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我身边的文革（续九）
（江苏）夏韵
任何时代，祇有普通百姓的经历，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历。这里，我仅想以我卑微的个人经历，折射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一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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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光明日报好看，是什么意思？光明日报好看人民日报就不好看了是么？你这是贬低党报。”
“你仇视政工干部，说他们做思想工作是讲大道理，这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党的领导。”我们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大道理，管资产阶级的小道理。
“你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什么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毛主席出生，还会有别的什么人诞生，真是罪该万死。”
“你不安心管理工作，一心回设计室搞设计是技术第一，名利思想大暴露。
“你给你爱人信中攻击社会主义不是人过的日子，反动透顶。”
群情激愤，口号连连。我茫然立在人的包围中都感觉不到身置人中的人味，我像置身于汪洋大海中，翻滚的怒潮包围着我胁迫着我，正一浪接一浪地把我推向可怕的深渊。
这些朝夕相处的同事们的陌生的声音传出的语言，是我说过的吗？似是而非，段章取义抽掉时间地点条件完全变味了。
就拿“时势造英雄”来说，那是一次政治学习会上讨论，“是英雄们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到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政治处干事W突然说：假若毛主席没有出生会怎样。我跟在大家后面说：时势一定会有别的什么人出生。即使错了，那引我说出这句话的政工干部更错了，为什么他的假设不是攻击，是热爱，我却成了攻击毛主席。
什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什么是墻倒众人推，不亲身经历其景，是体会不到它对一个人是多么残酷的毁灭性的摧毁。
深秋，遍地落叶任秋风卷集在路边摇摇欲倒的大字报栏下，变黑变腐紧紧地沾在地面上，我隐隐约约闻到树叶腐烂的气息，路灯下我的影子时而拉长，时而踩在脚下，我低头走着走着泪水浮出，我感到那大滴大滴的泪落在地上，我仿佛听到啪啪的声响，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了。
校园一片灰暗，紧紧地环绕着我，一种彻骨的孤独无奈感觉慢慢地传遍了我的全身，连一些鸡毛蒜皮的话都能上纲上线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封复制的我丢失的信中的那句捏造的话分量够我掂估、品味的了。眼前，鸡蛋里挑骨头寻找材料急着把我打成反革命，谁还会有闲心去思量那封信、那句形同证据的伪造是假的呢？他们巴不得它是真的，热切希望它是真的。为了把我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出尔反尔，否定以组织的名义对我讲过的话——即使证据确凿也不是政治问题，何况证据不足。声言一定要斗下去，斗到我投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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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1月1日，校园里的几个大喇叭交错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令人脑袋发胀的播音员霸气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于1968年10月12日开幕，10月31日闭幕……”
众人屏息聆听，那份专注和虔诚，与其说是来自信仰，不如说是屈从于剑拔弩张的政治氛围。被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像凶神恶煞般密布着的黑影笼罩着每一个人，动辄得咎，防不胜防，不知哪一天大祸临头。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空前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经历了反复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胜利——胜利——胜利，远近传来的回声冲击着我的耳膜，我睁大眼睛盯着挂在树杈上的大口径高音喇叭，心中凄惶地叹息：刘少奇真的完了。两年来尽管“帽子满天飞——”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学生的烩子手“，中央正式文件上毕竟还没有指明道姓……。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一致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高音喇叭继续喋喋不休地聒噪，我听不清它喊的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这几个字在我脑中不停地闪现，我的心冷到了极点。我一直认为，刘少奇毕竟是开国元勋、大国之君，顶多削职为民。没想到会这么绝，叛徒、内奸、工贼，这顶帽子是要置刘少奇于死地啊！
刘少奇也曾是害人者，人们同情他，毕竟，他梢仁慈些许、开明些许，他的施政路线是利国利民的。但是文革容不得任何异议，祇能存在一种声音，祇能歌功颂德。连几千年来百姓可以背后骂皇帝、可以不敬神的封建社会里的小自由都不能存在。毛泽东被捧为万物生长不能离开的太阳，万神之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创共产党内斗争丑恶之最，刘少奇不是死于造反派，而是死于他醉心的人治体制。
好一个全国山河一片红、万众欢呼。那祭祀在“一片红”祭坛上的是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的千千万万受害人死难伤残的躯体和泪水，那壮丽神圣的背后是虚伪、卑鄙、血腥、。我细心数了一下，97名中央委员，祇有40名出席，过半数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央委员尚且如此，遑论平民百姓了。
祇要你被拖入那个任人宰割，祇能低头吞声认罪，不能还嘴争辩的“牢狱”——那个被称为“牛棚”或什么班的地方。在这个出于政治需要专了你的政的空间里，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无论开国功臣，科学家还是草头百姓，面对的所有程序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要找你有罪的证据，逼迫你循着他们设计好的罪名去对号入座招供。
伟大领袖毛泽东啊，你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翻烧饼”，折腾百姓，平民百姓也就认了，由你折腾了。但是，刘少奇是你的亲密战友，是共和国主席。你英明伟大正确光荣，何以与叛徒内奸工贼经年为友，他何以能出任你的共和国主席多年之久。你能给你的人民一个理直气壮的解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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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去冬来，对我的批斗会一再升温，一再陷入僵局。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交代不出我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听广播了吧，说说你的思想，你的黑后台刘少奇彻底完蛋了，不要报幻想了”。那个左右逢源曾经“反戈一击”N次的人对我说。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我真的没想过刘少奇是我的后台。设计院里书记刘院长冯、和我们这些得到平反的人都是造反派观点。我们是受“阳谋”蛊惑误入骗局的人，受骗者要承担被骗的责任，要付出代价，我能理解。但是造反派的后台不是刘少奇是铁的事实。正像1966年的全民大迫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始作俑者不是刘少奇一样，也是铁的历史事实。
我愤怒地脱口而出：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我把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算在刘少奇头上吗？我恨刘少奇。我一语双关，假装糊涂地回答。反正历史在你们手里已是一团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也乱捏一把。
“你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对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是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毛主席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为了叫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跳出来表演，一网打尽”。人称女“神行太保”的官场积极分子把嘴撇得瓢儿似的，不屑地说：“知道什么是秋后算帐吗？不是不报，时间未到。现在，是人民清算你们的时候了”。
我清楚的记得她那撇得瓢似的大嘴吐出人民二字时的得意神情，当时我头脑里不停的在‘人民’二字上打转转，想理清楚究竟谁是人民。冠以人民的字群不断涌入我的大脑；人民共和国、人民法庭、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电影院、人民公园——连领袖也高呼人民万岁。人民是什么，人民是谁，它似乎有高于国家政府之上的无限权利，但是对于广大个体生命它又是个空洞无物的政治概念。
直到很多年后，我在辞海这本书里查到对人民二字的诠释；‘人民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我国在抗战时期，一切抗日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都属于人民范围，在解放战争增时期，一些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都属于人民范围，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都属于人民范围。
原来谁是人民，是由标榜自己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决定的，人民祇是一个虚无的群体，今天说你是人民你就是，明天说你不是人民你就祇能不是，更可怕的是一旦你不是人民，便不是人了，哪怕你曾是国家主席，阿护生命底线的人道主义便不再适用于你。不是人民的人被批被斗被抄家、被切成肉块吃掉，祇要以人民的名义，一切法律程序可以全免。
人高马大的女“神行太保”恶狠狠地挥动手臂指着我的鼻子，那晃动的手臂曾经在1966年8月23日挥向院长冯，总工陈和牛鬼蛇神们。
她是共产党员，文革初期炙手可热的文革委员。1967年初她沉寂了几个月，冷眼看着那些平反的人走进造反陷阱，中央文革急于编织骗局骗人去造反，冷落了她这类的阶级斗争闯将。这沉寂的几个月成了她的政治资本，尽管文革10年里有9年半的时间她在台上，她的手掌不止一次地甩向被批斗的受害者。她仍然可以骄傲地说：“我没有造过一天反，我是受文革迫害的人。”
其实，1966年的“8.23”，她都跳到桌子上表演了，随着她一声“牛鬼蛇神滚出来”怒吼而滚得灰头灰脑、痰痕浊痕满身的牛鬼蛇神们，平反后没人敢找过她的麻烦，祇是从她的同伙、能染指人事档案的政工干部那里传出她曾犯过生活错误的绯闻后，人们在背后骂她一声“破鞋！”。
我的同事妆感慨地说：共产党员犯生活错误是小节失守，小事一椿，这要是摊在平民百姓头上，不挂双破鞋游街才怪呢？对她，说不定我们议论一下，会有一天追究你丑化共产党员的“反党罪行”。
几10年后的今天，每每看到帮闲文人把那个时代里阶级斗争的对象、被动方，和阶级斗争的主体、进攻方颠倒；把文革1967年的几个月说成是文革的全部；把文革描绘成牛鬼蛇神专了共产党员人的政：“把文革中受尽迫害的人和在个人迷信大骗局中受骗的人作为攻击批判的对象，像隔岸观火似的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大悲剧毫无关心”——巴金随想录，我的心感到彻骨的冷。
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起，造反派就被全面妖魔化了，官方媒体锁定的造反派是指1966年底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平民，要清算的也是这些人。
官方媒体不认定1966年8月北京打死千人的施害者———高干子弟红卫兵是造反派，要不，为什么1966年8月5日被活活打死的北师大附中校长卞仲云案、至今“找不到”凶手。在这期间当局定义的“造反派”还大多顶着牛鬼蛇神的帽子在挨斗。
官方媒体也不会认定1968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中国文革整死人最多时期的施害者——工宣队军代表是造反派。
那么，官方媒体40年来舆论锁定那个集天下丑恶于一身、魔鬼不如的造反派——1967年蹦跶了几个月的受欺骗造反的人——是10年文革的施害人，显然是站不着脚的。
为何故意要国人集体记忆失忆，为何要造成历史缺失。因为不能触动毛泽东，不愿承认文革罪错是国家罪错，更不愿承认文革是人治体制的产物。再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人，邓小平明明知道致使儿子伤残的罪魁祸首是谁，他不敢怨不能恨，祇能把怨气撒在平民百姓身上。
如果说10年文革是阶级斗争的对象、被动方，迫害了阶级斗争的主体、主动方，何以“四人帮”倒台后平反虚假冤案会遇到那么大的障碍，以至胡耀邦发出“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呐喊。”何以从上到下的组织部门会成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层层阻力。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记忆是宝贵的精神资源，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民族，记忆就是历史，记忆就是生命，是否具有健全的记忆，是衡量个人和群体精神状态和精神素质的一个标志。
强制全民忘却，掩盖、修改不了历史事实，残暴血腥的文革已成为人们头脑中永不消失的记忆。没有受到历史追究的罪行不会得到宽恕，更不会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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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名曰隔离审查，其实是“蹲小号”打“态度”。一帮苦大仇深说哭就哭的娘子军围着我，一天的论战批斗，我头昏沉沉疲惫极了，蜷缩在屋角的一张床上。
强睁开眼，似不知身置何处，借助窗外的树木，我才记起关我的地方是江边两幢德国别墅靠南边一幢的底楼。我认出了窗前那棵香樟树……
1966年服劳役中，我和院长冯一起种下这棵树，两年多的时光，树已串起很高，枝叶不再单薄。
我记得，我们挖了一个很深的坑，院长冯吃力地把沉甸甸的带着一团土的小树放入坑里，我扶着树，他一铲一铲培土在树的根上，一层层用脚踩实，从远处提来水，边浇水边说：叫它喝饱喝够就能抵抗太阳光了。
劳作的省心、释放和成就感，使我们浸沉在暂短的远离压抑的轻松中。
“你女儿多大了？”我听说他爱人自杀后家中祇有小女儿，见他心情尚可，忍不住问他。
“9岁。”他回答。脸色突变，声音哽咽，脸转向别处。
“对不起”我从心底涌起歉意，埋怨自己造次问他这个叫人伤心的问题。
“没关系。”他抬起头望着我，含泪笑了笑说：“共产党人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那笑容、那声音、很凄惨、很悲壮。
我边注视着他边想：什么呀，院长冯，如说面对敌人的屠刀，共产党员把生死置之度外我能理解，但是，如今是自己人，自己的信仰向你动屠刀，你为什么不抗争，甘愿牺牲？
白晃晃的阳光下，他一身不合体的旧工作服，袖口开了线，丝丝拉拉，裤脚口裂了，露出辩不清颜色的袜子。人黝黑、消瘦，藏在紧锁的眉间眼神中的隐忍创痛，在他黯然伤神的脸上添加了重重的憔悴落寞。
我知道他决不是叛徒、特务。他没有被捕过，谈何叛变？自始至终除了政工干部们牵强的推理——他住在国民党大官姐夫家肯定是特务——没有任何更新的材料说明他是特务。
他为什么不抗争，不维护自己的尊严。是什么力量能把他这个在敌人心脏里提着脑袋干革命的人，变成眼前这样一个人人可侮之，他本人也默默承受的“阶下囚”。
我想，他默默地、顺从地接受横加给他的种种莫须有的荒缪罪名，他忍受着中年丧妻之痛、服从组织决定没能最后看她一眼。毫无抵抗，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以崇高的名义给予他的一切不公正，一定认为，他这样是为了崇高的目的，为了他的信仰：“相信组织，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要服从大局。”何等苍凉的革命者的悲剧，何等壮烈的苦难中的忠诚。文革极权体制的受害者和尚不是是文革极权体制的同谋。这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悲哀，也是每个受害者的悲哀。
1966年底，随着全院近60多人平反，院长冯包皮重用坏人的罪名已不能成立，叛徒特务之说本是官场积极分子们的臆想，不攻自破。院长冯很快得以解脱出来工作。不久调动到上级单位。以他的遭遇，不听毛泽东的造反号召是不可能的，他同情支持造反派，工宣队一进单位就把他再次楸出来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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