。在充满活力的上升时期，由于人心思定，再加上统治者谨慎治国，统治者往往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他们所宣扬的“天命在兹”的谎言也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在这个时候，一些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人或窥视最高权力的人企图反抗或作乱，最后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如周朝的“管蔡之乱”、汉朝的“六国之乱”、晋朝的“八王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宋朝的“王小波、宋江、方腊之乱”都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当时的统治秩序。但是到了后来，由于专制统治的权力的不受制约，很容易走向腐败，人民利益普遍受到严重侵犯，社会矛盾会急剧恶化，这个时候人民就会渴求社会的变革，人心就会思变，这个时候人们不会再相信统治者“天命在兹”的谎言，而会议论说这个朝代“气数已尽”，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少数几个人振臂一呼，天下人就会群起响应，既存的统治秩序就会很快土崩瓦解，而那些窥视最高权力的阴谋家也很容易取得成功，中国历代专制王朝基本上就是这样覆灭的。

    将审视历史的眼光转向现在，可以发现当今中国社会似乎也难以摆脱受到这个铁律的制约。中共建政之后，不管它的理论宣传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的荒谬，但一开始它确实是得到人民广泛拥护的，人民真的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否则它就不可能取代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而且在它建政之后的前面30年里，大多数人是真心相信它那一套理论宣传的，是真心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这一现代天命论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被专政的“敌人”在当时确实被人民当成了坏人，甚至连这些被专政的“敌人”也经常认为自己确实很反动。所以，尽管“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但人民还是把这些看成“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人民还是相信中国社会能够进行“螺旋式的上升”。在中国古时候，人民安于现状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人民能够有饭吃，在那个时候， “民以食为天”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思想。但是在毛泽东时期，在中共长期的愚民教育下，人民即使没有饭吃了也想不到要起来造反，即使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或被害死，人民也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到来。但是从80年代开始，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尤其是“自由化运动”的冲击，人们逐渐看穿了历史的真相和中共的本质，其结果是导致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这一现代天命论的彻底破产，人们不想再过以前那种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生活，人民普遍期待国家和社会得到根本的变革。所以当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呼唤“自由、民主和人权、法治”的时候，中国社会各阶层都纷纷站出来支持和响应，中共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统治危机。最后，邓小平只好下令调集几十万军队进京，将一场风起云涌的伟大的民主运动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从而使风雨飘摇的中共政权维持到了现在。


八九民运失败后的中国前途


    八九民运失败之后，许多人对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失去了希望，也对中国的未来失去了信心。但在我看来，中国的前途远没有那么黯淡，因为我不相信靠军队、警察维持统治的政权能坚持很长的时间，我不相信业已衰败的统治能够长久维持下去。毛泽东说：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愿意镇压学生运动，而是反映了他当时对维持自己统治的高度自信，他不相信学生运动会危害自己的统治。如果“文化大革命”的学生运动将矛头指向毛泽东，他肯定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镇压。只不过当时学生运动的出发点就是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和统治地位，所以他才会说出这句还像人样的话。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尽管干尽了坏事，但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却很高，根本就用不着动用军队和警察，就可以将少数“敌人”踩在脚下，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在1989年，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邓小平尽管被人们看成一个伟人，但并没有被看成一个神人，他在1989年对学生运动的错误处理方式使他个人的声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根据他讲话精神发表的“4.26”社论不仅没能吓阻学生运动的发展，反而宣告了他与人民的彻底决裂，从而导致学生运动将矛头指向了他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中共和他本人的统治利益，他只好直接诉诸武力，赤裸裸地用暴力手段将学生运动镇压了下去，即使留下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从此之后，中共维持统治就只剩下了暴力恐怖这一最后的手段，它如果不依靠军队和警察就根本维持不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20年来，邓小平的继承者虽然很想重新树立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但一切都是徒劳，遇到统治危机他们还是只有选择使用暴力手段。这20年来，中共一开始以为只要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就能保持稳定，殊不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反而会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追求自由、民主权利，人民更加要求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人民更加迫切希望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后来江泽民又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妄图从意识形态上重新建立统治的合法性，但人民根本就不把它当回事，各级政府干部在宣传执行的过程中也是流于形式。如今胡锦涛又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几年来也没有取得任何实效。现在人民的权利意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空洞的政治说教已经对他们不起任何作用，只要他们的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只要社会不公正落实到他们身上，他们就会起来追求自己的权利和捍卫自己的利益，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了。另一方面，中共统治集团对自己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抱有幻想，他们不仅不再相信传统的共产主义教条，而且对江泽民、胡锦涛提出的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并不当回事，他们只对自己的利益感兴趣，只知道追求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利益。因此目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就是官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在现有体制下这个矛盾根本就无法解决，只会更加激化。所以尽管中国的经济在这些年来取得巨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改善和提高，但人民对中共的不满却越来越严重了。近几年来，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严重地威胁到了社会的稳定和中共的统治，因此中共才将维稳工作当成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对于这些群体性事件，中共有时会进行妥协，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但由于他们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每次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于是他们就只好对群体性事件进行镇压，只好靠军队和警察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只好赤裸裸地诉诸暴力手段。


军警暴力是专制统治的最后手段


    在我看来，一个政权如果到了只能依靠军队和警察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那么这个政权的日子已经没有多久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中国移到世界各国，我们会发现，那些靠军队和警察维持统治的国家都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了社会的民主变革。在上个世纪7、80年代，台湾的国民党对岛内的自由民主运动一直予以严厉的镇压，许多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都被投进了监狱，但在1988年，蒋经国便不得不主动推行台湾的民主化。同样在韩国，全斗焕政权一开始也是对国内的民主运动进行镇压，民主斗士金大中曾差点被特务绑架暗杀，1980又用军队和警察制造了“光州事件”血案，但没过多久，韩国的军警统治就瓦解了，韩国也因此而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持不同政见者也长期受到镇压，许多人被监禁和流放，在“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和“波兹南事件”中，人民的抗议浪潮都受到了军队的血腥镇压，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都发生了巨变，共产党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靠军队和警察是无法长期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的，不管那个国家的军队和警察有多么强大，他们都最终会被淹没在人民的抗议浪潮中。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把天下兵器收缴到咸阳，铸成了12个金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实现他的万世美梦，但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强大的秦朝也最终二世而亡。所以，将维持统治的希望寄托在军队和警察的身上，本身就是一种无奈的短视行为，也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愚蠢行为，这只能让它苟延残喘，但却无法避免它的最后覆亡。

    所以，军警统治乃是一切专制统治的最后壁垒。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政权已经丧失人心而不得不靠军队和警察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靠暴力镇压来解决国内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政权可能已经快维持不下去了，一场社会大变革可能已经快到来了。1989年，邓小平动用军队血腥地镇压了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之后江泽民和胡锦涛又继续依靠军队和警察来维持中共的统治地位，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无法阻挡社会变革的到来，无法阻挡必然到来的民主化浪潮。国父孙中山说：“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为中共今日计，我奉劝它最好还是像蒋经国那样主动实现社会变革为好，这样虽然社会政治制度会发生根本变化，但中共却不至于退出历史舞台，它还可以在未来的民主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它还继续将维持统治的希望寄托在军队和警察之上，不愿主动进行社会变革，我不敢想像它最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而对于那些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人来说，在军警的暴力恐怖面前，我们不要畏惧害怕，也不要灰心绝望，我们应当明白，暴力恐怖已经是专制统治者的最后手段，军警治国已经是专制统治的强弩之末。当我们看到军警们耀武扬威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那句老话：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写于2009年11月8日，四川遂宁“百盛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