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案与中国文艺界
——读《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勇士》想开去

苦思子

    张成觉先生传来篇长文，我想是《大中华文化》研讨会上发表的众多论文之一。长文内文是施建伟先生接受曾鸣先生访谈胡风案在文艺界数十年来的影响，对谈主题特别列论文坛老前辈郁植芳先生生前对胡风案的个人立场。胡风案已过去快一甲子。现在仍健在的文坛中人，当记得当年胡风案是继延安时代《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引起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然而当年由王实味文艺论调引起的风声鹤唳，和后来的胡风案的后遗症比较是小巫见大巫了。当然，这小巫见大巫是相提并论的意思，但胡案卷起后来的文和政的风潮，演变成和平时期共和国历史最残酷一页，意识形态驾驭一切和统制中国人精神状态的情景，至今仍然是作家们噤若寒蝉的招魂幡。胡因大鸣大放运动畅所欲言，所以才有后来的30万谏言书。胡风没有从延安整风运动吸取教训，我以为是他个人的党立场坚定，统御了他中国文人对国家（如皇权）的直谏作风（据他后来受刑25年，即由1955-1980正式解放，他作千百回反省汇报千遍一律重复的党性看） .所谓文人性格率直，也活得难得的胡涂是真的。当年胡案惊天动地，有人噤若寒蝉，有人冷暖自知，都是被胡风的骨气敲打出来的。

    胡风案发生时，我还是刚上中学的小少年，可谓一知半解。运动来了，缘于文学感情作用，我没有放弃追踪胡风案的兴趣，这兴趣还是因为很早就知道胡风先生与鲁迅先生有文谊，他和冯雪锋、萧红、萧军、胡也频、柔石等一众哥们，和鲁迅先生一样都是由上海亭子间走过来的作家。一群忧国忧民的书香子弟考问中国文化，我认为他们给了我这个挂红领巾的少年许多感情化的东西，包括小说和他们的人格精神。然而，真正叫我认识胡风最直接亲近他，是他在解放的新天地写的《洼地上的战役》（刊《人民文学》53还是54年某期不记得），我怎也想不透后来竟成了文艺小说的大毒草。《洼地上的战役》写一个受枪伤的志愿军从洼地上退下来和被救治下来，和一个救治他照顾他的韩国姑娘发生战地之情之爱，在小说家创作欲望里，无疑藉他俩的情爱反映某种爱情的国际意义，是胡风本人的创作观包含的人道精神，现在去想也没有半点违背老毛宣讲的延安精神（即革命的人道主义）。当然，后来我最后还是明白为甚么和为甚么之间牵连出来的统治中华文明的教化条条框框，这情形也固定了我后来对大陆作家创作调子的思维方式，无疑就是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化造成的情感因素在个人精神境界的种因。有关批斗胡风的言论，可说像一根绳子上串起来的风铃子，在夜里听最惊心动魄，似乎是皇权神力的教化的招魄幡，我想任何与中国现代文学沾上边的人都有同感。

    我最直接了解胡风精神，却是多年后在香港读到他那本《三十万言书》，因此全面了解胡率直的谏言和这个文化案的来龙去脉。这本《三十万言书》，是坊间购得的盗印本，本子纸张是非常靓丽的雪白书纸 （不同一般大陆出版的报纸型书纸质） ，可见盗印者必是读书人，他有一副把书永久性地流传海外的用心。胡风谏言书，是当年海外流行的版本，同当时大陆流传出来的文革地下报刊一样，盗印版多数采影印方式制版然后上机，胡书亦难免原字有些迷糊，因此读来辛苦。现在想来，出版家当年能够冲破文革的封锁极限，推崇胡风的道德精神，我以为也是施建伟和曾鸣之所论谈贾植芳先生维护胡风的精神感召，说明真正的中国文人脊梁并不是极权暴力可以打倒的。胡风谏言，引起铺天盖地来的批斗，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政治运动风头火势；因此胡难逃厄运，引来许多“追随者与告密者”之间“可为和不可为”的所谓适者生存的道德意义，现在想来仍然可以结论：中国政权的论政者和文化人之间，永远构筑了一道难跨越的洪和沟，胡风无法回避，后来者仍然如是。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这是中国文化的癌症，怎样翻阅还是这本老黄历，到毛泽东一朝的后续章段仍然是新瓶装老酒。因此读完这篇《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勇士》访谈录，贾植芳老先生的风骨才令我感动也叹息；有骨气如胡风先生，德高望重如贾植芳先生，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人难得胡涂的骨气。

    我国古来就有朝廷命官向皇上进言，称之为谏臣。最有名的算魏征向唐太宗进谏，因为他不罢魏征官，反而表扬他，要朝廷命官学魏征。可是中国也只有李世民留史英鉴，留世的帝皇传记，似乎没有第二例，反而得天下者滥杀良臣爱将者多多；如靠打卜卜斋打天下的朱元璋，就是伟大的例子。刘伯温（即刘蕴，着《郁离子》，我想老毛一定读过，他怎么就没有读书人的半点道德观？）像我这类被时代风云卷出来的“海派”小人物，最没资格论国是；然而也是难得胡涂的精神作用，太早就在懵懂之间理解毛泽东。读书人都知道老毛一辈子以《资治通鉴》为治国宝书，又自命每日临睡前必读一段《容斋随笔》（宋。洪迈） ；我想他对〔以毒攻毒〕和〔化险为夷〕诸段的古人论辩人情世故，最深得个中三味（治人和阉人） .我们这代人也最知他个中三味，其实是借古皇的神刀作弄 下臣，不然他钉盖该定论了，继来的统治者仍然要为他盖一幢纪念堂来作生生世世的招魂幡，在天安门高悬他的“男生女相”，年年月月日日看望广场上的小百姓。中国统治者，还有他们的追随者大小衙官，太了解小老百姓的脾气——中国人文化孕育出来的奴颜卑膝，不到我不信。老毛熟读“之乎者也”，他的诗词写得皇性和霸气十足；因此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不外是篇昭书而已，和任何皇帝昭诺没有本质上分别，胡风敢直谏三十万言，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在劫难逃可想而知。

    也是半个世纪后，我才能陆续读到胡风案公开讨论，让我透视当年胡案的历史意义，以其说是领会愚昧转化的内涵作用，毋庸说是作家道德良心继续的反刍意义。无独有偶，有缘读到胡风夫人梅志写的《伴囚记——我和胡风》，让我静心静意地追踪这对跨两朝的文学夫妻，在摧枯拉朽年代怎样度过暴风暴雷暴雨的日子，让我了解了胡风《三十万言书》爆发后引起的那场历史风暴给受难主角桎梏的内蕴，梅志的心灵历程反照胡风的推崇者与告密者之间“可为和不可为”的道德意义。她打开的不止一个黑盒子，让我近距离了解中国文化人在毛泽东时代的桎梏——极权的反动性如何统制人性，文人面对凶险的创作环境被扭曲的人性如何残酷，文人风骨被政治风暴淹没造成的千万冤假错案就是必然的结局，就是皇权意识统治中国文化人的可怜病态。我有理由说，为甚么六十年来一杆子打得天下以来，中国文人仍然苟延残喘，压不断那根“救命的稻草”。

    回头来说《伴囚记》。《伴囚记》所写的胡风遭遇，虽然有些已被公开，但此前我知道的大部份是坊间流传的小道消息。胡风文字狱的发生和结论，一直是关心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人的心迹，因此读梅志的《伴囚记》，无疑给我上了一堂课。1955-1965，胡风被囚禁秦城监狱已十年，夫妻未得相见；到胡案落实了，被判决监外监守管制14年（1966-1980），他们一直被放逐四川过着与世隔离的日子。四分之一被囚禁的日子，胡风最旺盛的精力都消耗于囚。梅志写到批林批孔时，胡以一年时间写了自传体交代，自责认罪总结。因批判文章与林彪捆绑一起，夫妇被隔离在一个农家小院里。他俩开始打扫屋子，准备过日子写自我批判材料（后来又放逐到一个高山区劳改农场）。梅志是这样写F（胡）：“……他手里拿的只是一个布包，里面装有他的材料，和一只便壶，这已经成了他离不开的东西了。”（195页）我并奇怪被贬谪的胡风当时的随身便壶和材料，让读者我注意的是解放后的中国作家，生活的节奏性无时无刻把文章的自我批判与人之三急捆绑一起的“自主性”。这里的“自主性”，就以他被放逐四川时送他南下的老友聂钳弩写给他的条幅最感人，我以为最说明他们永间的冤情和文情的意义。聂钳弩诗写：“武乡涕泪双雄志，杜甫乾坤一腐儒，尔去成都兼两杰，为携三十万言书”。我知道聂钳弩是大散文家，他解放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主编《文学遗产》，直到胡案爆发受牵连解职。聂受胡案牵连，最要害者是舒芜一封告密函（解放前胡风给舒芜的私函拿出来公开发表，《伴囚记》46页） ，引起横连的文字狱暴风雨，同再十年后毛泽东御用姚文元一纸批判海瑞点燃的文革风火如出一辙。《伴囚记》都有梅志极感性的描写，就像我读杨绛写她的《我们仨》（写她和钱钟书和女儿），感性的描述最人本化，对照了姚文元们奉旨激起一场历时十年的中华文化浩劫，《伴囚记》就是胡案的直接见证了。

    梅志这本传记让我知道，官方一直审查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历史性”的罪证并不要领，因此老毛的御用文人引申《延安文艺座谈会记要》，即由1942至今对蹲秦城铁窗的胡风们的审讯愈变本加厉，胡风得到的待遇较之王实味没有宽大处理是必然的。据他夫人梅志的自述，她首次得到“恩准”探监，在忧虑中夫妻隔铁闸相望相谈，她仅能给他带去一些食物。规定探望时间到了，胡告诉她下次来时给他带一瓶辣椒油拌饭，饭好吃些，说给他带上《马恩文集》和《红楼梦80回本》（俞平伯校） 等书单子（页23胡在给夫人的书单里写：这里没有图书馆。又写：这书可买三部放着。要三部，因为得用两部做剪贴用。这书恐怕不会再印，不买就怕没有了。） 文化界大犯如胡风，狱中最记得修养政治道德和文学，这些学问是他年青时救国救民的路石，数十年后仍然本性难移，无庸说是革命文学家胡风的道德修养，证之他的党性。然而，他终究没有读通马恩的资本论与社会变革产生的人类价值观，其实也是他一代文学家价值观的局限性（或盲目性） ；不然再十年后俞平伯给他的入室弟子笔伐得目瞪口呆还未知所以然，接下来老毛卸笔下昭卷起的天翻地覆，比他本人告诉田中角荣（文革期说访华日本首相） ：秦始皇坑杀三百余儒生算啥子。…这不能不说中国帝制文化在帝尊心理种下的涂毒。等如下之，胡风想到或未卜到后来的中国灾难，仍然是毛泽东马首是瞻，更上几层楼的风景真笔墨难以形容。

    读完梅志的《伴囚犯》，我同时思想着：梅志写此书的章段有时间的分隔，整本书不是一气呵成；书完稿出版的时间在现在的廿一世纪（据书出版日期推理02年初版前算），她的文字固然揭露了胡风作为文化囚徒的悲剧性，但梅志仍然没有摆脱改革开放后文人应该洗身革脸的心理障碍，我觉她仍然只停留于过去的揭发阶段，却缺乏囚犯应该做而不去做的文学批判性。我读完梅志的《伴囚犯》，仍然觉得梅志脱不了大陆作家给我的固定印象：由五四时代走到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他们写回忆录或写散文小说，还是跳不出帝制文化的阴影（或说如来神掌吧） ，还没有蜕变的勇气。因此，胡风老先生的风骨和贾植芳维护胡风的道德勇气，才愈让我肃然敬佩。文学家的文章会照写，小说和散文的批判性如何解开金钢箍，应该是最严肃的课题。我个人就这样理解：大陆作家们数十年经验应证了生活，但文学创作并未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以人性的完全心态去写诗和小说，或者散文，走进他们梦寐以求的人性文学。

    政治统制者不会反思他们数十年对中国老百姓犯下无数罪业，我不奇怪他们的党性；可是文学家历来以人性作价值观，所以我们有《红楼梦》和《灵山》（高行健得诺贝尔奖代表作，可传世吧） .记得高行健得奖时，大陆文政两个层级皆杯葛这届诺奖，说中国有成百重量级作家有资格拿诺奖，我们不稀罕云云。中国小说写得好的人很多，不假；可是我们的文化巨人为何迟迟没有诞生呢？我以读小说的心得想，我们的小说家仍然没有脱胎换骨，他们还没有勇士从体制内走出来，用文学反思数十年的党政体制何去何从？文学小说最能说明小说家的骨性，小说家最无自卑感，小说只有好和坏之分。同理，小说意义反映的人性价值观，最见小说家的良知。中国小说家有吗？有，也无。他们很像闺房里的待嫁女，顾影自怜。中国小说家们缺乏被折腾后的再生骨气，像卡夫卡的《蜕变》化身为虫，看望我们的人间。这样想来，我倒希望施建伟先生接受曾鸣先生谈贾植芳老先生的气骨脾气，能让未来的中国文学家们以贾植芳先生的文学精神为鉴，从党权凌驾众生之上那副“金刚？”走出来。这才是大陆作家的职志吧，我想。

    从这个观点想开去，我记得多年前读过著名小说家贾平凹先生的《秦腔》和莫言先生的《生命疲劳》。贾和莫是被公认最有份量拿诺奖的中国作家，上两书亦是我读过的大陆小说杰出的小说之一（是国内和海外重量级文学奖桂冠小说作品） .贾和莫的上代前辈作家鲁迅和沈从文的小说不算，我有理由说《秦腔》和《生命疲劳》的小说语境比他们的前辈进步和跨越了，但从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论，贾和莫还是顾忌他俩该写和不敢写的东西。我前些时偶然在《美华文学论坛社》网站上读到一篇震撼人心的杰出小说〔峡谷的漩涡〕（想是大陆著名小说转载海外网站的），作者是陈善埙先生（此公的散文《杏花园的白蝴蝶》获08年大陆散文桂冠，证之他是重量级小说家之一） .就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我向陈公致敬，曾在个人笔记里写下这些话：“如果说蝴蝶也是人类生命历程短暂一瞬（科学家说，蝴蝶生命极短） ，那未她的生命历程短暂一段，她飞翔人类时空留下的印象，证之于也是杏花园诞生的主人，他（她） 的存在空间（生命历程） 留给我的印象就是生命印象了。这印象和白蝴蝶的生命历程紧密相连，我有理由说就是杏花园主人陈善埙呕心呖的生命，也是我们生存的时代，是共和国一段历史，这历史由我们写，无法推翻。”（《读〔峡谷的漩涡〕笔记—向陈善埙先生致敬》） 我之所抄录这段笔记文字在此，意在说明小说一直是作家对生存环境体会的心灵表白，只有这样写了，才让读者了解小说的主题。我向小说家陈善埙先生致敬时，开宗明义就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老子语） ，“证之峡谷的漩涡的女主角麻秋姑娘，是共和国见证者，是共和国里千万母亲之一”。我认为据此说明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是永恒的宗旨。但〔峡谷的漩涡〕作者，写他的小说人物麻秋面临80年代后的生命历程停住了（此时麻秋已是80岁老太婆，但心如镜照见她生活大半辈子的桃花坞），或说有意回避了此时期的社会漩涡。

    由此想开去，小说无疑是小说家写人与社会关系的种种命运话题，是作家不可回避的。如果说，胡风先生的《洼地上的战役》（50年代初，他小说敢写异国男女恋情，探究小说的人性观） 至王蒙先生年轻时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50年代小说在不超越党性前提下敢说话的青年） 到他九十年代的《布礼》如是，小说家虽然在一言堂殿下俯伏斟酌小说语言的分分寸寸，但也证明小说离开人性的话，始终是小说的缺憾。如上引的几个大陆小说家小说，我是想说明中国小说的阶段性，和发展变化。然而这个划分对后来各阶段涌现的中国小说，至上世纪80年代始开始出现的大小小说家们，试想有哪个中国小说家 像鲁迅先生那样敢对封建皇朝（传统文化） 呐喊，让祥林嫂（《祝福》女主人翁） 失去儿子后拿斧子去祠堂门坎诘问神权？又像栓子（《药》小主人华小栓） 为治肺病吃下在“古轩亭口”受刑的夏家孩子的血馒头（即民国革命家秋瑾），他的病并没治好，反而赔上小命，留下与夏家孩子并排的小坟头，令孤树上老鸦为他生命歌唱。鲁迅先生藉《药》治病的方剂功败垂成，但他至少架构了中国小说家与皇权对立的大方向。

    同样，就以文学离不开她生长的土让，然后去看小说反映的人性同这个民族的人民精神生活怎样融会等等，去理解沈从文先生的文学小说和散文，见到中国小百姓的精神面貌，沈公的文学语境最中国化，这乡土气的语境已超越鲁迅了。无庸置疑，沈公的语言影响现代的无数作家，不假。我有理由说，贾平凹先生和莫言先生的语境，有浓郁受沈公小说散文影响的痕迹，生活语言的活泼性不遑多让。但从小说人的人性观去解读，就小说生长的环境与小说人的血土关系，皇性对生长人物的人文精神作过怎样的思辩呢？我以为毋庸说是现代教化 对大陆小说家的桎梏作用，早就血入骨髓了，怎样写还是跳不出这个“金刚？”。读《秦腔》，我为贾平凹的峡边语言的土气和他的活泼性迷醉，也为他藉乡亲谈话敢说“共产党就是一杆枪打了天下，现在仍然用那杆枪管制你”（大意） .然而，贾大师（他有资格做现代中国小说大师早有定评） 的秦腔，还是回避了小说家最想说的话，无法像曹雪芹一样，最多去出家面壁十年。贾平凹写《废都》时留下给读者和评论界的争议话题，到写《秦腔》还是未敢正视自己的小说主题的缺失。他知道怎样写才完美，但不想写和回避写。同理，读完《生命疲劳》后，我一直念念不忘莫言先生的语境多么壮阔，最后还是再三思考：如果莫言让蓝脸再化身为老鼠（他前身已投胎驴马牛和狗，经历了由清末皇朝而民国至抗战至文革时代种种变迁） ，“遗憾小说家跳不进卡夫卡的蜕变，让他的主人受到无数折腾之后化身为虫，藏在主人客厅的像框里，偷窥客厅（时空、社会的变迁）。莫言先生知道他小说主人翁的生命历程该怎样演变，但他不敢写，回避了”（这些话我在向陈善埙先生的《峡谷的漩涡》说过，大意。）他就像无数想写好小说的人一样，仰望“金刚？”阴影笼罩心灵，跳不出魔阵。贾平凹先生的《秦腔》如是，作家本人心知肚明这个党的败坏，就是不敢一杆子（笔） 针砭下去，知道刺穿这杆枪出膛的火药，历来的打靶对象是小小老百姓；他的笔枪不会针灸中国皇权文化的心口，问天下何去何从。

    怪不得韩石山先生（山西作协副主席）要写《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本书，我国小说家们因迷惘而困惑。20世纪初叶的鲁迅以呐喊表现了他的五四精神；胡适大声呼吁中国文言文不普罗化，中国老百姓不知中国命运。鲁迅死得早，连有人表示推荐他作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也拒绝接受。胡适思想一直以来是唯物辩证法穷追猛打的学术祖师爷。反观沈从文先生，他也是五四人物，避世书写他的乡土小说和散文；边城的划艇爷爷和小孙女，永远是我们穷困山乡的国民形像。然而沈从文的结局，只因为他的小说和散文，却贬值为脱离革命群体的书塾师和小土地爷的代言人；解放后的后半生，他被贬谪于图书馆做服装演变史的抄记员，到老死都未被解除专制文化架在脖子的枷锁，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这样想来，话题回到文前引语说的施建伟和曾鸣的对谈录，他们谈贾植芳老先生为胡风执言的气骨脾气，实在让我思考：未来的中国文学家们怎样写小说和散文？我想该以贾植芳先生的文学精神为鉴，从党权凌驾众生之上那副“金刚？”走出来。如来神掌毕竟是神物，小说家们怎样思考呢？

    （8/9/09呒吟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