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与瑞士名表

（武汉）辛胜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期实行中央集权政治，使得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政治风气。当年国家领导人佩戴宽边大眼镜，于是上行下效，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将自己的眼镜换成同一种式样。如果说这是一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特殊现象，那么，下面的事情就更加耐人寻味。


中国县委书记喜欢瑞士名表


    据一些好事之徒在网路上搜索，发现许多县委书记喜欢佩戴瑞士名表，从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以显示出中国县委书记的身份和富贵。如果用传统的思维方式解释这种现象，显然无法得出正确结论。毕竟在国家领导人中，已经很少有人公开亮出如此名贵的手表。县委书记佩戴昂贵的手表，显然不是为了取悦国家领导人，也不是为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而是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自己真实的消费水平。

    县委书记在中国的政治序列中属于处级干部，按照中国现行的工资标准，平均月工资大约在4000元左右，假如算上各种福利，那么，每年的收入不会超过100，000元。换句话说，县委书记不吃不喝，要用一年甚至几年的工资来购买一块手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况且县委书记大多年富力强，有家庭和子女，在目前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子女读书、购买住房都需要现金支出，县委书记不可能购买名贵手表而舍弃其他消费。县委书记之所以公开佩戴价格昂贵的手表，一方面说明这些名贵手表在他们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他们并没有把高档手表当作非常有价值的商品；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佩戴高档手表成为一种时尚，至少在县委书记这个级别，佩戴高档手表是一种普遍现象。假如名贵手表在县委书记的收入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那么，他们就不会把这些手表当作日用品带在自己的手腕上，而是千方百计地作为重要财产妥善保管；反过来，假如佩戴高档手表容易引起政治麻烦，那么，这些县委书记也不会佩戴高档手表招摇过市。

    这种现象所隐含的深层意思是：在中国腐败现象是一种公开化的、群体化的甚至是体制化的现象。佩戴和自己的收入极不相称的名贵手表，并没有引起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注，党政干部相互之间也没有善意的提醒，甚至没有一位政府官员因此而遭受纪律处分，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之中，县委书记就这样安之若素，将不能摆上台面的东西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的县处级领导干部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呢？首先，从中国公务员构成来看，县处级领导干部在整个公务员队伍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处在权力金字塔的基础部分。由于人数众多，所以，贪污腐败的人数也会相对较多。正如一位前国家领导人所说的那样，由于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庞大，所以，中国公务员腐败的人数也就较多。这种说法当然包含无奈的成分，但仔细分析确有道理。在如此多的县处级领导干部中，出现一批佩戴瑞士名贵手表的县处级领导干部，实属正常。

    其次，从中国的政治结构来看，中国是典型的处长政治。表面上国家的大政方针出自国家领导人之手，但由于中国没有实行西方国家的定期选举制度，在国家机关 “内部人控制”现象非常严重。国家领导人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省部级、厅局级领导人的政治前途，但一般不会触及到县处级领导干部。等到政治信号传导到县处级领导干部的时候，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很难直接有效地发挥作用。在中央党政机关，凡是起草重要文件，一般都由国家领导人发表原则性意见，省部级领导人传达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各司局级领导人承担任务，然后再把工作交给处级领导干部。所以，县处级领导干部从表面上来看不具有决策的权力，但由于县处级领导干部是操作手，所以，国务院各机关的处长们大多炙手可热。在地方上担任县委书记，权力之大令人瞠目结舌。由于中国实行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县委书记在当地说一不二，随意发号司令，所以，县委书记的腐败现象更加触目惊心。

    好事者将县处级领导干部佩戴的名贵手表排列在一起，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撼效果。居然有如此多的县委书记把瑞士手表作为自己的生活用品，一些贫困县县委书记手腕上的瑞士手表居然高达数十万元！


中国在反腐败问题上进退维谷


    正如网路上所流传的那样，面对如此明目张胆的腐败现象，执政者几乎束手无策。如果不惩治腐败将会亡国；可是如果反对腐败，那么就会亡党。这种集体性或者体制性的腐败，使得中国在反腐败问题上已经陷入到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最近学术界正在讨论中国《刑法》（第七修正案）中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否应该增加刑期的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不赞同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量刑从5年改为10年，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贪官污吏寄予同情，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立法思路毫无作用。可以设想，如果不从源头抓起，而仅仅在量刑上做文章，那么，党政领导干部就会趋利避害，在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的漏洞，获取更多的利益。从理论上来说，党政官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祇能认定为贪污贿赂所得，依照贪污受贿罪进行处罚。从形式上来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纵容犯罪，而不是打击犯罪的制度安排。公务员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主动申报自己的财产，如果公务员不申报自己的财产，或者申报财产不实，那么，司法机关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最有效手段。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打击贪污贿赂犯罪被当作一种政治手段反复使用。

    许多海外的朋友万万没有想到，手表作为计时工具，成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晴雨表。透过县委书记手腕上一个个锃光发亮的高档手表，人们就会发现，在中国腐败不仅可以言说，而且成为一个习以为常、无所顾忌的现象。中国的政治腐败深入骨髓，体现在各个方面。县委书记佩戴高档瑞士手表，祇不过是病态社会的一种表像。在这个表相的背后，是大量的财富集中到少数执政者手中。海外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对一个现象感到十分困惑：为什么中国是一个储蓄大国，而中国政府官员却千方百计到海外招商引资呢？其实，了解中国财富分配的方式，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储蓄80%来自于20%的党政干部，这些储蓄不可能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而是存放在海内外银行之中，成为一种带有期货期权性质的党政干部特殊的“退休养老金”。祇不过贪污腐败所得数额过大，以至于使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一些海外机构投资者注意到中国经济结构中出现的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地与党政官员或者退休的党政官员合资兴办企业，千方百计地将这些官员的不法所得变成合法收入。中国的腐败已经从“攫取”进入到“漂白”的阶段。

    在这个历史时期，县处级领导干部下意识地将自己高档手表佩戴出来，多少有一点错误地估计形势。但既然如此多的县委书记佩戴高档名贵瑞士手表，那么，除非自己撞到枪口上，否则，执政者不会因此而痛下杀手。可以想见的是，如果倒楣的县处级领导干部被公众穷追不舍，而这一位县处级干部又没有过硬的后台，那么，当地纪律检查机关可能会立案调查，至于是否会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要看社会舆论变化情况。如果社会舆论逐渐平息，那么，出风头的县处级领导干部很可能会虚惊一场；如果公众舆论犹如波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那么，县处级领导干部很可能会锒铛入狱。


民主政治是基础性问题


    那些佩戴高档手表的县处级领导干部在招摇过市、炫耀自己经济实力之前，必须仔细掂量，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政治筹码，或者具有摆平互联网路舆论的能力。现在一些互联网站为了增加收入，已经开发了这项业务：祇要给付足够的金钱，就可以帮助当事人清除互联网路上所有不利资讯。

    笔者总以为，反腐败是细微末节，民主政治才是基础性问题。假如实行党政干部直接选举，那么，贪污腐败的官员要想在下一次选举中获得胜利，就必须对选民施以小恩小惠；假如反对党试图夺取政权，那么，他们就必须举证证明执政团队存在严重贪污腐败现象。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相互争斗中，国家的利益得以保护，选民的意见受到尊重，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腐败现象人人喊打的政治氛围。中国当前反腐败的制度设计之所以很难有效发挥作用，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直接选举制度，所有的腐败案件都是牵连案件——江苏南京江宁区房地产管理机关负责人，由于在公开场合发表禁止开发商低价卖房的言论，从而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在“人肉搜索”过程中，人们惊讶地发现，他原来有如此高的消费水平。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反腐败现象，值得整个社会反思。如果没有定期的民主选举制度，贪官污吏又在生活上谨小慎微，那么，反腐败的难度将会非常之大。所以，公众在欢呼自己反腐败胜利的同时，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没有建立公开选举民主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反腐败祇能是误打误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