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逃亡

（泰国）程维民

    本人没有参加过任何民运组织，也没有协同民运组织做过什么大事情。但20多年以来，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事业的奋斗自始以终。随着自我人格的逐渐成熟，这种具有普世价值观的信念愈加坚定。

    出自地主家庭的我，儿时目睹和经历了父亲深受共产党政权迫害及苦难生活的日子。无形中也逐渐产生了对中共当局的怨恨，就像1992年我在北京大学被抓时，一个警察怒训我的那样，“你小子的反共思想根深蒂固”。青年时期由于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在接触不同的声音或反共的信息时则格外欣喜。为此，从刚读中学开始我便热衷于收听台湾的光华广播和美国之音等，在17岁那年（1981年），由于受到“敌台”的感染，我自发组织成立了“自由青年团”（其实包括我就4人参加），本人还亲自草写了青年团章规。在一次给台湾光华广播电台投信的事件中，我被河南省潢川县公安局逮捕（因为信当时是从潢川县境内寄出的）。由于尚居少年，在公安局拘留15天后，被拉到潢川县牛岗乡和来龙乡游街示众，要求当众发表忏悔后释放。此事当年被老百姓传为奇谈。由于这次事件的发生，我便弃学出去，到处流浪。一年后，我在省城郑州市一家著名餐厅（和记烩面）做了一份几乎没有薪水的杂工，接着便开始学厨，后来成为了一名烩面师傅。


89民运去北京


    20岁那年，我被南阳市一家餐厅老板聘为厨师。3年后，我与朋友合作在南阳火车站对面开了家“大世界酒家”。从此我也算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内地早期的万元户。后来我利用在异地掏来的第一桶金，回到老家息县长陵乡开办了一家千头养猪场。基于经济条件的改善，我随时向往着对家乡父老的回报，我对所在乡村学校和乡村数十名五保老人进行了数年的帮扶。对此，息县县广播电台还进行过专题报道。

    由于早期辍学，成年后深感知识的匮乏，于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参加了一些函授的学习。就在我准备进入大学走读之际，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学生民主运动，在闻讯这一消息的同时，我的心情汹涌澎湃、热血沸腾，恨不得一步飞临现场，冲锋陷阵。

    当几经辗转于89年5月19日到达北京时，由于当天发布戒严令，当时只是停留广场外围。紧接着广场指挥部发出号召，要求同学们（主要指外高联）回到所在省市，各自为阵，积极发动群众奋起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我决定立刻返回河南信阳，希望借机有所作为。由于5月20日开始，上百万的北京市民上街声援学生，阻拦军车，我足足花了4天时间才走出北京。

    回到信阳，我立即到新华书店买了两台腊板油印机。召集几位兄弟开始印发每天的学生消息。当时定为各“学运快报”。在11天昼夜不停的印发同时，京广铁路沿线到处传阅着“学运快报”。“六四”过后的第3天，地方形势骤然紧张，随即我也停止了印发，为躲避追查，我回到息县老家，当时我中学时期的班主任瓮文超老师和大队会计王文敏还特地去看望我。记得瓮老师还劝慰我说：“你要放冷静，自古以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骼膊是硬不过大腿的”。王文敏后来把我的油印机拿到大队部也派上用场。随着当局秋后算账的形势逼紧，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强烈要求下，我于6月10日又离开家乡南下谋生。后来当局还是追查到我的老家，但在父老乡亲们好心为我与当局的周旋下，一时间我总算躲过了六四当即的那一劫。

    六四惨案以后，中国社会突然显得格外的“肃静”，在几乎以全球性的同声谴责和抗议之际，而中国人民自身也似乎只有忍受和服从的选择。这也是中共以武力和集权统治中国的意志图谋，这种以高压手段打击社会良知的统治结果，最终必将导致整体社会道德的衰败。

    1992年初春，六四即将3周年，中国大陆官商勾结，贪腐有加，社会道德每况愈下。国民精神意志处于极度“麻痹”的状态。目睹现时的一切，令我忧心忡忡，不时使我怀念六四，渴望社会重现当年学子们的斗争精神。为此，一种强烈的良心冲动使我决定用其有限的力量尽可能唤起国人的觉醒。于是，在六四3周年到来之前，我要付诸行动。


印制传单 纪念六四3周年


    位于福建省西南地区的诏安县，盛产编织麻袋的红麻种子。八九六四后的两年初春，我都会到这儿收购麻种再贩卖到家乡。1992年的新年开始，我带着5万元的人民币如是来到诏安县。而这次来并非为了收购种子，我计划在此地秘密做些大事情。当年的诏安县还是比较落后的，城区街道的房子多为两三层的旧楼。位于城西北角的一处两层木楼是一家印刷门店叫“大众印刷服务社”。店里机械设备也是老式的，服务社只有4名中年女工，通过了解这个印刷门店是她们从单位承包过来的，所谓承包就是自劳自食。当时我找到她们是想要她们帮我印刷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就是在纪念六四3周年前夕我欲向全国各地邮寄、投放、散发及张贴的传单。准备印的传单有3份，分别是“致全国同胞公开信”、“致全国知识分子公开信”和“继承烈士遗志，推动民主进程—纪念（六四）3周年”。为避开她们对所印资料的敏感性，我特别以加班赶印及高价的诱惑很快与其成交并投印。就这样，总共6万张的印刷量，包括加班费我付给其7400元人民币。

    预备的传单印好之后，我立即运往厦门，在一家“黑猫旅馆”住下。随后我就到书店买了一本《全国邮政大全》，按照上面的邮编和地址，开始向全国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民主党派等进行邮寄。当时信封的落款（寄信人）我特别注上“海峡文学交流协会”之字样，以求邮途顺利。近4000封的全国各地邮件，我分别从厦门、福州、南昌寄出，此时的日期是当年的3月中旬。按计划，在六四三周年到来之前，我先到上海一些主要大学进行投放（投放地点主要是宿舍走廊和洗脸间），最后我会把这次行动的重点放在北京。

    4月初，我带着大约一万张的传单前往上海，其余的寄存在厦门。到上海后，我分别在复旦、同济、交大等6所大学进行投放，其中在复旦大学投放时，我还花50元钱找来一名临时帮手协助我。在紧张的上海行动之后，我借机空手去了一趟北京，此行主要是先了解一下北京的状况，包括主要学校的分布，以及方便行动的落脚点。为掩人耳目，我随即在当时的北京商学院（现为北京工商大学）找了一份清洁工，并约定于4月15日正式上班。由于时间紧骤，我特地乘飞机返回厦门，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当时飞机票价是480元。到了厦门，我带上所有的传单随即赶往北京。在北京商学院住下以后，我一边做工，一边择机到不同学校进行投放。为安全起见，进入某校时我会选择时段或装扮成餐厅工作者等。与此同时，我也不时地在一些公交站点等处进行了张贴。在分别对人大、科大、北师大、政大、农大、清华等十余所大学的投放之后，我于5月18日下午4时许带着一包传单前往北京大学，在通过前门进入时，我被当时已守候在此的北京市公安局特警当场抓获。在北大保卫科进行身份核实之后，我被押往北京市公安局，经过短暂停留，于当晚又押送到几十里外的北京市看守所。后来才知道此处也叫秦城监狱。

    5月19日天刚亮，他们就开始对我进行了紧急提审。在历时半个月的急审中，我被数次的在深夜间从梦中叫醒。他们如此超常规的反复审问，目的是考验或验证我所交代问题的真实性。每一次的提审都是在一个大厅中进行，参加人员数名，后来还包括上海和厦门方面来的，并且每一次还进行全场的录音录像。在一次当庭的会审中，当确认这次事件仅属我一个人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之前他们一直认为我有一帮人，或受国外指使），他们似乎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后来一位警官告诉我，因为我一个人的折腾，全国上下公安部门大动干戈，光北京市公安局在各高校布置的警力就超过1000人。到目前为止，每当我想起那次的行动都会感到自豪。

    在北京看守所近20天的审查关押后，于6月初由厦门和上海的四名警官把我带上火车。后来才明白，这是由于我的案发地点在厦门，最终必须由厦门方面来审判。北京到上海的火车，乘坐的是软卧车厢。一路上我一直被铐着手铐。就餐时几位警官与火车乘警在一边大吃大喝，而把我铐在一个角落里。一会儿，一位胖胖的中年餐车师傅走了过来，弯下身子对我说：“小兄弟，好样的。你的故事我都听乘警说了，我支持你，你等会儿，我去给你弄好吃的”。看着胖师傅那慈祥的面孔，我不禁流出了眼泪。胖师傅一手捏着我的骼膊，一手拍拍我的肩膀便转身走了。看到他的背影，我仿佛看到了当年数百万北京市民声援学生的身影。不一会儿，一位餐车服务小姐把饭菜端了上来，满满的4个盘子，鸡、鱼、肉、蛋几乎都有，并且还带有一盒红塔山牌的香烟。当时小姐不停地点头说“慢慢吃，还需要什么尽管讲”。这些平凡而普通的言语，令我倍受鼓舞 ，那时刻我就想，即便是这次行动我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感到是值得的。到了上海，两地的警官之间进行了手续交接，我也在一份卷宗笔录上签了字，随后便被押往厦门。

    在厦门看守所，我很快被正式批捕。随后便是一连串的提审和起诉，在经过不公开的审理之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当年的十月底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我有期徒刑两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对于我的判处，他们说，是考虑到我曾经对社会有所贡献并能坦白交代罪行，所给予的判刑是最轻的。


囚禁的残酷


    漫长的两年监狱生活，让我体验了人被囚禁的残酷滋味。1994年5月18日是我刑满释放的日子，当时是一名姓汪的中年管教干部和厦门公安局政保处的一名警官一起送我到河南信阳地区公安局，然后再由信阳公安局派人送我到息县公安局，最后又送到长陵乡派出所，接下来我要求自己回家。当时公安部门还要我一个月内不准外出，然后外出也就跟派出所讲一下。随后我和闻讯赶来的乡亲一起回到村子。当妈妈看到我的一刹那便立刻抱着我痛哭，看到疲惫而苍老的妈妈，我无法忍受愧疚的情感。此时的乡亲们蜂拥而至，个个见到我不禁流下泪水。之后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前往看望我的父老乡亲络绎不绝，当时村会计王文敏为我代收的慰问金就达一万八千多元。这是我们家乡的习俗（乡亲们之间有什么事多半会送点钱以表心意，当时的礼额多为10—20元）。

    一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信阳市的住家，也就是我岳父的家里。岳父没有儿子，我又当女婿又当儿子。由于这次的牢狱，我亏欠他们太多，尤其面对我的妻子和女儿（坐牢时女儿刚两岁），更无言以对。我只有在以后的日子里尽心力去弥补她们。也因为这两年的牢狱，令我的生活和事业举步维艰。当初的养猪场早已关闭，无奈之下，我带着妻子于1996年初去了新疆，投奔早在那边发展的老乡。

    在南疆的库尔勒地区，经过半年多的艰难打拼，我基本站住了脚，在经营一家餐厅的同时，我还间接从事一些贸易生意。但最大的收获莫过于上帝赐福我，在新疆又得了一个儿子。我给他起名叫程金戈，即金色戈壁的意思。一段时间的新疆生活，给我的感觉是当地维族的青年一代对汉族生意人非常的抵触。如此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时我不得而知。但令我费解的是，每当八一和十一等节日，中共解放军则出动大批装甲车、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在新疆各大城市游行示威。我不明白中共当局如此的行动是为了确保社会的安定，还是制作人心的不安定。

    1998年10月，我的岳母在信阳的老家出了严重的车祸，住院治疗急需我们的贴身照顾。另包括我女儿的就学问题（中共规定没有新疆户口的内地子女不能平等参加新疆高考），我决定转掉现有的生意，回去老家。

    次年初，岳母的身体基本痊愈。闲暇之余，我搞了一次针对农村社会发展现状的调研。通过调查了解，我发现内陆地区的农村愈来愈无法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苛捐税费，包括普遍性的农村基层组织严重的隐型（没有公开的挂账）负债问题，是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黑暗面。对此，我通过“亚洲自由电台”威廉的节目进行了系列的报道。


逃往泰国


    1998年初夏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获悉了一起发生在河南信阳的窃取死囚犯器官进行倒卖移植的恶性案子。当时我通过受害人家属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秘密走访，在经过半年多的精心调查，我以铁的事实揭露了跨越数省区的窃取死刑犯器官进行倒卖移植的罪恶行为，并通过海外的相关人权机构爆光。为此招到中共当局的秘密通缉。随后在国外朋友的帮助下，我逃到泰国曼谷，并获得联合国的难民庇护。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逃亡。

    刚到曼谷的时候，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生活非常艰难。由于身份（难民身份在泰国不能办工作证、驾驶证）、年龄、语言等障碍，工作相当难找。在几经努力之下，最后我在曼谷是隆路19巷的“永和豆浆”（台湾老板）做了一份帮工。同期与来自缅甸的小弟们一同在餐厅的地板睡了5个多月。半年后在基督教会信友的帮助下，我在帕喃四路开了一家中国面馆—“中国大碗面”。当时在曼谷还小有名气。一年多以后，我又转行与一林姓的泰国华人合作经营一家保健品公司。通过艰辛打拼，公司业务一度较为红火。（2004年底泰南发生海啸，我捐助10万泰铢的物资，当时的泰国电视台曾有报道）。

    随着经济条件的逐步改善，我的第一要务就是关心和负担远在中国大陆的家人。从2001年初至2005年底，我一直坚持每月汇往家里3至5000人民币，以尽可能的保证全家老小的开支。自此步入流亡生活。在泰国6年的居留期间，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不少民运人士，我不时回忆起一次与薛伟的谈话，他说欢迎各方人士参与我们的活动，也欢迎共产党人士来一起讨论问题，因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基于这种理念，我们无需无休止的争论谁的背景，因为我们的事业本身就是光明正大的。然而在我们艰难的奋斗历程中，也不可避免的要经受各种考验。

    由于长期与亲人的分离，强烈的思念之情时常困扰着我。一次与熟人（一位长期在泰国的广东女商人）的倾吐中，对方竟应声而答，“我可以帮你”。熟人说她的一位亲戚很有本事，和北京高层很熟，像你这点小事（并非什么民运的大人物），他应该能够搞定，并讲说，她的这位亲戚经常来曼谷，再来的时候介绍你们认识。在此之前，我曾多次让妻子在孩子假日期间，通过旅游途径来泰国，以借机举家团聚。但我并不主张全家流亡国外，这是因为我的家庭除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外，还包括3位年愈70的老人。当妻子分别从不同地区的旅游公司申请泰国旅游时，结果的回答都是，“你的身份被列为禁止出境人员”。正因为此，我对这位熟人的承诺心存盼望。

    不久的一天，这位熟人真的打电话告诉我，他的亲戚来了，并约我到石龙军路的湄南大酒店见面。抱着希望，我应约而至。当时见面，熟人的两位朋友很是客气。谈话之际，熟人说她先出去办事，让我有什么问题尽管谈。随后两位亲戚便自我介绍，一位年龄约50岁的自称是张先生，另外一位年轻男士我现在忘了他的姓名。张先生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政府方面的，今天特地来是真诚想跟你交朋友”。此时，我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来意。紧接着，张说：“我们对你及你的家庭非常了解，只要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讲，我们会设法解决。”此时的我，思路很清晰，我也直截了当的说：“我在这个圈子（民运的圈子），一不是名人，二没有什么作为，确切的讲，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生意人。”然后张就有意地对我进行一番赞扬，接着也讲了一系列的“大道理”。我最后也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作为普通中国公民，我坚决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但我支持现阶段在共产党主导下实现中国民主变革，而不是毫无意义的改革。在攸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我会义不容辞的与你们一道，坚决予以维护。但我绝不出卖与我同样热爱着祖国和人民的同仁或朋友。”经过彼此“坦白”的交流之后，在无法拒绝的情景之下，我就地参加了他们的宴请。就餐时，还包括那位熟人。饭后话别时，张先生让我回去认真考虑考虑并保持联络。回去后，就此事我跟曼谷圈子里的个别同仁也进行过交流。

    此后的一个月左右，那位熟人又打来电话问我考虑的怎么样了，如果想通了，就与张先生联系。我当即回答她说：“我不存在想通或想不通问题，该讲的我当时都与他们讲了”。就在这次通话后的第二个礼拜，我的公司突然遭到一帮移民局警察的搜查。当时还把我带到移民局。后来在我的泰国合作人向他们询问原因时，移民局的警察说：“有数次中国人打电话举报，说你们的公司有非法产品和非法劳工的事情”。后来在找不到什么罪状之后，移民局很快又放我回来。事后我苦思冥想找不到原因。因为我根本没得罪任何人，但唯一的就是“他们”。此类的事情在泰国的民运圈内曾频繁发生。


潜回中国见家人


    2005年底，正是因为这次事情的发生，致使我与泰国华人股东的合作层面上出现裂痕，最终导致我逐渐地从公司退出。我正在筹划一家米酒饮料的生产项目。一天与母亲的通话之后，令我改变了全盘计划。当时母亲说：“儿子呀！如果你再不回来，可能就见不到我了”。面对身患重病的母亲如此的断肠之语，我百感交集。作为妈妈的唯一的儿子，我责无旁贷。由于救母心切，我决定放弃所有计划，不惜一切代价潜回中国，为母亲治病。为此我找到了一位教会弟兄帮忙，他受上帝的感动，为我联络到一位经常带路出入边境的人。之后我以约一万元人民币的酬谢费，在带路人的亲自带领下潜回中国。当时我妹妹在昆明的一个地方接我。

    到了大陆，为避免当局发现，我特地安排母亲到安徽阜阳市中心医院进行医治。经过近半年的陆续治疗，妈妈的身体逐渐康复。在此期间，我也在黑市上伪造了一张第一代款式的身份证。随后的日子里，我便与一位亲戚在安徽与山东之间贩卖牛、羊肉。

    2007年初，我从安徽潜回信阳，在尽量不出面的情况下，把我岳父的一处破旧不堪，且早已无人居住的老房子进行了翻修。此后的某些时间里，我就悄悄回到这里与家人团聚。当年的11月中旬，我又一次从山东回到信阳，但看到连续几天的出租车司机上街抗议的事情。通过了解获悉，政府为垄断出租车市场，要强行按每辆牌照以五万元人民币收回。而早以私有化的信阳出租车牌照当时的市场价已是十几万元，这当然严重侵害了车主的基本权益。看到车主们无济于事的零星抗议，我用心为他们策划了一场成功的行动。当初事发时，恰逢全市的党代会正在信阳召开。为制造影响，我利用了这个机会。于是我在11月27日的早上8点半（8点钟所有党代表进入会场）分别乘坐3个不同公司（信阳共3个出租车管理公司）的出租车，利用车上的对讲机号召司机们紧急相互通知，让大家10点以前赶往位于市文化中心的党代会会场门口，以向全体党代会提出我们的索求。如问题得不到解决，从28日开始全市出租车停运。在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各路出租车蜂拥而至。很快把通往党代会的四个路口围的水泄不通。后来包括围观群众至少达到5000人之多。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信阳“围攻党代会”事件，也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发生冲击党代会的群众抗议事件。当时参与抗议群众数千人，推翻警车数辆。当天与会的500多名党代表，包括市委书记被围困7个小时之久。事态惊动中央。由于本次事件源于市政府的官僚行为所致，当局考虑到党代会期间的时局和稳定，再加之中央提倡“和谐”社会的作用，最终全市的出租车车主大获全胜。通过抗争，权益得到了保护。事后两位开出租车的表妹夫还称我是无名英雄。这次事件以后，我又去了安徽。


参与国内维权运动


    2008年2月份，近临农历新年，我在安徽的一段生意忙碌之后，正准备回信阳与家人团聚。一天，突然接到妻子一通电话，她说：“国保的人已连续几天来家查问你的下落，这一次与平常的例行查问不一样”。妻子又担心的说：“他们讲说早就知道你回来，没及时找你只是对你进行观察，现在找你是让你把有些事情交代清楚，讲清楚了可以既往不咎。叫我务必转告你。”得知这个消息，我担忧家人因此而为我太过操心，立即换掉手机号码，甚至偶尔与国外朋友的联系我也改用公用电话。当年的春节我也是在外地过的。

    随着国内公民维权活动的逐步兴起，国外民运组织同时进行了强有力的呼应，进而激发了各地维权运动的浪潮。此时此刻，我同样尽其有限的力量去揭露中共威权之下的邪恶之面。

    4月，我秘密调查了河南舞阳县辛安镇庙后村村民郝金安在10年冤狱期间被暴力活摘捐器官的事实。后以化名（程维权）发表在国外民运组织的网站上。

    当年6月份，我与表哥在安徽农村进行牛、羊收购。一天在临泉县关庙镇大韩庄村路过时，我表哥开的三轮车不小心撞到一头小猪仔，当时猪仔的两条后腿受了伤。我们马上向主人进行道歉，并愿意作适当的赔偿，但其主人却狮子大开口，要我们必须赔偿1000元人民币。市值不超过200元的猪仔，硬要索赔1000元，此乃明显的讹诈。正在激烈争执的时候，不知道哪位好心人给报了警，可这一报不当紧，却把我给报了进去。当时来的警察把表哥和我叫到一家农户的屋里，先查看证件，后向我们询问情况。此时表哥慌张地说漏了嘴，他说我是河南信阳的。而我所持的身份证（假的）所在地是安徽的，这一下引起了麻烦。警察当即把我们带回派出所进行盘问，我也只有把真实的身份、住址告诉他们。当天晚上在派出所关了一夜。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我就被信阳来的警察带了回去。后来了解到，在我被带去后，我表哥赔了500元后被放行。

    到了信阳，我当即被“请”到信阳浉河宾馆的后楼。当天下午，信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人就开始对我进行连续的审问。当时一位杨警官指着我说：“你可是让我们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呀”！在3个夜晚，4个白天连续而紧张的审问中，主要是针对我在泰国6年时间的经历，尤其是在此期间与民运组织及人士的相关活动。在发现我没有什么反共行为的时候，最后竟指证我说，“据可靠消息，你是民主党成员”。我当即予以反驳，并强调自己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令我记忆深刻的是，那位姓杨的警官竟拍案而起，怒吼道：“即便是包括器官案都不拿你治罪，但同样可以按偷越国境罪判你的刑”。后来不晓得是近临奥运会的原因，还是我妻子和母亲在从表哥那获悉后，整天到市公安局哭着要人的结果，在被隔审的第4天晚上，他们要我写完保证书，又交5000元保证金后放我回家，责令我近期不准离开信阳，随时传我问话。

    基于对家庭的负责，迫于威权的压力，我近半年时间几乎没有离开信阳。这期间我被国安的人叫去几次。前两次是去参观信阳的宏伟建设，并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另一次是深圳来的国安人员，向我调查认识周勇军（现被中共关押的旅美民运人士）的情况。当时他们说周勇军在香港闯关时被抓。但从其身上查出我的手机号码（之前我已停机的号码）。后来才了解到，周勇军去香港之前曾向泰国的朋友要过我联络号码。至关中共当局后来对周勇军如何发落，我当时不得而知。

    不久以后，我又悄悄去了安徽和山东。但与国安方面的说词是外出打工。借着这次出行，我要再一次深入各地农村，真实地调查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状况。与此同时，国内外正展开支持《零八宪章》的签名活动，本性难移的我因此而倍受感动，积极联络同仁参与其中。但当时我的签名同样是用化名（程维权）。

    2009年初夏，近临六四20周年的日子，我怀着沉重的心情与国内外同仁进行了沟通。原本想借机做些小范围的纪念活动，但由于局势异常紧张及朋友们的顾虑而被迫取消。但我还是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纪念，当时我也有感而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二十年的衰落”，后发表在国外的网络杂志上。

    8月初的一天，我得知河南漯河发生一起活摘器官的暴力事件。基于对此类案件的敏感性，我及时赶往漯河，很快了解到惨案发生在郾城区北街四队村民孟国运的家里，其30岁的智障儿子孟伟双眼被挖。当我与受害人家属了解情况时，他们却迫于当局的压力，拒绝接受采访。后在我的真心关怀感动下，终于与其进行了密切接触。我随即把这一灭绝人性的罪恶事实以新闻事件的形式披露在国外的相关网络上。


重返泰国


    与此同时，位于漯河市区的双汇公司（上市公司）又传出其公司女职员下夜班遭劫持，后被活摘肾器官的暴力事件。为及时了解详情，在案发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13日上午，我约朋友张杰一起赶到双汇公司，当张杰向门卫了解相关情况时，被一名从旁边过来的警察叫过去盘问。站在远处的我看见势头不对，急忙转身往回走。稍后当我用公用电话与张杰联络时，则没有回音。随后我赶紧把情况告诉了张的姐姐。就在第二天下午，他姐姐告诉我说：“张杰被关在漯河市看守所里”。中共之所以对这类案件进行封锁，是因为其对外一直就不承认中国有非法移植器官的事情，尤其在国际上针对如此暴力活摘器官案件的曝光，更将令其恼羞成怒。在张杰被关的第3天，我打电话给妻子了解情况。当时妻子在电话中告诉我：“昨天家里来了很多警察，把屋里翻了个遍，家里电脑和你的资料全带走了，他们正到处找你”。妻子焦急的一边哭一边讲说：“打你的电话一直关机，我一整夜都没睡，妈妈也着急的哭了半夜”。妻子最后要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出事，我们全家老小还指望你呢。听了妻子的一番话，我不禁流下眼泪，万分愧疚的心情一时无法平静。接着我给妻子作了一些吩咐，并向她保证，我会好好地活着，尽全力保证自己的安全，为我们的家庭负责。就这样，当天我从湖北汉口坐火车前往云南。

    到了云南，我立刻给住在泰国的台湾朋友打电话，并向他讲说了我的情况。朋友听后非常关注，并马上想方设法为我解脱困境，紧接着在各方朋友的热心帮助下，通过陆路和水路行程，前后7天的时间，我于8月29日凌晨到达泰国泰北的清盛。

    接下来的日子，无疑是我第二次流亡的开始，同样是我人生当中又一次的重要考验。但无论遇到任何的艰难险阻，我对祖国人民的忠贞热爱永不改变。我自始坚守的理想、抱负绝不动摇。我愿与真心关切祖国未来命运的仁人志士一道，尽其我有限的精力和智慧共同为华夏苦难的民众谋福。

    （2009年中秋于曼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