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周年祭：重发《蜀行记》

（重庆）杨银波


    《蜀行记》写于2008年5月我及妻子赴四川之际，后半部分一直压稿未发，忍辱沉默。今逢地震一周年，实难忍胸中压抑之感，故交《北京之春》刊发此文。——作者


1，黄琦谈地震孤儿的收养及后续教育


    2008年5月23日晨9时37分，台湾公共电视台（TBS）记者蒋宗裕、陈柏谕前来采访黄琦。采访主题是地震孤儿的收养问题以及这些孩子的后续教育。

    黄琦说：“出于对地震孤儿负责，民政部门应该欢迎社会人士及港澳台相关人士参与这个收养过程。这样既有利于避免出现不公平的问题，也可以吸收相关人士的先进经验，完善整个收养过程。在城市的周边，地震孤儿的生活状况应该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但是在距离城市较远的受灾地区，尤其是山区，由于此次震灾有大量的泥石流滑坡等现象，很多家庭已经被完全灭族，这一部分的地震孤儿现在应该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对象。而且，地震孤儿由于亲人的离去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隐患。所以当局应该考虑让部分有能力的家庭先期照顾部分地震孤儿，让这些孤儿能够在一个正常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这样对地震孤儿的成长有很大好处。

    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充分表达了领养灾区孤儿的善意，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予以考虑。整个灾后重建和和后续救灾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欢迎民间力量的参与。由于5.12地震整个受灾面积较大，政府力量无法完全顾及，必然会出现部分的盲点。而民间力量的参与，既能让民间力量的爱心能够得到实际的体现，也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让灾区受灾群众获的帮助。现在由于政府力量的不足，在山区的受灾点很多灾民没有得到较好的救助，民意已经出现了一些反弹。而民间力量的深入参与，让这些灾民获得利益，平息这些反弹造成的后续事件有极大的帮助。“黄琦面对记者有着相当的成熟感，去除了相当多的个性化的表达。摄影记者陈柏谕最后将镜头对准我的《申请书》，与我做起了交流。他们谈到他们进入灾区采访的不易，以及两岸彼此认识了解的艰难。台湾正在倾注更多力量，来了解最真实的大陆，增强两岸的深刻认识。

    与黄琦告别之前，成都太平村的几名拆迁村民前来表达救灾的实际意愿：让灾民到家中居住。这种弱势救助更弱势的场景，实在令人感动。他们对陌生的我报以微笑，可见黄琦及《天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临走时，黄琦特意嘱咐我再坐坐：“我就一句话，最后一句话，请你转告你的朋友们，历史将在大浪淘沙中作出它最公正的选择！”彼此心中了然。我赠以掷地有声的“黄琦，我就两个字，保重！”不敢再回头，走出医院，同肖春一道，搭车至四川大学。


2，成都读书会周钰樵


    中午12时，在四川大学与周钰樵会面。周钰樵及其腼腆的女儿、文质彬彬的女婿，在餐馆与我们进餐，专访继续。餐后，周钰樵的弟弟来接周钰樵，顺便携带我。其弟果真直截了当，“是反共的吧”，此语极经典，引得哈哈大笑，个中意味，有着看漫画般的感触。再到面店、茶馆，我与李栋柏、周钰樵共同交流，一直到夜间12时。夜实在太深了，李栋柏遂送我与妻子至其家中，关照细腻。

    周钰樵自述：“我在报社干过，曾经与段德天共同主政《成都工人报》。也教过书，还经过商，经营过长江移民公司，后来还开过古董店。文革中我是造反派头子。六四事件以后，我这种红色家庭的人，不跟共产党耍了，干起了自由职业。所有形而上都是需要形而下来支撑的，在上者用教，在下者信教。我的哲学思索是批判斗争哲学。我是有神论者，但不是一神论者。昨天来的人，有的目的就是跟成都的5个人合影，这5个人是我、黄琦、王怡、冉云飞、萧雪慧，这是他们来成都的目的，不是来救灾，也不是来真心交流的，我看不起这种人。1982年，我就是教书万元户，一个上午挣15元。萧雪慧也了不起，爱憎分明，低调，沉得下心，很有学术深度。黄琦是个实干家，一天可以工作16小时。

    我这次到台湾，感触非常深，我发现他们的传统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在台北就说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亲切，这里的人都是那样的平和、善良，易于接触，街道环境那样干净整洁，台湾民众的高素质太让我吃惊。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们优秀的传统中华民族文化深厚的根基在这里扎根、传承、发扬光大。台湾真是一个宝岛。她保留了中华民族原有的东西。这是最珍贵的。“

    明居正非常谦和，为我们指路，还上车跟我们一起走，送我们到目的地。祭奠很尊重，里面的工作人员帮我们磕头，我们居然站着，那种感受真的是目瞪口呆。点菜，餐厅会提醒我们节约，要是换在大陆，一定吃得死去活来。我们有一次的读书会主题，就是我和杨雨汇报台北之旅。

    在台湾马英九的声望非常高。他的形象、态度、观点，一直都非常鲜明。我在台湾打的，一上车司机就自我介绍：“我是泛绿的。”我就说：“那你肯定支持陈水扁。”司机回答：“我坚决反对陈水扁！如果陈水扁早点下台，台湾也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而马英九，反倒连泛绿的一些人也支持。

    我问过台湾学者曾建元：你个人如何评价马英九？曾建元说：国民党有了马英九，一定会有大发展，他本人非常清廉，而且是无法“秀”出来的清廉。有人调查他的经济问题，他马上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接受调查。国民党清理历史遗留，驱除弊病，重塑形象，组建廉政委员会，裁减党务工作人员，卖掉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让所有工作人员租房办公……。马英九对二二八事件的态度，对国民党党产的态度，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对六四事件的态度，都非常鲜明，一以贯之。

    我以前教过一批藏族学生，有个学生叫一昔平措，现在是优秀的藏语播音员，在电台。他非常刻苦，成绩很好，有一次他突然请假，原来是要回去看望班禅，让班禅摸摸他的头顶。这么一个具备现代思想的人，突然有这样的举动，所有同学都不能理解。这应该是信仰层面的要义，为我们所不熟知。西藏的高度自治，其最重要的就是保留它的文化传统。

    王力雄，体验型的实力作家，曾十余次进藏，走遍西藏自治区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所有藏区。1998年3月出版《天葬──西藏的命运》，该书被藏人视为汉人所写的关于西藏著作中最客观公平也是最好的一本。1999年2月4日王力雄被捕，3月12日获释。王力雄曾经受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邀请，到其印度的居住地访问。王力雄到西藏调查，应该是被西藏独特的文化内涵迷住了，他不但接触了西藏的最底层，还接触了西藏的最上层。西藏文化自有其迷人之处。西藏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世界上最高的屋脊，也融合了世界上最好的气候与最坏的气候。在这样的环境下，倘若没有宗教信仰，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1951年以前，包括国民党、清政府，都没有征服过西藏。这个民族有一种极其独特的凝聚力，从来没把自己弄清楚过，究竟是不是一个国家？西藏的文化传统是非常深厚的。现在一般的佛教在内地都堕落了。藏传佛教的地位相当之高，连内地的佛教都公认藏传佛教。

    我以前就担任过西南民族大学的客座教师，跟藏语系的学生讲汉语的基础写作。现在有些西藏青年已经不会使用藏语。我们讲56个民族，在地域、语言、习惯、饮食上有差异，但现在都汉化得很厉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些真正了解藏文化的人，注定是孤独的。

    达赖坚持高度自治，是要回归藏文化传统。至于独立，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达赖也在不断地变化，他流亡海外，游走各国，应该吸收到了相当多的现代普世价值，这与西藏本土的人有很大差别。旧时代的许多以家族、宗族为核心的经济和处分制度，已经不符合现实。内地一些佛教，其堕落程度已经可以用无耻来形容。金庸了解得也很少，他的小说写得很热闹，但对佛学的了解其实是不了了之。达赖绝对是一个思考型的人物，他的文章很朴实、平淡，但对现代汉语的运用还不熟练。达赖是一代高僧，在国际上有相当的道义形象。1959年，他流亡了，你消灭不了我的心灵。大一统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消灭人心，消灭人的独立思考，事实证明并不容易办到，尤其是面对那些有坚强信仰的人。我同情一般的西藏人，佩服那些极其稀少的高僧，他们祇能在庙宇里非常痛苦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西藏的今天，现代化的物质刺激多了，火车、飞机都能去，生活方式也变了，不但有卡拉OK，连红灯区都有。

    党文化不好下定义，你说在中共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改变、扭曲、渗透，其实任何文化都有这个部分，历史上东林党、康梁党、革命党，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台湾的民进党、国民党，都有这个部分。党文化的核心是它的独裁性，党文化特指的是独裁政党的文化。任何政党都有三种根基，一是制度根基，二是哲学根基，三是民意根基。这三个根基变化了，那么文化也就自然变了。历史上文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反倒是利益驱动了制度的变迁。比如猪肉涨价，多小的事情就引起社会的动荡。文化本身的解释，就是人的生存方式。老百姓的生存问题。

    电影《中原纪事》、《太石村》，令我吃惊，艾晓明、胡杰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在台湾大学，首先放映他们的电影，这种高度评价是相当了不起的。这次地震，李连杰非常聪明，他后面应该有一个智囊团，完全用国际经验来运作，能够保证钱用在刀口上。


3， 读书会的地震灾情汇报感思


    5月24日下午，成都读书会就地震灾情的汇报感思，在大慈寺路的鑫磊茶楼进行总结。约60人，围成内外两圈，茶费每人三元。我与张科弟、赵存根近坐。唐诗林、谢林蓉、叶渡林、杨雨、雷达等人都有精彩演讲。其中一位老者，声如洪钟，控诉灾情之中的人心冷血，有炸肺之感。传说中的思想型乞丐陆大椿得以一见，蓄着长须，扎着马尾，发出民间见闻的真挚声音。那是绝对令人起敬的乞丐，颇有尊严地活着，包括活跃于网上。陆大椿系四川蓬安人，曾于1996年5月蒙冤坐牢，遭受过收审、劳改、游街的侮辱，出狱后为冤屈而乞讨维权，至今11年。《南方周末》曾于2007年5月24日刊发韩广文章《陆大椿，你在哪里？》，为其呼吁。

    另一位新闻人士陆锦东，也来到读书会现场。陆锦东，又名陆海宇，2000年8月调入《中国青年报》，同时兼任《四川青年报》采访中心主任，《上海青年报》要闻部负责人，《上海新闻午报》编辑中心主任，现为《第一财经日报》综合中心编辑部主任。他的一段发言非常重要：“上周四我代表清华大学建筑系来参与聚源中学的重建规划，我们评估的重建经费为1，500万左右，他们报价居然是5，000万。从现在的情况看，有些人又想吃项目了。”

    我对整场会议做了全程记录。这场读书会的内容还有更多堪称震撼的表达。有位网民在5月25日的《大地震后记》中如此形容此次聚会：“同学的朋友邀请参加他们长年例行的读书会，主题是抗震救灾见闻。从重灾区回来的男女老少越说越激愤，我们静静地听。躺在床上，回想昨天的读书会，祇有正确认识天灾，才能真正避免人祸。战后没有不反思的，灾后没有不反省的。”实在太轻描淡写了。刘心怡的文章《救灾的读书人──成都一瞥》，相比之下，显得更确切，更真挚，更丰富。

    唐诗林将几日亲赴灾区的复杂心情一一道来。谢林蓉以佛教徒的悲悯与忏悔兼有的表达，谈及亲赴灾区的感动、愤怒、无奈等。杨雨讽刺新华社记者的傲慢，市民的麻木。雷达的表达，为当日最精要部分。尤其是谈及：学校建筑墻体中，无钢筋，而是铁丝，人为的煤窑开采，打桩、爆破，导致灾难的伏笔，要警惕人对自然的毁灭性打击。那在地震之中尚在泡温泉的政府官员，那一听地震就迅速逃窜的政府官员，这一幕幕都被我们所“见”。

    官方的宣传机器已经大力开动，而民间是有不同看法的，必须存在这种更真实的声音。如果官方作家团仅仅是停留灾区不足30分钟，不问一言，不探一民，我实在不敢相信他们能够多么真实地提供高于“读书会讨论纪要”这样的真实版本。那部电影《汶川》将被多少人讨伐，恐怕也是可以想像的事情。感动归感动，官方归官方，民间的力量之强大是丝毫不亚于官方的。祇有一个目标的受益才是真理，那就是灾民。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向灾民发出声音，那就是不允许民间跟政府“抢功劳”，面子或曰权欲至此，难怪奔赴四川的不少志愿者失落惆怅，不知何所为，不知何所不为。

    聚会将闭时，周钰樵说：“下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位从重庆赶来的青年作家，是我和萧雪慧曾经所在的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叫杨银波。杨银波，你站起来一下，让大家认识认识。”我笔直站立，向大家鞠躬。周钰樵接着说：“我这里有一份杨银波夫妇关于收养一名地震孤儿的《申请书》，大家能够帮助他的，可以跟他联系，也可以跟我联系。”会闭，赵存根告诉我有一位亲人是政府区长，可帮联系。此后发来短信，已将《申请书》当面转交成都市温江区民政部门。


4，大陆女杰萧雪慧


    就在我与赵存根从复印店回来时，居然撞到传说中的大陆女杰之一，也是周钰樵形容的“年轻时是当之无愧的一流美女，年长时是当之无愧的一流学者”，她就是萧雪慧。

    萧雪慧，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遂任教于西南民族大学。着有《伦理学原理》、《主体的沉沦与觉醒：关于伦理学的一个新构想》、《自我实现：主体论人生哲学》、《理性人格：伏尔泰》、《守望良知：新伦理文化视野》、《复合人格：马基雅维里》、《独钓寒江雪》、《教育：必要的乌托邦》、《公民社会的诞生》等。80年代的萧雪慧，就已声名远播，傅国涌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视其为学者楷模。因六四事件，萧雪慧受难判刑，良心入狱。

    出狱后萧雪慧遭遇极大钳制，被长期停课（这让我立即联想到有相同遭遇的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法律学教授杨支柱，吉林艺术学院青年女教师卢雪松，以及不允许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清华大学教授秦辉，被迫提前退休的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却仍然潜心学术，成绩斐然。我在萧雪慧面前控制呼吸，控制那种高山仰止的呼吸，萧雪慧则示意“不必”。其谦和、细腻，带着不入世俗的智者的笨拙，也有着大是大非的坚持，有非常严格乃至高槛式的底线。

    萧雪慧，其时正与周钰樵、贺乔山、杨致白、李栋柏一道。她已有一阵未参加读书会了，听闻是救灾见闻反思的报告会，立即动身前来。会后她原是要立即回家的，我坚持想找个地方谈谈、聚聚。当我坐在那极边缘的一角，在读书会现场拿笔来记录每个人说的每一句话时，我的对面，那位穿着白色裤子的中年女性，她祇说了一句话。针对中宣部的“三不准讨论”，她说：“国内某报社也给我们作者发了邮件，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会在博客上把相关的材料公布出来。”我注意到她已经很久，却不曾想这就是萧雪慧。

    萧雪慧答应了我的请求，由贺乔山驱车，众人奔至成都体育学院餐厅。平淡的交流之中，竟未发觉原来同路的贺乔山、杨致白竟是绝对的民间前辈，是《野草》杂志奋斗数年的成员，与陈墨、蔡楚、邓恳等人同盟。贺、杨二人，与我谈及《野草》的来龙去脉。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在精神开放和言论表达上，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努力。至于如今身在海外的蔡楚，贺、杨二人也带着革命老友式的回顾，充满感情。

    萧雪慧说：“我没想到，杨银波原来是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才25岁。我跟流沙河老先生争论过，辩论过，甚至吵过，当然，流沙河本身是绝顶聪明的人。他的有些观点非常陈旧，对历史悲剧没有彻底的反思。89事件以后，我是整个四川教育系统被整得很惨的一个教师，我被停课至今。我写的书，被别人拿去卖，其中一本书7，000元稿酬就卖了。我不搞营销。我认真的是学术，投入的是整个身心。外出演讲那次，马上就被宣传部门盯住了，可以说是被监控得非常厉害的学者之一。我的父亲以前是地下党的高官，在89年我被审判的时候，让人感觉到两代人的悲剧乃是何其相似。我坐了牢，在牢里跟审讯我的人争吵，一次又一次地争吵。”


5，民间视野中的地震见闻及反思


    晚餐后，与萧雪慧告别。到成都第十七中学旁边的茶馆，同周钰樵、李栋柏、贺乔山、杨致白一道，与车新民相撞。车新民，系蜀中五老之一、资深报人、著名文人车辐的儿子。车辐，又名车瘦舟，今年已经94岁了。奇的是车辐的抗日热血，写日记从“九。一八”开始，每天都写，到现在已经坚持了60余年。抗战时期，车辐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还成立过民间抗日美术团体“四川漫画社”。1938年，四川漫画社就曾在春熙路举行过一次“救亡漫画展览会”。当晚撞见车新民之后，又遇一名英语教授，当时之境，我脸带微笑，而内心却在想念我的启蒙恩师──关在牢里的英语教授郑贻春。

    杨致自述：“我们是非常早的一批文学爱好者和思想者，是表达”自由“的。冉云飞、萧雪慧、流沙河都曾在《野草》上发表文章。有个人情感的，也有思想交锋的。可以说，《野草》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在那样一个动辄杀头的时代，这样自由的声音喊出来，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现在的笔名是无慧、丁香。《野草》被踩后，我在网上写一些东西。我不以稿酬维生，没有生存压力，所以写起来很自由，没有逼迫感。我受林青云、刘墉的美文影响，加之中间发生了许多事，所以心境平和许多。我的名字，就取自”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我写过《四川艺人严君平》的历史小说，这个人不争名利，在当时颇有影响。

    雪灾没有影响奥运圣火，但是这次停三天的圣火传递，是国际奥委会提出来的。地震的影响就有这么大，它揭开了中国悲剧的序幕。张衡的地动仪器，那下面是蛤蟆，一定有它的道理。地震那天，我在谭作人的车上，当时在等萧雪慧。没关上的车门和车身剧烈摇晃，就像波浪一样起伏，脚下坚硬的水泥路面忽然变得很软，觉得大地随时都可能裂开，马上就要陷下去。地震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价值观，让人有敬畏之心。


6，可能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深度交流


    5月25日打印《杨银波摇滚歌词》。杨雨接我到送仙桥茶馆。本以为祇有两三人而已，不料现场竟已聚满十余人，一一介绍。现场另有谢林蓉、何剑秋、唐诗林、周钰樵等人，以及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二胡学会理事会员刘守根（四川省天平法律图书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远宏与黎正光竟然也在现场。

    黎正光，曾任《四川工人日报》文学副刊编辑，四川青年诗人协会副会长，出版过诗集《生命交响诗》、《血羽之翔》、《雪情》、《生命之血》等。为创作《迷川》，黎正光曾于1985年自费徒步考察长江之源，无人区中几度出生入死。90年代初，黎正光主办“第二届中国现代诗大展”。90年代末，黎正光与一群文友创办《汉语文学》网站，并任总编辑。2001年，黎正光策划、组织“中国女子珠峰极限驾车探险活动”，经营过文化公司。《汉语文学》被强行封杀以后，黎正光投入一年半完全沉浸其中的《苍颉密码》的小说和剧本写作，已经创作成功，出版了样本，《新浪》网站也有部分章节发表。5年前，我曾是《汉语文学》的活跃作者，曾专门写有9，000余字的《致黎正光──我们需要一场媒体革命》，刊发于《新世纪》、《大纪元》。5年后与黎正光如此偶遇，简直是莫大的缘分。

    起初我与对摇滚颇有研究的杨雨纵论摇滚。2004年，杨雨结束德国3年的工作，回到中国。最初的读书会，是周钰樵、王怡的老少配，王怡由萧雪慧介绍，曾经主讲过几场宪政主题的讲座。“余王排郭事件”以后，杨雨担当读书会主持人重任。2006年7月10日的读书会，其开场一幕，即是杨雨对在场的国安人员公开播放窦唯1988年的摇滚乐《别来纠缠我》，专门针对警察的不良状况。那是一场名为《从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看社会的起落》的摇滚乐（广泛流传于民间社会的音乐）之剖析讲座，由杨雨主讲。王怡、徐强等人都有发言，其中徐强的发言颇为直接地介绍批判式的摇滚力量，包括介绍政治批判型的“痛苦的信仰”乐队、盘古乐队。

    杨远宏还在谈论之中，16时21分青川6.4级地震爆发，我们顿时有强烈震感，人群陆续散去，我们仍在继续，杨远宏示意大家“勿惊”。黎正光赠我《现代诗章》、《生命之血》。直到夜色深深，众人离散，我与黎正光也仍在激烈交流。呼呼地吃着面条，即使没有了灯光，我也仍在记录，彼此的交流激情显然无丝毫减低。一直到夜间11时，黎正光亲自驾车送我到四川省农业厅，彼此握手，依依惜别。

    杨雨自述：“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是他的第一首摇滚，但广为传唱的确实是《一无所有》。最初他的摇滚有旋律，后来就以说唱居多了。在中国当下，摇滚需要的是独立批判精神，其形式是多样化的，无法下准确的定义。有部纪录片是专门反映北京树村的，叫《后革命时代》，非常地下、愤怒、边缘。盘古乐队的摇滚有暴力倾向，激进反共，应该是最激进的乐队。夜叉是在可以被容忍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反抗。周云篷是良知与悲悯的代名词。唐朝确实是有文化底蕴的，主唱丁武就擅长书法、绘画和古琴。王磊是技术性的。许多摇滚都是POP，流行摇滚。零点是伪摇滚，打着摇滚的幌子，干纯流行、纯娱乐的事情。窦唯的转型非常值得注意，他原本非常激进。从技术上完全无可挑剔，是懂音乐技术的高手，但是精神丧失了。从参加做梦乐队开始，一直到《黑梦》，再到《山河水》，再到《艳阳天》，越来越让人听不懂，纯粹玩概念、玩技术去了。

    从技术与精神两种层面来说，子曰是真摇滚。二手玫瑰有些是，比如《伎俩》，有些不是，比如《嫂子颂》，他们在做摇滚的同时，其实也在做行为艺术。中国摇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红色叙事，崔健、唐朝、黑豹这一类。第二阶段是以魔岩三杰为代表，逐渐分化。何勇是歇斯底里，猛烈批判，《垃圾场》曾经是电影《天安门》的片尾曲。张楚是悲悯、慈悲的城市民谣风格，对生活细节叙事化，跟李春波的以家庭中的个人叙事不同，张楚走向了社会中的个体，具有普遍价值。《姐姐》据说是个真实的故事，令人感动。窦唯是有极端内悟、内醒的向内挖掘的人，越是如此，越是模糊，现在的专辑是《镜花缘》，已经走得太远太远，简直到了纯音乐、纯技术的地步。第三个阶段是各自为政，我的看法就是乱搞乱有理。

    摇滚流派复杂得很。走暴力美学的也有，批判、揭露、攻击、瓦解、血腥、屠杀、战争、死亡，都有。朋克中的早期，何勇是一个。花儿乐队的一些早期作品反映过一点点教育问题，但到现在已经纯搞笑、纯娱乐、纯玩闹了，不能沉淀深厚的思想，精神底子太薄太薄。轮回乐队是有一流的唱功的，但自己本身很空洞，用古典词的背后，都祇是工具主义，一旦用到自身，那就没自己的宣扬主题了。有些乐队的转型具有现象性的，可以归为“失踪者现象”，突然看不到原初追求了。何清涟也曾认识到这一问题，她看到了“思想者的失踪者现象”，可见这一现象是普遍的。汪峰就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是想保留自己的同时，又不得不与官方合拍，响应那种主旋律。当然，从摇滚的市场传播，尤其是传到普通市民阶层这一点上，汪峰有它自己的贡献。

    杨远宏口述：“表达政治关怀、社会关怀，在文本上体现为三种：一种是时事评论，一种是政论，一种是政治哲学。时事评论是短评，抓住某个事件、某个点，转化为某个话题展开，就话题本身进行思考和评述，提升为普遍的社会学、伦理学，字数不宜多。它要求一针见血，短、评、快，尖锐。注意，是评，不是平。时事评论具有话题性和时效性。政论不是针对事件，而是针对现象进行有一定深度和高度民主的理论思考和表达。它相当于报纸的社论。政治哲学不仅仅针对事件和现象，更针对结构性的体制、制度，进行整体的思考、审视，可以作为思想成果和学术成果，有较长时效的存在价值。甚至具有思想史的价值，作为文献被流传下来，是具有普适价值的思考。

    至于制度方案、方针，那叫制度设计。宪政的特征，在制度设计上需要着眼于是否具有对抗性的特点，反对力量的存在十分重要。我本人的专业研究是诗歌和文学。但我从来不局限于我的研究，不是思考思考诗歌、文学本身。要把诗歌和文学放在一个整体的、辽阔的文化精神背景里去思考，才会有宽度、深度和高度。文学，具有倾听倾诉的功能。如果不能与整个人类文化产生关系，便没有意义和价值。

    黎正光口述：“我的选择是文学与文化的使命。我是当过兵的人，在政治上是成熟的人，没有任何党派，反对一切极权，这是骨子里的精神。我的生活非常简朴，花了2、30万搞网站，网站被迫关了以后，自己写历史小说《仓颉密码》，剧本也写好了，用了一年半时间。别人都不能理解，你一个写现代诗的人，连短篇小说都没写过，怎么突然就出版一本80万字的超级长篇，而且还是强者写作的姿态？这是我的使命，别人研究文化，顶多从春秋战国开始，我要从远祖文化开始，而且用考察来完成。荒原大漠、雪山草地、原始森林与远古文化遗址等，要有这种亲身体验在里面。80年代考察无人区时碰见过狼，有慢性阑尾炎，差点翻到悬崖下，当地牧民把我当成敌人，加之语言不通，可以说危险重重。高度缺氧，食品稀少，可以说是极地生存。我为了争取有外出考察的时间，从省调到区，别人喜欢往上爬，我偏要往下走。一定要懂得如何塑造自己的生命，找寻与自己生命本质最接近的生存方式和理想追求。

    文化是极广泛的领域，以《仓颉密码》为例，里面就涉及图腾崇拜、萨满教、祭祀、星象、巫术、医术、历法、血族群婚、马壳、甲铁等芸芸众生。这需要在考察之外，吸收相当多的知识，沉下来做相当多的研究。

    我曾几次去过西藏，翻越过大部分山脉，去过拉萨、唐古拉山、珠穆郎玛等。我正在写一本长篇小说，叫《牧狼人》，已经写了一部分，提纲也有了。我所缺的仅仅是没有在西藏的寺庙里生活过。过段时间我就要去了，真正在寺庙里住下来，这样小说才能写得真实。佛教在印度和中国内地都衰落了，保存得最原始、最兴旺的祇有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很顽强地保存下来的。

    宗教是弱者的精神避难所。但是今日的西藏，其信仰仍然具有一种从众心理。西藏的灾难来自最残酷时期的阶级斗争，比如说强行还俗，对藏传佛教持根本否定的态度，非常极端。西藏的生活，包括寺庙生活、游牧民生活、城镇生活。这些年都发生了改变。年轻一代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知识，跟80年代不一样。从生活上讲，还是很平静的。一头牛就能管好几千块钱，有的人家还比较富裕，该有的家用电器都有。宗教的节日已经世俗化了，更不必说赛马节这一类。西藏的制度在历史上其实是精神领导世俗的制度，确实很独特，这一点我们常常是不了解的。

    天葬，把遗体献给鹰，我认为它祇是丧葬方式当中的一种，没必要把它神秘化。土葬、火葬、树葬、水葬、悬棺葬、岩墓葬、拾骨葬，也是丧葬的方式。西藏除了天葬之外，也有水葬、土葬、火葬、树葬。

    历史上，少数民族走向衰亡都是一种趋势。以语言为例，藏区被汉化是必然的。在我看来，版图、边界、国家都没有意义，一样会消失。电视传播、学校教育，这些对西藏是有影响的，不可阻挡。站在大的文化背景下来看信仰问题以及一切问题，很多争端显得那么多余，比如权力、版图，这些都是很短暂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对文化的尊重。欧洲共同体之后，国家的边界已经不重要了。国家消亡以后，国界也就消亡了。汉文化、藏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以你的文化否定我的文化或者以我的文化否定你的文化，都是很幼稚的。现在我写藏文化、医药文化、基督教文化，以后还要涉及中国的丝绸文化、服饰文化、瓷器文化。这些东西是永恒的。权力上的事，一旦放在文化背景下考量，就缺乏意义。

    要抛弃掉许多狭隘的东西，比如说反共就是第一目标，这是很狭隘的。拿反共来区分人等，划分阵营，是很幼稚的观念。我反对一切狭隘的民族主义。有人说，你饿的时候是要民主还是要面包？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人很可悲。谁都需要面包，谁都需要民主，那是低层次的需求与高层次的需求，没有先后顺序，祇有高低追求之分。“


后记：蜀行仅仅是一个开始


    几日以来记录了不下20万字，但所记仅是摘其概要而已。5月26日以后，蜀行仍在持续，当日即拜访了一些同龄人，来自成都体育学院和四川教育学院。待我一切安排妥当，必继续远行更多城市与农村。奋进中的中国人，无论体制内外，无论境内境外，实在是太多太多，是要用一些时间去结盟求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