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我身边的文革（续七）

（江苏）夏韵


    任何时代，祇有普通百姓的经历，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历。这里，我仅想以我卑微的个人经历，折射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一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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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又到了晴晴雨雨的六月，热风吹走了春日暖融融的绿意，夏如期伴着潮湿腻味的炽热到来。灸人的阳光里热浪扑面。1966年又似重现。

    5月16日武汉“百万雄师”正式成立，号称成员120万人。武汉地区的“党团员85%”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这些人最守纪律最严谨的人、一向以服从组织为己任，没有得到上级组织指令，他们不会也不可能自发的形成号称百万的群体。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受军队支持的以各单位人武保卫干部为主体的官办组织，那么是什么人组织了他们？喊着永远忠于毛主席，向毛泽东发难，向毛泽东支持的造反派挥起屠刀。几10年后当年百万雄师头头曾回忆说；：我们和中央文革没有来往，我们是反对中央文革的。我们祇和国务院中南组联系，每晚向他们汇报情况，他们和中央文革不是一套班子。

    多少年来官方一直重申：文化大革命中不同观点派别的群众组织，就绝大多数群众来说，无论当时属于哪一派组织，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和他独自发动领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果真是这样，何以动刀动枪杀得你死我活。

    传说中央对武汉问题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钢工总头头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要派人做他们的工作，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这说法几10年后在资深记者周海锋的“尘封内幕”一书中得到证实。

    陈再道是什么态度呢？亲自聆听他在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的书记刘曾悄悄对我们说：陈再道在会骂造反派是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会投靠台湾，还说：湖北是共产党的天下，哪个龟儿子敢夺共产党的权，我们就用枪和他辩论。

    他的枪要指向谁，可想而知。到底是谁错了，是毛泽东还是陈再道。我想肯定是毛泽东错了，因为陈再道代表的是武汉地区“85%以上党团员”的意愿，这是不可战胜的。可是毛泽东是“神”不是“人”，他怎能错呢？于是就有了“文革的事宜粗不宜细”之说。毛泽东不能错，陈再道没有错，错的祇能是受骗造反的那帮人了，谁叫他们造反呢？而“造反”仅仅是造反者个人的错吗？

    以各单位人武保卫干部为骨干力量的“百万雄师”，向风起云涌的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家们展现了它不屈的威力，街上满是手持长矛铁棍的人，不时有一卡车一卡车的车队，车上的人全站，着头戴柳条帽，手拿长矛铁棍，轰轰隆隆地开过。

    不得不承认，他们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阶级斗争战斗员，他们自命是“牛鬼蛇神”的克星，一点不夸张。一如大标语所示：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全扫光。他们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最虔诚的追随者、最卖力的执行者，说他们是保刘少奇的，真是天大的冤枉，他们对刘少奇的政治路线最反感，称刘少奇是“牛鬼蛇神”的总后台。他们的政治理念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转政。

    百万雄师背靠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中国当权十七年的国家权力，钢工总代表的是国家权力之上的至高无尚的要颠覆这势力的领袖的意志。时政在方方面面的“错位”，令我头晕目眩，常常冒出些杂乱无章的不详预感，面对时时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政治风云变换，我始终缺少安全感。有一种恐惧的力量压迫着我牵引着我，没有法制，没有制约，没有评判标准，全凭皇帝的金口，这金口又是多变，即令不变，执行者不同、解释理解也不同。今日风和日丽，我得平反，得到做人的权利，会否明白风云突变，我将重入地狱。

    对“左”的恐惧与生俱来跟随着我，特别是走出大院门，扑面而来的腥风血雨，令我胆战心惊。横尸街头的死者在太阳光下腐烂，上面传达下来说死的是“牛鬼蛇神”，要大家不要出门。百万雄师攻陷之处，传闻有女孩子高呼毛主席万岁，抱着造反大旗跳楼身亡。6月17日百万雄师血洗六渡桥，三个被杀的造反派陈尸在铜人像下暴尸数天，“钢工总”“钢二司”等造反派的据点相继被攻破，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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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设计院所在地的大学，是“钢二司”的大本营之一，1967年6月24日，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了一场硝烟弥漫的血腥武斗。作为旁观者，我经历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40年过去了，至今我仍然能感觉到40年前那冷冽恐怖的空气，血腥仍扑鼻而来。

    1967年6月23日下午，天气转阴，飘起零星牛毛细雨，落在身上温漉漉似有未有。一上班就接到通知，家住在院外的同志早点下班，家住在院里的同志和家属晚饭后都集中到单身宿舍——靠江边两幢洋楼里过夜，带些水和食品。

    原来百万雄师要打掉钢二司的这个大本营，包围了武昌下新河这个绿树成荫的大院。

    沿三层楼街道一带站满了手持长矛铁棍的百万雄师战士——他们每个都可能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妇，他们是全市那85%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们今天是战士，他们是执行公务，每人都可领到5元钱的补助。

    通往大学校园的路被封锁，每个进出的人都要自报家门亮出自己的观点——是什么派，面对长矛和厉声盘问，我的同事庄告诉我，她慌得语不连贯指着学校的方向说：“我在伊面——上海话那面，伊面工作，不是学校里的人”。好不容易过关。当然也有挨打的，往往是流露出不满的男性青年。

    校园里一片秣马厉兵备战忙。学生们准备最后坚守的8幢楼已是戒备森严。

    近一百米长的筒子楼，两端的山墻一南一北连通长长走道的两个大门已用砖封死，楼梯口塞满课桌椅子，二楼三楼的窗口里堆着砖头石头作为武器。钢二司的战旗在北山墻三楼的窗口飘扬，那儿正对着路口。广播喇叭里在播放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的歌声：山下旌胜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导敌军宵遁。

    高年级的学生一脸忧国忧民的沧苍，低年级的学生刚退尽稚气的脸上写满超出年龄的凝重，他们同仇敌忾，为了心中的偶像毛泽东，报定上刀山下火海的决心，周身凝聚着悲壮。那种渴望经历真正的出生入死、渴望像白色恐怖下地下共产党人一样为信仰捐躯的悲剧人格精神，驱使他们不惜牺牲自己。

    他们明知面对军队支持的“百万雄师”，他们是以卵抵石，这个据点将被踏平。他们仍然坚定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即使战死，也虽死犹生，他们必须战斗。

    我记起他们表演的那首诗：“放开我的手吧，妈妈”。是讲一个孩子要造反参加战斗，他妈妈拉着他不放，他对妈妈讲的一席话。最后是这样一句：妈妈，放开我的手吧，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死不还家。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浩然正气。

    我的小弟弟妹妹啊！你们可知你们的虔诚出自你自己的一厢情愿，“全市85%以上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站在你们的对立面，他们才是当今社会的主人，他们组成的“百万雄师”手持长矛正指向你们啊。

    绝对的天真造就绝对的虔诚，你们必被这虔诚所累、所误、所欺、所害啊。

    忽然，一曲低沉、荡气回肠的歌声传来：
    戴缭长街走，
    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
    祇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歌声渲染着造反者不屈服的挑战意志，溢满为心中的偶像毛泽东而战的革命英雄主义湟蘖中升华起来的自我陶醉的激情，闪烁着悲剧精神。他们的失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人心是偏向他们一边的。尽管人们知道他们会失败会倒下。

    我看到有人落泪，我却一滴泪也没有，祇为他们心痛，我感到那悲壮，说轻了是实现自我证明——我们信仰毛泽东，说重了是邀宠。但是以命邀宠至少是出于真诚啊。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没有西方基督教和东方伊斯兰教那种入骨的绝对信仰，中国的佛教，信其有则灵，信其无则无。中国祇有对皇帝的个人崇拜类似西方的宗教信仰。但这种绝对崇拜某种程度上是高压酷政的产物，因恐惧而崇拜，为了证明崇拜而崇拜，包涵了一定的虚伪性。正像文革中许多自杀者都留有“毛主席万岁”的绝笔，而把他们置于死地的哪一桩哪一件不是源自英名领袖的“阶级斗争”理论。黄泉路上的亡灵似乎以此试图为身后亲人证实点什么，遮盖点什么，这是活着的人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痛，也是历史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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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家在大院里的十几户人家，拖儿带女逃难似的躲进单身宿舍，原是大厅地方，放着十几张单人床，蚊帐分割成一块块，一家人占一个铺位。

    书记刘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不管你是什么观点，不管是什么派，眼下大家要团结一致，大家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家是同事，今后还要共事，没有什么仇化不开，谁要借机联络外人，“歪嘴巴”使坏，后果自负。

    丈夫被书记刘叫去参加值班、巡逻。书记刘忙前忙后，安排大家的生活琐事，抚慰大家不要害怕，说，我们设计院的人没有参加社会上的造反组织，不会有事的。

    我怕极了，那感觉就像解放战争“拉锯战”躲土匪一样，女儿偎依在我身边不声不响，眼睛睁得大大的，不知发生了什么。

    一个稍大的男孩唱起幼儿园学来的儿歌：“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把你扔到茅坑里”。大家纷纷指责孩子的母亲；快不要唱了，给百万雄师听到，我们大家都活不成了。

    天阴沉沉，雨淅淅沥沥。江面上一艘艘灰色的船在游弋，那船分明不是民用船，大家心照不宣的交换着恐惧的眼神，望着它们渐渐驶向我们这边。

    我突然想起，办公楼梯口我们战斗队贴着一张表明我们是“香花”观点的大字报。我找到战斗队的头头，要他无论如何要去扯下来，我不想送命。

    头头不置可否笑我胆小，没想到处于求生本能，背叛造反观点行为恰被一个官场积极分子听到、看到。一年后再次整我，成了我这个人肯定会当叛徒的批判材料。一边批判我没有骨气，怕死鬼。一边又批判我坚持反动立场，造无产阶级的反……一反一正他们都有理。要知道，我是叛向他们啊，其实，何止是“叛”，我已下决心“投敌”再也不敢沾造反派的边了。

    我临阵“叛变”的行为足以显示那场灾难的恐怖本质。面对生与死，置身长矛铁棍的威慑下，我终于悟清楚，“百万雄师”是正统权力的代表。全国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每个街道、每公社都有着“百万雄师”——85%以上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坚力量、主心骨、灵魂。

    中国政治大舞台是以省市的中舞台、和千千万万个工厂、学校、连队、公社机关、街道的小舞台为基础的。N个“百万雄师”——85%以上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伟大领袖毛泽东是这舞台的主人、演出者。

    1949年——1966年，17年威武雄壮一幕幕展开。突然，毛泽东要换人，要台下站着看的，换到台上来。台上的下台。

    但是，这不是戏剧舞台，谁上台唱唱也没关系。这是政治舞台，一上一下包涵着不流血的战争——政治。于是，毛泽东把这“一上一下”，命名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号召全国自下而上的“夺权”。毛泽东要亲手拆掉他的“戏班子”，挑战传统势力——组织起来的85%以上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其中不少人手中还有枪。太可怕了，我突然感到毛泽东领导的这场全党大换班的造反肯定要失败。我被自己的一闪念，吓得胆战心惊，忙环顾左右怕别人识破我的心事。

    很多年过去后，文革被否定了。在平民百姓眼里这场争斗无对错，胜者骂败者独裁，岂不知他自己成了王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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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雨越来越大，玻璃窗上的雨珠，在江面上的灰色的军用船扫过来的探照灯光照射下，滴滴圆滚剔透，一串串滚落。不远处墻外传来阵阵冲呀，杀呀的喊声和砖头瓦块撞击声。今夜无人入睡。空气沉闷压抑得令人窒息。

    零点，远远的传来悲壮深沉的歌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受苦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突然全院一片黑暗，广播嘎然噤声，电拉断了。

    我旁边的一位同事的爱人是学校的老师，他悄悄告诉我，这是学生撤退进8#幢楼的暗号。他爱人也在守8#幢楼。

    他们俩刚结婚不久，都是1965年的大学毕业生。爱人分配到这所大学任教，他分配到设计院。他们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是很好很好的好人。

    他是广播站的站长。设计院80%以上都是年青人，我们像在学校一样，成立了广播站、篮球队、乒乓球队、游泳队。我是广播员之一，我第一次当班，一着急露出乡音，播得不伦不类，他没有笑我，鼓励我干下去，并帮我纠正发音。

    文革开始后，所有参加这些业余社会活动的文体积极分子，大部分未能幸免大字报围攻。记得乒乓球队队长，每当大字报揪出他的队员，他马上响应，字上一张开除某。。出乒乓球队的声明，最后他成了光杆司令，说：“这样下去，我得自己开除自己了”。谁成想，他也遭到大字报围攻。最后他贴一张乒乓球队解散了的声明，给设计院红火的文体活动划了个句号。

    广播站站长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可能是成立广播站时“政审”严格，广播员中祇我一个人被揪出来，他既没有贴大字报声明开除我，更没歧视我。祇是淡淡地对我说：过了这阵子，你再回来。我感激的望着他，心里想在人眼中我已是敌人，你为什么如此温情。

    他所在的三室，揪出了刘某某“反革命集团”，他始终不相信，不认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后，一直为这些受冤的同事奔走，呼吁为他们平反。他也是“香花”派观点，他的爱人——那个善良的梳着两个翘翘辫子、大学生本色未退的共产党员大学教师，此时正在8#幢里迎接百万雄师的挑战。

    如果说，85%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属于百万雄师，他们夫妻俩应属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另类的15%之列，不，可能祇是10%之列，因为还有5%是要打倒的。如我这样的共青团员，死去的、我少年时期的小伙伴蒋永开这样的共青团员，院长冯、书记刘、乃至邓拓吴晗这样的共产党员……这些人的共同人格弱点是：温情、人性至上，厌倦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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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下门廊里一阵躁动，我担心丈夫，急冲到楼梯口，黑暗中借着远处空中反射余光，眼前依然是看不清楚的黑白影像，模糊中似乎有两个人影跌到在地，低声求助：救救我们，几个怪怪的人影拥着那两个人进了边上的房间，我听见书记刘的声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你们也什么没看见。

    丈夫告诉我，两个受伤的学生，来不及撤退进8#幢楼，躺在苗圃地沟里躲避多时，浑身泥水四肢都泡白了。书记刘叫人给他们换好衣服，掩护他们正在蚊帐里睡觉。

    夜长难熬，孩子们渐渐入睡，母亲们没有一个人合眼，面色僵刻呆板，有一下没一下的挥动扇子扇打蚊子。烛光勿明勿暗，滴“泪”连连。

    我仿佛听见长江水哗哗地流，我在滔声中陷入了麻木漠然漫不经心的沉思，脑子里一片模模糊，响着令人昏昏欲睡的嗡嗡声，耳边是慌乱嘈杂的忽近忽远的喊斗声，我想努力听清究竟喊什么，却怎么也听不清楚，好像有人过来拉着我的手，拼命的奔跑，我甚至听到自己粗重的气喘吁吁的声音，漫山遍野的火光，杀声，腾空而降的砖头瓦块，我不寒而粟，我祇能惶恐急促地拼命跑，我明白了，我是在逃命……

    “出来，出来，统统站出来”。一个真实迸发着威力的声音，夹杂着铁器重重地敲打地面的声音惊醒了我。

    天色已亮，百万雄师攻进来了。我站起来冲到门口想看看究竟。

    吓傻了的人群顺从的往外走，把站在门口的我挤到房门外，我逆着人群往里挤，喊着，我的孩子，我要带上我的孩子。我抱着还在睡梦中的女儿最后一个走出来。

    “里边还有人吗？”举着长矛的人问。

    “没有人了，没有人了。”我慌忙回答。

    他们正要进屋搜查，书记刘陪着小心说：我们与学校是两个单位，这里是设计院宿舍的都是设计院的职工，我是设计院的党委书记。

    听到是党委书记，那位头头模样的，不再横眉竖眼，把指向我们的长矛放下了，问：这些都是你的人吗？什么观点？

    书记刘平静地回答：都是我们的人，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观点，没有人介入社会上的组织。

    那人满脸狐疑地看了书记刘一眼，说：“不要乱走动，误伤了你们，我们不负责”。

    大家拖儿带女重回房间。食堂没开火，饭也没有吃。

    几个年青人跑到8幢楼武斗现场去看，带回来了些压缩饼干，是军用战备压缩饼干，市场上没有的，小孩子们说百万雄师的东西我们不吃，后来饿极了，也不管那么多了。边吃遍说难吃死了，不能大口吃，祇能一点点一点点的吃。

    听说百万雄师攻打8#幢楼，打得很艰难，学生从上面扔砖头石头，他们近身不得，便几个人一组顶着棕床慢慢靠近楼墻，挖开墻后，然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挖遍。把学生们的棉被书籍桌椅洒上汽油点着火，看来学生守不住了。

    下午，传下话来，百万雄师走了，可以回家了。我把女儿交给丈夫，转身去了8幢楼。

    展现在我眼前的是断壁残垣，一片狼籍。

    长长的筒子楼扇扇窗户烧得焦黑像祇祇摘去眼球的眼窝。一楼几十间房间全部打过，每个房间的墻上都张开着疵牙列嘴的大洞，地上是烧焦的衣物、书籍、没燃透的被水淋得还在冒着硝烟。

    南山墻外树下，一个被长矛捅死的人躺在地上，直瞪瞪的眼睛，张得很大充满恐惧，他不是战死，是被杀死的，一滩血染红了地面。平生第一次近距离目睹一个死在长矛下的手无寸铁的生命，我心战粟。

    “什么样的仇恨，竟下得了手啊！”我轻声叹息。

    “百万雄师说他不是学生，是牛鬼蛇神”。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师的母亲东张西望后在我耳边悄悄说道。

    即使“牛鬼蛇神”在他们眼中不是人，至少也是一条生命啊，如此草菅一命，而且是以“革命”“正义”的名义，世界上还有王法二字吗？（7、20事件后，死者的女儿来此处凭吊，我们才知道，他不是牛鬼蛇神，是个好打不平的老工人，听毛主席的话参加造反）

    我沿着楼边的空地，从南山墻走回北山墻，一百来米的距离，几十个焦糊空洞的窗口，像死者睁着的眼睛直瞪瞪的看着我，我逃也似的加快了脚步。

    北山墻的大门正对着花坛，花坛中正对学校大门的方向有一面巨大的红旗雕塑，英明领袖笑眯眯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边上镌刻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奋勇前进”，一排金色的大字。

    三三两两的人站在花坛边，地上还有点点血痕。一个住在大门口附近的工人模样的人悄悄对人说：百万雄师火攻，学生守不住了，把棉被扔下，床单拧成绳，跳楼下来。都挨打了，一个姓杨的头头伤很重，还坚持由人搀扶着在毛主席像前举手宣誓：“跟着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屈服”。他边说边举起右手比划着。

    “学生们都到哪里去了？”有人问。

    “哪儿去了，抓走了，统统抓走了，用长矛铁棍押走的，军队有指示，不杀学生，不是学生的人，就难说了。”正说着，看到又有几个人靠近，他知趣地躲开了。

    校园一片死寂，大楼满目沧疫，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这样的楼，这样的血。

    “文化”的革命，演变成“武化”的革命，这遍布全国的摧毁造反派学生的“焦土”政策，是毛泽东花样翻新的“阳谋”，还是暗中的毛泽东的政治对手施出的杀手锏，祇能留给历史去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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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家，女儿远远扑过来说：“妈妈，人家说百万雄师还要来，毛毛说他们家要逃走了，我们也逃吧，我怕”。我抱起女儿走进家门，丈夫没有说话，不时的用一把芭蕉扇哗哗地扇着，那急剧的拍打，透出他心里的惴惴不安。

    “门没有被撬吧”我问。

    “没有。你们机关张书记家被撬了，棉被、棕床都被拉出去做”武器“了”。

    原来还是有内线接应，百万雄师怎么知道，书记张是造反派观点呢。

    女儿缠着我说：妈妈，我们逃吧，逃到上海去，我还能看到弟弟了“。儿子被婆婆接走后，她一直惦记着弟弟。

    “8#幢那边死人了，听说不杀学生，其他的人就难说了”。

    “这运动越来越叫人看不透。像扭麻花，连书记刘也困惑，不知是听毛主席的好还是不听毛主席的好”。

    这是一场血腥残酷没有对手的革命，恶战的双方信奉的是同一套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效忠同一个权威——共产党，就连被打倒的人也是同一立场，看不见异议对正统的矛盾，有的祇是对上争宠邀功和相互间的仇恨，一个比一个的在血与火中比赛谁最革命谁最忠。你说你是听毛主席的，人家说人家是奉毛主席的指示来收拾牛鬼蛇神的。打死你，不管你是不是牛鬼蛇神，先插上“牛鬼蛇神”标签。这太可怕了。

    商量一阵后，我们决定逃命。

    作出这个决定的，有如释重负的轻松——可以解脱了，不必每日担惊受怕；也有深入骨髓的悲哀——为什么受害的总是我们；甚至还有叹息和自嘲——造哪门子的“反”啊，你说是听毛主席的，能由得你说吗？

    我腾空一只帆布箱，放入衣物。丈夫找来个纸箱，把家中最值钱的收音机放进去，捆好。我们带着女儿，走上了逃亡之路。

    我知道，此行可能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但性命是最可贵的，我不愿在这场分不清是非曲直的乱战中白白送命。

    满街是手持长矛的胜利者，“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工总能翻案，除非公鸡能下蛋”的大副标语，字如人高。行至东风沙厂附近，我们被拦着盘问：什么观点？

    “阿拉上海人，来此地探亲，无啥观点，着急来西，今朝要赶回上海屋里厢”。丈夫说谎编得圆满。

    被武汉人称作下江人的上海人，在武汉口碑不错，但凡见过点世面的武汉人都听得懂上海话。见我们带着孩子、行李，就放我们过去了。

    我们不敢怠慢，三步并作两步，我背着女儿，丈夫提着行李，急行军似的赶往曾家巷的轮渡过江，赶晚上开往上海的客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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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8点，我们一家人登上了东方红12#轮，这条船原名江亚，是长江航运公司十几条江字号客轮当中的一条，还有江新、江安、江华、江汉、江平……每条船都有不同的个性，现在通通都改为东方红，按1、2、3、4、5、……一字排开，像囚犯没有名字祇有代码分不清谁是谁。

    船上的卧具用品上的公司标记也由蓝色改为红色了，寓意“航运”的蓝色水波纹标志，是院长冯1966年自杀身亡的妻子——一个曾经的白区地下工作者，解放后任中层领导——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罪状之一，她按国际惯例选择了蓝色。政工干部们联想到了“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联想到国民党复辟妄图变天。她服毒自杀，送医院明明可以抢救，因身份是牛鬼蛇神不予抢救，她死了，留下九岁的女儿和四十几岁的院长冯。按组织规定，没允许他看她最后一眼，……

    我们祇买到五等舱，五等舱是散席，既没铺位也没座位，祇能散落在走道、梯口、墻角处。我们在三楼梯口边席地而坐，周围都是和我们一样的逃难人。

    “这条船1949年曾沉没在黄浦江，死了几千人。这梯口处说不准有多少鬼魂。”我看着各种各样的脚——上餐厅去的、上厕所去的、上楼的、下楼的，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忍不住说。

    “鬼魂也怕红色，如今全国上下一片红，小鬼早灭掉了。”丈夫抱着入睡的女儿懒懒地回应我。

    “没想到国泰民安十几年，又要跑反了”。

    “什么”？

    “跑反”二字，丈夫当然不懂，他生在上海，长在上海。

    “跑反”可能祇是我老家豫东乡间对逃难约定俗成的俚称。我忆起奶奶讲他们“跑长毛的反”，“跑土匪的反”的惊心动魄情景。

    “反”——天下大乱逆时政者逞狂，百姓谓之“反”，“跑”——人们对其无可奈何，祇能躲避，谓之“跑”。

    我理不清，道不明今日“跑”的什么“反”。毛主席北京城里坐，江山稳笃笃，全国山河一片红。两派都争着邀宠哭着喊着忠于毛主席，怎么就往死里打，害得百姓“跑反”呢。

    挤在梯口转角处的还有一家从四川下来的更惨，连洗脸毛巾都没能带，汗衫短裤逃出来。听完我讲的逃难原由，那女的抿嘴笑了笑，拖着长长的四川腔说：“长矛、铁棍、砖头瓦片，你们武汉那叫啥子武斗啊，简直是”耍“，我们四川是真格儿动枪动炮的哟”。武汉武斗规模之小，惨烈程度之逊色，令我这个逃难者“汗颜”。

    客轮沿江而下，要经过武穴、黄石、九江、安庆、芜湖、马鞍山、南京、镇江、南通，第3天才能到上海。沿途每站都有头戴柳条盔，手持长矛、大棒、铁棍、臂戴红袖标的人或立在码头上，监视着上下船的人，或上船来像是查寻什么。

    大家胆战心惊，最怕他们问：“什么观点？什么地方人？”一场交战双方喊着同样口号的壮烈战争在全国爆发，“文化”的革命，进入了“武化革命”，城头变幻大王旗，势如云涌星驰，依稀闻楚曲，又听汉韵来，一旦回答错误，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齐声回答：我们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观点。他们明知道，这等于没有回答。又不能挑出什么毛病，祇好悻悻而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