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我身边的文革（续十一）

（江苏）夏韵


    任何时代，祇有普通百姓的经历，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历。这里，我仅想以我卑微的个人经历，折射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一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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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子最难挨的时候，一天凌晨5点多钟，父亲风尘仆仆来到我家。他的突然出现，我很吃惊——惊喜，又害怕。我双手扶着他的臂膀泪夺眶而出，我想说：爸爸，我们几年没见面了，你好吗？说出来的竟是：你来干什么呀？爸爸没有在意我这句有悖情理的话，他老泪涟涟拉着我的手说：儿啊，我怕今生见不到你了啊……那哀伤颤抖的声音涵满对上苍的无奈乞求，像刀子深深戳进我心，我扑在父亲怀中痛哭……

    父亲老了，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布满苍桑，昏黄的眼底泛着一层泪水，我们四目对相，再也没说话，祇是长久地流泪哽咽。

    丈夫对我使了个眼色，指指手表。我知道早请示时间就要到了，我们忙着安排父亲吃点东西，安置他睡下。

    “怎么办，我担心，他们知道后，会不会把父亲拖出去斗。”出门后丈夫悄悄地问我。

    “走一步，算一步，听天由命吧。”我强忍着泪轻声回答。此时此刻我真是害怕呀。

    父亲不是右派又是右派——确切地说是不在册右派，是一个顶着右派分子帽子改造了20年的不是右派、又甘心按右派改正——以便全家返城——的右派。

    这一切是1978年后，我从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的同学那里得知的。而在这之前，文革当中，我单位那些不干人事的人事政工干部不止一次去我老家调查，早就知道我父亲不是右派，我不但没得到告知，反而在批斗我的会上，多次听到他们张口闭口骂：“你的狗父某某某，你的狗夫某某某”。

    父亲是医生，1957年罹难前，是县城联合医院的院长，这个医院是1955年公私合营合作化时在我家诊所的基础上联合其他行医人员成立的。

    父亲罹难是因为一首顺口溜，顺口溜来自民间，是我的一位亲戚讲他们乡的王乡长强征粮食致使农民饿肚子。我的父亲在鸣放中转述了农民们的顺口溜：“驴儿驴儿你别昂，死了去告王乡长。”王乡长是党员，统购统销是共产党的政策。父亲被屈打成招，签字画押承认攻击统购统销，顺口溜被改成“死了去告共产党”记入父亲的罪状。

    父亲被划成极右分子。经受不起拷打，关押期间曾喝煤油自杀被发现，母亲怀抱一岁的小弟，拉着两个年龄分别3岁、7岁的大弟，一字排开，跪在看管人员面前，求他们关照，防止父亲再次走绝路。

    父亲的右派问题上报到上面，未得到批准。原因可能是父亲的同学相助，父亲的同学王达夫时任信阳地委书记，早年他俩师从著名教育家任芝铭先生，后经任老先生举荐，两人共赴延安，途中父亲因病返回。父亲自始至终支持革命工作，出钱出力，叔父因帮助八路军筹集粮物，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抓走，生死不明。

    父亲的档案里没有定为右派，但是当时乱抓右派，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连15岁刚从初级卫校毕业的小护士都成了右派，父亲院长的位置早有人觊觎，有人更愿将错就错，连父亲也蒙在鼓里，年幼的我们更不知晓。

    文革中，我家房屋被强行拆除，果树菜园被铲平，风雪中父亲和小弟拖着一辆平板车，步行几十里把家安在下放地的农村牲口房里。

    所有这些父亲都瞒着我，他一生信仰共产主义，崇拜毛泽东，他教育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把自己的厄运归咎于犯了小人，闭口不提自己遭遇的不公，深怕给我们留下阴影，影响我们进步。有着中国儒家文人气质的天真的父亲饱经患难，对国家的忠诚对领袖的膜拜，那么出人意料之外，又那么顺理成章。

    1987年父亲病逝，经他的手治愈的病人一拨又一拨的从乡下赶来我家吊唁。乡下农民不到病入膏肓是不去看医生的，父亲治愈了他们的病痛，他们感激父亲、四方传颂着父亲的医术医德。直到父亲临终，一个用板车拖来求医的病人还等在门前，她哭着说；老天爷啊，咋就不能叫老先生晚走几天啊。

    反右运动砸烂了儿时就悬挂在家里的金匾，金匾上斗大的四个金字‘医精如佗’已化成民心民意永远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我憋屈一世的父亲，安息吧。

    为了父亲的安全，我们把他关在屋里，不准他出门，大小便都在屋里，我给他倒。筒子楼的十几平方米的一间房，靠东窗是我们的大床，父亲的单人床安放在西边进门处，深夜父亲的轻声叹息令我心碎，白天父亲在大床和小床之间的那一小块地面上不停地走着，不敢迈出房门一步。好在我家在楼的末端，无人过往，几家近邻忠厚本份，父亲没有被当权者发现。几天后，父亲要回去，我们买了晚间车票准备亲自送他去火车站。谁知成行那晚，批判会迟迟不收场，我不能按时回家，父亲望穿欲眼等到不能再等，随丈夫去了火车站。

    好不容易等到批判会结束，我没回家径直跑步奔向三层楼车站， 乘十路汽车在司门口上大桥，调4路电车赶到火车站，我高声呼喊爸爸，正在进站的父亲，见我赶来喜出望外，老泪纵横，摆摆手示意我不要送了。

    望着父亲禹禹远去的苍老身影，我心如刀绞。我哭着手指胸口对丈夫说：几天里父亲在我这里竟连阳光都不能享有，我这里痛啊！

    第二天上班，看到人们一堆堆窃窃私语，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规划室陆工程师自杀了。吊死在江边小山上的凉亭里，模样惨不忍睹。

    我第一时间想起1966年夏天劳改时，院长冯带着我们一起修的那条通往小山凉亭的小路，如果不修路，陆工的步履会受阻，如果没有路，他脚下的杂草瓦砾也许会延迟他走向死神的时间，羁绊他迈向黄泉的脚步……

    他瘦瘦的身影，雅儒白净的面庞，浮现在我的眼前，听说他被列入“另册”与文化名人袁晓园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渊源。

    一个官场积极分子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他的所见。我不忍听下去，痛惜地插嘴：“怎么没有看管好他呢？”他瞪我一眼说：“他要自绝于人民，怎么能怪别人。”

    是的，他是自己“杀”自己的自杀，怎么能怪别人，但是，好好的一个人能自杀吗？人死的太多了，人心也变得粗糙了，除了亲人，很少有人再为死者扼腕唏嘘，文革的悲剧本来都是独角戏，除了受害人，找不到谁是害人之人，没有人为死去的人承担责任。

    源于厚重浩瀚的中国封建文化之海、和现代迷信之山的日旷持久的中国“文革”，像一条恶浪荡漾川流不息的河流承载着过去，突出着现代，把血腥野蛮推向了极至。

    “他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这声音分明是从衣着得体，举手投足溢满正统之气的政工干部口中吐出，我却分明感到那声音像是野兽一样的嚎叫。我心里永远不能接受这种被时政倡导的判断事物的逻辑，但是面对一次又一次鲜血和死亡，祇能一次次承受警魂掠魄的胆寒、恐惧，我不敢哭，更不能说一个不字。因为逼人自杀的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军代表工宣队行之的政府行为。

    “自绝于人民”是比宗教法庭还要可怕的、对失去自由、在精神暴力逼迫下产生原罪感而绝望的人实施的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死亡判决，而且，这个判决在个体生命自己对自己执行杀戮后并没有了断。以“畏罪自杀”的罪名对死人的批斗才是“人民审判法庭”最拿手最得意的绝活。“人民审判法庭”的教义是阶级斗争，执行者不是三教九流，国民党残渣余孽，而是当红的以政工干部官场积极分子为主体的正统权力阶层。要不为什么胡耀帮平反冤假错案，最大的阻力会来自各级组织部门。

    也许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惺惺惜惺惺，几天后我偷偷地沿着那条小路走上小山，放眼望去滚滚的长江浩浩荡荡，混混浊浊。我转身走进凉亭，抬头仰望不知是哪根画梁承接过一个雅儒文人因绝望而托付的生命。这卑微的生命曾经卑微的存在过挣扎过，终于带着原罪给他的伤害决然自裁，其苦其悲，何勘怜。

    一阵颤栗，空气异常空阔寂寥，看着廊柱上一个缓缓向上爬去的小虫，我倏然泪下，同为生命，我们远不如能自由自在、迎风接露活着的昆虫啊。此时此刻，他的妻子孩子，还有那个致他遭厄运的友人袁晓圆女士在哪里，在想什么？

    血红的夕阳，红头涨脸，张着血盆大口注视着我，带着几分狰狞、几分得意。我不敢久留，匆匆对着亡灵魂归处说声：陆工，一路走好，转身飞快奔下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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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嘶哑尖刻地“呜…”“呜…”长叫了几声，身后扬起白烟，轰隆轰隆离了站。转眼跨过长江大桥，滑出市区，跌入幽暗青兰的夜中。车轮咣当咣当有节奏地敲击着铁轨，列车携来的冷风从简陋车厢缝缝隙隙中钻了进来，扑在身上，衣服仿佛成了摆设，浑身就像湿透了似的彻骨地冷。

    昏暗的车灯下，人们被感伤、忧惧、寒冷和对未来的未知紧紧匝匝地围裹着，目光呆滞茫然失神不语，缀着“抽队落户光荣”“五七战士光荣”红纸条的红纸花七零八落飘洒一地。

    这是一列“插队落户干部”专列，1971年元旦刚过，离春节还祇有十几天，我们被勒令必须立刻离开城市去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过节。 目的地是鄂西丘陵地区的大小村庄。

    2000多人被下掉城市户口按军事建制编成连排班。欢送我们的人高呼着“向五七战士致敬，”‘向五七战士学习’，给我们戴上大红花。送我们插队落户一辈子——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

    拖儿带女、有病有残、有老有少举家迁徙。几乎每个家庭的顶梁柱都是刚刚从“非人”变成人的人。“戴帽”的和“挂”着的人，是没有资格成为“五七”战士的，军代表工宣队这样说，政工干部官场积极分子们也这样说。所以，批斗三年下不了地的我，一夜之间得“解放”，成了光荣的“五七”战士。我真得好好谢谢他们了。

    “五七指示”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描绘的理想社会蓝图：“一所大学校。”

    “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

    “要批判资产阶级。”

    “工人也这样、农民也这样、商业服务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是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一生的梦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从1918年起，他就进行了试验，在岳麓山设立工读同志会，实行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办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食堂……但是，很快这个梦想被现实击碎了。

    到大跃进年代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一体，农林牧副渔一起上，吃饭不要钱，办公共食堂，养老院、幼儿园、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毛泽东惊呼：“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结果是民生雕敝全国饿死4000多万人。

    一直到“文革”时期的“五七指示”，毛泽东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情结，越结越紧，“大跃进”失败没有得以实现的空想一直没有放弃。如果说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是其维护其空想社会主义的初啼，那么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指示”，则是其以强权政治、阶级斗争，消灭差别，实现其“全体人民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批判资产阶级”亦工亦农亦军亦商社会大同的梦想再现。

    毛泽东他老人家梦想是美丽的，报纸、广播、讲台上也在冠冕堂皇地歌颂着伟大的五七道路：是“继续革命的加油站”：“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大熔炉”：“亦工亦农亦军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毋庸讳言，劳动是光荣的，毛泽东臆想中的五七道路是崇高圣洁的。但是，现实是什么样？现实是配当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人既不进“熔炉”、也不 “加油”，而是忙着给那些长年被他们揪着不放的“非人”变回成人，下掉户口，戴上红花，敲锣打鼓夹道欢送去农村——走毛主席的“五七”道路。

    “五七”道路已是当权者用来排除异己，变相劳改知识分子的手段。五七干校经政治油彩人为的涂抹，已变得面目全非，甚至颠倒。当现实反证了说教者的荒谬和欺骗，挂在我们胸前的红花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人人心知肚明是什么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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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暗的车灯因夜深又熄灭了几盏，车厢更加混沌一片。

    我靠在丈夫身边，注视着眼前零乱的行李，混沌的人们，像是在梦中。十几年寒窗苦读和多年技术岗位上历练，我们是资深技术人员，要我们一辈子扎根农村，究竟是为什么？

    我长舒一口气，想把周身的寒冷驱赶出去，却感到更冷。

    车窗外除了黑暗还是黑暗。窗上，我消瘦憔悴落寞的脸看着我自己。很久很久没有面对镜子了，当一个人被剥夺了自尊，形象的变丑，便不放在心上，不在意了。面对专横、携带着毁人自信的强大能量的“政治”，除了恐惧，你不能还手，无力还手。气质再轩昂、知识再渊博，经历了比匕首入心更锐利惨烈的直插心肺的灵魂虐杀后，也会变得委顿、战战兢兢。

    我眼前的这40多位战友，占设计院在册人数的十分之一强，除了老班长和年过60岁的“老护士长”和“宫大姐”，几乎清一色工程技术人员。多毕业于名牌大学，担当过重大设计项目。他们爱国，国不爱他们；不是敌人，被当作敌人又“煎”又“煮”又“炸”多年。曾经的气宇轩昂、纵横捭阖消失殆尽，祇留下身不由己的退缩、战竟，连灵魂也匍匐蜷曲了。

    天渐渐亮了，透过车窗我看到树叶枯黄一片闪过，河流、村庄，寥寥无垠的田野，迎面而来又倏然飘去。霜打过的田野布满沧桑了无生气。

    丈夫的头斜靠在我的肩上，他睡着了。我静静地看着他，一动不动怕弄醒他。他更加消瘦了，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3年多生不如死的炼狱般的日子里，没有丈夫的呵护，再坚强十倍的我也过不了这个坎。他一次次从批斗会现场把我扶回家，不能行走就背回家，一次次用自行车推着我去医院，又求爹爹告奶奶借医院病房里的车子推我回家——为了我能躺下减轻痛苦。所幸，他家庭出身好，受到工宣队中几个老工人的保护，他的顶头上司做梦都想把他再次打成反革命，没能得逞。

    插队落户命令落到我头上，他冷静地分析后对我说：他们不会放过你，我随你一起走。我考虑到我一人去，他留下可保着两个孩子的城市户口，保着一份工资，全家才能活下去，坚决不同意他跟着我一起下农村。

    我以为他身上肩负着的国家重点项目会保着他，军代表工宣队不会置国家利益不顾吧。没想到，他们竟做得那么绝。除了搞政治、其他什么都不行的官场积极分子硬逼我丈夫交出所有的资料，还是心虚怕承担不起技术责任，逼他交出更多的东西，丈夫用手指着脑袋说：都在这里，你敢割掉拿去吗？

    见来硬的行不通，当权者换了副面孔说：“走五七道路插队落户是毛主席的号召，不是一阵子是一辈子的事，你的那些东西自己留着也没用了，留给年轻的同志还可做贡献。将来也许你能在生产队当个会计、民办教师什么的……”

    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国家科委二等奖获得者，身负当务之急的重点项目，竟被消掉户口，去当一辈子农民，这个国家是不是疯了。

    我想毛泽东就是再轻视知识，要改造知识分子，他也决不会同意这么荒唐的主意。但是，这种荒唐和比这更荒唐的事比比皆是。

    我心中泛起一丝丝怜悯愧疚：毛泽东太难了。他的五七指示被他的那帮不干人事的“人事”干部，不干正事的“政工”干部践踏得不成样子，不能全怪他老人家啊！

    丈夫正直技术业务炉火纯青的壮年，却受我连累从此要与锄头镰刀相伴余生。我痛苦地闭上眼睛，泪水盈满眼眶，我不敢叫它流出来，押送我们的“鹰犬”就在不远处。我感到揪心裂肺般的痛，我知道我的心在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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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喷着白烟停稳在目的地荆门车站，趴在那里不动了。拖儿带女的人们纷纷走下车，3号车厢踏步上，一个看似行动不便的女同志，坐在车厢地板上，手撑着踏板慢慢往下移，“干什么，干什么，你这是有意给五七指示摸黑还是怎么？”一押送者厉声训道。

    “毛主席说老弱痴残者除外！”我听道身后有人有意喊了声。

    押送者回头寻找，那人早消失在人群里了。就是找到又怎么样，他说的是毛主席语录。

    “还真有不怕死的”，有人对那位路见不平敢于直言的人赞叹道。更多的人一声不响，匆匆走向站外。

    一辆辆卡车装满人晃晃悠悠地启动，人左歪右倒惊呼连连。车轮沿着黄土路消失在茫茫尘埃中，就像一片片星星点点的碎纸片，随风飘落，了无痕迹，沉入茫茫山野，消失了。

    年轻一些的同志被要求留下把行李家具卸下火车，装上汽车。丈夫留下来，我跟着他也留下来了。忙到太阳要下山才忙完。

    看到远处水池边有一块方方正正的小木块，丈夫对我说：“我们家的柜子一只脚坏了，我拾来垫柜子正好。”

    丈夫走过去，正弯腰，看见汽车司机大摇大摆地上了我们那辆汽车。对我高喊：“快上车”。

    他飞快地扒上车，伸手拉我，任我怎么努力也扒不上那高高的车厢板。汽车轰轰响着启动了，我转身跨上了汽车驾驶室的踏板上，手扒着车窗紧紧不放。

    这几十里的路难道我就这样吊在外面吗？丈夫在车尾喊：“司机，请停车，我和这个女同志换换位置”。

    “你是什么人，干什么扒车？”

    “我是这车东西的主人，下放干部。”

    “你进来吧，我在外边站一会就到了。”司机边上的一位好心人说。

    原来他是顺路搭车的，我挤进驾驶室，那位好心人手拉车门站在我原来站的地方，我感激地对他说声谢谢。

    “你们的人不早就拉走了吗，怎么把你一个女同志落下了？”

    我没有回答，泪水盈满眼眶。我是可以随大队人马乘车早点走。但是，我不能离开丈夫，我要帮帮他。

    我们这个班40多人，分到6个生产小队的20多户人家。

    丈夫是副班长，班长是位老同志，共产党员，解放前高中毕业参加革命工作。因在学校集体加入过三青团，1966年楸斗院长冯，把他作为冯包屁的坏人楸出来。清理阶级队伍又清到他头上，他的品学兼优、担任着共青团书记的读高中的儿子精神崩溃疯了，他也差不多崩溃了。奇怪的是原北京院的一个同样是参加三青团的人，10年文革毫发未损，一直是官场积极分子，书记刘曾为此感慨万分，但是有什么用，人家背靠的是有势力的政工干部。老班长的妻子不是我们单位的人，没有跟着来，他孤身一人来农村也够可怜了。丈夫叫他带着队伍先走，自己留下来安排行李。

    和我们家一起分配到第六小队的4户人家，一户三个人中两人年过半百，一人年近80岁；一户男丁走路一拐一拐，女人有病；一户两个女单身一人年过60弱不禁风，一人正浸沉在与男友生死别离的悲痛中没缓过来——要她插队落户的目的就是要拆散他们；还有一户是一位50多岁的肺部有毛病的孤老太婆。

    我不帮丈夫就没人能帮他了，我们像一群被驱赶的羔羊，像一把草芥被抛甩这荒凉的山野，从下火车那刻起，不，从交出住房钥匙那刻起，我就寸步不离开丈夫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