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我身边的文革（续八）
（江苏）夏韵
任何时代，祇有普通百姓的经历，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历。这里，我仅想以我卑微的个人经历，折射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一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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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达上海，婆婆像呵护小鸡般张开双臂接纳了我们，连连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女儿乐得抱着小弟弟亲了又亲，弟弟不买账狠狠地咬了她一口，女儿哭着说：小弟弟怎么像小狗会咬人啊！
儿子咬人是与生俱来的毛病，直到3岁后才慢慢改掉，亲友中凡是抱过他的人都被他咬过，多少年后，深受其害的朋友见面时仍心有余悸的会问：这就是你那个爱咬人的儿子吗？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在母体中接受的是没有音乐鲜花祇有仇恨的胎教。
全社会每个毛孔里都涨满了仇恨，杀红了眼的人们又都喊着一样的口号，红宝书红袖章汇成红色的海洋，全国走火入魔武斗连连。
上海，这个被当朝最高权威舆论——“两报一刊”吹嘘为1月风暴，并冠以“1月革命”桂冠的文革首例“夺权”典范，却像台风的风眼，异常平静。
精明的上海人，不需要任何转弯，直溜溜地站到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线一边。精明的上海人的上海，很快从“一月革命”的无序走回文革初期的有序。政工干部官场积极分子仍然是各个单位的主心骨，祇是轻巧地变一下“大王”旗。
对于牛鬼蛇神来说，如果说无序中还能得以喘息，顶多面临无知者高喊口号的大轰大嗡，走回运动初期的有序则是以政权的名义将迫害升级，铁板钉丁记入档案。
婆婆家石库门里弄里，青石板路还是那青石板，青砖墻还是那青砖墻。左邻右舍被抄家批斗的资本家，文人，扫马路还照样扫马路，里弄因他们的认真而洁净了不少。
上海仍然以她的“雅”——上海况味，顽强地示人；女性蓝布衫黄军装领口翻出的素花假领头；男女老少糯糯的“吴侬软语”，餐桌上的小碟小碗小杯，还有那不时而传来的悠长而婉转的女声唱出来的“栀子花要哦，阿要白兰花”，那低沉宽厚的男声喊出来的“棕帮修哦，阿要修棕帮啦”。割资本主义尾巴以来，全国的小贩已绝迹，唯上海小贩如石缝里的小草，顽强地生存在里弄里。
不断有信息出来，钢工总钢二司的据点一个个被捣毁，武汉三镇已是百万雄师的天下了。我从内心感到，这样没什么不好，一山不能有二虎，祇能存一个灭一个，否则便是无休止的武斗，老百姓怎么活啊！
我更趋向赞同占党团员85%以上的百万雄师掌权，是幻想我生存的那方“天”里书记刘，院长冯不会再次被打倒，他们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啊，百万雄师不是说他们是“保”老干部的吗！
武汉的局势趋于稳定，书记刘召唤逃走的同志回院抓革命促生产，丈夫于7月上旬回去了。婆婆留我和孩子多住几天，等待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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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不断又有人从武汉逃到上海，来人说：7月18日夜，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同时出现墨迹未干的大标语，揪王力。说他是刘邓陶的忠实走狗，是埋在中央文革的定时炸弹。又传说王力被绑架下落不明，武汉发生了兵变。
担心丈夫的安危，我急得哭起来了，婆婆宽慰我道：我养的孩子我了解，他不会惹事不会有事的，这个国家还是毛主席说了算，什么逆流、兵变，那些军人不过像“孩子”认为父母怠慢他们，在“父母”面前“耍点”脾气“撒点”娇“罢了，毛主席抚慰一下就会好的。
我睁大眼睛吃惊地望着婆婆，惊叹如此叫人雾里看花、模糊不清、错综复杂的政治万花筒，在婆婆眼中竟是如此清晰，她的一番直白竟是如此富有哲理。
是的，无论是“二月逆流”还是“七月兵变”，包括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占党团85%的N个百万雄师，没有人敢于不怕杀头坐牢旗帜鲜明的为刘少奇站出来，没有人为刘少奇仗义执言，更多的是助纣为虐，为博“龙”颜大悦，为保自己的官位，宁可闭眼说假话，甚至落井下石。有谁会惦记水深火热之中的刘少奇。
曾经有位对中国文革一知半解的外国朋友问我：军队支持出身好、党团多多的那一派，他们既然是保刘少奇的，怎么没人把刘少奇救出来？
我不知怎样回答她的问题，便顺水回应道：“我也一直在想像，如果有一个握兵权的人把他救出来就好了，可惜没有”。
“不但没有人救，还听任牛鬼蛇神把他整死了”，她无不感慨地说。
“牛鬼蛇神整死刘少奇？”曾经的“牛鬼蛇神”我本能地惊问。
“是呀，你们的电影电视里告诉人们，流氓样的造反派不都是牛鬼蛇神国民党演变的吗？”她问。
我祇能沉默了。我曾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一位成功人士，说他17岁就是红卫兵团的头头，后面打个括号注释：从未参加造反。我想他一定是文革初期扫四旧打牛鬼蛇神的红卫兵，才能如此炫耀，才有可能成为成功人士。
我也看到我身边的那些10年文革9年半都在整人，自诩没有造过一天反的人，批判刘少奇比任何人起劲、凶悍、日犷持久数年。
平民造反者受蒙蔽附逆造反，充当毛泽东的帮凶、炮灰，揪斗刘少奇，罪责难逃，活该千刀万剐，他们风光的时间毕竟祇有几个月，又是些不上台面的散兵游勇。如果说与他们对立的号称占党团员85%的人是保刘少奇的，何以刘少奇会在那么多有权有势的人的“保护”下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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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7月火炉一样，天热得发狂。里弄里没有一丝风，像个大蒸笼。我焦急地等待丈夫的信，每天一早便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台的广播。那一男一女夸张霸道的声音令人生厌，又不得不听。
7月23日清晨中央台广播；7月22日王力回到北京，十万人夹道欢迎。
周恩来亲自到场，与王力拥抱，抚慰之情溢于言表。那是我心中敬重的总理啊。每当我对时政疑虑重重不得其解时，总理的价值取向深刻影响暗示着我的价值取向。总理都出来迎接了，王力可能没有什么错，我想。
7月25日首都百万人大会欢迎王力荣归。逃难的人开始纷纷返回单位上班，我也回到武汉。走进大院，看到一群孩子拿着三角小旗、跳着你追我赶地喊着；‘’天亮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人们脸上的恐惧消失了，同事们纷纷对我说起“7，20”的前前后后。
原来7月19 日，家在汉口和武昌的同事都看到街道上集结大量的军用卡车消防车，解放军也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游行，高呼‘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高音喇叭到处在唱‘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7月23日中央台都广播了”，武汉同事汪说：“24日百万雄师还集中一万多人攻打”体院。“消防车警报响得哦，吓得人魂不符体。”“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握长矛，有人嘴里还叼着刀，”另一同事补充道：“解放军有的拉开纽子有的拉掉帽子，刺刀闪着亮光，车头架着机枪，不是吓吓人的啊，枪口是真的挂着一排子弹。”
“25日还出动一百多辆车游行，我听他们喊绞死王力，心想这事闹大了。王力已回到北京，谁都知道王力是毛主席的人，乖乖龙的东，他们才真叫造反呢”。
同事钱递给我半张她捡到的传单，上面写道“——我百万雄师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
7月26日人民日报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造反派”的通栏大标语报道了这次大会。王力红得发紫了。
这个被“百万雄师”认定是刘少奇邓小平的黑爪牙而遭讨伐的人——我曾对这一说法不太相信，但是不相信又不行，因为占党团员85%的这支队伍是最忠于毛泽东的，他们不可能去伤害毛泽东的人吧——王力是人是鬼谁也说不清。不管是人是鬼，他当时的身份是清楚的，他是毛泽东派去的代表，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旨意。他遭到百万雄师的绑架和毒打，数万人包围了毛泽东在东湖宾馆的行宫，毛泽东脚穿拖鞋，从后门落荒而逃，这就是震惊中外的7.20事件。
作家师东兵在“文化大革命记实”中这样描写：“……毛泽东被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惊醒，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披衣跑到窗前，透过纱窗，他看见混乱不堪的人群从宾馆门冲进来，大卡车的灯光扫来扫去，脚步声]口号声、各种武器相撞的 叮咚声，还有各种嘈杂的喝声，使他一时弄不清到底有多少人马冲进来。电话铃急促而又紧张地响起，毛泽东抓起电话，耳边传出惶恐不安的声音：”报告主席，陈再道发动暴乱，百万雄师和部队包围了东湖宾馆，请你赶快离开险地，请你赶快离开险地“。对方没报名字，就”啪“地挂断电话，此时需要的是智慧和果断，这些毛泽东全部具有。五十多年的艰苦征战，顽强搏击，他都转危为安，靠什么？就是靠智慧力量和人民的支持。但是他还是头一次遇上这种情况，他脑海里突然闪现出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事变，扣蒋介石，逼蒋抗日的情形，心想，莫非陈再道也要效仿张杨二将军，将我扣留？警卫人员劝毛泽东，毛泽东坚决不走。大手一挥说：你们把大门统统打开，我毛泽东就坐在这里，看你陈再道能把我怎么样，我不相信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会听他的，你陈再道想搞兵谏，我可不是蒋介石，我决不会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退让半步。……”
话虽然这样说，但是，在逃离了人声鼎沸、受军人指挥、以人武保卫干部为骨干的百万雄师有预谋包围的东湖宾馆后，74岁的毛泽东明显感到，对自己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力不从心。如何收场，他越来越茫然了。
“兵变”也罢，“兵谏”也罢，反正毛泽东吓得不轻。毛泽东很恼火，思前想后，祇能不以为忤。他清楚地知道号称占“党团员85%”的全国N个百万雄师——有既得利益可保，最谙识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是阶级斗争的主力军。他们祇不过是像孩子受到怠慢、在父母面前“撒娇”而已。
这一切如果发生在另一些人身上，不要说是去冲毛泽东的行宫，就是稍有不慎，也必死无疑，甚至即使是毛泽东号召、支持的事，即使是跟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铭文公布的文件干得的事，吃进牢狱之灾的平民也为数不少。
毛泽东最担心文化大革命失败，为了扳倒刘少奇，他愧对的人太多了。“孩子”撒娇闹腾是需要抚慰的，否则岂不“家”无宁日。于是毛泽东一巴掌打到他纵容娇惯的另一些“孩子”身上，此地无银三百两地骂他们惹事召祸。那几个红得发紫的小爬虫“王关戚”被如弃敝履抛出来了。
主流渠道传来“王关戚不是好人”的最高指示和王关戚进牢房的消息。我听到后的感觉，像是听到养狗的人家，在狗咬人后对人讲；我早知道它们咬人，一再告诉他们不要咬人，它们不听我的话，心中塞满对狗主人的蔑视。
王关戚是中央文革的骨干，他们的言论传达了毛泽东的声音，他们的行为受到毛泽东的暗示纵容。他们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大快人心。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啊，如果你能就此收手，结束文革，你在人们心里仍不失伟大。但是你在文革中有太多的虚假、太多的权术、太多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太多的不择手段，叫你的人民如何去爱你敬你啊！
如果说此前我祇是因有点同情刘少奇，不满毛泽东用阶级斗争折腾国家折磨百姓，心中对他稍有微词，那么此后，他的伟大正确形象在我心中彻底倒塌。
直到很多年后，我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中，知道了当年除了官方传达的毛泽东口头指示抓王关戚的说法，毛泽东在随后的1967年9月7日还有一个事关王关戚命运的、善意的、温和的、爱护的同志式的“九七”批示，在毛泽东心中王关戚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重罪。他仍称他们为同志，正像称武汉“720”事件责任人陈再道为同志一样。但是毛泽东的九七批示被人封锁了。试想如果执行了毛泽东的“九七”指示，王关戚、陈再道都是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1967年后的中国会少多少血腥啊。
封锁“九七”指示无疑是在国人心中置毛泽东于不义之地，是谁干得这样的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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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事件后，号称统帅十万造反大军的沙某某光荣出狱，持枪威风凛凛地回到设计院，坐牢——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牢，彻底重新塑造了他，改变了他，在我眼里，他不再是那个富有同情心、敏感、艺术气质颇重的机械工人。面目变得凶神恶煞。
沙某某和他的卫队手中都提着枪，明晃晃的太阳光下，那黑洞洞的枪口十分岑人。他冷眼扫向我，含满忿满。我理解他 ：他始终没能在他自己的单位站稳脚——有一支属于他指挥的造反队伍，连我这个他曾为之报不平、在他眼中最冤屈，受迫害最深的人，也拒绝加入他的队伍，令他郁闷。设计院知识分子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无奈地摇头感叹。
百万雄师垮台了，“英雄”出牢房荣归故里，他要干什么？书记刘、院长冯、政治主任J、受资反路线迫害持造反派观点的人、和执行资反路线整人的、持“百万雄师”观点的官场积极分子们，都拭目以待。
沙某某毕竟不是个娴熟玩政治的人，他不会官场积极分子那一手，没有开大会，大批判，声势先行，而是直奔主题。
他带着人马径直迈入政治处，把枪口指向政治处主任贾。：“有话好好说，这枪不能对着人”贾躲闪着说。
沙某某二话没说，把政治处主任贾揪出来了，说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二四”帮助百万雄师，勒令他交代罪行。
后来“六二四”中被百万雄师打伤的学生报复他，把他抓去打断了三根肋骨。
沙某某训斥：设计院文革运动冷清得不像话了，有些人平反后不思革命，注意了，不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会遭二遍罪，再次打成反革命。
太夸张了吧，如今是毛主席支持武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支持武汉，全国声援武汉，在下新河这片绿树成荫的校园里，我们设计院在书记刘、院长冯主持领导下平平静静。
其实，政治处主任贾仅仅是百万雄师观点，在组织上与百万雄师无任何联系，他同情帮助百万雄师是可能的，绝没有参加。正像书记刘、院长冯和我们是造反派观点没有参加社会上的造反队伍一样，大家都是受文革初期的社会地位决定。直到“720‘”双方都相安无事。“720”后一切都乱套了。
如毛泽东的话：每个人的思想无不打上自己所处地位的烙印。不祇是我的单位，在全国大大小小的皇权延伸到的地方，都约定俗成地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这样划分：运动初期挨整的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人持造反派观点，整人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持保守派观点。
前者鱼目混杂，良莠不齐，后者队伍纯洁，不是党团员政治干事至少家庭出身红五类。
前者仅风光了几个月，随着1967年10月王关戚进牢房，受骗附逆造反的平民头头逐渐消失在苍山荒野、牢狱和大大小小的“学习班”。“造反派”这三个被毛泽东推崇、蛊惑人心、红极一时的词语成为贬意，羞于被当事人提起。
后者是中国社会细胞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忠实执行者、追随者、他们10年文革有9年半在台上，他们却不必反省忏悔，十分理直气壮的说自己是文革受害者，以没造过一天反为荣。他们是1968年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运动的主力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
但是10年文革不是10个月，还有5年的恶是谁为之，刘少奇何以会在那么多“保”他的人的“保护”下惨死，将永远拷问社会机制和占党团员85%的人们的良知。
假如中央委员中多几个像陶铸、陈少敏那样的前辈；假如万分之一的党团员像张志新；假如中央政治局事关文革的那关键一票出自良知，中国何以会有这场旷古未闻的10年浩劫；何以会有共和国主席和诸多开国功臣的惨死；何以会酿成成千上万，上百万，上千万的千古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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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那个被称为“兵变”、“反革命暴乱的围攻毛泽东行宫的”7.20事件，经两报一刊鼓噪、百万人集会讨伐之后，北京、上海、天津乃至全国各大城市，从工矿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全国都在呼喊：打倒陈再道，严惩百万雄师坏头头，坚决支持武汉三钢三新造反派……
武汉晕了、醉了，像着火的“陀螺”旋转着燃烧着。毛泽东似乎是想走一步险棋，才如此声势浩大的抽击“陀螺”急旋，如此渲染这一可大可小，可长可短的“事件”——百万雄师没有反毛泽东的意思，他们是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主力军，他们由衷的拥护“文革”，如今年过六十岁的人可以做证，当时基层单位里占党团员85%的人，哪一个不是红人、不是左派、不是牛鬼蛇神的克星，不是“阶级斗争”论的忠心执行者。
进入1967年9月，细心人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毛泽东很快改变了主意，抛出了王关戚。但是，武汉这个蒙受“龙”恩急速旋转的“陀螺”哪里刹得着车，江城三镇已是凯歌冲天群情燃烧的海洋。
那些在无产阶级铁牢里领教了无产阶级铁拳味道、发誓不再造反的造反派头头，成了英雄。牢房里面对沉沉黑夜、冰冷的墻壁、他们知道那铁牢姓无产阶级，姓毛不姓刘不姓邓，他们似觉受骗，熄灭了胸中的邪火，哭着喊着再不造反了。出狱后的冰火两重天，令他们热泪迸发，胸中的邪火重燃，坐牢成为一笔广收名利的政治资本，他们以百倍的疯狂将其押在为一人所控、朝令夕改久、无法无天、扑簌迷离的政治赌盘上。百万雄师的大小头头们则因为伟大领袖钦定“坏头头”之说。遭到了疯狂报复。
满街是“坏头头”游街的汽车，我看见在为“6、24”被百万雄师杀死在校园的那位老工人举行的追悼会上，另一个老工人——据说是凶手，也差不多被斗死了。两位老工人喊着同样的口号，血刃相向，一个人捅死了另一个人，这是谁之罪啊！
声讨“白匪”歼灭“白匪”‘的标语、口号，彼彼皆是，此起彼伏。号称占党团员85%的百万雄师落此骂名是很冤枉的。
如今年过60的人一定记得，文革运动来临时，你身边的共产党员、政工干部，那一个不是豪情万丈，高举阶级斗争的令牌，砸向“牛鬼蛇神”；哪一个不是对“文革”由衷地叫好、身体力行、扫四旧、查敌情冲锋在前。如果不是毛泽东搞了个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牛鬼蛇神平反，他们这些正统的人何以会去围毛泽东的行宫、拂“龙”颜遭来领袖责难，他们不敢也不会仇恨毛泽东，把全部的仇恨都记在他们身边的受骗造反的同事工友身上。
我十分同情他们，——那些远离我的生活圈子被斗被游街的百万雄师头头，他们百分之百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是根红苗正的正统人，他们是无辜的啊。但是，人人都是 从自己感知的范围来认识国家大事，居庙堂处林下，感知大相径庭，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本单位本部门的感受去评论爱恨毫不相干的人。
我对我生活圈子里曾经置我于死地的那几个持百万雄师观点、并没有参加百万雄师的官场积极分子，非但不同情，反而怀着仇恨。和他们相似的是，我不敢也不会仇恨毛泽东——他是神不是人：更不敢仇恨文化大革命——那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我把1966年遭受的苦难全部记在身边整我的人头上。
我参加了一个7、8个人的战斗队，这样的战斗队1967年多如牛毛，我从来没想过什么“反修”“防修”，“保卫毛主席”，也没想去捞一官半职，我是为儿子复仇。我曾被反戈一击造反的“左派”指责是为私造反，我愤怒地争辩：你知道怀着八个月的身孕40℃烈日下修路的滋味吗，你经历过一家四口几乎命丧黄泉的惨景吗？事实上我是为私造反，如果我是玩政治的人，投靠S司令麾下，凭我的一支笔捞点什么完全可能，可是我拒绝了他，我和丈夫没有参与社会的组织，在院里我们也不是头头，他祇是受书记刘委托管了几个月的一室的生产工作，可以说我们仍然离政治很远很远。
我讨厌手舞足蹈地跳忠字舞表忠心，我讨厌饭前饭后、会前会后、话前话后手举小红书三呼“万寿无疆”、三祝“永远健康”的原教旨主义的虚伪祷告，我讨厌造反派头头争权夺利，名争暗斗的丑态。我蔑视风派人物反戈一击又反击，再反戈一击的令人作呕的表演，我厌倦文化大革命的没完没了，不知是收绾是何年。
我孤独地守着心中的那份寂寞，冷眼旁观世事，埋头业务、家务。但是，祇要有机会我会变了个人似的以牙还牙指向整我的人，我知道复仇伤害了对方也伤害了自己，然而面对儿子那一岁稚令不该有的成年人的忧郁眼神。我的心不能不燃烧着怒火、燃烧着仇恨。我发疯般动手打了那个欲置我和丈夫于死地的“死对头”几巴掌，长出一口气，幻想把残余在心中的忿瞒彻底驱赶出去，但是那曾经直插心肺没有喋血胜似喋血的灵魂虐杀。伤口之深难以平复，曾经的苦难和天性中的倔强异化了我，我变得十分歇斯底里，痛苦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更沉重的包围着我。
人性的弱点使我不能超越当时的氛围，我毕竟被迫害那么久那么深，几乎付出一家四条人命，不复仇，除非我是圣徒。我是在25年后皈依了上帝才醒悟忏悔当初的复仇心理，忏悔我的手曾经打在那个欲置我全家于死地的科级政工干部脸上。尽管是他迫害我们在先，尽管他再次得势后，我再次被批被斗被打、被全家下掉户口赶到农村；尽管当初我不是圣徒，在我的灵魂皈依了上帝之后，受圣灵指引我还是在上帝面前忏悔、求主宽恕一个弱女子纤细的手行之的罪恶，对给与那人的伤害说声对不起。
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皈依上帝使我的人生理念得以升华，我的心也变得宽容平和。曾记得1968年我再次被打成反革命、遭批斗三年之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硬逼我承认阶级报复，我咬碎嘴唇咽下血，发誓要与他同归于尽。冤冤相报何时了哦，如果我早年能接受福音，何以铸成大错。如果中国能给百姓一点信仰自由，有多少人间悲剧可以避免，有多少灵魂可以超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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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欢度国庆的红绸条幅还没来得急取下，一场秋雨狂落、淅淅沥沥下了一夜，冲走了“欢度”，驱走夏的余热，“国庆”也飘飘欲坠，秋风扑面而来，落叶飘洒满地，给冷清的大院带来几分萧瑟，也扯起我心中莫名奇妙地落魄、怅然思绪。
“西~西拉~梭拉西~拉，……”一粒芒果撬动神川大地，全国到处在唱：“金色的芒果，金色的芒果”。我在想那些被敬供在玻璃盒里的神果是烂掉进了垃圾堆，还是什么人斗胆吃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文件，用过红卫兵、用过造反派、用过解放军支左之后，还是执行效果不满意，又用起了“芒果。”——“工宣队”走上了文革权力顶峰。，深秋的一天，伴着 “西~西拉~梭拉西~拉，……”的欢歌笑语，工宣队进驻设计院。官场积极分子们敲锣打鼓、露出难得的笑脸站在迎接队列的前面，我看到带队的军代表十分年轻。
“听说是排长”，有人说，“不”，“听说是排副”又一个人否定。
他——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铁青着脸，神情严肃，小眼睛滴溜溜警惕怀疑防范着什么，书记刘迎了过去伸出手来，他两眼向上直视前方仿佛没看见。这是一个十分自我的人，仿佛国家大事、这里每个人的死活都握在他手心，一副傲然一切的派头。
其实“小排长”也罢，“小排副”也罢，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文革”10年权利系统当中结构最庞大、系统最严密、执行皇权最有效的政治形态——工宣队的灵魂人物。不要说书记刘这个建国时的团级、时下行政13级的高干奈何不了他，比书记刘再大的官也奈何不了他们，他们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新的战略布置下的权力延伸。
工宣队是些识字不多，年纪偏大的老工人。记得，有位工宣队员得知书记刘仍在主持领导设计院的工作，惊呼：文化大革命都两年了，你们这里走资派居然还在台上。他以为凡是党委书记一定是走资派。
可见事实并不像几10年后矫情宣传的那样：老工人都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这样说是政治家的需要。很难想像造“神”和“神”取代了一切的年代，肉眼凡胎老工人，会抵制“神”的圣旨，他们同样是被利用的，祇不过当一场革命带着流氓痞子腔调指向文化和被文化熏蒸过的读书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会在“始作俑者”的怂容欺骗下，原本无暇瘛的心灵被扭曲阴暗。老舍沉湖能与他单位里的司机班、炊事班、杂工班的工人对神的狂热无关吗？我想我们应当清算的是：是谁、是什么把中国拖入那样一个血腥、仇恨、暴力、恐怖、荒谬绝伦的深渊，而不是把精力放在那些曾经卑鄙过的小人物身上。
工宣队踏着满地落叶进驻设计院，政治处对面一排宽大的房间成了他们的宿舍，十几张床一溜排开，像军营。灵魂人物军代表左某某是他们的主心骨，军代表指向那里，他们就勇敢的打到那里。
三楼阶梯大教室里欢迎会如期召开，400多人济济一堂聆听军代表左某某发表演说。他自信的迈上讲台，环视众人后，庄重地从军装左上方口袋里取出小红书：像圣徒高声祈祷：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的最红最红的太阳，我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航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老人家万寿无疆。
众人站起高举小红书跟着三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他吸了一口气接着声调高八度呼喊：让我们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众人再次高举小红书跟着三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他双手示意大家坐下，开始了他的演讲：首先，让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足足念了5分钟 ，总算切入正题。
“走进设计院，一片冷清，阶级斗争的盖子捂得够紧的了。我发现设计院有四多。”他洋洋得意地伸出四个指头：“哪四多呢？知识分子多，家庭出身不好的多，造反派多，牛鬼蛇神多。”他依次把四个手指握状成拳头，大声疾呼：“要炸开设计院阶级斗争的盖子。要搬掉绊脚石，清理阶级队伍，把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
我看到坐前排的书记刘脸上写满不屑一顾的坦然，落入我视线的几个曾经的牛棚中的难友脸色灰白，那位曾经反戈一击、沉痛检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参加造反、又反戈造反派一击向百万雄师靠拢，“7、20”后又反戈百万雄师一击投入造反、设计院“反戈一击” N次的人面色激动似乎正孕育着新的“反戈一击”。那几个坚持认为抓“牛鬼蛇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并不能使“革命”失色的政工干事、官场积极分子，欣喜若狂之情溢满在因激动而变形了的脸上。
“看来又有人要遭殃了。”坐在我边上的同事低声对我说。
“不会吧，总不可能把平反的人再戴上反革命帽子吧，如果是那样，不是就没有资产阶级发动路线之说了吗？”我脑子里在打鼓，出语心不在焉。
“慢慢走着看吧，有好戏看了。”她调整了一下坐姿，边装出专心聆听的样子边轻声扔过来这句话。
我的心被彻底地搅乱了。
军代表左某某双手揣在裤子口袋里，神若闲庭信步、目光扫视在阶梯大教室一排排一层层一览无余的一张脸上，侃侃而谈：我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已经进了“斗批改”的关键时刻，清理阶级队伍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设计院阶级斗争盖子远远没有揭开，有人捂着护着，我们就是要搬走绊脚石，炸开这个盖子，把牛鬼蛇神、叛徒、特务、走资派统统揪出来。
他声嘶力竭、唾沫飞溅、严峻的神态让位于激情震荡，精神振奋地挥动着手臂……
我失神地向窗外望去，秋雨淅淅沥沥，细细密密的雨脚织成灰蒙的雾霭，笼罩在江面上，武汉关钟楼消失得无影无踪，深黑色的云紧压着一江秋水，天很低、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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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灵魂虐杀暴风雨般的震撼着、激荡着，一切可以利用的墻面又一次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勒令、通令，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仿佛又回到了1966年。
深夜，不时锣鼓宣天、鞭炮齐鸣，困倦的人们在官场积极分子驱动下稀稀拉拉走向街头，欢庆最高最新指示发表。灰白的硝烟弥漫了整个大院。1966年底书记刘代表党委给平反的牛鬼蛇神统统各归其位，重返“牛棚”。
一天清晨，踏着满地枯叶，我远远看到通往办公楼的水泥地面上写着斗大的一长串字，直到脚踩着自己的名字，看清我名字前面的打着红叉的“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几个大字，我被再次揪出来了。曾经苍海难为水，我好像没有1966年那次那样恐惧，祇觉得好笑，“革命”转了一个大圈子又绕回来了。事后我才知道楸我颇费一番功夫。
军代表工宣队进点就是要全面整肃造反派，已经是人人皆知。响应党中央的造反号召、冲击各级执政者的平民造反者理应受到清算，但是把所有造反观点的人都划为异类，是我没想到的。我持造反观点，与其说是由于不满当权者肆月平民，与时政‘颠覆党内现有秩序’的舆论相契合，不如说是受舆论欺骗利用，否则借我十个胆我已不敢。
政工干部官场积极分子一定要楸我再正常不过了，设计院的造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囿于为我鸣不平而起。我又是那个统帅十几万造反大军的沙司令认定的、设计院没有人比我冤、没有人受罪比我深的人物。不把我再次楸出来，怎能证明当初政工干部官场积极分子把我打成反革命是正确的。于是那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反动言论被旧话重提，外加烧档案、阶级报复，就等把我送公安局了。
书记刘作为党委书记，对于把受他登门道歉平反的人重新打成反革命、无论从党性、面子上都接受不了。针对我的一封信中所谓的一句反动言论问题他据理一争，说，作为共产党的组织部门，这事干得已经很不光彩了，更不用说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次还不够，还要打第二次，即使有证据也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证据呢？抄人家的家抄了两次，抄了人家那么多信，不是一个反动字也没找到吗？
军代表工宣队迟迟没对我动手，祇是发动强大的攻势把那些既没有作恶的现行、又没有反抗能力、祇有不可救牍原罪的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摘帽右派、有历史问题的人一一楸出，形成强大的威慑。面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所有造反观点的人，诚惶诚恐，不敢多言一句话，我更是陪着小心。
不辛的事还是发生了，一张匿名攻击军代表的大字报出现在大字报栏里，攻击目标之明确，文笔之流畅含蓄，连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怀疑大字报是我撰稿。
第二天我就被楸出来了，要我交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攻击军代表的罪恶目的。这简直就是个小小国会纵火案，但是无论手段多么卑鄙，目的达到了，书记刘以‘清队’绊脚石的罪名被停职检查接受批斗。“设计院从此结束了长达一年时间的资本主义复辟”，政工干部官场积极分子如是说。
几10年过去了，那张大字报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当时那令人窒息的氛围，高喊秋后算账，磨刀霍霍，谁敢斗胆写反军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一定是官场积极分子所为，从事态发展过程看，的确达到了把书记刘赶下台的目的，如果当年那张大字报的作者还在人世，看到这本书，我愿与他一笑泯恩仇 ，请他说出当年的秘密，这是题外话。
我办公室对面，能眺望长江的一个设计室腾空了人，祇留下一排排宽大的绘图桌，曾经的“牛”们被驱赶入这“四不准”的空间——不时兴叫牛棚了。
他们来自施工现场、来自各个设计项目，被迫放下了手中的图纸、铅笔。工作损失算什么，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一切浸透着政治，更何况他们是“另类”。他们不得不茫然地坐在绘图桌前，面对“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督促杜隶明投降书”。
“我们规定了”四不准“，这是为了督促你们早日向人民投降。”当年的官场积极分子、1966年“8.23”的策划者之一，今日重执无产阶级专政权杖高声训斥。
“吱”的一声，门被推开了。身着旧军衣的“红鼻子”男人径自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封信。
“谢谢。”我有点感激涕零，接过信正要放入口袋。
“拆开它”。红鼻子男人命令的口吻说。
我顺从地拆开信，正要展读，他一把抢了过去，我不知所措失神地望着他。
室内静悄悄，一屋子人的目光，全集中在我和他身上。
“要你拆开，是尊重你的通讯自由权利，我们是执行政策的，不侵犯你的权利。我们必须拿走信，是为了挽救你，改造你。”他边说边拿着信走出去，我甚至没能看清这是一封谁写来的，来自何方的信。
所有进入这个“四不准”空间的人，都享受着这同一规格的“通信自由”的权利。
一阵呻吟来自我身后右边的角落，我回头望去，一个疼痛得变了形的老人的脸，俯在绘图桌上，他下颚顶着桌面上的绘图板，拼命咬着牙，想把呻吟声压得低些再低些。
他刚刚挨批斗回来，是被两人架进来的。我眼前浮现出1966年夏，他被政治处那个年轻的女干事像拖死狗一样拖进批斗会场，地上留下一长串溺迹的情景，两年过去了，他更老了。此时他长一声短一声的压抑的呻吟声叫人揪心，我心里罪过地想：可怜他还不如早点死了免遭这份罪。
他和我一样，是1966年底第一批平反的。
记得，书记刘登门道歉，他不依，说：刘书记，你和我们同是难友，怎能有受你道歉之理。
书记刘说，我虽然靠边站，设计院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这个党委书记理应向你道歉。
他像孩子样开心地笑了，和书记刘成了好朋友。口口声声感谢毛主席的解救之恩。他还要求参加造反战斗队，天真得像个老顽童。
他很喜欢我的女儿，总是拉着她呼唤小莲莲，小莲莲。我纠正他，不是莲莲，是俐俐。下次见面他还是莲莲，莲莲的叫。说：你挺着大肚子洗厕所劳动改造，她跟在后面拉着你的衣角，我可怜她小小年纪可怜，叹她可怜，叫她莲莲，改不了口啦。
他是真正的技术权威，专业造诣居国内知名水平，不知为什么“漏网右派”的帽子一直阴魂不散的缠着他。工宣队进设计院带着明确的倾向，要搬掉书记刘，给漏网右派平反成了书记刘的罪状之一。
他进入了“四不准”空间，不断拖出去斗，可能是焦躁毒火攻心，牙痛病犯了。早晨上班路上不慎打碎了止痛针剂，祇能强忍着，被迫挖空心思地写一份又一份的交代材料，一遍又一遍地面对“督促杜隶明投降书。”
逼供、批斗、高压下，他老泪扑簌，悲声哽咽，偷偷对家人哭诉：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想法，一定要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实在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呀，……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一直斗我，这可怎么活啊！
同样是失去自由沦为非人、同样是拍桌砸椅胁逼、同样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政工干部官场积极分子们竟能把1966年的第一次和1968年的第二次，顺溜得不着痕迹，心安理得，毫不脸红。如果说1966年的那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帐算在刘少奇的头上，那1968年这次又是什么路线，算在谁的头上。彼路线此路线，都是把人不当人，怎么一个是反动的一个就是革命的呢？
政治真是一个转动着的万花筒，想方就方、想圆就圆，说方，圆也是方，说圆，方便是圆。囿于我自幼受到的教育，政治二字在我心中一直是神圣的，我一直被告知：我国的政治是以消灭剥削阶级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治；是共产党光明磊落的“政治”；是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政治”；是政治挂帅的“政治”；是必须落实在行动上、化在血液里的“政治”。
祇有剥削阶级的政治才是不讲信义、不择手段、不受道德法律约束，为达目的竟用诡讹、背信、谎言欺骗……
可是，我眼前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政治的政治，在它的各类政治运动中的恶行，怎么把封建主义政治的内涵和手段全部接收下来，一点也没有改弦更张、奔旧图新呢？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给中国人们带来博大自由民主幸福、给中国带来希望的中国共产党，真怎么会重蹈封建主义野蛮残酷的朕文化覆辙。
为了革命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无法无天，可以把良知喂狗。
如果说中南海工作人员残酷斗争刘少奇王光美现场、刘小小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声，令沸腾的会场嘎然声寂沉 数秒，是与会者死去的良知刹那回阳的话，那沉寂数秒后更激烈地呼喊着打倒刘少奇口号的所有人是否在想：“对敌人讲什么人道，”用“为了革命”，“为了党的事业”，来掩盖遭遇良知谴责的内疚，为自己负罪感的心跳壮胆。毕竟刘少奇年近七十，刘小小尚在稚岁，那场景现在想起来都叫人落泪。
中南海的工作人员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不会是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蘖、更不可能是流氓无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之类行阶级报复。这些共产党人的良知哪里去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敌人讲人道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国的孩子从小这样被灌输、教育。个体生命与生俱来的敬畏生命的良知从童年就被剥夺。人们对长期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封建法西斯恶行，司空见惯。
对“敌人”的定义的随意性——毛泽东凭个人恶好可以把中央委员的过半数人划为敌人，地方上最基层的皇权单位，哪怕是一个几十个人的小工厂，祇要某个人成了皇权的执政者，就也可以凭他个人恶好划人为敌。
于是就有了千千万万，上百万上千万的各类大大小小的遭难者，不遭难的人可以随意因对方是敌人而无所不用其极。
一边谴责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边奉行连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还不如的封建法西斯的东西。这是为什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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