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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年的“权宜之计” (山东)徐宁康 中共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陷入了濒临灭亡的边缘。我的一个历史老师曾经说过,如果没有长征的胜利,中国革命就会彻底失败,历史上就不会有新中国存在。在意识形态新旧中国之分上,我虽然对他的说法有异议,但是仅就长征对中共的历史作用来说,我是认同他的看法的。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是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的。中央苏区落败之后长征开始,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了帮助毛泽东夺权的会议。在毛实现对中共绝对领导之后,领导了中共红军长征的中后期作战。他率领部队成功了摆脱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顺利到达当时的另一个中共根据地陕北。在陕北,在他审时度势,吸取了中央苏区时期的教训,适当的调整了中共的政策走向。这些政策的调整,成功的赢得了民众一定的同情与支持。而这些同情与支持,又为其日后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当年的战略调整,主要是在其在长征受重创而在陕北尚立足不稳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些调整是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和喘息之机。今天看,他所施行的战略调整,在帮助其夺取政权方面,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些当时的政策,并没有贯彻始终,在其夺取政权之后,就被抛弃了,所以说这些当时调整战略,是毛泽东为夺权而不得不暂时施行的“权宜之计”。 这些权宜之计分三个方面,下面略作介绍。 一,统战党外人士 抗日战争时期,毛在延安推行根据地内三三制政权,吸纳知识份子,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加入其执政阵营。后又继续主导统战独立知识份子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左派。吸纳这些党外力量,甚至是曾经被认为是反革命势力的力量加盟其阵营为的是为了拉长与国民党斗争的界限和增加其存在的合法性。后来在其夺取政权(建国)之后,对这些党外力量又进行了严厉甄别压制,将他们清除出了体制内部。划分阶级成分之后,更是如孙悟空带上紧箍咒,锁死了这些人的政治生命。对知识份子毛泽东更是直接进行了“反右运动”这样大规模的整肃。 二,保护私有财产 当时的毛泽东绝对领导的中共不再继续实行中央苏区时期没收地主与资本家的财产的政策,转而承认了地主对土地,资本家对其产业的所有权。当时中共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政策的实施。这些举动,很大程度上博取了民众的好感,增加了自身的支持率。以至于曾经有一位著名学者曾惊叹道:一个崇尚灭绝私产的政党,也开始承诺保护私有财产了! 三,认同中华民国 为了争取国民政府的容忍与军饷供给。一再不承认国民政府执政合法性的中共,也开始承认国民政府的统治。毛泽东当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14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语。 而1941年毛泽东绝对领导下的共产党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21条规定:“在尊重中国(国民政府)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非中华民国)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由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对中华民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5年在重庆进行的国共和谈,是中共领袖毛泽东明确表态认同国民政府领导的前提下进行的。在重庆毛泽东曾振臂高呼:“蒋主席万岁”。 四,倡导民主 在解放前夕,毛泽东是崇尚和承诺民主的。有两个事例可以直接证明。 1,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微笑着严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祇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祇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2,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12个问题,请因国共两党谈判逗留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回答。甘贝尔提的第10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11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12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对这3个问题,毛泽东做了如下回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与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经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不祇这些,1945年中共曾倡导新政治协商会议。 这样高调的崇尚与承诺民主仍然是毛泽东的权宜之计,不消说他执政后,就是在今天,中共建政后60年的今天,中国都没有取得任何民主上的进步。但在这些言论在当时却赢得了民主党派和具有民主理念的民众的一致拥护。 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斗争的胜利,是其成功夺取政权重要保障。但是胜利者的欢呼,并不能抹杀历史的印记。有人说过又未履行的话,开出的空头支票,历史记载言之凿凿,是无法容许抵赖的。对民众的欺骗,对国民的误导,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都不会归于虚无。我相信公道是非自在人心,历史终会给予公论并将讨还这笔迟来之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