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感缺失导致贪腐大潮
杨本华
敬畏心理与造反有理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和恶俗文化“一体两面”。三教九流都赋与今天的人们许多的智慧和启示。以《道德经》中老子的告诫,足以给人们以自省和戒惧。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希望人们以满足维护生命健康的自然需求为度,不要过分追求感官享受,否则“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老子大力主张的生活方式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他认为“治人事天,莫若蔷”,“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知乃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清静以为天下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这方面的论述更是汗牛充栋,不可尽数,其中有“五典”、“九德”、“九思”、克己复礼、忠恕、吾日三省吾身、“四端”、修齐治平和积善成德等等,不一而足。内中关于“畏天命”、“畏圣人”、“敬其在已者”等敬天尊人的理念,更是千年相传,不胫而走。如此这般,优秀的传统文化造就了国人的敬畏感,也就是指人类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面前,常怀一种虔诚的敬重与畏惧心理。这种心理具有强大的警戒与自觉的内省作用,极为有效地规范与约束人们的言行举止,杜绝思想病灶的滋生和蔓延。
然而在中国传统的恶俗文化中,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神佛也不怕,百姓更不怕”的思潮,其思想根源出自市井无赖,代代延续,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大革命时代,许多流氓无产者在“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观念支配下,“光脚不怕穿鞋的”,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的信念,把一切传统的敬畏感抛到九霄云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破不立,大打出手。到了文革时期,全社会的敬畏感荡然无存,直至“可持续发展”地带到了20世纪末叶。
官官贪腐 集体“溃烂”
进入了21世纪,表面上看去“平安无事”的中国社会,内里却是人心浮躁,物欲横流,人们良知中仅存的些许敬畏感,一天天弱化和流失。在这种心理无约束的状态下,中国社会的贪污和腐败已经不可收拾,一天烂过一天,一日重于一日,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罕有其匹,至今已是登峰造极。平素间耳闻目睹种种贪腐案例,足以使人瞠目结舌;当与体制内混迹官场的“公务员”倾谈后,更是令人不禁倒吸几口凉气——中国究竟是怎么了?有权有势的人都疯了吗?大官巨贪,小官猛贪,无官不贪,真的成为不可逆转的大潮了吗?官员们还有一点敬畏感吗?没有了,完全没有了!请看5年前《新华每日电讯》的一则报导:原河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兼省机电办的主任李友灿,在当时创造了一项“全国纪录”——在连续两年多的时间内,平均每天受贿5.67万元,平均每月受贿170多万元,两年多累计受贿额达4723万元,其中有一次达到1600万元。据说,为了存放这些钜款,李友灿专门在北京找了单元房,每次受贿后,自己背款上楼,安置妥帖。李友灿手握审批进口汽车的大权,自然有人请吃请喝,自己基本上不用“掏腰包”。既便他每个月自己花上一万元,这笔钜资足足够他消费472年了。算起来,李友灿每天进账5万多元,等于中国贫困地区100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收入。由是,在5年前,忧国忧民之士就此而大声疾呼—但愿这样的“纪录”不再被“打破”。
当时,有用心良苦之人还抄下《止馈送檄》一文,广为送发,意在警醒官员,诫示“公仆”。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清初康熙年间的福建巡抚张伯毫,他在该文中讲:“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分,我为人不值一分。”还有个别善良之士书写下“不贪为宝”4个大字,印了几万份,分送给30多个省市和20多个部委的“头头”,让他们以为镜鉴,不贪不腐,清正为官。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人们善良的愿望代替不了昏暗的现实。近若干年以来,中国的腐败大潮一浪高过一浪,愈演愈烈,时至今日,已经全然形成了制度化的腐败,也就是对于掌控权力的官员的监督和制约在事实上大约等于零,遂使贪腐呈现普遍化和公开化的特征。
腐败制度化的严重后果如下:一是有的地方和部门的腐败盖子不揭便罢,但凡一揭出来,大体上就是“一锅端”,基本上是官官贪腐,集体“溃烂”。这第二条就是许多地方或部门的前任领导刚刚被“双规”,继任者又“前腐后继”,接着大干快贪。这第三条是贪污额越来越大,前不久被绳之以法的原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突破一亿元的贪污大关,着实令全国老百性吃了一惊。这个吃惊后的嘴巴还未合上,又传来一条新闻—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是中共建政60年来,被免职的最高级别司法官员,他的涉案金额近四亿元。这个“刺激量”真的让升斗小民浑身冒冷汗,夫复何言!这之后,上亿的官员贪腐案一个接一个,可谓目不暇接。2009年7月15日,新华社的电讯称,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陈同海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
确实,贪官的胆子和胃口是越来越大。仅以深圳市龙岗分局副局长陈旭明为例,便可以窥见中国的贪官群这只凶残“金钱豹”之一斑。2008年9月20日晚,龙岗区“舞王”俱乐部发生大火,造成44人死亡。警方在“舞王”的帐册上发现了陈旭明之名,便顺藤摸瓜地查勘此人。如同当今几乎百分之百的官员一样,只要一查,立刻现出贪官本相。他们从“舞王”的老板王静处获得帐本,内中详细记录着有关陈旭明参股的事实、警方随即前往陈旭明的家中搜查。《北京晨报》的“深圳讯”载:有消息称当时陈旭明的老婆正在家中狂烧现金。其家里的天花板为特殊设计,里面装满现金。有媒体披露,“舞王”出事前,每个月都会供奉分管治安和特种行业的陈旭明20万元“干股”。这个贪官给予的回报便是在“舞王”涉及其管辖的案件时“照顾”。因此,无论是这家“俱乐部”涉“黄赌毒”多年,还是公开大肆持械斗殴,皆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深圳市龙岗区,与“舞王”同类的娱乐场所大都按月定时给陈旭明供奉数目不等的“干股”分红。纪检部门在陈旭明家搜出千万元现金,此外他个人帐户下的房产和股票及存款总值逾亿元。
制度化腐败的四个方面
中共在其8、90年的生涯中,一贯讲求严密的封建等级制,陈旭明是个什么级别?往大的说是个副处级,也就是副团或副县级的八九品“芝麻官”,但贪贿额已上亿。比起那些厅局级、地市级、省部级的贪官的贪贿额,陈旭明的赃款是小巫见大巫,不过是个“零头”。像前国家电力总公司总经理高岩那种大号贪官到目前早就数不胜数,仅就被“揪出来”的,便是成百上千,但也只是中共“干部队伍”中的万分之一而已。这是因为中国的腐败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制度化。
稍加分析,这种制度化的腐败体现于四个方面:第一是封建宗法思潮高度泛滥,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大官小官无官正”,人人以“一把手负责制”为藉口,肆无忌惮地强调“领导班子”及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大搞家长制和一言堂,独断专行,权势薰天。在人民群众政治权利事实上等于零的状况下,权利丝毫不能制约权力,遂使权力专断在真实层面上无敬无畏地扼杀了监督,使得大小官员,只要有一定的实权,便私欲极度膨胀,大肆放纵,尽情谋私。这种“党天下”造就成的“官天下”已经形成严密的制度,也就是“党文化”千锤百炼而铸就的新宗法思想,约定俗成后变为了制度。在此种制度的安排下,“学坏容易学好难”。制度化的腐败随即不可阻扬之势而一泻千里。
第二点是中共干部普遍掌握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伎俩,一段时间以来,他们高唱“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符咒,大搞形象工程与面子工程,巧立名目,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这便是极权专制制度造成的“假大空”思维定势,然后精神又变物质,大小官吏一拥而上,高呼“如今这制度真是如鱼得水”,抖搂精神,大捞特捞,其贪腐手段和程度令人咋舌。
其三是企事业单位的高管人员,看到执政党在实质层面上的纵容贪腐,便趁伙打劫,他们大多祭起“内部激励机制”的破旗,堂而皇之地使个人攫取私利合法化和制度化。譬如上百个大型国企的老总将自身的工资定到上百万、上千万,更有甚者年薪可达7、8千万。在年度奖金上,他们可高出普通员工几十倍到上百倍。此外,他们还可以繁多的名目谋取利益,其中仅“车补”一项就有月收入几千元到万余元。有些单位领导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无畏无敬,连带夫人到胜地“疗休”也赫然写进了“红头文件”,可笑,可叹,可恨,可鄙,可恶!
第四条分析结果告诉人们,近若干年以来,中共的各地各部门各级当权者,都学会了以“领导班子集体决策”为挡箭牌,认为“法不责众”,于是没有任何敬畏地大搞特搞权力腐败。在这种制度化的腐败催化下,有些城市和部门,腐败问题只要是掀开冰山一角,随后便是“一勺烩”。这种被老百姓叫作“一锅端”的腐败大案,其实就是制度化贪腐的必然结果。明眼人指出,只要下大气力认真查,几乎无一官员不贪,无一衙门不腐。君不见许多单位或地方政府,前任“一把手”刚被“双规”,继任者又大步快跑,后来居上,令人大跌眼镜。人或者社会一旦失去敬畏,很快便会造成全面积的制度化腐败。不少单位的贪官被揪出来后,不仅当事人不服气,认为“比我大贪者不可胜数,至今养尊处优,凭什么单单抓我!”而且本单位的人也为之鸣冤叫屈:“我们这位领导倒楣了,运气不好,后台也不够硬!”
在一个问卷调查中,询问在当代中国什么职业来钱最快?人们异笔同词:当官的。中国几千万“公务员”,除了每年要惩治大约千分之几的“倒楣蛋”,95%以上的官员都是稳稳当当发财的。在失去一切敬畏的制度性腐败推进下,中共当权者已经叠床架屋地构建成为全球最大的贪腐体系与帮派。无论是黑非洲的官儿,还是拉丁美洲的官儿;无论是满清朝廷,还是20世纪40年代的国民党政府,哪个的贪腐的程度也不可望当今中共有权有势者的项背。人们普遍认知,如今中国的贪官大致占全体官员的99%以上,几乎是无官不贪。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盖因为中共一屁股“坐天下”之后,再不肯挪挪窝,从而导致弊政丛生,遂使贪官之多,花样之复杂,胃口之巨大,手段之阴辣,至今已毫无悬念地雄踞世界贪腐榜的冠军。
历史上的政治家一致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当一个国家的官位进入“暗市场”,能够选购的时候,这个政权的腐败便可谓登峰造极,社会从根本上而言,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而今日之中共各级权力机构,买官卖官已经成为“潜法规”,而且价码逐年攀高。笔者的一位官员朋友告诉道:在1999年,要去北方一个不发达的县当县委书记,开价500万元。10年后的今天,要当个“县太爷”,开价已达2000万元。既使这样,争当这七品官的人还是趋之若骛。因为一届县委书记5年,就是任职于一个贫困县,一年也可捞到2000万元以上,5年下来就是一亿多,谁不眼红呢!
去年春节前,时任国家审计署署长的李全华向国务院和中纪委提交了自己最后一份工作报告。这一报告披露,各省市党政机构,以各种违法方式,侵吞国家税收、国土开发资金、工程基建经费、行政开支等,用作给公职人员额外薪酬、奖金、福利、津贴等,由90年代后期2000亿元到2007年达每年5000亿元。与此同时,公安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了一份2003年至2007年底官员外逃状况的报告。其中罗列外逃官员总数6520人,卷款额达1980多亿元,其中亿元以上特大案113件。再看一个数字:由上届政府中的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监察部等7部委的一份报告《关于2003年至2007年度国资机构运行情况》中公布,这五年国有机构资产流失2.8万亿至3万多亿。李金华指出,现行体制,某种程度是放纵地方党政机构以改革为藉口,无止境地以各种手段侵吞国家税收、国土开发资金、工程经费、行政开支,来满足特权阶层,是定时炸弹。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送别其离休的座谈会上指出:最大的腐败、最危险的腐败,就在体制内,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不解决,就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线。
根除中国腐败的猛药——废除一党专制
由于中国传统恶俗文化中无敬畏思想观念与制度性腐败的高度结合,造成近若干年以来“反贪,反贪,越反越贪”的严峻情势,甚至已然造成全民的贪腐心态。许多原本尚存有“克已复礼”意识的人,在坏制度这个大染缸的薰陶下,一天天被侵蚀,一旦当上了官,手中有了点权,便将残存的一点敬畏感抛却,让人身心固有而以前被压抑的兽行与私欲极度大膨胀而步入贪官污吏的行列,今日人们对称这个宠大的官员贪腐集团为“流氓资产阶级”。
以前两年被揭发出来的中共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为例,他在被捕的1年前,还在中纪委和监察部的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上发表了有重大影响的文章《构建惩防体系:宏观加微观》。他在文中义正辞严地指出了中国贪腐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根本原因:当前的制度建设“存在漏洞”,必须依靠制度防治腐败。说一套,做一套,这是中共官员一以贯之的拿手好戏,李大伦率领“领导班子”,以“老子就是法”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大胆运用一党专政的无上权力和纪委“双规”这个尚方宝剑,无尽无休地为自己大敛钱财,就是法官和检察官妨碍他们一伙贪腐,也被施以无情“双规”,这样,无论刘志华还是宋平顺,无论邱晓华还是陈良宇,无人不腐,无官无贪,早已使得中国官场形成制度性腐败,只要你置身于官场这口大染缸里,很难洁身自好,绝大多数官员必定成为贪官污吏。因此旁观者言:造化弄人,制度害人。不好的制度必然造就大量坏人。面对中国大陆无尽无休、无敬无畏的制度性贪腐大潮,应对和治理之策何在?
马英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便有赖于民主政治中的权力制衡,这个机制的哲学设定在对权力的不信任。任何当权者不管有何等辉煌的过去,都被自动当成潜在的滥权者,需要予以有力的制衡与监督”。对症下药,一党专制实乃腐败之源。欲根除中国的严重腐败,只有一剂猛药——废除一党专制,建立严密的分权制衡制度。这一民主制度的第一步便是解除党禁报禁,第二步就是立法执法行政三权分立,再分立出监察机构和考试机构。第三步即是严格实施阳光法案,只要居于公务员之位,必得公布自己的财务和收入,一旦被纠察出不实,将接受制裁和法办。中国社会的第一大弊病是严重贪腐,第二大弊病是贫富二极大分化,而这种日益巨大的贫富差距不是因经济发展和社会竞争的自然形成的,其根本原因还是缘于制度性的大腐败。中国只要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落实了宪政,那真是“实行民主好处多”,不但贪腐与贫富分化的整饬改变指日可待,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以及环境保护、资源利用都可进入正轨,进入全良性状态。
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年来,推翻满清王朝,原想毕其功于一役,从此走向共和,走向民主。谁料取代清皇朝之国民党政府不争气,被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共产党走了一个甲子,终又被以贪腐为主症结的社会严重不公正所将拖垮。让我们振奋精神,建立清醒的公民世界观,迎接崭新的自由文化运动,迎接新新中国破茧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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