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我身边的文革（续五）

（江苏）夏韵


    任何时代，祇有普通百姓的经历，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历。这里，我仅想以我卑微的个人经历，折射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一斑。——作者


32


    机关的“牛棚”散了，我不知去哪里，便回到了科里。

    其实“牛棚”祇不过是当权者画地为牢的一个概念，它可以是任何一个空间，一旦你被放进那个被特称之为“牛棚”的地方，就失去了人格成了“非人”，连最基本的人权、人道都不能享有。“牛棚”的散与否全凭当权者的意念，祇要需要随时都会应运而生。

    武汉的冬天湿冷湿冷的，地处江南不属于享受暖气的范围。每到冬天，办公室都备劈柴煤块。清晨上班时间，各个办公室都生炉子，除了伸向窗外的烟筒管冒烟，笨手苯脚的人们弄得人人流泪、门窗冒烟、全大楼烟雾寥寥如失火一样。

    我像往常一样，上班前早早来到办公室，驾轻就熟地清理出隔夜的煤灰，放入废纸架上劈柴，点火待劈柴火旺轻轻加入煤块，细细的烟管呼呼地往外抽风，一会儿炉膛就红了。这是按照爸爸教给我的一句话——人心要实火心要空，得以成功的。

    已经几年没见到父亲了，往来家书，他报平安我报平安，真的都平安吗？儿怕父牵挂，父怕儿担忧，相互守口如瓶，各自舔着自己的伤口，我知道囿于知识原罪论，我们都不能幸免，我乞求上苍把所有的灾难都加给我，放我的老父平安渡春秋。

    炉子上水壶里的水突突地冒着热气翻滚着，我抹掉桌上的浮尘，清扫完地上的杂物，上班铃响了。

    我怯生生地和大家打过招呼。

    科长杨翻动着手中的报纸，没接触我的视线说：“孩子好吧，听说是个男孩，最近七事八事的忙，也没去看看你”。

    “谢谢”。我有点受宠若惊。

    “科长忙革命，成绩巨大，5个兵中抓了3个反革命”。同是“牛棚”难友的孙工程师冷笑着，边说边在炉膛处凸起的一圈铁箍上放了些白薯干。

    我吃惊地看着他，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在这里垂首恭立受批斗，现在怎么这么随便了。我看看科长，他脸色尴尬，再看孙工，他满脸恶作剧挑衅的神情。

    世道真的变了吗？

    我们技术计划科其实就是院总工程师办公室，包括总工陈在内共计6个人，3个人进牛棚，一个人划“中右”，还有左派两人是科长和兼任机关团支部书记的周，人称“少”书记。

    为什么部级设计院没有总工程师的单独办公室，我想是因为科长杨的位置问题，他是院党委成员举足轻重，他不是技术人员，按理仍可以担任任何一个科室的头头，但是惟独总工程师这个行政职务他不能当，我们4人是总工程师的兵，怎么称呼他呢？假若设他为书记，6个人祇有他是党员，岂不成了光杆司令。

    “按政治处的要求今天全日学习元旦社论”，科长杨宣布。

    大家围着火炉成辐射状坐下，聆听科长和少书记宣读题为：“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的两报一刊社论，我听清楚了：

    —1967年将是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发出总攻的一年。

    —1967年将是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的胜利的一年。

    两人交替读完社论，科长以开会为由退席，交给 “少书记 ”主持学习讨论。

    浓郁的烤白薯香味盈满一屋，我明白孙工的本意不在品尝佳肴，而是借此宣泄几个月来的郁闷愤怒，是在向官场积极份子挑战。

    总工陈低头读报，似乎想在字里行间寻找什么，他平时政治学习言语不多，现在更是三缄其口。

    每次学习都积极发言的“少书记”，一反常态一声不吭，手拿火钳低头在地上划来划去，孙工忍不住了冲着他说：“科里三个人进牛棚，一个人划中右，就你和科长两人是左派，你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少书记头都没抬，一边仍然在地面上划着，一边不情愿的开口说：“以我看院党委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揪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冯，批判了犯错误的干部刘，揪出了刘某某反革命集团（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至于其他的一些人……”他迟疑一下，斟酌着字眼接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能被触及一下还是有好处的。有些过火行为，群众运动难免……”

    少书记嗫嚅着还没说完，孙工就跳了起来：“能触及一下还是有好处的，这么说我们要谢谢你了，为什么你们不沾这个好处，且不说院长冯和什么反革命集团，我祇问你，你们说我谋害前妻有何证据？就凭我遭受的诽谤我敢断定别人的罪名也都是掺了水的。”

    孙工眼睛发红射出仇狠的光，我真怕他们会打起来。

    “我们执行领导指示，事出有因，查无……”少书记口气强硬地说。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是吗？先定罪后求证，是你们把人整死也不担责任的一贯手法，领导指示？毛主席是不是你们的领导，毛主席指示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为什么不批。”孙工咄咄逼人，直指少书记，那少有的居高临下的气势，和少书记悻悻然低头不语的委琐无奈，形成宣明的反差。

    我不由怦然心动，感到了久违的爽快。人性中丑恶的报复心理在滋长，懦弱胆怯渐渐让位于幸灾乐祸和仇恨。

    我看着少书记表演，我知道那目光充满蔑视，我终于明白了在特定环境氛围强大磁场的感染下，过去受压抑的人、会不知不觉中受文革中所处地位的支配、同情造反观点或成为造反者的原因。

    我们4人和科长、少书记成了对立面。凭心而论，我们没有想去取得什么过去未曾得到的利益，与政治主流对照，我们的思想很右，不想也不可能升官入党，我们祇想让他们承认把我们当敌人整是错误的，今后不要再整人。

    我们知道，没有毛泽东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派路线一说，就是屈死也没有说话的机会，我们期望他们这些与毛泽东思想有缘的人，最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人，给毛泽东一个面子，放我们一条活路。

    也许是他们太谙知毛泽东思想，在他们眼里这一切祇不过是第二次引蛇出洞。本来嘛，世间哪个坟地里没有屈死鬼，历次政治运动整了你就整了，整死了活着的人哭都不敢，哪敢言恨，政工干部官场积极份子整错人，什么时候有过“道歉”二字，就是整死了人，升官的还照样升官，伴随着每次政治运动总有人下地狱有人升迁。社会不会因屈死者星辰暗淡日月无光。反而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


33


    几天后科长对我说，你的事——批斗抄家，实在与我们关系不大，你调来设计院表现还不错嘛，主要是你原单位的那封信，否则怎么也不会叫你进牛棚的，我们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啊！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问：那你看我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你耐心听我说，最近党委研究了你的问题，决定给你平反，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了。总之一句话要把帐算在刘少奇头上，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很多事过去了就过去了，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他微笑着讲到平反二字时，露出一派居高临下恩赐苍生的面孔。

    我为之几乎付出生命的这场劫难，凭空而起凭空而灭，好像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好一个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我还没有说什么呢，凭什么要把帐算在刘少奇头上。

    我气得眼泪汪汪要落下来，硬咬牙忍住。转念一想又能怎么样呢？他们的行为代表了社会的主流，这个社会的主流就是搞阶级斗争，不在人群中找人斗，又怎能说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不斗人又怎能叫无产阶级接班人脱颖而出，能平反就已经烧了高香了，还能怎么样呢？

    春节快到了，羊年来临，我记起年幼时父亲讲过的历史 语之说的“红羊劫”。一阵不安油然而生。不知父亲所云每个甲子60年中凡遇丙午丁未交更之年，社会均有大的劫难发生是否属实。我曾问父亲：为什么是“红羊劫”不是“白羊劫”，羊不是白色的吗？父亲说：丙属火是红色，未为羊，故称“红羊劫”。

    1967年1月丙未交更之时，我尚认知不到“文革”是一场劫难，祇是惴惴不按地为个人的遭遇揪心。那封信、那句形同证据的伪造，何时才能真相大白，我是否能随平反尘埃落地自此平安。

    科长和我谈话的第二天上午，我被政治处的一位干事叫到政治处的一个办公室。

    走进门，映入眼帘的是迎面墻上挂着的巨幅装桢华美的林副主席的四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靠左手沿墻一长排顶天立地的铁文件柜直逼窗口，满满占了一面墻，在冬日灰濛濛的阳光下泛着绿光，幽幽涔人。那里装的是神秘的档案？定度人生死的外调材料？血泪书写的坦白交代？不得知，也没敢多朝那边看。

    “坐，坐，坐”胖胖的干事周指着我面前的椅子客气地对我说，与数日前我的批斗会上的他判若两人，他在政治处他是仅次于主任，有实权的人。

    我环顾四周，政治处的人除主任不在，其余的人都在场，他们个个都是共产党员，我坐在他的半圆形合围中，恍惚像又一次置身于批斗会现场。

    定睛凝视见他们有站、有坐、随意自主，谈笑风生。我下意识地双手合在膝盖上，右手狠很掐了左手拇指一下，感到了疼，知道不是梦，便忐忑不安地问：叫我来什么事？

    “找你来是关于你的那份档案材料的事……”胖子周刚开口就被旁边的一位瘦瘦的干事打断了话：“算什么狗屁档案材料，干这事的人够丢人现眼了。”

    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显然他是埋怨干这事的人水平太低，不合规矩。

    记得后来我问过他，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把它抛出来呢？他说：当时领导要整你，也就顾不的那么多了，整归整，反正最后还要落实。

    “你原单位随档案转来的那封信。”胖子周更正后继续说道：“那封你写给你爱人的信中的那句话，经党委研究认为：构不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即使证据确凿也祇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何况证据不足。你的信退给你，原单位盖有公章的正文，根据组织原则不能给你看，当场烧毁。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讲。”他手举着两张纸问我。

    “不能烧，千万不能烧，烧掉了他们不认帐，我找谁去洗清冤枉。”我急切地站了起来。

    “党委给你平反，不就证明你没有问题了吗？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另一位干事高声插话，口气似训我不识抬举。

    又是一个“不要纠缠枝节。”

    被斗被批被抄家，要讨一个字的说法，就变成了纠缠枝节，这是什么王法啊，但是，我能拗过他们吗？这是组织决定，我退却了，小声恳求道：“那至少要我看一眼公章。”

    “好吧。”胖子周隔着一张桌子把那二页纸递给了站在我近处、正要点香烟的高个子干事李。

    他原是我丈夫的同事，是“四清”工作队为加强政治工作，从技术人员中选择的大学生政工人员。是个好打抱不平的好人，没参与整人。今日中国温和执政的胡、温当年可能也曾是这样的技术人员出身的政工干部。

    血腥的1966年的“八。二三”那天，是他把被斗得晕倒不醒人事的武汉市青联委员朱某背回宿舍救助，曾被指责“右”倾，阶级斗争观念模糊。

    干事李接过那两页纸，把下面的那页给了我，把盖公章的那页右下角翻过来展现在我眼前，问；看清楚了吧？

    我看到一个由蒙文和汉文组成的包头市某某某某局保卫科的公章印痕鲜红如血。

    “看清楚了吧？”胖子周再次问，我颔首默认。

    “烧！”胖子周举手示众干事李。

    “烧啦？”干事李边说、边随手用刚刚点完香烟的打火机火苗点燃了那页纸。

    囿于共产党的保密条例规定，我与这份与我生死攸关的文字祇能缘悭一面了。它可以改头换面上大字报公众于世却不能叫我看一眼。

    那页纸在火苗中张牙舞抓地化为灰烬，不知为什么，我的直觉祇给我不安，没给我喜悦，心情反而更趋沉重。我的不幸在于没有给我任何结论，政治风云常常东边日出西边雨，好像没有任何部门审查过我，好像这一切都没发生，反而使我万分不安，要知道这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的一切，随时会重新发生。

    我低头展读手上的那页纸，眼角发涩、心发酸，百味交集。苍天啊，那个梦，那杨淑英嫉忌地喊着：世界上的好，都叫你占了，抛向我的那张巨大的网，原来是造物主在警示我，眼前这页纸真的是几年前我交给杨淑英代发而丢失的那封信。不同的是：一，不是我的亲笔，二，信的最后多了一句反动言论：“这个世界还叫什么世界，简直不是人过的”。

    抄写笔迹是杨淑英的，有她签名的旁注：阶级斗争复杂，某某反动透顶，恶毒攻击社会主义，交组织处理……字迹作证。

    阅罢，仰望苍天，欲哭无泪，丢失的原信在哪里，已是千古之迷了。我愤怒极了，几乎是喊着说：“作为证据原信不是更有力吗？如果是想不惊动我们。放长线钓大鱼，完全可以把原信照相，信仍然寄出，我爱人没收到这封信，我的原信到哪里去了呢……”我急切的一口气说完，胸口一起一浮像是要爆炸般的疼痛。我知道，没有原信做证，我永远洗不清冤枉，头上悬着要我命的剑。

    我看到眼前这些共产党员们面面相嘘，尴尬不语。那个曾在批斗年会上逼我交出罪证的干事低头说：那是你和杨淑英之间的事，你去找她好了。

    看得出他们的良知在为他们的同行——我原单位搞政工的人汗颜，这使得我的心得到些许安慰，从心底萌发了对他们的点滴感激之情，原谅了他们对我的诸多不公正。

    万万没想到，1968年，毛泽东要清除共产党内的“二氧化碳”，要整党、清理阶级队伍，军代表工宣队全面整肃造反派，院里运动初期打牛鬼蛇神的政工干部官场积极份子重整旗鼓“倒”刘。为了给书记刘添加更多的罪名，我又一次被打成反革命，那句“即使证据确凿也是认识问题，何况证据不足” 的反动言论，再次致我落难。那个代行举手之劳的干事李，落下个烧档案材料的罪名。

    一年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平反的人，转眼间又成了牛鬼蛇神重入牛棚，政工干部们说书记刘是牛鬼蛇神他们的保护伞。1968年在批斗书记刘的会上，我亲眼见20来岁的军代表小排长左某某，把手掌竖起砍向建国时已是团级干部的书记刘后颈处，13级老干部苍老的身体踉跄欲倒，回头怒视他：你究竟要干什么？

    干什么，他们是在玩政治啊？政治在他们手里就像一团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捏个什么就捏个什么。

    倒刘后，这个按政策应复员到他的户籍地改造农村面貌的“排长”，硬挤进设计院成了政治处的保卫干事。

    多少年过去了，我原谅了所有伤害过我的人，惟独不能原谅他，他的恶是不能用“文革”二字辩解洗清的。“文革”不是赦免他的理由，他的投机钻营、骨子里的“左”，使得军威蒙耻，军魂蒙羞，令我深恶痛绝。他砍向书记刘的手掌和书记刘花白头发老人踉跄欲倒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后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