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我身边的文革（续十）

（江苏）夏韵


    任何时代，祇有普通百姓的经历，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历。这里，我仅想以我卑微的个人经历，折射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一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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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里很静，日光灯整流器发出的吱吱声音把死寂的空气染得更空旷。“左派大娘”、娘子军吃饭去了，外屋监护我的值班人没一点声响，喊了一天也累了倦了。忽然，门被推开一条缝，伸进一个扎着翘翘辫子的小脑袋，怯生生的问：“阿姨，我能进来吗？”

    我向她招招手，她一蹦一跳走进我身边。

    “阿姨，你是坏人吗？”她忽闪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问道。

    “阿姨不是坏人。”我拉着她的手回答。

    “那为什么他们要斗你？”

    “……”我一时语塞，不知怎样回答这童稚洁白心灵的天问。

    “阿姨，我看你不像坏人。”她笑着补充道。眼睛盯着桌上的苹果。

    长期批斗折磨，身心俱损，经常晕倒，苹果是丈夫求工宣队特许托人带给我的。

    我伸手拿一个苹果正要给她，突然，腐蚀拉拢四字浮现在我眼前……

    就在几天前，我听说，那个心地平和、有着超脱政工干部不可一世浮躁傲气职业本能、我有些熟稔的政治处干事陈，在讲用会上揭发批判我拉拢腐蚀她、和这其间她的心路历程，深刻检查被我施放的假像蛊惑丧失阶级立场。

    我没有资格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讲用活动，我是从监管我的L那里知道的。L是晒图室工人，脸上白白淡淡的麻子、不时架起的二郎腿、曲着兰花指举在右耳侧抽着香烟、向空中吐出一串串袅袅白烟的作派，和张口就是一串串“京片子”言语，叫人不敢轻觑这位“京姐儿”。

    和所有文化人较集中的文化单位一样，文化单位的工人历来是改造文化人的主力军，更何况是在消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记不清什么事惹怒了她，她冲我骂道：“你是什么东西，反党反社会主义，拉拢腐蚀政工干部，人家在讲用会一层一层剥开了你的画皮……”

    “我没有腐蚀拉拢过任何人。”第一次听到拉拢腐蚀别人，还是政工干部，我争辩道。

    “一条棉裤，不记得了？”她无不得意地望着我。

    “什么棉裤，武汉谁还穿棉裤？”我一头雾水，茫然地问。

    “陈某某的儿子棉裤是你做的吧，罪证人家还保存着呢。”她大声呵斥道。

    我茫然大悟，去年冬天我是给陈某某的儿子做过一条棉裤，这条长不足尺，用我罩棉衣的旧棉布罩衫做的一条小棉裤，竟成了我拉拢腐蚀政工干部的罪证……

    我定睛看着小姑娘，下不了决心是否给她苹果。给她，说不定会当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上升到反革命分子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高度。万一她稍有不适，追究起来就不是批斗能了之的。说不定会引来反革命破坏罪名，等待我的将是牢狱之灾。不是我矫情毫无根据的猜测和臆想，而是臆想中最坏的情况不断被现实所证明。一条小棉裤会上升到阶级斗争的腐蚀和反腐蚀，说这句话的竟是这条小棉裤受益者的母亲——一个专职政工干部，共产党员。

    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放下苹果。

    “阿姨……”小姑娘看见我把苹果放回去，眼中泛起泪花，小脸涨得通红。

    “这苹果，阿姨不能给你，长大了你会明白的”说这话的时，我真恨自己，是什么使得一个成年人为一个苹果去伤害孩子的童心，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是陈某某吗？不，我不这样认为。

    陈某某是1966年秋调入设计院任政工干事的，因初来乍到，一直是设计院人事纠络争斗的旁观者。她的儿子和我的儿子前后出生，相差不过几个月，同为母亲，哺乳室里免不了聊聊育儿经家常事。

    她气质不俗，没有政工干部的霸气。可能是自幼家庭条件使然，她不会织毛活，更不会动针线。广东人，大冬天的，儿子还穿着单裤，屁股冻得通红，适逢我的儿子被婆婆接去上海。我很喜欢她的儿子，推己及人，便连夜缝了一条小棉裤给她儿子。她十分感激地道谢收下了。

    我和她的交往可以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政工干部身份与平民身份素来有一条无形的“界”且不说，我和她共同属生性清高的人，可以说没有什么交往。

    祇有一次，那是1967年。“6.24”百万雄师血洗校园之后，路上遇见她。她指着残垣断壁对我说：“我本来是倾向百万雄师观点，不赞同造反派观点，百万雄师这一仗把我打到造反派这一边了”。

    我记得，“7.20”之后，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她一次次在会上重申她是如何变成造反派的。

    细想起来，陈某某也有她的难处，1968年形势突变，工宣队借清理阶级队伍全面清算造反观点的人，来势凶猛。她是倾向造反派观点的政工干部，必须和造反派观点的书记刘划清界线，又揭发不出什么东西。为了自保，“打”我便成了她的首选。

    不就是一条小棉裤吗，反正我已是虱多不觉痒，再加一条罪状也无所谓。对她则是解脱自己、靠拢军代表工宣队的好机会，此后她一路走红，出演样板戏，声泪俱下登台大批判……

    很多年后，很多同志，祇要提起她，总是提起“棉裤”的事。我总是说算了，不要提了，谁都有难处，谁都有违心的时候。一直以来，我从心眼里不相信，她的作为是她的本意，在政工干部中她还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多年来，我为自己刹那向人性的怯弱低头、伤害了那个小姑娘而揪心至今，我眼前常浮现她含泪的样子。她当时5、6岁模样，可能是家有难，寄居在亲戚家，亲戚姓杨，是晒图室工人。我想借此对她说声：阿姨向你道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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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设计院张灯结彩，锣鼓宣天鞭炮齐鸣，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一首歌：“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像太阳，满怀激情通‘九大’，我们放声齐歌唱”。牛鬼蛇神也要学也要唱，我们心无激情唱得像哭丧似的。

    广播里传来：“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登上了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代表们极其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林彪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接班人的地位被写入党章。这颗光芒四射的政治新星闪亮登场，出尽风头。

    毛泽东如愿实现了他一生中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实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实现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

    全国对毛泽东的疯狂迷信崇拜达到了顶峰。

    “三忠于”——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从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

    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整治，年不忘毛泽东思想。

    如火如荼的造“神”运动遍布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角落，升忠字旗、跳忠字舞、挂忠字扁、立忠字碑；早请示、晚汇报——上班后、下班前、吃饭前、睡觉前人称五个第一件事。

    每日午饭前，是牛鬼蛇神集体恭祝“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和“请罪”的时候。

    办公楼前，人流如注，我们几十个人众目睽睽之下，低眉顺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缩成一团，恨不得地上有条缝可以钻进去，这是一天中最耻辱郁闷的时候，那种精神上的威慑虐杀，不亲临其境是体会不出的。

    “恭祝”和“请罪”是一个伟大严肃虔诚的仪式，每个人双脚并立，右手擎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一式一招一举一动都有严格的程序：举起红宝书的上限恰过头顶——高了说你心不专，低了说你心不诚。

    收起红宝书的下限，在心脏位置——一颗红心向着毛主席。

    挥举红宝书的上下起落频率，要伴着三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和三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节拍，音落手到。

    经年演练已熟记在心，唯“表情”难过关免不了遭训斥。表情——三呼“无疆”三呼“健康”，语言要清澈、语气要恭顺、语调要虔诚，要把忠贞，敬仰挥洒得淋漓酣畅、恰倒好处。这一要求难学死了，我们这些人，身为“非人”，终日诚惶诚恐，如惊弓之鸟，如何能把握好虔诚忠贞敬仰之内涵啊！

    每次列队总是站在我的左侧的王姓难友有点口吃的毛病，三呼“无疆”三呼“健康”总是晚半拍，念成：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脸憋得通红。

    他的家在安徽农村，少年丧父，听从母命念高中就娶了媳妇，他的大学同学都还是王老五光棍一条，他儿子已上小学了，大饥饿年代，他在外地念大学，回家几乎认不出自己的亲人了。

    记得一次，我的女儿不肯好好吃饭，我训斥她道：再不好好吃饭，就瘦得皮包骨头了。他听到后伤感的对我说：“你知道皮包骨头是什么样子吗？我见过，皮贴在骨头上和鬼没两样，我的儿子就曾饿成这样，小子命硬挺过来了”。

    他聪慧过人，技术业务娴熟，又乐于助人，要命的是口无遮拦，和另外两位同事私下议论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议论过农村饿死人的事，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主犯刘某某被送进牢狱。他作为宽严大会上的样板，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专攻。

    记得那天他从台上下来，摘掉沉重的打着红叉的“反革命”照牌子，没人事似的三步并两步赶到食堂，一口气吃了三个馒头，两个菜，看管我们的官场积极分子惊呼：不得了，都戴上“帽子”了，还没事一样，真是反动透顶，王八吃称砣——铁了心地反革命了。

    我曾问过他：你不害怕吗？他沉沉地回答：“害怕就不给你戴了吗，怕也没用，由他们去折腾吧”。

    没过多久，又宣布搞掉“帽子”，定性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帽子”拿在群众手里。

    后来又在送他插队落户前，宣布他属人民内部矛盾，挂上五七战士的光荣花。

    那位被判刑的刘某某，入狱当年就越狱逃跑，在外流浪6年，身为上海交大内燃机专业毕业的高才生，修修拖拉机什么的简直是小菜一碟，他隐姓埋名假装文盲，把报纸倒着看，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不给家中一丝音信，直到“四人帮”倒台那天，他走进流浪地的公安机关“自首”，才得以回到了工作单位。

    其实，我们等人祇不过有着时政不能认同的灵魂——崇尚个性自由，或者说追求个性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权利。知识分子的原罪不就罪在追求个性自由和独立思考吗？大多数人或许不太强烈，或者有意精心削弱扼杀才不致酿成大祸。如果不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哪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

    那个年代，“敌矛”“内矛”成了人们最关注的话题，亲友中一旦有人遭难，人们会马上惊问：是“敌矛”还是“内矛”。

    被毛泽东断言的“一万年都会有的”“人民内部矛盾”和他的被林彪次捧为马列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书，留给我们那代人记忆犹新十分灰涩：“它”的初现是1957年2月，有幸聆听到“它”的人士，无不被领袖的谦恭朗爽、胸襟博大的人格魅力倾倒，领袖掷地有声地告诉人们：“革命胜利，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消失了，马列主义论过的永远不会消失的社会矛盾变成了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祇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大无畏地推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他在讲到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深刻动情，宽容，真是一片冰心集思广益，治国安邦，下诏求直言，一时间被无数仁人志士誉为是中华民族走向民主富强的福音。

    “它”的再现是四个月之后——1957年6月，增加了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在我国还将长期存在，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根本消灭。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根本不认识，就会犯绝大的错误，要消灭它就要进行思想斗争。

    刹那间，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消失之说，变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仁人志士的友善进谏，逆耳忠言，全成了敌我矛盾，一下子划成了50多万右派，毛泽东得意地谦称此举是略施“阳谋”，“引蛇出动”。从此中国开始了向左向左向左……，开始了领袖的意志就是法律，领袖的恶好就是政策，以思想意识划阶级，定敌我，以群众运动代替司法手段的黑暗年代。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鼓吹“它”是马列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其实，此时的“它”已由当初的“阳谋”进而成为阶级斗争绞肉机的马达。“牛棚”、‘专政队’、“抄家”、“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均能在“它”那里找到根据。

    如果是一个法治国家，实行司法独立，无罪推定，根本不必花费整个一代人的代价去区别什么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搞得国无宁日。

    如果是一个人治的国家，无法无天，领袖的意识就是法律，再怎么区分什么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也无济于事，祇能越分越乱。

    就拿牢房和劳动教养这两个有着严格界定的、按规定有着“敌矛”和“内矛”之区别的概念来说，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变得面目全非。按说，劳动教养属最高行政处分——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种行政处罚形式，应该不同于牢房。但是，被劳动教养的右派，除了不强制剃光头，每日零用钱比犯人多一些外，其余待遇均比犯人差。犯人有刑期，即便劳动不好，祇要不重新犯罪，到期就能释放。罹难被劳动教养的右派，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毕业”，能有改造好的那一天吗，多少右派教养了十几二十几年还在教养。

    毛泽东心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祇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他心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强化阶级斗争是一回事，至少前者是后者的手段。


60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军代表说对照中央（70）3号文件。我是重点打击对象，属“恶毒攻击”之列。大会上不止一次的点我的名，气氛异常恐怖。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和我说话了，知交路遇也形同陌路，面如冰霜，转身扭头与我檫肩而过。

    我不断被拖出去批斗……

    “……什么是世界，世界就是你生存的社会，你‘恶毒攻击’这个世界还是什么世界，简直不是人过的。就是攻击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人过的，何其毒也……”

    台正中，批判者手执讲稿声历腔正吐字如叽，台边的我，千夫所指，低头恭立，台下阵阵口号此起彼伏。声声骂我“罪该万死”。

    我死死盯着脚下水泥地面上的一个巴掌大的“伤疤”，越看越像杨淑英的脸：狭窄的前额，圆圆胖胖的下巴。我的泪一滴滴落下，滴在她的“脸上”。

    我已不敢恨她怨她了，祇想求她良心发现，留我一条活路。此时，身陷囫囵的我，尚不知她早已一推了之，否定了当年对我揭发举报。说她从来没写过我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来个一问三不知，可以想像，不远数千里赴内蒙古外调的政工干事是何等的尴尬失望。

    1966年底给我平反时，政治处权威人士代表党委给了我明确答复：这个世界还叫什么世界，简直不是人过的，这句话是写在夫妻通信中的话，即使证据确凿，也祇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何况证据不足。是他们当场动手烧掉了这份材料。当时我还没有平反，是应他们招唤以戴罪之身走进政治处的，怎么就变成我要烧的。但是，当初发誓要把我楸出来、一心要打倒书记刘的支左军代表小排长左某某根本不理这些，无时无刻不想着靠“它”把我打成反革命，从而给书记刘多加一条罪状。打倒书记刘，铺平他日后挤进设计院的道路。

    1968秋至1972秋整整5年，“支左”成了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的实际执行者。林彪统帅指挥的支左军人的骄横，向人们展示了他们的“支左”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货真价实的支“左”。他依靠的骨干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最坚决的执行“左”倾路线的政工干部官场积极分子。仅1970年2月至11月间，10个月里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名，逮捕28万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周海锋《尘封内幕》。大环境如此疯狂，我的遭遇是必然的了。

    揭发我“罪行”的杨淑英不认帐了。祇能寄希望于逼供信，要我的口供，以造出一个“反革命”来。

    但是，我是共青团员，曾先后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从我几十万字的日记中挑不出一丝一毫对时政的任何微词，从我200多封夫妻友人来往信件中，找不到任何对时政不满的言论，我工作努力、热心助人口碑不错，就凭伪造的、我给丈夫的信中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可以“压出”一个反革命来，实在是太难了。

    军代表发话：不承认就不停地“斗”。于是：组里斗、室里斗、院里斗。我工作的机关的批斗还没结束，丈夫工作的一室排队等着斗我，——那个1966年把我和丈夫往死里整，遭到我报复的“死对头”以百倍的疯狂再次报复我。如果他们不是打着毛主席清理阶级队伍的革命旗号，我真想和他拼了，我死你们也别想活。

    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们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指示，形同虚设。一次次的面对粗俗、野蛮、辱骂；一次次的身临刻薄人、戏耍人、侮辱人的斗争会，花样翻新的折磨超出了我能承受的极限，终于身心崩溃。一次次晕倒。

    丈夫背我回家，俯在我身上痛哭。他劝我：认了吧，再挣抗下去我们俩人都活不成了，难道你看不出，他们是想逼你死啊！

    为了能活下去，为了我们一双儿女，我咬牙认了那封信那句话。我承认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攻击社会主义”、我“罪该万死”，令所有的人松了一口气——整我的人可以交代过去了，同情我的人叹我能过“关”了。  但是，居心叵测 的人并不满足，令我必须交代出信的来龙去脉，挖出思想根源。那句孤零零的一句话本没有上下文，我编不出来龙去脉，更交代不出攻击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批斗会又陷入僵局。

    “你母亲死于三年困难时期，是饿死的吧，想想看你当时……”那个长的人模人样的政工干事温和地启发我。

    像一股电流袭来，这声音入双耳穿心而过传到脚心，我不由一阵痉挛，心想，这不是在诱供吗？

    “我母亲是1962年秋因病去世的，我家世代家居县城，是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河南”信阳事件“饿死人发生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饿死的多是乡下农民，你们可以去核查。”我急切地申辩想解释清楚一些没想弄巧成拙，吐出“信阳事件”这个犯忌的词言。

    “不许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放毒！”

    “不许某某某继续攻击社会主义！”

    一阵狂轰乱炸，女“神行太保”站起来，一巴掌死摁我的头，我踉跄欲倒，眼冒金花，脑子一片空白，头皮发麻。

    我知道我犯了大忌，眼前浮现出已屈死三年的少年小伙伴蒋永开叮咛过我的话：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提及“信阳事件”。

    我后悔极了，也紧张到极点。真该死，我应顺着政工干部的启示，把母亲因病去世说成是饿死，不就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了吗？我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像指出秃子头上的虱子样，抖搂出当局惟恐遮盖不严、动辄以“攻击”罪论处、令民众三缄其口、不准言“饿”的伤疤。

    一阵恐惧袭来，我视线模糊思维支离破碎连不成串，眼前的人都突然变得有两张相似的面孔，我想说我不行了，却吐不出一个字。我想逃，我像是飞离了地球，又分明记得祇有两条路可逃，一条是死，一条是疯，我没有疯我不会疯，难道我是死了吗，我听不清人们说些什么，继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