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东教授与中国访民

（北京）杨光


    北大教授兼卫生部官员，兼精神司法鉴定的权威专家孙东东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负责任地说”：“上访专业户”99%以上都是精神病，有偏执型精神障碍。这番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北京的访民们被激怒了，自发组织到孙的工作单位和住处去抗议。公众和舆论也愤怒了，嘲讽、质问、怒骂他的人占绝大多数，我估计大约也在99%以上。有人甚至给“上访户”支了“狠招”，精神病人不是不负刑责吗，孙东东以后可得小心了，出门别忘了带保镖。孙东东本人似乎也有些招架不住，作了书面道歉，承认自己言词不当，引起“误解”。他的夫人还给登门抗议者当面致歉，分发了5000元的抚慰金。


教授胡说：访民都有精神病


    “上访专业户”都有精神病？孙东东可能确实是这么认定的。小时候，我们公社里出了个听“敌台”写“反标”的小伙子，大人们就说他发了疯了。判了20年，后来“平反”了。20年前，我自己被控“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入狱，我的律师一见面就训斥我：“你以为你很伟大吗？共产党有几百万军队，你们算个屁啊，你就是一个神经病！”噎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审讯我的预审科长因为同情我，在审讯笔录里自作主张写下“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政府”之类的供词，我固执地要求他删掉这一段，因为这样肉麻的话我实在是说不出口。他非常吃惊，说：“你是不是精神有什么毛病了？”所以，在我想来，也许专家孙东东的精神病判别标准其实并不那么专业，大概就是这样的：政府不把你当人看，你自己偏把自己当人看，当官的要作践你，你还死不服输，这就是铁证如山的偏执型精神病。

    孙东东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它不大，是因为中国今年的“大事”特别多，经济危机之际迎来了国庆60周年，“三年自然灾害”50周年，“平暴”20周年，多少冤魂野鬼不得安宁啊，那才是大事。近几个月“中事”也不少，牢头狱霸躲猫猫，刑讯逼供打死人，政府官员嫖幼女。孙东东毕竟算是个文明人，没有动粗，祇是嘴巴惹了祸，暂时还没闹出人命来。说它不小，是因为孙东东给几千万人（据说中国的“访民”不下两千万）下了权威诊断书，专家一句话，胜过流氓一大把。“访民”是占了大便宜了，有一流的专家遥诊看病，而且立即确诊，还是免费的。这下好了，百无一用的信访制度终于改革有望，信访局可以直接与精神病医院合并了？若99%以上的冤民都治了病、得了救，这个社会还能不“河蟹”？就怕政府刚刚增加的那点医疗卫生预算不够开销，都拿去开精神病院了。

    也有支持孙东东的，有一位乔姓的三流教授，硬说人们“误解”了孙东东。所谓“误解”，大概是指孙东东并没有一棍子打倒一大片，孙说的是“上访专业户”，而非“上访者”或“访民”。其实没什么好“误解”的。众所周知，“访民”都是“专业”的，因为他们是无权无势的弱者，而上访之难，难于上青天，没有十年八年的“专业”经历访不出个结果来。“访民”如此卑微，上访如此艰难，岂能当副业来做？一旦走上了上访之路，有几个“访民”是可以不“专业”而又有所收获的？未必都象孙东东那样学优则仕，身兼多职，一边教书坑人，一边鉴定害人，一边做官整人，行有余力，再偶尔去客串一下业余“访民”不成？

    今年年初，报纸上披露山东某地发明了一套信访工作先进经验，谓之“依法打击一批，教育改造一批，送精神病院处置一批”。当时让人吓一大跳，以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又复活了。这种“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的说话口气，这种把人根本不当人的办事精神，是得了毛氏真传的。如今，“叫兽砖家”又出场了。


信访新政：将维权公民送往疯人院


    也不知道孙东东参与治疗过多少“上访专业户”，做过多少例精神司法鉴定，99%这样确凿无疑的数据究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他的说法实在可怕。如果他说的是真话，我认为中共政府应该立即下台。为什么？因为如此庞大的精神病群体既不是原发的，也不是遗传的，而是在与各级政府、各级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病灶的。这个恶毒的政府居然把受了各种冤屈的正常公民99%以上都弄出精神病来（剩下那1%若不趁早忍气吞声自闭于中共政府，看来也悬），这还了得？这祇能说明，中共政府就是个超级病原体，还不该下台谢罪吗？如果孙东东说的是假话，我认为孙某人就应该被开除教职、撤销鉴定资质，“永不叙用”。因为精神病的教学、鉴定和诊疗非同小可，精神病可不是腰腿痛，它不仅事关当事人的身心健康，而且事关个人名誉、家族形象、人身自由、民事能力、法律责任、公民资格。处心积虑想把几千万好端端的维权公民往疯人院里赶，这简直就是纳粹行径。这样草菅人命之辈，岂能容他跻身高等学府、占据司法要津？

    孙东东是言之有据还是胡说八道，是不学无术还是有学无德，姑且暂不理会。他所建议的信访新政——美其名曰“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是对他们（人权）最好的保护”——却纯粹是与“访民”为敌、给党国添乱，是万万行不通的。第一，胡锦涛比不得毛泽东，这种杀一批、关一批、精神病院收一批的勾当目前祇能悄悄做，做得而说不得。岂止说不得，死都不能承认，这不是给“国内外反华势力”提供反华情报吗？第二，孙东东的话等于直接煽动广大“访民”不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既然上访最终祇能落得个精神病的下场，还不如早早收场，打道回府，或学翁安，或学杨佳，或毅然投身“国内外反华势力”。真要这样，不就给党国添大乱了吗？第三，再说，99%的比例也定得太高，违反了共产党枪打出头鸟、打倒一小撮、吓死大多数的统治原则。恐怕一时半会也还建不出那么多的精神病院来。

    上访制度是专制国粹，典型的“中国特色”，有利于折腾人民，和谐党国。可如今，越来越多的“访民”大军却成了“河蟹社会”的障碍，也成了中共的一大心病。中央政府与“访民”，双方之间似乎也越来越相互失望，失去了耐心。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上访？这个问题显然比如何对付上访更加重要。这是因为贪官污吏越来越大胆，执法犯法越来越嚣张，侵权行为越来越泛滥，官商勾结越来越紧密，官官相护越来越严重，司法不公越来越普遍，受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越来越走投无路。


官民矛盾：党国不治之症


    5年前，国家信访局周局长曾有过“三个80%”的说法。大意是：80%以上的上访者是确有冤屈的，80%以上的上访是应该得到解决的，80%以上的问题是可以在基层解决的。听了局长大人这番话，当时“访民”们大受感动，认为新政府就要“亲民”了，“胡温新政”就要开花结果了。然而，“新政”并无下文，维权形势反倒日益恶化，官民矛盾渐成党国不治之症。上访局面的恶化，雄辩地证明了当今中国离法治国家还有十万八千里。人们祇能指望共党出圣人，北京有青天，几千万人被迫把恢复公正的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上级干预、领导批示之上，这是个什么世道啊？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鼓励平民百姓进京上访，他允许“访民”径行将不法官员绑缚扭送，押解进京。一旦查实，朱皇帝还要亲自重奖“访民”，严惩贪官（甚至于“剥皮实草”，株连家族，让他没机会报复“访民”）。那是极其野蛮的人治主义，自然无可称道。朱元璋的用意很明白，他是怕老百姓造反，怕贪官污吏害得他亡朝亡国。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他的臣民：如果政府官员为非作歹惹恼了你们，那不要紧，我皇帝老儿一定秉公而断，为你们讨回公道。如今的世道确实连朱元璋也不如了。司法不独立，法治不顶用，上级不负责，人治也靠不住。“盛世”缺海瑞，红朝无青天，人们要到哪儿去“讨说法”？未必要冒“卖国”之嫌，去请美国人、欧洲人来“干涉中国内政”不成？

    孙东东的言论虽然荒谬，却再次把严峻的维权上访问题摆到了全社会面前，当然，也摆到了中共面前。这些年，各级政府没少在上访问题上动脑筋、费心思，明抓暗打，上推下压，围追堵截，天罗地网，可就是不见奏效。胡温与孙东东们是该好好反思一下了。听说“截访”一人次要花费好几万元，我很不明白，反正是花钱，拿这些钱去安抚访民，不是比得罪访民更“和谐”吗？花钱买“和谐”，不是比花钱灭口更踏实吗？

    孙东东教授或许是替主分忧，心急如焚，才出了歪点子。其实，好点子是现成的，用不着孙东东之流大伤脑筋。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言论自由，舆论监督，把民主法治维权的渠道理顺、拓宽、畅通，此其一；如果宪政法治之道一时还做不到，那么就“集中力量办大事”，想想当年胡耀邦到组织部，积案如山，且桩桩案涉“伟大领袖”，不是也快刀斩乱麻“平反昭雪”了吗？难道如今这些阻碍维权上访的主儿比“伟大领袖”还厉害？此其二。如果这也不想做，那也做不到，那就等着吧，等着亡党亡国以后，“访民”们好自我解决。

    不知道孙东东教授想过没有，中国竟有这么多既善良又守法的“精神病人”，被警察追，被流氓打，遭官员白眼，受教授诬衊，却一不侵扰他人，二不危害社会，仍然可怜巴巴、专心致志地盼望上级政府、青天大老爷出手救援。这是在官逼民反的最后时刻给中共留面子，给政府送机会。若有朝一日，讨不到说法的“访民”们再也不相信中央了，再也不当什么“上访专业户”了，那又是个什么世道呢？也许会好，也许更糟。不过，到了那时候，恐怕再要实行什么“习李新政”，也就来不及了。           （200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