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盟的失败的纪录片

（北京）陈家坪


    「编者按」此文提到的“公盟”，是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是公盟下设的公益机构），2003年10月由北京大学许志永、滕彪、俞江博士以及公益律师张星水在北京创立，因无法在中国民政部作为民间组织登记，只能在工商局作为公司注册，当时的名称是“北京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5年9月更名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公盟的口号是“为了公共利益”，以建立约束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以期理性、建设性地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从2003年许志永、滕彪、俞江三人就孙志刚案向全国人大提出收容遣送制度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开始，公盟参与代理了不少维权官司，撰写了若干有关中国热点社会问题的研究报告，开展了促进社会公正透明的公民参与项目活动。今年7月14日，北京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以偷漏税为由，对“公盟”处以142万元的罚款。提出如果10天内不交付罚款，该组织就将被取缔，法人代表许志永也可能面临7年的刑事处罚。7月17日是北京市国税局为“公盟”举行听证会的最后期限，在听证会还没结束的时候，民政局已对“公盟法律咨询中心”施行取缔。许志永7月29日被安全部官员从家中带走之后就无音信，日前被当局以逃税罪名正式逮捕。本刊发表此文，以期公众更多地关注被中国政府迫害的知识份子的命运。


    经过一天的生活，我没有躺在床上，而是坐到电脑前来写作。这段时间我想通过完成一部纪录片来实现我对于社会事件的介入。我的纪录片片名叫《公民课》，它纪录的是公盟组织的一次为期6天的法律知识培训活动，召集的学员是来自全国的维权人士，授课教师从非暴力理念，媒体和网络知识，征地与拆迁、行政诉讼、刑事辩护中的常见法律问题，自由主义与联邦主义，自我陈述的表达技巧和人大选举等方面，来传达公民理念和公民行动。看过这个纪录片的朋友都能接受我所拍摄的这个题材，并感受到我们年轻一代人对于中国未来的希望。我不是按照实际发生的时间来剪辑的，有的朋友认为这不利于叙事，人们需要看到一个叙事的过程。此外，重点不够突出，建议我应该用文字介绍、电视画面、新闻报道、公盟主页等视觉来强化公盟这个组织的形象，因为大众并不像我们自己那样了解他们。尤其眼下公盟正遭遇不测，政府以偷税为名对他们5年来所从事的维权活动进行打压，罚款142万元之后，宣布取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7月29日清晨五点，主要领导人许志永也被警方从其住所秘密带走，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我是通过南朵引介进入到对这个培训班的拍摄工作。开始的那天4月12日，正好是我的生日。我随同学员们坐上一辆大巴车，夜里8点开到山顶上一个家庭教会布道的地方安顿下来。当时只觉周围一片漆黑，甚是荒凉。我们像来到一座孤岛，空气海水一般波动，睡觉被子都有些单薄。次日，则是另一番光景，阳光普照，最远处的山脉，最近处的树枝与杂草，丝丝清晰，让人神清气爽，身体通透，如入仙地。第一天安排许志永和萧瀚的课，主题都是“非暴力的理念和行动”。遗憾我不是带着摄像机来的，错过了拍摄，便决定当晚回城去取。回城时，我和许志永同坐车上，当天讲课的成功和本次培训有了良好的开端，令他意气风发。我们都很兴奋，甚至谈到把这个纪录片直接命名为《中国非暴力运动》。但事实是，我的拍摄已经错过了这个开头。现在片子里面，只有许志永在培训结束时的总结性演讲。所以，我的纪录片与其说是拍摄完了，还不如说是才刚刚开始。我梦想带着摄像机去监狱探望许志永，做不到，因为连律师也不被允许探监。

    原计划我要跟拍公盟对培训活动的总结会，采访许志永、萧瀚和杨支柱，看他们作为授课老师怎样来回顾这次培训活动。另外，还想对一些比较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进行采访，谈谈中国近年来的维权活动和新公民运动。但由于各种阴差阳错的原因，和我尚不具备纪录拍摄的职业精神，一直拖着，直到公盟的行政主管联系我，问我的剪辑工作完成了没有，希望我帮助先把老师们的授课内容作为讲座教材剪辑出来。我觉得这将是一件非常枯燥的工作，便没有接手，答应还是依照自己的兴趣点来尽快把纪录片剪完。于是，我一鼓作气剪下来，先让朋友看，朋友说，这种革命的情绪现在谁都有，不必再去鼓动，我们不能是一群乌合之众，关键是方法，要让人们看到建设性的方法，看到社会行动的希望所在。朋友建言，我不妨把自己放到探寻者的角度继续拍摄下去。我听了十分沮丧，剪辑时，每一个片断，感觉都有所形成，最终放手，像拉长的橡皮筋，不是这一头被连根拨起，就是另一头直接弹回到脑门上来，顿时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就蒙了。随后不久，公盟被罚，许志永被抓的消息传来，我感到震惊，发自内心抱以不平，便重理素材，吸取朋友们的见解，完成对《公民课》的再一次剪辑。剪好我联系公盟创办人腾彪，想让他看看，他人不在北京，已去深圳。我再联系公盟成员杨子云，她现在腾讯上班，我们定好一个中午时间去她办公的大楼见面。

    这一天，我的感受只有两个字：营救。我拿着《公民课》的光盘走出家门，外面太阳发出的光完全是散的，天气闷闷的，让人浑身不舒服。见了杨子云，我感觉到她非常疲惫。她告诉我关于公盟的最新消息都极为不妙。公盟筹集交纳142万元罚款，政府相关部门拒不接受，他们采取的办法是，通过邮局汇寄交纳。和许志永一同被抓的小姑娘庄露，公安部门将其来京的父亲劝回，有内部消息称，批捕手续将随后寄给家人。杨子云立即打电话给庄露的父亲告之，其父却表示不再信任公盟的任何一位律师，公安部门在他临走时已作出放人的承诺，其中不言自明的是，庄露得根据政府的需要作出配合。对许志永呢，政府正在编织证据，企图以颠覆国家安全的罪名批捕。众多捐款的网民原指望交清罚款就放人的希望眼看就要破灭。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显得实在是苍白无力。除了许志永，其它内容简直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对政府来说，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的存在就是在犯罪。不管怎样，我对杨子云说，我们都要有信心。杨子云平静地，像是在自言自语：信心是有，但无能为力呀！是啊，我们没有任何有效的力量，来对政府不公正的行为加以限制。她感觉自己这一段时间以来，仿佛生活在罪恶之中。的确，她一直在同罪恶斗争，尽管是那么的柔弱，却极其坚韧。我们能不能让知名人士站出来多写些文章披露呢？但每人都会有自己的处境和考虑。即便文章写出来了，拿哪儿去发表呢？偌大一个国家，没有一块自由言论的阵地。所有发布公盟消息的网页已被封锁，世道变得黑暗无边。也许邮件组还可以通消息，但这样的隐蔽对于这样一个急迫的事件来说，几乎就要失去它存在的意义。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必须选择这无意义的抗争。

    我们每个人都被深埋在自己的战壕里。杨子云走的时候，我真想跟上去，但我知道，我们没有并肩作战的条件。更为悲哀而无奈的是，事态的发展不提供这个必要。天空下，阳光炙热，像刑讯室里的灯光，让人口干舌燥。我在想，许志永将如何去配合政府所要给他编织的罪名！一个优秀的青年，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现在、过去和未来都怀有自觉的道义和责任，却要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上世纪70年代末，同样怀着政治理想的魏京生，在整个时代思想解放即将到来的前夕，作为一股推动力量被捕入狱，7年出狱后流亡国外，国人对此知之甚少。八九学运入狱的刘晓波，今年年初因提出《零八宪章》而再次入狱。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政治文明建设来说，这样的人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天空之下，我站在当街天桥上环顾四周，一时觉得无处可去。当我步入万圣书园，见好多著作陈列，好多有识之士隐身于言辞之中。有人热衷于无害的癖好，有人致力于研究深奥而无关重要的学问。罗素说，在遁世派当中，有些人并非真正不关心权力，而不过是不能用寻常的手段取得权力而已。这种人可以成为圣徒或异端的祖师，也可以成为新的教派或文艺派的创始人。他们常常吸引许多喜欢服从而又有反抗精神的人做他们的信徒；反抗精神使他们不落前人的窠臼，而喜欢服从又易于引起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新的信条。我能不能对他们举起我的摄像机呢？但我所使用的摄像机是那么的简陋，画面摇摆，图像不清晰，色彩也没有层次。我既没有拍摄技术，也没有剪辑技巧，我的想法出奇地平庸。我知道，要拍好一部纪录片，我还不过是一只三脚猫，要用一张破网去捕捉整个大海里的鱼。当我手持摄像机的时候，就要往外冲，握住笔时，却只能在内心里冲闯。

    （2009.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