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被打成右派的李曰垓

（山东）赵颖


    1958年2月，李曰垓才16岁，以云南省昭通专署机要员身份被划成右派，送彝良县大坪农场劳教，4个月后被捕判刑劳改，整个文革期间都关押于监狱。21年后的1979年改正复职。因为他在狱中，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刻苦自学，完成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全部教程，复职后在昭通地区一所中专执教，后任分管教学的副校长，被选为昭通市人大代表。
    2007年即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李曰垓与山东大学一位友人有过畅意交谈，总标题为《我们不是木头人》。现将其中涉及到个人具体情况的一个小节全文照引如下。

    友人：任何有份量的沧桑回首，都是一幅幅真容照片展示给历史和后人。我们虽未谋面，但我从颇具权威的文字资料上认识了您。这个文字依据，就是中央公安部政策研究室主编、群众出版社1981版《春风化雨集》中的那篇报告文学，《石板下的一棵小草》，作者徐盛龙，而文中的主人公就是您。有两句原文是：“李曰垓，原云南省昭通专署机要员，1958年16岁被错划为小右派”，“1949年云南解放时李曰垓是个7岁的孩子”，这应该是可信的资料。现在既然能与您本人交谈，能否向我提供一点更直接的佐证？
    曰垓：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是档案材料和身份证号码。身份证表明我的出生日期是1941年12月23日。1949年12月9日卢汉将军宣布云南起义，是云南解放的标志日，此时我尚差半月才满8岁，按周岁计，文中所写的“7岁孩子”没错，1958年2月16岁刚满就打成右派也没错。50年前反右运动在全国残害300多万人，至今没有公布过受害者的年龄排行榜，所以谁是“最小”，尚无考证。

    友人：“最小的右派”这项世界纪录，大概要由吉尼斯专家课题组来解决了。
    曰垓：可以断言，面对这个难题，吉尼斯专家也会颇费周章。更重要的是吉尼斯关注的是快乐题材，因为世界主流文化倡导愉悦向上、寿世活人的精神气质；而中国的反右运动是人类公认的最痛苦的题材，反右残害的是知识界中良知未泯、人性鲜活的那个群体，但同时又把相当数量的像我这样的未成年人拿来陪宰，列为思想犯政治犯押入囚牢，这样的痛苦题材跟吉尼斯性质是恰好相悖的。

    友人：在您受害的21年中，先劳教后劳改，后者时间最长。以您的切身感受，哪个环境更残忍？
    曰垓：就超负荷的强迫劳动而言，两者一样。以我为例，以45公斤的体重，每背箩要负重90至100公斤矿石，在单程距离200米以上爬坡背上高炉，每日来回30多转才能完成任务。就人格凌辱和精神压力而言，劳改队要简单一点，刻板一点，因为劳改犯的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祇需要分成所谓“接受改造的”和“反改造的”两大类就足矣。当然，每个中队部每月向总队上交的报表，分得更细一点，分为4类。其实在极左阴霾时期，全国人民又何尝不被如此分类？“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这条最高指示就是把人民分类排队的理论依据。而劳动教养就凶险深沉得多，名曰“最高行政处分”，实则对受害者施以更大的精神摧残，日夜不停发动告密和批斗，造成自相残害。越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越需要把人际关系变成狼与狼的关系。挑拨分化，戕害心灵就叫做改造世界观，彻底泯灭了人性就叫做脱胎换骨。1962、1963年在劳教单位搞过两批“摘帽”，其标准首先就是“立功赎罪揭发反改造分子”，很多人为了争当“摘帽右派”而去昧心整人，这已成为暴力社会主义的通用模式。数十年历史事实证明，在正宗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对政敌和无辜人民采取的方式是直接的大规模屠杀，如《莫斯科周刊》1988年报导，中国《青年参考》转载的《明斯克大枪决内幕》：1941年希特勒侵苏前夕，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在明斯克市郊一次枪决苏联平民10万多名，后来把这一滔天罪行说成是德军入侵造成的。“警察把这些'敌人'带到野外，命令他们两人一对紧紧靠拢，以便一枪击中两人头部，节省子弹。”——而中国则不同，要对这些廉价劳动力施加数十年的精神凌辱和血汗榨取，直到把他们熬干。哪种更人道？

    友人：我读到的资料中提到，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进京上访，终获关注，得以解决问题，那么公安部关注这起个案，原因是否就在于你的年龄最小？
    曰垓：非也。公安部不会这么浅薄，他们是根据冤情深度和道义力度来确定是否直接过问的。我也不会那么浅薄，年龄毕竟不是敲门砖。

    友人：谈到这里我就更想知道，你这个当时不满16岁的少年究竟惹下什么大祸？资料说你先是划右送劳教，短短3个月后就抓捕入狱，有人“在你身上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冤假错案，三次逮捕关监，长期戴镣铐，判刑劳改，多次禁闭，受害期达20年又10个月之久，直到1978年底才出狱。”这些语言出自中央公安部政策研究室特稿的笔下，更使人感到解剖你这起个案特别有价值，有典型意义，你能简要透露一些底蕴吗？
    曰垓：因为我进京递交的20页申诉材料中捅破了一桩被掩盖24年的隐秘：在1955年11月份肃反运动高潮期的一天深夜，我这个小小机要员奉命做一次审讯记录，记下了被审讯人跳楼自杀之前10分钟哭着愤怒指斥审讯者卑劣行径的原话。被列为“特务嫌疑”的这名斗争对象是昭通人，1947年就读于云南大学经济系期间在校内参加革命并加入共产党，48、49直到1950年春任中共昭通县工委常委，宣传委员，主持过全城迎军大会，是地下党边纵骨干中所占比例极少的大学生。土改刚完成他就遭谢富治宗派系统排斥，任一个财贸单位的支书，其新婚不久的妻子又被谢富治系统一个军转干正县级领导奸污霸占。审讯的当晚，说这是他交代“特务身份”的最后机会，“不交代也可以认定、定罪”，而这个审讯者恰恰就是那个奸污作案的恶棍本人，他作为“肃反”领导人之一，以“学委”身份进行审讯。由于历经两个月连续批斗折磨凌辱，被审讯人完全绝望，遂奋起生命最后一点力气，愤慨指斥该恶棍的淫邪本质和害人意图，讲完后冲出房间，越过客厅，从外廊栏板上跳下三层楼底的石砌天井，头部着地，脑浆迸出惨死。那位审讯者下去看了尸体，又急忙赶到楼上，叫我翻开记录本撕去刚记下的原话，再按其口述写下一段他如何冠冕堂皇交代政策启发其坦白从宽之类谎言，并告诫我：“该犯自绝于党和人民，临死前那些向党进攻的话，永远不准对任何人透露，否则按政治问题追究责任。”然后带上记录本连夜去地委机关汇报。临走时吩咐总务买棺收殓，连夜埋葬于昭通北郊。
    我那时虽祇有14岁，已有点懂事。我深知兹事体大，生死攸关，没敢声张或揭破。我祇觉恐怖压抑覆盖身心，也覆盖干部队伍。整风鸣放中祇得守口如瓶，不进陷阱。而这位审讯者肃反后随即升任专署秘书主任、党组负责人，不久升为副专员。因肃反和反右整人有功而迅速升官的活生生事实使我认识了云南昭通的“共产党”。这类恶棍行径的合法化难道仅仅是个人行为么？充满血腥味的顺畅仕途难道是他个人能够铺就的么？我在那个氛围中虽然不敢声张，但我被他视为一颗定时炸弹，他需要灭口，需要置我于毫无发言权的绝境，当官才安稳。这就是我21年连续受害的本质原因。而且直到今天，我并未得到片言只字的处理通知书，但残忍的无期徒刑待遇却实实在在耗去了自己21年的黄金年华。这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

    友人：从表面看，对您施加迫害是为了掩盖丑恶，而从骨子里看，他们为的是维护一种邪恶的政治特权，淫邪也是政治特权的一部分，从欧洲到亚洲的奴隶主、封建主，普遍都享有众所周知的“初夜权”。丑恶与邪恶本来就是一体。您这位未成年人既然知悉了那桩邪恶行径，特别是故意逼死人命的暴行，那么人家借“反右”的邪风而顺势摧折你这株小草便带有必然性，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也跟你我一样毫无反抗能力，同样都是“大石板下一株草”。但是您这起个案又具有特殊性，因为善恶颠倒得实在太露骨，残害手段实在太卑鄙。那么您本人在力量对比天壤悬殊之中，是就此吞咽了无尽的苦水，还是也迸发过一种揭穿真相、撕破黑幕的主观欲望呢？
    曰垓：岂止欲望，而且爆发过行动，这行动就是拼命挣脱牢笼奔向光明，因为我自己心中充满了光明，我在劳教3个月后，即1958年5月，借一个工休日的拂晓时分，以“找清水沟洗衣服”为名悄悄越过警戒范围向北迅奔，这是冒着极大危险下决心奔赴北京，向最高层倾诉冤屈并揭破昭通黑幕。可惜我祇逃离劳教农场50华里，就被武装追获，押回农场，立即戴上脚镣，一个月后即6月15日被逮捕入狱，以儆效尤。今天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当时的行动具有忍无可忍的道义性质和根本上的光明性质；如果这个政权也多少有点道义因素和光明因素，它就 必然会珍惜和保护一个16岁孩子对它的最高层怀有的纯洁信赖之情，这样的童稚之心难道不正是执政合法性的最佳来源？可惜，他们完全不懂得珍惜这些，也不要任何司法程序，表面上是判我6年徒刑，实际上想怎么关押想怎么凌虐想怎么克扣都可以毫无限制施行不止，比无期徒刑残忍百倍。1979年1月在北京，当公安部信访处第三科张衡科长读完我面呈的申诉书时，我瞧见他手在哆嗦，眼里射出义愤的怒火。我当时随机作一点侦察，我说“您没受过迫害，不大可能有切肤之痛。”张衡科长深沉地说：“谁说我没受过害？你知道我恢复工作几天啦？”——我俩大笑。此案得到部党组的重视，并不奇怪。放到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制度下的任何国家，想来都不会推开不理。

    友人：冤情这么深，那么查处结果又如何呢？
    曰垓：话分两头。我所遭受的政治迫害，由公安部彻底平反，恢复公职。我不愿再回到党政机关，请求去教书；昭通地委根据我在狱中已完成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全部课程的自修实况，结合我的志愿，把我安排到昭通地区财贸中专任教，1984年任命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同年被选举为昭通市人大代表。另一头，那个作恶的副专员，因为60年代四清时期有经济作案问题，按律应负刑事责任，虽经袒护，也终于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而“肃反”中被迫自杀的这位地下党员1981年也平了反，但是那宗隐秘血案背后的两个实质性问题，一是淫邪，二是利用职权在政治运动中故意逼死人命，昭通当地就一再拖延，不查也不处。究竟是办案无能还是不敢触动当权的谢富治宗派势力的宿根？我未能断言。一个地下党知识分子干部夫妇的人格尊严乃至生命，算得了什么呢？拖了半个世纪后，害人者和被害者当事人都已亡故，血消了，泪揩了，这宗深沉的不平事也就被拖成自然消逝的历史云烟。

    友人：那篇报告文学中提到你的妻子，她也是石板下一株倔强小草，是支持你与命运抗争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帮助你成功走过进京告状这条艰险道路的重要人物，读后给人印象颇深，充满敬意，很想知道得更具体一点。
    曰垓：文革乌云最黑暗的70年代中期，我身为“劳改刑满留队就业”的政治贱民，在昭通城北20里外的二里寨劳改煤矿从事着最艰苦的井下体力劳动，每天下班从坑内走出，除了白眼球尚存亮色，遍体均为灰黑。此时，相距15里的葡萄井生产队的贫农女儿曾树美与我认识，竟然一见钟情。她初中毕业就读不成书了，家中没有弟兄，要靠她和姐姐挣工分养活老母。1974年夏季我们相识之时，我32岁，小曾祇有21岁，比我小一轮。她告诉我，她家原系昭通城北片紧靠市区的巩固大队农民，父亲是生产队长，1958年底隆冬季节即大跃进日夜奋战水利工程阶段，他在杨家坟水库工地已经缺粮，又听说家中妻儿已断粮，他就在一天夜晚跑回家看望，不料半途被公社民兵拦截盘问，就冠以“逃离工地破坏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罪名，活活打死。肋骨多处折断，全身青肿血污，妻子抚尸痛哭至昏死，5岁的曾树美和8岁的姐姐曾树琼把昏死中的妈妈喊醒，母女相拥，哭成一团。公共食堂打出来的是萝卜叶子汤煮蚕豆糠，或者用腐烂了的包谷壳掺饭蒸熟，称为“淀粉饭”，而且难以为继；冬天也穿一双破布鞋和一件单薄的补疤衣，蜷缩在灶洞灰堆里取暖，面如菜色。队上已成伤心地，妈妈带着她俩流浪城西25里外的旧圃公社葡萄井避难，从5岁丧父苦熬到21岁与我相识，这就是身为共产党基本阶级队伍的贫下中农女儿的幸福童年和青少年。她的自述加深了我心中的伤痕，“望城坡上尘土飞扬，哪里瞧得见生活的出路？旧圃街头行人稀疏，谁看顾孤苦无依的母女？”这两句话是我写给她的信中对她家庭境遇的真实描述，她念得全家痛哭，至今不忘；而我那远在千里外宜良故乡的母亲则早在1965年就惨死于贫病交迫盼子心切之中，那里是我不堪回首的伤心地。树美与我，两颗滴血的心灵合二而一，这就是生死相依的“三生石上灵芝草”。1974年我们相识不久便提出结婚申请，但我所在的劳改企业那个恶棍政委就硬是不批准结婚，说是要“维护贫农女儿的政治前途，不能嫁给反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治所要维护的神圣原则。不久后这位政委又毫无理由地第三次逮捕我，抓入地区监狱关押3年半，祇关不问，关就是目的。抓我之后，曾树美所在公社、大队、小队的全套“群众专政工具”倾巢出动施压，要她母女与我划清界限。她家两代人严词拒绝，据理指斥，竟然遭受扣工分、扣口粮，剥夺劳动权，要胁迫她“嫁给贫下中农”。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该生产队会计李德忠于是指使其另一村居住的好友李俭义带领几名恶棍，持棍棒绳索前来抢亲，幸得树美的姐姐树琼和姐夫怀初就在相邻的生产队，及时约人前来搭救才幸免于难。曾树美拼命挣脱，奔逃25里至昭通城，来到我被关押的监狱大围墻外面痛哭，守候至天黑。她是以全部生命的呼号向我表明共存亡的志气人格。（高墻里、铁窗下的我，当时毫无所知，直到3年后出狱才知悉这段锥心泣血的情节。）树美奔逃进城的次日，她独自走进地区公安处，请求给一纸探监许可证让她见我一面，但在场的公安人员万分不解地劝道：“李曰垓是毫无前途毫无希望的政治犯，你何必苦苦守候！”曾树美的答语祇借用了一句当时的名言：“人的因素第一呀。”
    生产队断了她的口粮和出工权利，母女二人逃命至城郊李子园租间破草房住下，母亲打草席卖给烟叶站做包装，小曾早出晚归单程12里到砖瓦厂做小工，每日劳累祇挣得7角钱。什么叫饥饿？饥饿是关乎生命本质性的那种痛苦。小曾母女多年在饥饿中苦熬，这样，“贫下中农女儿的政治前途”从这种苦熬中找到了最真实的诠释。
    粉碎四人帮后的揭批查，那位置我于死地才甘心的恶棍政委因卖身投靠四人帮，疯狂镇压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并在公安系统内部残害干部多名，终于在民愤沸腾中被清查，失去一切权力，一落千丈，身败名裂，黯然死去。
    1978年12月放我出狱时，公安处劳改科长叫我“休息半月，再去孔家湾劳改农场恢复就业身份，听候结论。”很明显，要换个环境来延伸事实上的无期徒刑。这就逼我背水一战远走北京城。出狱的当晚我独自冒着凛冽寒风走到北郊，在月光下逐村逐户寻觅，终于找到树美母女租住的那间草屋，此时已是夜晚10时，悲喜交集的见面场景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幕。她全家支持我进京申告，母女在赤贫中卖掉唯一的小猪，祇卖得60元，刚好够我从水城上北京的火车票价。临走时树美送我到昭通汽车站，她边流泪边说：“哪怕告不准，你及时回来，我们生死在一堆。”我在北京站下车的当晚，就在一个有暖气的候车室长椅上坐一夜，次日清晨窗外飘来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恰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全文广播，这个吉祥日子开启了我命运的新阶段。洗一把冷水脸，我先奔至王府井《人民日报》社，弄清了公安部信访室地址，就直插东城区东塘子胡同，站进300多人的上访者排队长龙。工作人员先把大家的申告材料收进去，换发一张排序卡片，不料过了半个小时就喊到我的卡片号，进入一个普通四合院的小小单间，开始了与张衡科长的交谈。读完材料，他在激动之余提出两点疑问：“你的样子不像一个遭受21年迫害的人，不木讷，不迟钝，不苍老；你自称初中毕业学历，但是所交材料的文字水平绝不可能出自一个初中生之手，这是最大的矛盾。”——对这个戏剧性开场的两问，我祇能建议他电话查询云南昭通去求证。从那时起，他亲笔填具“费用记账”的免费食宿介绍信，叫我到地坛公园内的公安部接待站住下。4天后又召见我时，张衡说已经通过云南省公安厅核实了我的自述不假，对于冤情已形成专题汇报，正在向部长请示是否由部里直接受理复查。第3次见面时，他说部领导已批示，我的案子先在部编《上访通讯》上通报全国，然后由部里派专案组下昭通。他说“你所讲的保持求知欲，坚持刻苦自学是一种生理上心理上免遭摧毁的有效抗体，这点切身感受很有意思，很有价值。你在狱中自修大学课程，我们尚未发现第二例。”随后他递给我一张北京至昆明的火车票，说返昆之后云南省公安厅会提供回到昭通的旅途费用。于是我结束了12天的逗留，愉快告别了首都。

    友人：《春风化雨集》于1981年出版，其中《石板下的一棵小草》专写你那段不屈的历程，成为很突出的一篇，你肯定更了解这部文集的出版背景？
    曰垓：1978年底三中全会刚闭幕，主持中央组织部的胡耀邦以非凡的大智大勇，用他的生命掮住了厚重的历史闸门，奋力刮开充满血腥味的历史积垢的一个小薄层，解脱了一部分历史冤魂。这个不朽的业绩，从《春风化雨集》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这是当年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头子们不敢想像的，使他们反人民的决策陷于尴尬。大面积平反一年之后的1980年，公安部长赵苍璧主持下的部党组决定在全国选择120例典型冤案，组织专人写出报告文学特稿，每篇一个真人真事。入选的标准是冤情要深，平反要彻底，复职后的表现要出色。各省推荐，有一批个案则由公安部直接点名，例如我的案例就在其中。文集以《春风化雨集》冠名，表明了编辑意图在于证明平反冤狱是新时期开端的化雨春风。文集内容皆为真人真事，就使这部书有了史料价值和保存价值，它折射出政治灾难真实恶果的冰山一角。公安部政策研究室的徐盛龙奉命直赴云南考察我，省公安厅又派一位王姓的玉溪籍同志协助。他们来时是1980年暑期，我任教的地区财校正值放假，我就被邀入他们下榻的地委招待所同吃同住5天。徐盛龙是江西人，年龄比我略长，航空学院毕业后在过空军，转业至公安部成为政研室骨干力量。写得一手漂亮的草书，我至今保存着徐盛龙返京后给我的几封来信，视为墨宝。他们先详阅了我的全部档案，逐一询访了昭通公安处领导和劳改企业多名管教干部，然后才与我接触，在融洽气氛中对我进行直接考察。徐盛龙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受害21年的残酷环境中，劳改企业那个视我为头号垫脚石以求升官的“政委”又多方制造新冤案连续迫害，我的体力和智力未被摧毁，是什么构成这种“抗体”和精神支撑力？我在狱中完成大学文史哲三科专业课程自修的主要内容、深度和表达能力究竟如何。5天考察后，他们对此表示很满意。

    友人：报告文学《石板下的一棵小草》已经呈现的内容，能反映徐盛龙他们对你了解的全貌吗？
    曰垓：十分之一。那次考察是27年前的1980年夏，我们交谈的广度和深度大概超过了当时出版物的允许极限，加之篇幅容量所限，所以作了大幅度删削。

    友人：尽管如此，从《小草》文中我们发现了很多闪光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徐盛龙从你档案中抄录了极左路线最凶横时期你回答审讯的一段原话：“你们的唯一本事就是把清白者抹成污黑，把无罪者诬为有罪，把人逼成鬼，践踏法制，蹂躏人权，故意制造冤狱，蚕食无辜者，转嫁民怨于党，抹黑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这段话改变了审讯双方的地位，所以用了“谁审讯谁？”这样尖锐的小标题。那么，你在狱中最通常的精神状态是怎么样呢？
    曰垓：当时的徐盛龙也对这个问题极感兴趣。记得我当面默写过自己在狱中按我所理解的20年代音乐大师刘天华《良宵》音乐形象依其乐句而填的词：“泪眼问梅花：寒夜里可曾梦朝霞？啊，瑞雪轻霜潇潇下，风裂长空、寒凝大地、冰雪遍天涯。抚剑长咨嗟，万千心事惜年华！何屑弹铗，有心试马。惟见云儿迢迢、星儿寥寥、风儿凄凄、景儿寂寂，遥想倦鸟依林，游子念家。  盈盈仙子隐约云纱，曾记别时清泪飞洒；想分飞后，怎禁那霜欺雪压？听呐听呐，小笛儿摇碎冰碴，霜消雪化，涓涓春水粲发，宛如笑语情话，满眼荡玉飘花。人怜温馨、鱼惊春汛、雁落平沙。依然风光在眼，摇曳烟霞。问那春风春雨春月春花待几时重回天涯？”
    “改正”复职之后的受害者座谈会上，我当着地委书记的面这样讲：许多受害同志发言中都说“想不到有今天”。但是，如果真的“想不到有今天”，请问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持我们熬过这含辛茹苦的21年？                          （2008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