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高尔基式的悲剧

（武汉）乔新生


    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有许多身份非常复杂的表演者。其中一位相声演员担任国家相声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这位相声演员在中国的艺术舞台上异常活跃，可是，其艺术水准却不敢恭维。有人披露这一位相声演员，热衷于互联网路，其相声作品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来自于互联网路。这种说法或许是真实的，但却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在互联网路时代，相声演员通过互联网路发现民意情绪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是否敢于针砭时弊，用艺术的手法对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辛辣的讽刺。很遗憾的是，如果照抄照搬或者借鉴互联网路上的段落，那么，这样的作品不能称其为艺术作品。相声演员之所以缺乏创新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相声演员早已脱离了大众，把自己看作是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虽然他们有时也关注社会，但艺术创作的心态早已发生了变化。多年前这位相声演员曾经到中部一个城市举办的商业晚会上表演，可能是事先接到赞助企业的红包，所以在舞台上带一帮弟子拼命夸奖这家企业。当时就有一位学者直言不讳，称这位相声演员已经彻底残废。果不其然，在春节晚会上，此人相声作品不咸不淡，浮光掠影。

    其实这不过是中国诸多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彻底沉沦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中国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无论是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还是科研工作者，其最高理想就是走进庙堂，成为高级弄臣。不少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弄虚作假，浪得虚名，然后削尖脑袋，成为统治团队的一部分。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使得国家随时都可以将那些具有独立精神的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培养成为打手或者小丑。

    在中国古代社会，那些被王公贵族所豢养的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终身奋斗的目标就是获得皇帝的首肯。所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祇有皇帝，没有臣民。祇有当他们被贬之后，才会怀着幽怨的心情，吟风弄月，感时伤怀。表面上看他们关心百姓的疾苦，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这祇不过是一种生活姿态，一种随时准备得到皇帝宠幸的表演罢了。皇帝一旦召见，他们便欣喜若狂，一旦被封官许愿，他们便会翻过身来，对自己的同胞大打出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完全照抄照搬了苏联的管理模式，设立了作家协会、艺术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曲艺家协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种类别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组织不是为艺术家、文化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提供创作的空间，恰恰相反，设立这些机构是为了更加方便管理和约束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让那些具有反抗精神的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乖乖就范。在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都意识到自己的险恶处境，他们要么同流合污，在官僚体制内部升官发财；要么成为被整肃的对象，至死不得翻身。

    当年的高尔基放声歌唱狂风暴雨中的海燕，可是，当他成为作家队伍的领导人之后，立即收起了自己翅膀，对社会一切丑恶现象视而不见，心安理得地成为上层社会的消费者。

    中国许多极具潜质的年轻工作者，完全可以通过独立自由的创作，为繁荣中国的艺术文化和科研作出贡献。但是，现行的体制决定了，他们不得不屈从于政治压力，收起自己的锋芒，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温顺听话的小绵羊。翻开我们的学术刊物，几乎所有重要的学术文章，创作者的名字前边都要加上领导的名字，因为祇有这样才有发表的可能性。在学术研讨会上，祇要领导发言，其他人都必须随声附和，整个学术界万马齐喑。在文化界也是如此，所有的文化资源几乎都掌握在政府手中，祇有赢得政府官员的青睐，文化创作才能得以继续。在艺术创作上更是如此，不少优秀的文艺作品，由于得不到政府的资助而胎死腹中，许多优秀的艺术家，由于得不到赏识而终身不得志。

    这种公有制条件下特殊的资源分配方式，必然会引导所有的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千方百计地向政府靠拢；另一方面，政府也巧妙的利用各种协会、研究会，分配政府所掌握的资源。这种借鉴苏联管理模式，垄断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的做法，导致中国诞生了许许多多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一些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为了“两头买好”，逐渐找到了一个特殊的表达诀窍——在关注弱势群体的同时，不忘记拍执政当局的马屁，把自己修炼成“二皮脸”，当着读者和观众说一套，可是一转身对执政者赔上笑脸，争取执政官员的好感，从而谋取一官半职。

    在中国豢养这些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的单位叫事业单位。由于事业单位过多过滥，已经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在这些单位内部，养活了一大批官僚。这些人虽然具有艺术家、文化学者、科研工作者的身份，但是他们早已失去了良知，成为政策的传声筒，或者成为党同伐异、排斥异己的生力军。现在中国执政者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事业单位改革。作为既得利益者，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不甘心成为闲云野鹤，他们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重新进入体制内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除了自然淘汰，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除国家权力机关之外，还有数量巨大的依附在国家权力机关身上的事业单位。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当年制定《公务员法》，其中明确规定把事业单位的领导作为公务员对待，让他们继续享受公务员的各项待遇。

    中国的“高尔基们”早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面对如火如荼地市场竞争，他们不甘寂寞，千方百计地获取各种不当利益。体制内的艺术工作者，借助于商业晚会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文化工作者通过制造一个又一个社会热点抬高自己的身价；科研工作者也通过拉山头，把自己打扮成为学术泰斗。现如今院士涉嫌抄袭他人的作品、艺术家舍身追求名利，文化工作者制造绯闻，早已不是新鲜事，整个社会你方唱罢我登场，乱乱纷纷。

    避免高尔基式的悲剧，不能光从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自身出发，通过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让他们具有独立的健全的人格。在整个社会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公有制成为国家经济基础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都经不起诱惑。这既是人性的弱点，也是社会的常态。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就在于让国家的绝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公民手中，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能以任何方式、任何藉口占有国家资源。用直接公开的民主选举确保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他们占用国家资源或者利用国有资源拉拢收买的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公民可以随时通过投票的方式将他们赶下政治舞台。祇有这样，地方政府才不会动用财政资金，举办大型商业晚会，或者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千方百计地收买的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或者科研工作者。祇有这样，中央政府才不会动用巨额资金，养活一大批尸位素餐的事业单位官僚，让他们跟着自己的指挥棒上窜下跳。祇有这样，中国才会培养出真正艺术家、作家和学术家。

    回顾中国改革30年的历程，人们往往从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入手，从保护公民的权利，约束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着眼，分析中国改革的得失。其实，中国社会结构与西方国家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结构。掌握着整个社会资源的中央政府，不仅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制，而且建立了为数众多的事业单位。这些事业单位成为横亘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鸿沟，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营造和谐的社会，恰恰相反，而是把整个社会的专业人士分为三六九等，根据与政府的亲疏远近，占有或者享用不同的社会资源。

    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在于釜底抽薪，让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动用国库，养活那些附庸风雅、无病呻吟、装疯卖傻、制造虚假繁荣的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

    一些海外的民运人士试图推翻政府，从而彻底摧毁艺术文化领域、社会科学领域的腐败金字塔。这是一种非常天真的想法。当整个社会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之后，任何颠覆政权的行为，都必然会遭到高尔基式人物的阻挠，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在关键时刻必然会扮演跳梁小丑的角色。寄希望于中国的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良心发现，壮士断腕，重新获得独立的人格，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彻底推翻政府官僚体制，从而端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饭碗，同样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中国的改革必须走循序渐进的道路。必须从财政体制改革入手，抽丝剥茧，逐渐约束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权力，防止他们豢养走狗，营造歌舞升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