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我身边的文革（续十二）
（江苏）夏韵
任何时代，只有普通百姓的经历，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历。这里，我仅想以我卑微的个人经历，折射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一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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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在蜿蜒的黄泥路上蹒跚向前慢慢行进，像醉酒的人样，全然不顾前面深一脚浅一脚是坑是洼，眼前的车辙像是一道道望不到头的伤痕，我们的车碾过，在旧伤痕上留下新伤痕。后边的车碾过我们留下的伤痕又留下更新的伤痕，一直延续到没有路的地方——大部队所在的一所小学门前。我们落户的村子在山岗下面的“冲”里，东西只能卸下人工转运。
没有报纸上宣传的贫下中农热烈欢迎五七战士的场面，十几个眼神木纳呆滞的村民，七手八脚抬起家杂，在孩子们的前簇后拥中，穿过林间小路，很快到了我的新“家”。
说是“村”，其实只有两户人家，从山顶上望去，冷清的月光里两座联在一起的各自围成“井”字型的低矮的土屋，房后几棵高高的布着乌鸦巢的大树，房前小斜坡下去是两家的场院，再往前是一汪闪着亮光的池塘。
房东是小队会计，算是农村中的中上人家，两扇开的大门上，贴着两幅毛主席像，周围簇拥着葵花向阳和大大的“忠”字。
推开门看到一个小小的天井，四周房檐滴下的雨水，能全数收入此方方正正的十几平方米左右的“井”里。面向天井的正房和左右厢房门上，和大门同样贴着毛主席像“忠”字和葵花向阳。我们住的是他家的西厢房。他家6口人，夫妻俩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奶奶。
走进堂屋，一片烟雾，火塘散发着暖流。一截大树根在阴燃，闪着星星点点忽明忽暗的光。借着手电筒的光亮我看到，神坛上一个足足有两尺高的大“忠”字和密密麻麻的小“忠”字组成的虔诚之“心”，供祭在毛主席像下。桌上摆着大大小小的“红宝书”。一家6口人4个不识字，红宝书每人两套还要多。房东不好意思地说：都是发的奖品。
老爷爷缩手缩脚的站起来连连说：快坐下，“响”火——至今我也不知道xiang是哪一个字。
老奶奶和房东大嫂，热情地端来两碗水泼蛋，说：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要你们来，我们请都请不到你们这样的贵客。
几天来精神上巨大的落差——从城市到落户山村，从国家技术干部变成农民。我们疲惫憔悴，面对美味，无意下箸，婉言谢绝道：我们实在吃不下去。
她误认为我们客气，说道：都是一家人，年轻轻的哪有吃不下几个鸡蛋的道理。
细想起来，几天来却没有好好吃什么东西，心堵的很，仍然一点口味没有，我们递给了爷爷和小孩子，他们几口就吃光了。
托运的家杂全都被稻草绳捆绑得密密匝匝，天黑了，我们没再动它。我从一只随身带的大塑料桶里拿出一只崭新的煤油灯，向房东讨了点煤油，丈夫轻轻拈动手柄一团亮光燃起，房东儿子兴奋地高声喊道：伯伯的灯真亮啊！
房东推开了我们“新”家的两扇木门。一股牛粪味迎面扑来，正对房门是新垒的灶台，这是我们的厨房兼起居室，右边半墻草席隔开，里边是我们的卧室。左边一堵土墻相隔是牛栏，土墻上有一扇简陋的门，门缝隙处传来牛吃草的声音，毛泽东“守”在门外，注视着我们。
房东抱来一捆稻草，我们把它铺在卧房地上，打开行李睡下了。
小屋四处漏风，很冷，小屋没有窗户，白天一定很黑。屋顶上的两片“亮瓦”是用来透光的。躺在稻草上，月亮透过屋顶的“亮瓦”一览无余的注视着我们，怜我何堪。
潜意识告诉我：中国不会永远不需要知识，但是，这下乡后的第一个夜，我们不敢想那一天什么时候能到来。这毕竟还是我们蛰居山乡的第一晚，历史变故对历史只不过是瞬间，对当事人则可能是一生一世，插队的路望不到尽头啊。
我们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丈夫叹口气，斩钉截铁地说：乡下人能活人，我们也能活人。从今天起忘却过去的一切，我们从此是农民。
清晨第一件事——水，洗脸漱口烧点开水喝，水在哪里。
“井在什么地方？”我问房东女儿——一个14岁的小姑娘。
“甚？”她迷惑不解的反问我。
“取水的水井，我们想挑担水。”丈夫细心比划着指着水桶说。
“没井，我们吃堰塘里的水。”她带我们到水塘边，指着东西两边两条伸进池中的跳板说：这边是吃水，那边洗衣服。
这是一个没有活水来源的池塘，秋冬少雨，池壁泥呼呼一圈圈一层层盘旋向池底，四周是树枝搓搓的杂木荆棘，水面上浮着碎杂弋草，我迟疑一下，手里的水勺犹豫了一会，没有舀水，问“这水能吃吗？”
“能吃，我们都吃这水，我长这么大，没吃过别的什么水。”小姑娘信誓旦旦地说。
隔壁的大嫂端着满满一盆衣物，走上另一个跳板，高声对我们喊道：五七同“得”（志）——那儿的老乡卷舌音很好听——挑水吗？这水甜着呢。
边说边把衣物放入池中，抡起木棒槌连连敲打起来，肥皂泡飞溅在跳板的水面，渐渐向我们这里漂浮过来。
我咬牙狠心对自己说：别人能吃，我们也能吃，舀满两桶，丈夫歪歪斜斜地往回挑。
我跟在后面，忽然我看见小姑娘蹲在路旁草地里呕吐，便走过去俯身轻拍她的背，想问问她有什么不适，话还没有出口，只见一团团的蛔虫从她嘴里吐出，我惊呆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相信。吓得我们再渴再累也决不喝一口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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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户人家分了一块自留地，说是解决我们吃菜问题。我们漫不经心没有精力和技术去伺弄它。都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不要说自己种菜，就连别人怎样种菜也很少看见过。更何况繁重的体力活压得喘不过来气来，每天收工身体像散了架般的疼。反正还有几文工资可拿，过一天算一天，先买菜吃，等到没工资可领时，再说吧。
起好菜畦，讨来菜籽撒上后，我们再没过问它了。我们的自留地基本上是荒芜一片，几棵菜稀稀拉拉。看到的人都说：可惜呀，浪费了这块地。也有人不满地说：钱烧的，有一天没了皇粮，看他们还能这样。
贫下中农自留地的一畦畦蔬菜，一袭墨绿，油汪汪的。他们把对土地的渴望全部倾注在小小的一方自留地上，他们自嘲伺弄自留地是搞“私”学，却又乐此不疲。每天上午、下午收工的那一瞬间，木纳，有气无力的人们像刹那间吃了兴奋剂，高喊着“搞私去啊。”奔向各自的自留地。
农民对自留地和集体大田的亲疏之经渭分明，令丈夫吃惊。他的生活和社会关系圈子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他只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了解农民，而我国的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宣传，无不把农民描绘成精神高尚、战天斗地、关心集体大公无私的圣人，是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老师。但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农民几乎看不到。
我有一半的社会关系在农村。至少知道农民不是报纸上粉饰的那样，但这并不妨碍我自幼尊重农民，同情农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至少知道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社会主义江山也是千百万农民流血打下来的，而社会主义实行的“二元论”制度对农民却是那么无情、不公平。
记得1955年中国农村掀起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我农村的表舅家土改分得的土地还没悟熟，就统统归了集体，只留下一小块种蔬菜的叫做“自留地”的土地。由初级社到高级社，不仅土地连牲畜和农具都入社了，贫苦农民分得土地的喜悦和生产力解放激发起来的红火日子随之冷却，每年春天，表舅都送来的青豌豆吃不到了，农民已失去了小农经济独得其乐的田园生活，干部们积极性高涨，颐指气使权利更大了，甚至田里种什么都由他们说了算。
表舅家是佃农，解放前承包了城里的一家地主的几十亩土地，表舅四兄弟种耕细作，收成丰厚。东家——表舅始终这样称呼那个地主——最多在秋后来一趟，所有农事概不过问。约定的分配方案，表舅们很满意，更令他们欣慰的是超额的部分，他们拿一半。表舅一直怀念那些日子，说：全家勤快些，多劳就能多得。
合作化后，表舅仿佛失去了精神寄托，郁郁寡欢，懒懒散散。每次进城来我家，不再是步履匆匆，兴高采烈地报告年成好，收成丰，添了猪崽、羊羔……而是沉闷地一袋烟接一袋的闷抽表舅把他对土地的深情全寄托在那块巴掌大的自留地上，像绣花一样耕作着，这块占他原有土地5%的自留地的收成能与归于集体的那95%土地的收入抗衡，成了他全家生活的顶梁柱。
1958年8月毛泽东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化的决议。”自留地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割掉，随后是三年大饥荒，表舅在大饥荒中饿死。
恐怖的饿死人数字惊震中共中央，大饥荒笼罩全国。1960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化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允许农民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数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换来了能减轻饥饿和死亡的“自留地”。
自留地重归农民，令农民得以喘息，也铸就了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必死之路——自留地、自留出、自由市场加上生产队内部实行的小包工——“三自一包”，成了刘少奇的最大罪状。
中共路线斗争连连，文革中什么第一回合，第三回合，什么第九次，第十次，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其实，在百姓心目中能称得起路线的，只有刘少奇，他有鲜明的政治路线、利国利民的政治路线。人民将永远怀念他，历史将永远铭记他。
自留地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想到它“经常地每日每时每刻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必然要时时加以限制，一心一意要除掉它。
这不，1964年老百姓日子刚好过一点，毛泽东又指示全国学大寨。陈永贵的大寨生产队取消自留地、记政治公分的创举正投毛泽东所好，毛泽东大为赏识，才会使目不识丁的陈永贵成了国家重臣，官至宰相级。农民宝贝得如自己儿女般的自留地，又面临再次被夺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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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静悄悄地走来，满目翠绿鹅黄，油菜花金灿灿，沿梯田一层层连成一片，由高向低延伸铺展，场院边桃红柳绿，那棵苍穹多筋的老桑树冒出一丛丛嫩芽。槐花结蕾，一串连一串，不经意间一个早晨，洁白的花朵自由的绽开，弥漫着沁人心扉的芳香，迎着醉人的春风摆动着，青青的、紫紫的、静静的。
不再有悲凉恐惧，不再为每日必写的坦白交代揪心，远离是非。有的是新奇、怡然。虽然身负难以承受之重的体力劳动，移步全身剧痛，但是，被损害、被侮辱枯萎了的人格在巨痛中得以重萌新绿，令我欣慰。闭眼尽情吸一口山村清新的空气，甜丝丝的，我尽情享受着些许自由任我挥霍的奢侈，享受着暂离阶级斗争狗似的喧嚣、撕咬后的一湾宁静。夕阳晚照下的炊烟，月光如水清辉下悠然而至的梦境，像绿茸茸的小草修茸着我支离破的心的原野。
房东奶奶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点播了一丛丛瓜、豆，秧苗长势喜人，绿油油，人见人爱，忍不住呵护之情，从它身边走过会停下脚步，静静地观看着它。它们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伸出细细的布满毛缄的手臂，拉着老奶奶精心架起的瓜架，长高长大。一个个毛缄缄的瓜的雏形从根部的枝杈上生起。
我欣喜地告诉奶奶：长出瓜来了。
奶奶说：瓜秧上的第一个瓜要摘去，才会坐更多的果。
她忙着施肥浇水，像照看自己的孩子一样。没几天它们竟然爬上房的后墻，一节节枝杈上挂着灯笼似的黄花，有公，有母，母花后连着一条细细的丝瓜。
“再过几天，就可以吃了”奶奶眉开眼笑地对我说。
集中学习“农业学大寨”，我们离开几天，很晚回到家，老奶奶没睡给我们开的门，几天不见，奶奶竟像变了个人似的：瘦骨嶙峋的身子，如枯枝上的残叶，瑟瑟抖动，她佝偻着腰，半眯缝着眼，惶惑惊骇的眼神望着我们问：“五七同志，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人对吧？你们能告诉我，房前屋后的地空着也是空着，怎么就不允许栽几棵豆，种几窝瓜呢？”
我问：“怎么了？奶奶。”
“都给扯掉了，可惜那些瓜，都快长成了”，老奶奶满眼泪水哽咽地说。
我飞快冲出大门，惨淡的月光下，那苗，那秧，那瓜，横七竖八全成了白晃晃的枯枝。是谁，竟对这绿意欲滴的精灵们下得了手啊！我愤怒地问天问地。
丈夫把我拉回屋里，说：“你糊涂了，这几天学习上级指示，不是明确地说：房前屋后的苗，不是二棵豆，二窝瓜的问题，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问题，不用上”纲“上”线“，它们本来就在”纲“上”线“上。社会主义的草好过资本主义的苗啊！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再惹祸上身。”
听了丈夫的一席话，我才记起几天的学习我根本就没有认真听那些歪理，我在心中愤愤地说：折腾吧，折腾到国家要气数尽了，最终还是要回到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路线上来。
老奶奶病了，房东告诉我们，无大碍，过几天就会好的。我想过几天就逢半个月一次的休息日，我们去公社商店买点东西再去看她。我们忙着出工，收工后还要提着石灰桶到处刷标语：“农业学大寨”。我们刷的最大的一副标语字有一人高，几里路外都能看见。村民们说，可惜了这些石灰，……
谁知生命薄如蝉翼，死亡的帷幕随时会降临。我们还没来得及去看望老奶奶，老奶奶竟说“走”就“走”了。听到了老奶奶去世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想可能是那些绿色的精灵带走了奶奶，也可能是奶奶不能割舍，随他们而去，从此房前屋后的杂草疯长，遮盖了小路，草穗每每抽击着我的双手，仿佛像我示威：到底是社会主义的“草”啊！多么伟大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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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来临。稻子黄了，金澄澄的谷穗沉甸甸的低着头，随风飘逸、轻摇，像含羞的邻家女儿轻甩辫梢。
天，阳光万缕，热浪扑鼻。些许香，些许醉，地，一片灿烂。
我们新买了镰刀，丈夫蹲在天井里，把两把镰刀磨得贼亮，他得意地用大拇指试了试镰刀的锋芒。我一声急呼：当心。
我们早改了城里吃早点的习惯，变早点为正餐，满满两大碗冒着热气的饭，就着咸菜吃得精光。“双枪”时期，“抢收”抢种，拼力气，不吃饱是拼不下来的。
我们学着农民们的样子，一手薅着稻杆，一手拿着镰刀，从右到左一把一把割过去，我边数着一二三四……，他们刷刷几下，一抱垂着头的稻子便拥在怀中，我们艰难地几棵几棵地割着，弯腰几十次才完成从右到左，才能向前挪动一小步。每向前跨一部，不知要弯下多少次的腰，不一会儿，我们便被甩在后面。我的腰直不起来了，干脆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挪着脚步割，我面前几垄稻成了长长的尾巴。抬头看社员们都走在前面，我们面前的稻子在灼热的阳光照射下，金光扎眼，像是无边的火海，我眯眼张大嘴喘着气，用骼膊强支撑着膝盖吃力的伸直腰，又弯腰下去。腰痛的厉害，弯也难受，直也难受。
“双季稻”又曰“革命稻”，“争气稻”。农民们十分反感。收割——耕田——灌水、平地——插秧。太紧张，太劳累。一分一秒地抢时间，大家出工不出力，只能说是磨时间，他们说“双抢”如同上刀山。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反对双季稻，但是，他们没有自主权，上面压下来说：只有地、官、反、坏、右和帝、修、反才反对种双季稻，要贫下中农们争口气，“种好双季稻，气死帝修反。”
我们对农事浑浑沌沌，弄不明白农民为什么要反对，便说：“一块地种两季总比单季好吧，能多打粮啊。”
房东大嫂说：单季稻可收800斤，加上双季稻一起顶多1000斤，多收200斤，要两倍的种子，肥料，人工，春天插秧，穿着棉袄还浑身发抖，三伏天“双枪”脚伸进水里烫得火烧火燎。时令不饶人，弄不好插下的秧苗就不灌浆了，秋后只能收一把不能派用场的稻草。
我和丈夫到底年轻，宫大姐和老护士长都是60多岁的人了，也像我们一样，每天泥里水里滚爬。毛泽东所说的“老弱病残除外”，也是有阶级性的，一旦被划入“另类”，就变成“再老也不算老，”“有病去劳动能治病”。她们已是颐养天年老祖母辈份的年纪，为了能改造好，回到城里的家，拼命挣扎着干活，甚至拒绝我们的帮助。一次我们出工要过一个独木桥，她们俩硬是颤颤微微从桥上爬过去的，花白的头发遮不住满脸汗珠，过了桥衣衫都湿透了，那情景叫人忍不着落泪。
其实，谁能回去，谁不能回去，谁先回去，谁后回去，在决定我们来农村名单时，就定好了，根本不取决于你劳动的好坏。当权的政工干部官场积极分子们，打着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帜，排除异己，从未相信过贫下中农能教育知识分子。谁能回谁不能回全凭他们一句话。
往往是这片稻田刚收完，马上放水平地，我们便去秧田拔秧苗，接着又要插秧，每天晚上一二点回家，扒口泡饭，倒头便睡。凌晨四点就要起床上工，只能咬紧牙拾掇起散了架的身子骨，披上汗水浸透风干的衣服简直是套上刑具一样。
稻芒针似的刺在皮肤上，全身刺喳喳的，红红的，痒得钻心，一抓就痛得要命，不抓又痒得难忍，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更要命的是我和丈夫都戴着眼镜，上面太阳晒，下面水中煮，汗水肆无忌惮地流进眼睛，迷糊了视线，双手沾满泥浆，别人能用衣袖一抹了之，我却不能，实在挺不过去，泥手在裤子上抹一把，取下眼镜，用衣袖檫一把汗，一天下来，眼镜上，脸上，衣服上都是泥痕。
毛泽东号召走五七道路，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我们看到的贫下中农没有一个人买帐，他们认为我们这些城里人争他们的口粮，从心眼里不欢迎。甚至有点调侃不恭地说：五七同志，你们是干部，我们是泥腿子，老百姓，只有你们教育我们，我们哪敢教育你们啊！
事实上，他们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农村土地资源有限，一下来了这么多外乡人分享他们有限的资源，将心比心，摊到谁头上都会这样想。
农民怠工、偷盗集体财物已不是个别现象，“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农民不偷白不偷”。 农民与农村干部斗智斗勇斗法，妙手连连。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从上到下谁也没把集体利益放在心上。
队长吆喝半天，上工了啦上工啦。人们才三三两两的懒洋洋地走出家口，到了地头，又坐在那儿东家长李家短的聊开了。
队长喊着：“该干活啦，要聊天回家聊去”十几个人边说边笑有一锄没一锄地干起来，一块稀稀拉棉花地，竟有不少人锄掉苗留下草。
我说：“活不是给地主老财干的，是给自己干的。这样干不是害自己吗？”
他们纷纷说：“给地主干活我知道自己拿多少，如今干活我不知有我多少，人家偷懒，我不偷懒不是我吃亏了吗？”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会以一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来解释这一现象，套句时髦的政治警语——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夸大落后面。
事实是，我亲眼见到的贫下中农，对农业学大寨反感，对大锅饭反感，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希望分田到户。土地从1955年合作化，经过初级社、人民公社、早就归集体连成片，如今的年轻人是第三代了，他们仍清楚地知道他们家的地在哪里，都盼着有一天土地再分还他们，几乎没有见到过一个报纸上宣传的那样纯洁高尚的贫下中农。
我们第六生产队的队长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是农民眼中的“干部”，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双抢”中上面压指标，下面磨洋工，他都累得昏倒在水田，他要安排农活，带头多干，监督大伙干，还要按上面的要求干些伤天害理的事——譬如搅人家的“私”字。他也是凭工分吃饭，我们常到他家开会。那个家用一贫如洗四个字概括再贴切不过了，一张破桌，三条长凳，一条还缺了一只腿。两张铺着稻草的不规则木板和砖头搭起的床，两只朱红油漆木箱和一架除了铃不响全身都响的自行车，是全家最值钱的东西。大女儿已能挣工分，儿子正念小学，小女儿半边脸遭火烧伤、残疾——大人出工，把孩子锁在家中，不幸跌入取暖的火塘。好好的一个小姑娘，半个脸全是伤疤，叫人心痛。
农村里政治学习抓得很紧，参不参加政治学习是考核的重要标准。晚上，小队里五户人家加上五七战士4户人家十几口人挤在队长的家里，孩子们奔来跑去，妇女们挤坐在灶前稻草坑里，手里纳着鞋底，唠着家常。男人们用报纸卷着大炮烟，抽着，队长高声照本宣科念着大块头的文章，不肖下面听还是不听，念完了，人就散去，谁也不知学的是什么。
有时我们会留下来和队长聊上几句，他总是唉声叹气地说：这队长的活没法干。我们知道他与怠工和占小便宜的社员的冲突越来越多，管了得罪下面，不管上面怪罪，再好的性子也会被消磨殆尽。
接触了解到农村的真实一面，我对“农业学大寨”产生怀疑，我不明白，为什么社员们总是与上面的精神从心里抵触。农业政策得不到农民的赞同，八亿农民怠工，中国这样继续死撑下去，会是什么样子，想想我都害怕。更令我不安的是，我是来改造世界观的，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怀疑老师呢？怎么就走向了反向，反向改造了世界观。我理不清头绪。
农村发生的一切，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毛泽东要消灭的“私”字——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能。资本主义对农民的吸引力是不可阻挡的这一理念已在我头脑中扎根，我想就算执政者强藉权力，障百川之东下硬拔掉农民的“私”字，只能一时不能永远，而且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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