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索赔书（上）

（江苏）林木

    中国大陆大肆庆祝了“辉煌六十年”。开场锣鼓当是电视连续剧《东方红1949》吧，“东方红”早已是歌颂毛泽东的专有用语，以前是说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英明伟大，现在大讲起毛泽东的人情味来了！笔者也来凑凑热闹，集中论述1957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反右运动。


共产党应当遵守宪法，偿还历史欠债


    1995年起10多年来，各地还活着的“右派”难友呈交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各级党组织的索赔呼吁书，以及递交法院的索赔诉状汗牛充栋。1957年起，各级共产党组织行使国家机器职权划定我们为“右派份子”，他们越俎代庖干起了检察院、法院和公安工作，违反了自己制定的宪法。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吁请中共中央，出乎对自己制定的宪法的尊重之心，对所说的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诚信之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所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执行宪法第四十一条“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用遵宪赔偿的实际行动，来弥补52年前毛泽东领导的“反右运动”所导致的国家犯罪于万一，多少偿还些历史欠债。

    现行宪法的序言中说“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位于第一章总纲内的宪法第五条规定“各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显然，这些宪法条文也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制定宪法的政党，中共更应带头遵行。


1957：毛泽东背信弃义突袭右派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前，毛泽东及他领导的各级党组织曾竭力动员人们鸣放，先是信誓旦旦要大伙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则他自己亲自放言要我们发扬“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以帮助党清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三害”恶行。话说得如此激越如此恳切，怎不令人肝胆相照坦诚直言。

    谁知要人家呼喊他“万岁”之人竟不讲信义，耍起了“阳谋”诡计，把提过意见甚至没有提过意见的55万多名知识分子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而“右派就是反革命”。我们坚信，当时这55万多人中，也许有个别的非执政党的政客们嫌分到的那杯羹少了点，但绝大多数人当时不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意识，他们只是出乎朦胧的民主和人权思想，希望党做得更好，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绝大部分右派份子在1979年获得“改正”就是明证。

    应当指出，毛泽东发动“反右”时，得到了包括彭德怀（大家认为他是最正直的共产党高官）在内的辅佐他夺得政权的战友们的一致支持。他们掌握了全部国家机器，包括所有的媒体和宣传工具，掩饰、篡改了事实真相，欺骗了全国人民。除了已被打成反革命的右派份子外，毛泽东没有听到谁说过“不”字。即使有持不同看法的知识分子，也在高压淫威下噤声了。于是，毛泽东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踌躇满志极度膨胀的毛泽东，在京步署完反右后到上海休闲时，有早年资助过他的湖南同乡、翻译家罗稷南提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将会如何，毛回说如果鲁迅活着且还要说话，就把他关进监牢（大意，见鲁迅之子周海婴的、罗稷南之侄的以及作家黄宗英等人的回忆文章），此说极大地震慑了在座的文艺界人士，这也是警告全国各式人等少噜嗦。也确是，已有郭沫若、钱学森、吴晗、老舍、季羡林……诸名家衷心拥护起反右来了。虽然，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但是时过境迁，1957年夏季的毛泽东就自食其言训诫起鲁迅来了。连被他吹捧得那么高的死了的鲁迅都敢动，还有哪一个活着的非共产党人敢逆这位“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龙鳞！党内又不存在健康声音。


反右消灭了独立知识分子


    反右运动消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了独立的人格，没有了自由的思想，没有了批判的精神，还有什么知识分子！失去灵魂，仅余躯壳，剩下的只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业界的教书匠、实验员、工艺匠、技术员、工程师、驯服工具、老黄牛、螺丝钉。人们如履薄冰，似临深渊，说错一句话就成反革命。于是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的小人充斥宇内。真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上世纪50年代，国家百废待兴，极需知识分子领军和参与各个领域的建设，毛泽东却把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活跃、最具创造能力的那部分人打成了右派份子，而且人数超过了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50年代前期每年都多有海外学人归国参加建设，1957年起直到70年代末一个也不回来了，不愿回来送死了。

    反右结束，周天寒彻，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全国的脑袋都集中到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只有领袖的脖子上长有脑袋。谬种流传，遗毒至今。仅举诺贝尔奖得主为例：台湾那儿的中央研究院已有多名院士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诺贝尔化学奖，其中的丁肇中在大陆政权易手前夕随父母去到台湾，在那儿完成了中等教育，后去美深造并入籍美国，但却是在诺贝尔奖授奖典礼上至今唯一用汉语致答词的人；李远哲则在台湾出生和长大，获奖时虽具美国国籍，后来恢复了中华民国国籍，并接任了中研院院长之职。连香港也先后拥有了出生于河南省的崔琦和出生于上海市的高锟二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他们都长大于香港，思想没有被“改造”过，后具美、英国籍。还有二位美国公民即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棣文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他们皆出生和成长于美国，前者不会说中国话，后者宣称自己不是中国科学家。到也是有二位在大陆长大的中国人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不过他们在“辉煌六十年”之前3年已经公费赴美留学。李政道在1956年4月萌发了基本粒子“宇称不守恒”概念，这一对物质世界的崭新认识，突破了此前公认的宇称（Parity）守恒囿见。其后他容纳杨振宁合作，于同年10月发表了数学上更为完善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论文。李政道在物理概念形成后，由其启发和建议，当年和次年有吴健雄等多名实验物理学家先后独立观察到了宇称不守恒现象，于是二位理论物理学家立即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奖。李政道等人若未去国，怎么可能在1956——1957年提出和证实这一物理学——哲学认识论上的创新见解？回观中国大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出走法国的高行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出走印度的达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没有一个在其治下长大的人，获得过人类最高科学成就奖的诺贝尔奖！

    台湾人香港人和在美华人也都是炎黄子孙，难道大陆的中国人特别笨？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远多于台湾香港，却没一个中国大陆人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学与医学奖、经济学奖……？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批判的精神，怎么能创新！一个社会是个整体，一个人的人生观也是个整体，很难设想，政治上那么禁锢、思想上那么压抑，却能在科学上思考出超越全世界所有人的创新。以前是明的现在是暗的，不断的思想“改造”，持续的党化“教育”，随时随地受到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学术界弥漫着急功近利的作假风气，社会上充斥着尔虞我诈的欺骗行径，从上到下缺乏安全感，时刻准备着“亡党亡国”作鸟兽散，捞私利成了第一要义。缺乏环境和氛围，也缺乏内心的宁静和专一，怎么创新出诺贝尔奖？乃社会使然呵。


右派份子延续了民族血脉


    毛泽东深知，有知识者是人民的喉舌和灵魂，是大众的领头人。相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是少知识分子、无知识分子，难道社会非得由他们来领导才最“革命”？就造反来说，确实是跟我走的人越多越好，人多好夺权嘛。就常规的建设而言，也需要广大的工人农民参加才能成事。但讲到重大创新，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作出的。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大踏步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发明创造，而不是什么阶级斗争。造反和建设的主体虽是工农，谁来宣传、鼓动、组织、领导、指挥工农？还是有知识者。步秦始皇后尘的毛泽东为把他领头打下的江山、毛式无产阶级专政稳定地传之万代，必然要打击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自身也是知识分子，知晓知识分子的作用。此外，从毛泽东的的个人因素来说，这个学历不高的人自认为在北大受过侮辱，睚眦之怨必报。出于对知识分子的恐惧、猜疑和妒忌，毛泽东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他要给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以便把这些人“改造”成俯首贴耳的犬儒。他成功了。

    毛泽东们常挂在嘴边的辩证法，自己却一点也没学好：事物总存在二面性。难道他们真的意想不到？中华大地上若尽是胆小谨慎明哲保身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倘遍布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寡廉鲜耻吮痈舐痔沐猴而冠的奸佞小人，这个国家是要被“开除球籍”的。毕竟还有林昭那样的右派份子“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吞毡谁复思侯汉，蹈海我终不帝秦！”是右派份子站立在血泊中艰难地高举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帜，抵死抗争，延续着民族血脉，以待后人。

    毛泽东梦想钳制住知识分子的嘴巴中国就只剩下万岁声了。对人民群众，首先也仅需是其中的知识分子，首先也仅需是再其中的右派分子，把你开除出“人民内部”划你为不是人的阶级敌人，蒙上层外皮、安上条尾巴先变你为畜类，再行“改造”。人格上侮辱，精神上摧残，形象上萎顿，生活上煎熬，逼你跪在众人面前扇自己的耳光、骂自己混蛋，脱胎换骨迷失自我。

    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过是制造仇恨，挑唆厮杀，今天张三斗李四，明天王五整张三，就我一人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叫你们个个斯文扫地，一脸灰土，只配做受人驱役的老黄牛、被人拧紧的螺丝钉。

    极大部分戴上右派份子帽子的人，遭遇十分悲惨，他们成了被消灭的一份子。有多少右派受戮刑场，有多少右派瘐毙狱中，有多少右派饿死在农场，有多少右派累亡于工地，有多少右派夭逝于逃亡路上，有多少右派不堪羞辱自杀身亡，有多少右派了无他言以死抗争，有多少右派贫病交加客死他乡，有多少右派腌腌渍渍苟延残喘。在后续的“文革”中，右派的遭遇更加悲惨，被枪杀、打死、斗死、自杀的右派更多。他们的杰出代表、北大的学生右派林昭就是在文革期遭枪决的。右派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未婚或离婚者想找寻另一半简直比登天还难。当然也有当初就具私欲者、卖身投靠者，改正后一朝翻身就剥夺他人者，升任高官者，还有守贫乐居者，自强不息者，专业上取得杰出成就者。“右派”本没有组织，不是什么统一的整体，它包含了林林总总当时“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各式人等。从1957年起的22年中他们都成了俎上鱼肉，生命没有丝毫保障。其中一些人终算活了下来，又哪一个不是伴和着血和泪渡过来的？在屈辱、悲惨、孤独、绝望的黑暗中苦熬着漫漫长夜，“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从青春年少煎熬成白发苍苍。52年了，至今尚在人世的还剩几人？


北京大学是反右重灾区


    北大的传统是“兼容并蓄”，是“众声喧哗，不定一尊”，是“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是“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正是在这种传统精神的照拂下，才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得以在北大在中国登堂入室，才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实“五四”的主旨是反对封建的旧文化、宣扬新文化，新文化中也夹带了共产主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则是个杯葛共产主义的北大教授。

    早期的北大绝对是全国的人才中心，当然也培养出了不少早期的共产党人，他们中至少有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旗手、北大文科学长，没有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大选出的书记）、张国焘（中共一大主持人，一大选出的组织委员，会后是中共实际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因而未参加一大）、李大钊（未参加一大，一大选出的候补委员）、陈公博（一大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谭平山、谭植棠、张太雷、邵飘萍、赵世炎、何孟雄、路友于、高尚德、王有德、吴汝铭、黄日葵、李骏、李梅羹、吴容沦、范鸿劼、宋天放、朱务善、王实味、李芬、孙炳文、廖书仓、岳增瑜……。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个名字出现在胜利后的执政者名单中。

    1937年陈独秀走出国民党监狱后，被共产党扣上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党、反革命、叛徒、汉奸等九顶帽子。陈在法庭上还坚称要推翻国民政府，何来投降何来取消！其中编造陈独秀是拿日本津贴的汉奸乃最恶毒的一招，直到1984年的中共中央13号文件（主题是防止对陈独秀的“不妥当”宣传）说“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1937-1938年时中共谁主沉浮？王明早已失势，康生不过是一条指向谁就咬谁的恶狗，称人为汉奸可是当时最凶狠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前五届的第一把手（第六届的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一被捕即叛党；到第七届才是毛泽东），极大地关系到中共的声誉，若非掌实权者拍板，谁有此等狗胆。称陈独秀为老师的人，若陈一旦回来，自己将处于何地？他们必欲置陈独秀于死地！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导权，30年代就敢泡制中共缔造者的谎言，遑论50年代对付北大的右派了。

    陈独秀的不肖子弟一旦掌权，就重蹈了朱元章、洪秀全覆辙。北大的传统精神实是帝王之道上的拦路虎，他们自是要重点打击北大了。批49年前北大校长胡适、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批红楼梦研究、篡改北大校庆日、批胡风、肃反……，北大无不首当其冲。1957年开始的反右更是给了当权者以灭除北大传统精神、整得它“脱胎换骨”的绝好机会。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校园里有如火山暴发般喷涌出了遍地大字报。其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曾到北大向学生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发扬不怕杀头等“五不怕”精神，以帮助党清除官僚主义等“三害”恶行！话说到这等程度，显是昔日的北大校友今天的伟大领袖披肝沥胆之言，且是派文化教育意识形态领域最高级别的官员来转告的，热血沸腾毫无机心的毛头小子们怎能不激动万分积极响应。谁知此前4天，5月15日， 毛泽东已向党内中层以上官员下达了“阳谋”指令，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陷阱早已挖就，虚“席”以待，就等着北大的傻小子们一个一个往下跳了。

    1957年5月19日是全北京也是全中国第一次向“三害”开炮的日子，是第一次按共产党的要求提出政治民主化的日子。莘莘学子没有任何权力诉求，一片纯真“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开始自己就陷入了灭顶之灾。

    1957年初夏，北京大学又恢复了1919年“五四”时的活力，成了全国反封建的源头，年青人自发组织到清华、到北京其他高校、到天津去传播民主新声，向全国高校寄发“民主接力棒”介绍北大的蓬勃气象。可惜很快就被遏制住了，共产党可比北洋军阀政府强有力多了。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偌大的校史陈列馆里竟看不到有关“反右”的片言只语，就好像北大从来没有发生过反右运动那样。两大本编年史式的《北京大学纪事》中没法回避了，就伪造历史，说北大的反右进行到1958年1月底，共划了699个“右派份子”。北大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官方始终不予公布。仅笔者看到过的即有699、714、715、716、722、755、800、811、1000、1500等数目。699这个数目显然是压低了，我就是在1958年2月底被补划成的右派！不光是我一人，我们年级有包括党支书在内的一群人，都是在“1958年1月底”之后被戴上的右派帽子，我不过是他们中最后一名中箭者。北大的右派比例高达多少笔者不得而知，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所在的物理专业54级170多名学生中的右派比例超过了20%！研究者丁抒在其专着《北大在一九五七》中说“北大全校的右派学生，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他解释了北大物理系学生右派多的缘故是“中国最优秀的理科学生云集北大”。共产党培育出了那么多的反共产党份子，岂非极大讽刺。他们心中有鬼，没法向世人交待。为免有损它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干脆让右派人数和比例永不见天日。即使将来他人或共产党自己被迫公布，我也担心数据已予篡改。

    我们这些被补划的人虽然“享受”到了右派份子的全部待遇，却入了右派另册，成了没被编入史册的“黑右派”。此外，我们级还有“假右派”！——当了20多年的右派，改正时党组织才肯查看档案，“发现”根本就没给戴过帽。虽然1963年申请过复查，但被狠批为“翻案”，草菅人命呵。据说一些单位为了给假份子改正，到1979年才把他们（补）划为右派份子！

    八国联军、侵华日寇、反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实是危害北大最烈的四大灾难。前二者是外来侵略，后二者却是自我伤害。自作孽，不可活。难道北大的传统精神不是几乎已丧失殆尽？李政道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北大的物理系学生，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北大学子岂会让李政道学长长期独享诺贝尔奖荣誉！40年代教过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50年代也教过我们，例如当年教他们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王竹溪先生，也给我们开过这二门课，还教了我们一学期的量子力学。难道北大比西南联大差、比台湾香港大学差？


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


    我完全想不到自己会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在那之前甚至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一直自诩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家父家母皆不识字，先租种田亩，后来孩子多了，为生计进城镇做起了引车卖浆者营生。我是家中第6个孩子，上学年头最多，因为成绩好一直享有高额奖学金。记得在家乡考最好的初中时我在一千多名考生中名列第一，就读江苏顶尖高中时则为班上第一（年级未排名），报考大学时录取的是第28个志愿——北大物理专业（第一志愿是飞机设计，后26个志愿放弃）。一“解放”就被挑选去中心城市接受政治培训，由于功课好和所谓出身好，从1950年14岁担任学生会主席起，直到学生团总支书记和反右初期的年级反右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我一路任职学生高官。

    1954年我和彭令昭（林昭）从苏州跨进了北大校门，她进中文系新闻专业，我在物理系物理专业。1958年1月林昭被划为右派，我在2月补戴了右派帽子。反右开始前，我们都是热爱党的好学生，“5.19”时远不如物理系的刘奇弟和谭天荣、数学系的陈奉孝和钱如平、中文系的沈泽宜和张元勋……那样清晰那么激进，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如林昭言，这是个“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过程。一旦接触到那些从未听到过从未看到过的话语，震撼得我们灵魂出窍，阳光下竟还存在着如许阴影和丑恶，叫人不得不去思考。很快地，周围一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受到了相当粗暴的很不讲理的批斗，他们被说成了别有用心，这叫我们难以接受，就像林昭所说“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还没容我等缓过气来，那些同学就被说成了敌人，敌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怎不叫人发急，林昭的日记上出现了“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我们的日记（可惜我那时的日记后来被销毁了）上记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不像《雷锋日记》那样是写给别人看的。即使那些同学说错了话，年青人犯错误上帝也原谅的，为什么我们伟大的党对“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此往死里整，世界之大就容他们不得？

    在我们自己被划为右派份子之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为被划者争发言权，不赞成那种蛮横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的围攻群斗。毛主席不是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吗，不是讲毒草只有让它放出来才能锄除之以肥田、既教育本人又教育大家吗，为什么不让人家讲话？不是讲他老人家也有几个右派朋友吗，怎么我们一接触右派同学就是立场问题？《人民日报》社论〈工人说话了〉，工人当然可以说话，但我们学生也可以说话呀。而且老实讲一般工人说不出那样的话来，显由他人捉刀……。

    于是，我们就像林昭的要好同学右派份子张玲所言“不识水性却胆敢弄潮，立即陷于没顶”。此时，林昭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这种崩溃导致了林昭曾经自杀。那也确切地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硕大的右派帽子罩下后，我跌入了漆黑深渊。天崩地裂，仿佛置身浑沌，一片惘然。我怎么会反党呢？我这个党的孩子却被硬生生地拽成了反党分子，反差是如此之大，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我该怎么活下去？掏出鲜红火热的心以明心迹！是我那十分坚毅、异常辛劳的小脚妈妈伸开双手把我拉了回来，这才是生我养我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的生身母亲呵。

    戴帽以后，我这个须眉浊物甚为惭愧，远不如林昭那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许毕竟我原是学生团总支书记，受党的“教育”多了些？骤然重击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铺天盖地，泰山压顶，时时处处人人都在声讨着右派的狼子野心，报纸广播大字报所有的媒体都在述说着右派得逞将临亡党亡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观上帮助了社会上的右派？无休无止的检举、揭发、批判、斗争，还有反省、检查、交代、认罪，我是否也确实错了？既然不死，总得给极度躁动的灵魂找个安顿。虽然我觉得即使是同学中的“极右份子”，他们说的话也不无道理，我只得用“不了解情况”来糊弄自己。至于对我自己，始终觉得自己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绝不可能反党。怎么来欺骗自己呢？只得强按下良心的抗争，用组织性来压服自己。

    我在那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更多的是在骤然重击下的不知所措，踉踉跄跄，趔趔趄趄，恍恍惚惚，飘飘荡荡，心灵将停泊于何处？也有糊涂，颟顸，跳不出过去圈子的愚笨、驽钝。受制于我“阶级出身”的局限？我的内心已完全为外界左右，而且弛豫时间非常长，老是乱哄哄、嘈杂杂的。总算，我没有一股脑儿往自己头上扣屎钵子，更没有揭发他人以争取“宽大处理”。

    不知北大党组织是出于何种考量，补划我为右派，却又让我随班读书，1958年毕业时还分到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60年秋我在物理所被摘去右派份子帽子，更加努力地工作了，两年后初步研制出了一种新型存储材料（后来，国产计算机都采用之作为存储器）。感谢“三年困难时期”（罪过！），虽然我们也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但党对科研工作的干扰少些了，可以做点事情了。1963年，对1957年起分来的大学生进行了一次考核，至少在第二研究室我考得最好。考核后，和我同时来物理所的人都升任中级科研职称，工资也有相应提高，我仍是初级职称，原来我头上还有着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1963年以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又吹得震天响了。“反面教员”的动辄得咎、受尽凌辱，个中滋味岂常人能理解。

    终于降临了“文化大革命”，我再也逃不过了。由路线觉悟高的新宠们夺得各级权力并稍事休整后，便磨刀霍霍向众生，干起“清理阶级队伍”来了。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枪决。那年暮春，物理所的“革命群众”也打起了我这个“老右派”的主意。我已受了10年的屈辱，再也经不起进一步的作弄了。有如癌症患者已被癌痛折磨得奄奄一息，岂能再挨。南宋高僧的偈语“他从东方来，我向西方去”也给我以引导。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我只能选择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决定之后即写出了不要连累妻室的离婚书，交待了后事——给诸位添麻烦了，不必留骨灰，此时心情倒格外平静了。当时物理所已死了7、8人，满布暴戾杀戮之气，防范也十分严密，我必须隐蔽些以免画虎不成反类犬，招致提前批斗。夜深人静时我把棉被理为长条状挡在床沿以免血流下地被发现，先用剃须刀片（孰料断裂了）后用剪刀，在以死抗争的心态下竟一点也不感到疼痛。开始时有如听到埋在墻壁里的自来水管中潺潺的流水声，后来就糊涂了。大概是作了垂死挣扎吧，把脚头的棉被蹬下了地，侥幸得很，恰有同室舍友起床如厕，发现了半拖在地的被子，把我送往了医院。事后他们说我的右侧颈总动脉已断裂半厘米、还只剩一边连着点皮，估计是我的头无力下垂后，断裂处又被盖住了，才向大脑流去了些血液，真是又一层的侥幸。不过到医院时已测不出血压，血管也瘪了，医生把断裂了的颈总动脉缝了缝，没有输血，药也用得很少。阶级敌人不是人，医院哪能按常规医治。

    我死不足惜，痛心不已的是发妻竟然命丧黄泉。伯仁虽非我杀，伯仁由我而亡。当年她违背了父母意愿，不顾已在上海任工程师的表哥的热烈追求，毅然和我这个身无分文的摘帽右派结合，温柔细腻了我粗粝的的人生，虽然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二月，这情意也弥足珍贵。新婚之夜我们曾半认真地誓言“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想不到在她竟谶语成真，怎不痛杀人也么哥！

    妻参加了苏州一个受空军支持的造反派组织，大规模武斗后受陆军支持的另一派掌了权，她所在的那个中学就批斗起了这位年青女教师，为拉她下跪把她的耳朵也撕裂了一半，妻任凭鲜血淋漓仍高昂着头颅，这个烈性女子竟和我如此相似乃尔。掌权者这样对待她，也和嫁了个“老右派”有关吧。给妻致命一击的是物理所外调人员“出事了”的那句话：老右派出事了，你要和他划清界限，争取立功赎罪，揭发他的一切反动言行！当晚，她就跳井自尽追我而去了。其时，我却还在鬼门关上转悠，没有脱离险境，生死未卜。物理所在送我去医院的同时，立即派了二人去外调吾妻。他们从我出事前的交待材料中找不出什么足以置我于死地的东西，就想从我妻子那里捞点稻草，竟逼死了我的爱妻！至今，我挣扎着又苟活了40多年，连小外甥女也有了，对前妻却如苏轼怀念亡妻言“不思量，自难忘。……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呵。如此殇逝，怎生忘怀！

    在医院我被抢救过来不久，就被拉回了物理所。对于“自绝于人民，以死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人，怎能不予批斗，不过我的身体过于虚弱，跪不动，只能背靠台阶半卧着摊坐于地接受批判。批后我即被收进了物理所的劳改队，日日夜夜有人监视，而且他们对我隐瞒了妻的死讯。连从医院带回来的那一点点救命药也不给吃，更不要说营养食物了，我就像一只被扔在垃圾堆上奄奄一息的小猫小狗那样整日昏昏沉沉地躺着。劳改队打手们只是防止我再行自杀，倘若我能自行病死他们就没有干系了。从肉体上消灭阶级敌人是某些人的一贯主张，让对方“病死”他们最乐见其成了。很多日子我僵卧在那里，真正成了死人多口气。右派的命也真是贱，我竟挺了过来。稍能活动时我就被押着劳动，体力不如其他劳改队员，只能坐着甚至半躺着干活。我没有像很多右派那样，在监狱、劳改或劳教农场、矿山、农村里吃足苦头，不过在首善之区的科学殿堂里也有着一种苦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呵。

    我是最“幸福”的右派吗？最“幸福”者尚且如此，遑论他人。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永远的政治贱民，“右派”这顶帽子好沉重呵。除非你脱胎换骨，甘当犬儒。然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说来惭愧，我是被戴上右派帽子后，才被培养成的右派份子。即使1968年去纠缠阎王老儿时，想到的也是自行搬开老是“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绊脚石”——真是愧对同乡林昭呵。这个过程，直到1989年才彻底完成。我们高中时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毕业于西南联大——北大哲学系，1957年这位用北大传统教导我们的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在燕园，师长们春雨细无声地浇灌入我心田的北大传统精神，沦肌浃髓，终究开出了一朵夜来香。虽然那精神使我在现实生活中吃足了苦头，但我决不后悔，固一生清贫，拒绝苟同，且老而弥坚！就让他们去说“茅厕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