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为何见死不救

（广东）野火


一、医生为何拒绝病人


    现在，祇要你经常留意新闻，“无钱看病等死”、“无钱看病跳河”等诸多类似于此的新鲜事总能一下触动你的神经。“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句民间口头禅更是道出了当今国人看病时的几多辛酸与无奈。

    前不久多家媒体披露出这样一则消息，3月15日，温州市郊县一位17岁的男孩突发“睾丸扭转”，“命根子”垂危！温州市两大国立医院（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竟以“没有床位”为由拒绝抢救，将其拒之门外。事情的原委是，这名叫“小立”的郊县中学男生那天一大早，下身就痛得额头冒汗，呕吐不止。其父见状大惊，赶紧将儿子送到县人民医院。B超结果显示，怀疑是睾丸扭转，但不能确诊。这家人非常担心，于是包车直接送到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救中心。诊断结果仍是：“睾丸囊肿，睾丸扭转？”。其时，小立的疼痛感丝毫不见减轻，而医生此时却告诉他们“医院已经没有床位了，病人的信息也没办法输入电脑”。其父母焦急万分，马上拦了辆出租车将儿子送到附二医。接诊医生检查后诊断写为：“右睾丸扭转，无床位，转其他医院”。小立父母手足无措，祇好赶去“市三医”。经检查，小立扭转的右侧睾丸已经坏死，不得不做切除手术。原本一件可以避免的悲剧性后果，终因未能及时救治，错过了抢救时机，而导致这名男孩的命运由此被人为地改写。

    事后，其父数度哽咽，不停地抹泪。他闹不明白的是，“急诊室本来就是救急的，可他们为什么就是不救急呢？”而医院冷冷的回应言犹在耳：没有床位，真没办法。

    消息传出后，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李宏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睾丸发生扭转，时间越短越易治疗，甚至可以用手进行矫正，但如果扭转的时间超过6个小时，睾丸就很容易因缺血而变黑、坏死。

    另外，去年4月1日，昆明一名贫困产妇因出现子宫破裂先兆和大出血症状，先后辗转三家医院急苦寻医，但都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够而被拒之门外，生命危在旦夕……险些丧命。

    无独有偶，据《广州日报》报道，一外地孕妇临盆在即，苦于在广州人生地不熟且怕住院费太高，一家人决定让弟媳呆在家中待产。早上6时多，孕妇突然开始肚子痛，家里人就马上收拾好准备出来坐车去医院，可到车站招手打的时，出租车司机看到是孕妇而且出了那么多血，怕弄脏车竟拒载他们。刚好他们看到路边的长红医疗门诊部，就赶紧送进去，希望医生可以帮忙接生，但医生看到后，连门都不让他们进去，最后没有办法祇好让孕妇躺在路边，孩子就这样生了下来。一家人看着虚弱不堪的产妇和连着脐带的婴儿，心都碎了……

    作为医生，应有起码的道德基石，至少不应对危急病人如此冷血。何况在情况紧急之下，任何一名“白衣天使”都有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然而，也正是有我国这样富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环境，才可以造就医生如此习惯性冷血的天然土壤来。


二、医院无权见死不救


    对比一下人权比我们差“五倍”的美国吧。美国的任何一家医院如果发生医生将病人拒之门外、见死不救的情况，那就不仅仅是在道义上要受到指责的问题，而是法律不容的严重犯罪行为。为了让穷人有不被拒之门外的权益，美国国会在1986年通过了《紧急医疗护理和劳动法》（即EMTALA），它也被形象地称为“反抛弃病人法”。该法要求：不论患者是否有支付能力或处于何种保险状态，医院的急诊部门必须为所有急诊病人提供必要的医疗检查和“稳定化”处理。医院的行为如果违反了EMTALA法，病人还可向各州的医疗保险和补助中心（CMS）投诉。同时，CMS还会把违规行为通知给检察长办公室，由检察长来决定是否对医院罚款，每起违规案例最高可罚5万美元。此外，违规的医生本人也会被处以最高5万美元的罚金，严重违规者还会被吊销行医资格。而且产科也纳入了“紧急救护部门”。据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绝大部分的医院和医生都认同EMTALA的作用，即确保没有人因为无钱治疗而被医院拒之门外。连近在咫尺的香港医院，也一直实施有对需急诊抢救的患者，医院、医生应该先抢救、后缴费的医疗制度。这样的制度，才是体现了对人生命的尊重态度。

    再如德国刑法第323条明文规定，当有人遇到危险时，每个人都必须提供救助，对于医疗工作者尤其如此，因为他们是具有急救技术的特殊人群。如发生医生拒绝救治紧急病人的情况，则医生最高将获刑1年。二战后，福利已成为德国国家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之一，即政府有义务保护社会弱者。德国的急救医疗服务系统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也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医疗救助体系。

    而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喊了多年却如“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大姑娘一样迟迟难以出台，至今仍没有可以行之于法律条文的相关规定。医院即使发生了医疗事故或纠纷，受害者一方祇能陷入“投诉难、鉴定难、赔偿也难”的 “三难”境地：一是找医院交涉难，医院通常既不给看病历，也不承认自己有错误；二是医疗事故鉴定难，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不是藉口推辞，就是一拖再拖。即使耗尽无数精力和心血，等到鉴定结果出来了，其“权威结论”也是有利于医院一方。因为这个所谓“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按惯例都是由医院和医疗部门共同组成的裙带产物。既然是“老子给儿子鉴定”，岂有不“黑箱操作”之理？所以这个机构实际上就是与肇事医院吭瀣一气，同穿一条裤子的孪生兄弟；三是投诉和起诉难。由于鉴定难，不能确定医疗事故，消费者协会和法院自然难以受理。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三、官员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与普通老百姓医疗保障严重缺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官员在看病就医上却享受着连西方国家高官也难以攀比的种种优厚倾斜政策。有些无良公务员甚至还钻国家政策的空挡，不但自己看病全额公款报销，还惠及全家。中国官员在看病就医上更是享受着全方位，立体式的医疗服务。比如，凡是有幸跻身于“两会”权贵俱乐部的人，他们看病不但不难。而且医疗机构的代理人还会想方设法巴结你，用最殷勤的服务侍候你。

    难怪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敢于大放厥词道：“其实在中国看病并不贵，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此“高论”一出，当即遭到众网民的强烈“炮轰”。一时间“板砖和石块齐飞，谴责共唾沫一色。”

    “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如果这句话前面都能加上“官员”两个字，那倒是十分正确。但如果曾大人在享受现行医疗体制的种种好处之余，又妄想以自己的感受强加、扩大到普通民众头上，忽悠民众，推托责任，那么，迎接他的祇能是板砖和唾沫！有数据显示，中国有48.9%的群众有病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应住院而不住院；近80%的农村人口和44.8%的城镇人口仍无任何医疗保障；一些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据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另据国务院体改办的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把“看病住院”赫然列入家庭五大最担心的事项之一。就在2009年的“两会”上，民意“看病难”依然领先于“住房难、上学难”而位居“新三座大山”之首。

    公开的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的开支均占GDP的10%以上，而中国却祇有2.7%.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WTO排在了全球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更是被排在第188位，即倒数第四名。更为恶劣的是，本来已少得可怜的卫生投入还要被一些官员肆意挥霍。难怪普通民众感到看病越来越难、越来越贵，有限的医疗资源被无良官员肆意挥霍，费用必然转嫁到民众身上。这方面请看以下数据：——“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高干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从一般的观察不难看出，公费医疗比之于公费吃喝，在量上往往大到难以比拟。

    看了以上数据，你就会明白诸如广州曾大人之类的官员看病为什么会“超级便宜”了。

    除此之外，各级医院还负责提供高于其名义购买力的高水准医疗服务，如北京的301高干医院就是专供那些高官“过度医疗”的五星级医院。官员们“看病全额报销，住院星级服务”。这其中包含着权力、关系和人情的奥妙。事实上，“过度医疗”已相当于一部分货币购买力。这个意思就是说，当“公费医疗”向权力机关集中的时候，硕果仅存的公费医疗购买力，当然就代表了高于其货币“面值”的购买力。于是这样一来，中国许多大医院就不得不面对这个体系带来的最大尴尬：作为一个法定的非营利组织，无从向政府报销医院投资和营运的费用，却必须“侍候”那既不受患者个人开支、又不受其货币购买力约束的高端公费医疗需求。不但如此，一些贪官污吏还能借此途径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回报。住一次院，收到的礼品礼金，慰问金等足以抵消小病所带来的痛苦，可谓是好处多多。所以，长期以来，在中国官场有个奇怪现象，有些官员居然喜欢“生病”，动辄就住院疗养，住院疗养在一些贪官污吏眼里竟然成了敛财的良机。

    很清楚，在医疗服务由国家垄断、医疗资源过渡向大医院集中的结构性体制下，在政府机关的财政预算不受纳税人监督的情况下，中国官员要看病确实不难，也绝对不贵！而底层的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患者，他们本身享有的医疗服务水平非常之低，一旦得上大病，能够提供治疗的机构又相距很远，因此，他们看病的现实状况，可用许多老百姓的一句生动的口头禅来概括，那就是：“小病硬抗，大病等死”。


四、医疗体制的症结何在


    有人说，医生是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良心，是百姓病痛的救星。古人也说，“医者，仁者也。” 有“悬壶济世”之称的医生应当具有仁者之心去治病救人。因为人的生命祇有一次，医生的一丝毫疏忽，轻者，可使人残废，重者，就可以让人失去生命。而当一个职业，曾有“白衣天使”之称的职业，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竟成了“白衣魔鬼”的时候，就什么都完了！

    其实，医生医德的沦丧，其罪根本不在于医生，而在于制度的缺失或可说是医院的潜规则使然。有道是，坏体制把人变成鬼，好体制把鬼变成人。但体制还是外在原因，道德才是内在原因。我们这个国家缺少的还有对医生医德的教育，现在医生虽多，但有医德的好医生却有如大海捞针，有医德又有医术的好医生更像是在宇宙中捞针了。

    而且，长期以来，中国“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极大地催生了医疗的腐败：药价虚高、红包回扣、天价医疗等顽症成了无法解开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死结”。所以“看病难、看病贵”就成了中国现行医疗体制中存在的、由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跨世纪顽症。

    归根结蒂，“看病难”的症结所在是中国中低端医疗服务机构极为欠缺，对此，现政府有必要向经济学家茅于轼取经，真正引入民资加以补充；而“看病贵”则必需用国家的财政补助来解决。一句话，中国的医疗体制祇有摧毁旧的腐朽的医疗制度，打破国家对医疗市场的垄断，解放所有民间和民族医疗，才是其根本的出路所在。

    可在去年的两会上，“卫生部”的发言人还公开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答主持人时居然恬不知耻地说“公共医疗体制改革是个黑洞，不要指望政府往里投钱”。卫生部长高强也说：“医改要等到2020年”。于是两会一些代表委员们也纷纷附和并指责起老百姓来：“……如果老百姓不得病，哪来的看病贵、看病难”？这简直是昏话！你们连自己三亲六戚的医药费都用纳税人的钱报销到百分之一千了，而且光公款消费一年就花掉7000亿，怎么会没有钱投向公共医疗领域呢？

    看来，在我们这个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的国家，要使所有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都能让全社会平等享用，仍然是我们老百姓一个遥遥不可及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