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我身边的文革（续十三）

（江苏）夏韵


    任何时代，只有普通百姓的经历，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历。这里，我仅想以我卑微的个人经历，折射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一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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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深秋的11月，阴雨连绵，柴淋得湿透了。我试着用灶前仅存的一点松毛引火烧饭，松毛燃尽后湿柴怎么也烧不着，我低头对着灶门吹火，浓烟熏得我鼻涕一把泪一把，我索性不吹了，坐在灶前流泪。

    丈夫一大早被叫去听重要文件传达，和大队书记一起去了公社。难得一个休息日，我不打算做饭了，懒懒的躺在床上，呆呆望着房顶上亮瓦透过来的光线，想着心事。

    我们来农村十个多月了，苦和累都能挺过去，就是怕生病。刚下来时，丈夫生了一场病，高烧39度，大队赤脚医生不作皮试，一针青霉素就打了进去。上帝保佑，烧很快降下来了，想想都后怕。班里一个吴姓战友提议道；我们大家凑点钱买个摩托车吧，这荒山野岭的，生了病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但是我们穷得只够糊口连个车轮也买不起，说的人听的人只当是笑话。

    下乡后干的是重体力活，为了保护自己，增加抵抗力，大家都自力更生寻找加强营养的路子。我们的自留地不再合种，一分为四分到各户。每天收工也忙着在自家自留地上忙活，房东三岁的儿子笑着喊道；五七伯伯也搞“私”字呀。想到刚来时，总是不理解农民为什么热衷“私”字，不觉感到可笑。

    我的家庭副业可谓战果辉煌，家禽牲畜4、50口，一头猪、12只鸡、16只鸭子，还有一只澳洲黑母鸡带着她的几只黑娃娃。

    白天10只母鸡排队生蛋，有一只通身洁白如玉气质高贵宛如公主、被我唤称“小白”的小母鸡，决不肯和他人供一窝下蛋，红着脸转来钻去，细声细气地拖着长腔不停地叫着，我们只好给她单独搞个窝。

    那只被我们称呼为“小赖皮”的矮脚麻鸡，吃食最贪心，总是用屁股把别人挡开。要下蛋了，就随便钻进不论是谁在下蛋的窝，像拉泡屎一样，很快下了蛋跳出窝，大张旗鼓地叫喊着，仿佛叫天下人都知道它下蛋了，有功了。

    那只我们称之为“好管家”的大黄母鸡，绝对的高产，隔一天一只蛋。绝对的忠诚，一次房东父亲有事出去锁上了大门，我们收工回家看见它咯咯的叫着等在门口，打开门后脚还没有迈入，它飞快冲进窝里，等我们进屋它蛋已生好了。更令我们怜爱的是，它会像正宫娘娘般管着那些小母鸡。

    两只大公鸡一白一红，有一岁小孩那么高，迈着八字步雄赳赳气昂昂的护着他们妻妾成群的王国，不许异类靠拢半步。

    鸭子是晚间下蛋的，每天清晨放鸭出笼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弯腰望去笼里白花花的一层鸭蛋。到很多年后，这景象还一直出现在我的梦中。苦中有乐，我们已渐渐适应了农村的日子。

    那天丈夫到黄昏才回到家，他神秘兮兮的地对我说；出大事了。

    我问，什么大事？

    他说；想想看最近个把月报纸广播有什么变化，“十一”为什么不游行庆祝？

    我猛地想起最近报纸广播一直没有提到一个头面人物的名字，我想一定是这个人出事了。想说出他的名字又不敢，他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党章和宪法中规定的接班人。不要说说错了要杀头，就连想一想也是腹诽之罪啊。

    我随手拿起红宝书上下举了几下，问；是永远健康吗？

    丈夫点头说；是林彪，他死了，叛国投敌摔死在蒙古。

    太好了！我高兴得跳起来，激动得和丈夫相拥而泣。仿佛那施害于我们的军代表遭到了报应似的。

    晚上开大会向贫下中农传达，我们刚走进会场就听到哭声，两个平时政治学习也能跟着讲一两句套话的贫下中农，矫情地哭喊着；我们的林副主席被人害死了，这可怎么办哪。大队党支部书记哭笑不得，高声喊道；不要瞎说，林彪叛国投敌死了，我马上传达中央文件。

    嘈杂的会场顿时静了下来，大人小孩眼盯著书记，那两个不知从那里听到上半句没听到下半句、哭喊着的人嘎然止声，木呐的张着嘴瞪着眼楞在那里。

    同样的政治笑话几个月前也发生过，那是我们刚下乡时，当局为了改造我们这些异类，要各大队党支部安排老贫农给我们忆苦思甜。我们还遵命排练一曲忆苦歌，记得歌的开头是想起往日苦哦，两眼泪汪汪，……

    大队一个老实巴交的老人给我们忆苦，开头他背书似的讲着小学教科书上的阶级苦、地主老财黑心肠，讲着讲着动了感情，声音哽咽哭着说；要说苦那旧社会的苦怎么也苦不过三年自然灾害的苦，旧社会青黄不接还可向东邻西友借，三年自然灾害是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全烂在地里，家家户户没有粮，借也没处借。那个饿呵，树皮都啃光了——天啊，这老头糊涂了，我当时吓得不敢抬头，硬是咬牙蹩着一口气，不让自己露出任何面部表情。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吭声。他们没让老人再继续讲下去、被扶走了。

    眼前是百姓每天都要敬祝健康的林副主席 ，一夜间变成了反革命政变的主谋，不定生出多少政治笑话来闷在心里不敢说。

    大队书记传达完中央文件后，要大家表态，当然是一致表示拥护。刚刚那个哭错坟受到训斥的贫下中农说；“这狗日的林彪，党章宪法里都规定了他是接班人，还有什么不放心，别人抢都抢不走，这下倒好了，小命都没啦 .”

    “林彪抢班夺权不成、叛国投敌，是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是坏人总是要表演，暴露，暴露了坏事就变成好事了。”大队书记如是说。

    “林彪是坏人，毛主席为什么选他当接班人 ，选个坏人当接班人， 什么暴露了是好事—— ”上过几年学，智商不太高，喜欢实话实说的小王嘟囔着话还没有说完，他母亲一巴掌打在他头上骂道：“你不说话，别人不会说你是哑巴。”

    小王哭着争辩着：“本来嘛，选个好人多好，为什么要选个坏人 .”

    人们不声响，心有灵犀一点通地小心交换着眼神。

    林彪一夜间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党章法定的接班人的身份投敌叛国造成的震动，不亚于原子弹爆炸掀起的冲击波，每个人的心都感受到了它的份量。它不同于高饶、彭罗陆杨、彭德怀、刘少奇，这些人统统经历了“毛氏整人炉”的烧烤，他们倒台时已被整得臭不可闻了，不管人们心里怎么想，公众舆论已认定他们是坏人了。

    “毛氏整人炉”的整人方式是迫使所有人都参加整人，没有权利保持沉默，必须站在毛的立场上，对被整者大喊大叫、翻脸不认人、落井下石，否则把你也扔进炉子里。这样形成舆论一边倒，人人负同案责任。人人喊打，人多势众，造成众叛亲离、风声鹤唳的恐怖氛围。南征北战屡建功勋的彭德怀将军、不正是在这种压力下、被迫违心地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颅，留下令百姓们欲哭无泪的书面检查吗。“毛式整人炉”整人的经典密笈就是要迫使被整者必须写下书面检查，留下字据。

    林彪不同，他宁死不进“毛式整人炉”，不仅以军人的方式结束了他和毛泽东的政治蜜月，而且决然以中国共产党副帅的身份叛国投敌，这无疑是把毛泽东架在火上、在全国人民面前烤。林彪事件最没面子的是毛泽东，林彪坠地，毛泽东的名声也随声落地。

    “他那么坏，为什么选他当接班人”。有人问。

    “选他的时候还不坏，反党才变坏”。有人答。

    “他干吗要反党，他已经是铁定的接班人”。又有人问。

    “他人坏呗”有人回答。

    “他那么坏为什么选他当接班人”又有人问。问题又回到原地。

    一群农民争论着，调侃着、说笑着从我身边走过。此时此刻，多少不解之结塞满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多少个为什么盘旋在中国上空。岂止是林彪一个坏字了得。


70


    严冬，太阳苍白的挂在天空，清冷灰蒙的光不像曾经的辉煌耀眼、散发着像月亮似的清辉。池塘抽干了水露出黝黑狰狞的面目，一条挑塘泥的接力队，从塘底延伸到田间，几十个人每人肩上一副担子，每人承包一段路程，重担从人肩上流过，空担又从人肩上流回。这是最重的活，贫下中农的铁肩膀是从小练出来的，我们真是不堪重负，压得跐牙咧嘴、用肩膀加上双手撑着、歪歪斜斜跌跌撞撞，只能勉强挑过一点点路，遇到重的担子只能趴下。

    好不容易盼到休息时间，田埂斜坡上倒头便睡。肆无忌惮地伸开四肢，享受着暖烘烘的阳光，浑身渐渐熨帖忾意，像是每个毛孔都舒展开来，不知不觉进入梦乡。

    我仿佛回到院里，官场积极份子们围着我开批判会，他们说我攻击政工干部、就是反对突出整治，就是反对林副主席。我说什么林副主席，他不是叛国投敌摔死了吗。一伙人围上来，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喊着；你该死，你竟敢诅咒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我吓醒了，心突突的像是要跳出来似的。睁眼看到大队书记和丈夫在说什么，我没理会，又闭眼睡去。

    “五七战士马上到公社开会。”大队书记高声喊道。我们大家行动麻利，立马起身挑起空担子往回走，大家会心地交换着眼神，开会只要带耳朵就行了，人人如释重负，庆辛能暂时逃脱眼前不堪重负的劳役。

    一队队男女老少、衣衫褴褛的人群从各个生产队汇集向公社，这是我们飘落异乡后的第一次大集合。林彪垮台了，对知识份子的迫害也该缓缓了，几乎每个人都怀着期盼，祈祷这次不寻常的会议能给我们带来福音。

    从城里赶来的军代表主持大会，他开口读的几段充满火药味的语录，让每个与会的人嗅到一场刀光剑影的阶级斗争就要来临，那还敢心存什么期盼。人们无可耐何的垂下头、满脸诚惶诚恐像是待宰的羔羊。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

    军代表大声疾呼，林彪死了，他的社会基础还在，他们心不死，还会和我们较量。清查林彪的党羽和社会基础是当务之急，我要警告这些人只有老老实实交代罪行才是唯一的出路。插队落户不是世外桃源，这儿池浅王八多，不少人都是林彪的社会基础。

    天哪，这是那跟那啊。林彪断气前一秒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还是军代表您的统帅啊，您曾每天每时每刻带着我们敬祝他永远健康，您张口闭口敬爱的林副主席，我们这些贱民中、不少头上人还戴着、您给戴上的反林彪的罪名。林彪断气之前，谁斗胆说您不忠于林彪，您会和他拼命的，您才是他最牢靠的社会基础。怎么林彪一断气您就把这美名送给贱民我们了。

    清查运动是残酷的，又有人被关起来了，所辛我们都没么有参加社会上的造反组织，仅仅是站错了队，受了毛主席造反号召的蒙蔽（我们自认为的，他们是否定的，说我么们是出于阶级本能造无产阶级的反）因此被整过，这次总算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没有对我们搞人人过关。只要我们讨论认知走“五七道路”是一辈子还一阵子。

    我发现大家都明白，当时的中国从上到下都在玩同一副政治桥牌，把中国共产党上层倒台的任何一个人物和造反派连成同花顺子、是政治牌局玩家的惯用手法、也是他们出奇制胜的法宝，哪怕这些玩家喊亲“爹”的人，只要倒台了，立马变成造反派的“爹”。这叫“下连上靠。”

    官方媒体认可的文革记忆、一直停留在一次次的“下连上靠”，不敢面对国家权力被控制这个国家的领袖和执政党滥用的基本事实，不敢也不想承认文革罪错是国家罪错、是执政党罪错。

    所有这些罪错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行之的，只有1967年的造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受到清算。1966年“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清查516”这些自上而下按组织原则层层行之的行政作为、没有人为之反思，承担罪责。

    以领袖和国家罪错为主体实施的10年文革历史罪错、由那些不知情受欺骗蹦跶了几个月的百姓承担，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哀。写出这几个字我很心痛，扪心而问，扪心而思，我知道我的心躲不开那从少年时代就深入骨髓的信仰，尽管因绝望而放弃，但是我是从小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长大的一代，对党的依恋不是说割舍就能割舍的了的啊，更何况是共产党给中国人民 一个强大的中国。人治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为什么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会出现文革浩劫是个太难的命题。我只是想对文革罪错说个如果，这个如果曾是我的一个梦，曾遭到丈夫嘲笑，说我是白日梦。

    梦是由多年前西德总理震惊世界的华沙一跪引起的，这位总理是反法西斯的政治家，却要为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罪行承担责任，原因是政府可以换届，国家还是那个国家。我因之而作了一个白日梦——文革时的共产党和文革后的共产党本是一个党，新一代的掌舵人是老一代掌舵人的传承，如果有那么一个新的掌舵人能就文革罪错、、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向中国人民忏悔，将是一个民主新时代的开始，历史将以“政治大智慧、历史新思维、治国大手笔、安邦大魄力”将其铭记史册，世界将为之感动。中国人民、全世界炎黄子孙都在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71


    1972年1月，农历腊月寒冬，一年中最冷的日子走近我们。天空彤云密布，凛冽的寒风伴着漫天大雪扑向这孤寂的山村，雪，一天一夜的落，肆无忌惮的落，纷纷扬扬盖着了泥泞的小路、破旧的房舍、光秃的场院。池塘边几丛荆棘在风中颤栗，那棵苍虬多筋老桑树上的枯枝在急风的抽打中发出响笛似的尖啸。

    面对白绒绒的一片，心，索然无味，孩提时恨不得躺下来尽情舒展双臂、陶醉于不能言传的舒适之中的童稚，早被岁月淡化、隐忍。

    雪，更密集更大了，我迷茫的遥望着白皑皑的远方，苍白的太阳变得异常刺眼，远方那条通往山外的路消失在白茫茫中。就在昨天，我们送走了一批单身的战友，他们由插队落户升级到五七干校。他们升级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每个人心里都在想，什么时候轮到自己。

    丈夫始终回避这个话题，他对我说，寄希望大，得失望多，走一步看一步吧。他们能离开这里是林彪“帮”了大忙，不是批判林彪的“变相劳改论”，没有插队落户是“一辈子还是一阵子”的辩论，他们哪有今天。

    我记起这一个多月来，不出工，一直在批判林彪的“变相劳改论”，学习讨论来农村插队落户是一辈子还是一阵子。

    战友中被大家戏称两只“老虎”的崔、王两人，口无遮盖，说，对我们的惩罚已经到底了，一辈子当农民就当农民，总不能把我们赶出地球，开除我们的球籍吧！

    崔、王均毕业于名牌大学，都是聪明绝顶的人尖儿，崔儒雅倜傥，像南方的水；王豪放粗狂，像北方的山。他们是很好的好人，政工干部看不上，官场积极份子看不起，游离于社会政治边缘，时不时被找点麻烦。王好歹还有被抓着的“小辫子”——议论过“三面红旗大饥饿”，曾被戴过反革命帽子，崔仅仅是报打不平写过几张评论官场积极份子的大字报，就这样扫地出门赶到农村，还要一辈子不是一阵子。

    “要我一辈子在农村也可以，得允许我谈恋爱，结婚成家立业。”崔第一个发言，提出这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既然要人家一辈子农村落户，舆情与理都得给人家个说法吧，人家二十七八岁了还是“王老五”光棍一条。

    大家把视线投向学习会的主持人——我的丈夫，他一脸无奈嗫嚅着、硬着头皮言不由衷的说道：组织要我们“一辈子”，不是“一阵子”，我们就只能一辈子，按照组织规定，五七战士是不能谈恋爱的，……他说不下去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何尝不理解崔的苦衷。

    我清楚的知道，崔来农村后的第一次恋爱是在我的丈夫的劝阻下夭折的，崔多才多艺，不仅文章写得好，小提琴拉得也不错，唱歌更是他的强项。生产队里办政治夜校排练文艺节目，他顺理成章的和一个城里下放来的女知青相爱了，尽管像他们这么大的农村青年，生出的孩子都要上小学了，这对城市飘落来的无根无底的苦命人，却没有爱的权利。上级知道后责令我丈夫去做崔的“思想”工作，一定要阻止这场“愚蠢”的恋爱。女知青主动退出，使得问题得以解决，毕竟知青还有回城的盼头，插队落户的人却是判了“无期徒刑”，更何况“插队无好人，好人不插队”的社会舆论、使得人对“插兄”敬而远之。

    不久听说妇女队长看上了崔，妇女队长年轻漂亮能干，如果真的要在农村待一辈子，有这么一个伴侣也不失为福气。但是妇女队长是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后续梯队，人家的组织会同意么？

    “又要我一辈子在农村，又不准我谈恋爱，这不是逼我当和尚么？要当和尚也不在这里当，干脆批准我回老家算了。”

    崔的问题没解决，王接着发言了。他说：我说我保证老老实实在农村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我告诉你这不是我的真心话。我不想在农村一辈子，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是太多了，技术人员不是太多了，我搞技术工作比当一辈子农民更有利于国家。如果一定要我在农村一辈子，我回安徽农村老家守着老婆孩子一辈子。王平静地说完这番话，会场所有人沉默不语。他讲的是大实话，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不久后，所有单身的战友都去了五七干校。

    留下的几家更冷清了，林彪倒台惊魂一瞥后的全社会草木皆兵渐渐缓舒，日子又恢复平静。只是倒塌了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如水银泻地覆水难收。很少有人来过问我们，我们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怎么出工了。

    1972年随倒春寒而降的一场大雪，把我们死死封在四面漏风的茅屋里，丈夫沿着灶边那点巴掌大的地方转圈子，我坐在灶前透过他走动的身影看着纷飞的雪花，心像暮云一样凝重。我们没有说话，彼此心里都知道在想些什么，狂风呼啸像苍凉的命运交响曲叩打着我们的心扉，那一晚一盏油灯下，我们做出了攒着自己的命运抗争的决定。

    清晨，我们决意去完成一件大事。雪更密更大了，丈夫掩好柴门，断断续续地咳嗽着弯下腰拿来几根草绳示意我扎在鞋上防滑，收拾完毕，我们便上路了。我跟在丈夫后面，他廋弱的身影在雪光中宛如一棵被霜打蔫了的小草。

    “你不要去了，我一个人能行”我对他说。

    他一边极力压抑着咳嗽一边朝我摇摇手示意我快走。看着他那双又黑又长俨如枯枝般粗糙的手，我不禁黯然神伤，眼底浮起一层泪花，这双本应拿笔的手要终生拿锄头，我们心不甘啊！我们上路了，吱吱咯咯地踩着积雪，在身后留下长长的脚印。

    “信，藏好了么？”扎在脚上的草绳散开了，他边蹲下边问。

    “放心，藏好了放在贴身口袋里。”我回答。

    雪呼啸着从天际卷来，越下雨越大，掩埋了山路，填平了沟壑，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我们不时驻脚茫然四顾，分辨那里是路。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总于步入一条平坦的小路。我们相互搀扶，怀里揣着一封寄托着希望的信，向前走去。

    “唱支歌吧”。我长舒一口气提议道。

    一条小路弯弯曲曲静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愿沿着这条崎岖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雪花飘飘，歌声伴着风雪的和弦，越来越亮，嘹唳于苍穹。放眼望去天地混为一体，那声音仿佛不是我们的，是来自天籁。歌释然了我们的心灵，舒展了我们的思绪，视野里闪动着一片雪白，人的一生短暂得只不过是梢纵即逝的一次体验，那一刻却永远定格在我的生命中。我紧紧捂着胸口上的信，思绪澄清有序：坚持往前走，两个小时后就会到达投信的驿站。在自己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年代，我们力争拽着自己的命运抗争，那风雪中的驿站就是起点。

    终于到达了小镇邮局，炉火通红，高高的柜枱里外空无一人，房顶上的喇叭吱吱呀呀歇斯底里的唱着：就是好，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好像是和什么人赌气似的嘈闹着。

    “有人么？”我边抖搂着身上的雪边喊道：“我们发封信。”从里面走出一个年轻人，一幅不耐烦的样子，仿佛是我们打扰了他。我急忙双手递过带着体温的信。

    “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收”“他轻声念道，打量了我们一眼，说：”这年头都写给中央文革，还有谁会写——“

    “那儿有总理”。“我们齐声打断了他的话。

    是年7月，我们回到了工作岗位。从1966年7月被楸斗到1972年7月脱离苦役，整整6年2190天的噩梦从形式上结束了。


后记


    1976年10月，这场旷古未闻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搅和得鸡飞狗跳民不聊生的劫难——文化大革命，嘎地一声玩完了。在一根无形绳索圈地为牢的境遇里活得久了，我冷不丁有些许眩晕：真的天亮了，可开口讲真话了？

    昨天还在喊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政工干部官场积极份子们，慷慨激昂、连个弯也不转顺流笔直的从一条线跑到另一条线，仿佛他们个个早就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仿佛乌烟瘴气地批邓、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外星人为之，如此健忘，真是令人不唯可叹，亦可敬。

    那个什么事情都是“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文革这个历史怪物、政治怪胎真的被处死了吗，我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但毕竟仿佛是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挪开了，我们这些社会政治边缘人群脸上也露出点笑容。

    没想到阶级斗争嗅觉极为灵敏的政工干部官场积极份子们、在我们的笑脸上悟出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小会上不断提醒；不要错估了形势，林彪“四人帮”在台上，是共产党的天下（反对他们就是反党），林彪四人帮下台了，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不要以为可以翻天了）伟大领袖英明早就识破了他们，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罢，以其“昭昭”使人“昏昏”也罢，对“文革”的解读不属于芸芸众生。对于平民百姓，崇拜的倒塌和倒塌的崇拜，没能更替东边日出西边日落，岁月，无论是激昂还是苦涩都在向前，只是留在心底的印记，任再高明的涂抹者涂抹掩盖都是徒劳的。

    设计院是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家庭出身不好的多，“牛鬼蛇神”多。以往的“牛鬼”大军，长长的一眼忘不到尾。牧“牛”者众，且不是什么三教九流。“牛”群散，穿军装的放“牛”郎便落地成佛，正式调动工作关系进了设计院，成为政工干部，保卫干部，科室领导。

    一样的红旗招展，一样的锣鼓喧天，都说是换了人间，怎么我身边好像一切都变了又没变，一切都错了又谁也没错。那原始蒙昧互相残杀的幕幕，那肆意践踏人性的尊严和价值，连国家主席手持宪法也逃不脱厄运的丑与恶的宣泄，岂是一句“英明领袖早就识破”了得。至少我身边的氛围叫人担心：不要说“7、8年来一次”，随时随地，如果需要，就会发生，就会重演。

    文革像刀子钉子，车裂了我的灵魂和肉体，把我钉在耻辱柱上受尽凌辱，插队落户运动来了，我被摘下来遣送农村，插队落户搞不下地了，我又被召回。钉痕死死地深深地留在我心里不曾愈合，像一口深井，把我分成两半，一半在人间一般在地狱，恶梦连连。我们多么渴望换个环境啊。

    那会儿，我和丈夫正壮年，也患有知识份子的通病，把自己的专业看得很重。哪怕举步维艰、一贫如洗；哪怕屡遭劫难、困顿终生。即使是被剥夺了做人的一切，心中不可改变的仍是那份报效国家的虔诚。我们被荒废了10年，又等待了两年，我们不能再等待下去。

    身处逆境的人治疗心伤最好的法儿，莫过于对自身价值的满足，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们坚决要求调动工作，并私下联系到了接收单位。但是设计院已经膨胀成很大的行政机构，必须由设计人员支撑。“老九”不能走，主管局特地设了技术干部科，所有技术人员的调动必须技干科批准，我们一次次碰壁。

    那年深秋的一天，我赶早班轮渡又一次来到管理局大楼。

    调动要求一次次被回绝，技术干部科张科长那张拉长的脸使我倍觉难堪，像深居简出的闺阁小姐在家道没落不得不出谋生般般感到惶惑、无奈。

    我走过一楼、二楼、三楼，谈笑声夺门而出。我苦苦思索着前几次的失败，低头思忖如何能得到张科长的批准，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匆匆而来的姑娘。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所措连声道歉。

    在局里工作的年轻人都是有背景的。也许她认为我是新来的清洁工，朝我身上洗得发白的兰布两用衫脱线的地方轻蔑地瞟了一眼便袅娜而去，“笃 笃 笃”高脚鞋敲打着水磨石地面，不像我脚下的黑布鞋没有一点韵味。我相形见拙地拉一下褶皱的衣角，一阵凄凉掠过心头，我感到有求于人的屈辱，纵有万般自负也奈何不了。

    站在技术干部科门前犹豫了一会儿，见门半掩，便硬着头皮不请自进。

    张科长那圆滚滚的营养得十分到位的脸、像电影中突然定格的镜头，映入我的眼帘。看走进来的是我，他那原本笑眯眯的眼睛刹那间变成令我背心发凉的黑涧。

    “你怎么又来了，不行。”他摆手，下逐客令。

    “张科长你能不能给我们一次机会，高抬贵手放我们走。”我低声下气，像契可夫笔下求人怜悯谅解的小公务员。

    他没说话，站起来把桌上的报纸从左边移到右边，拉开抽屉像是找什么东西又找不出来。我像木头人呆呆立在门内，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碰壁的伤心疲惫，目标无法达到引起的焦躁忧虑使得我的心隐隐作痛。我为人自重，技术业务扎实，办事一丝不苟，为什么落得这副一筹莫展自尊丧尽的模样。

    “张科长，放我们走吧，局里院里人才济济，走个把人无碍大局”。我鼓足勇气尽量婉转地恳求道。

    “走？我技术干部科就是管你们的，你们都走了，我管谁？这山望着那山高”。他不耐烦的边说边把一张隐约可见“调动申请报告”几个字的什么人的报告，握成团扔进了垃圾篓。

    “不是去攀高枝实在是人浮于事，别处需要我们，又不是去国外……”我支吾着话没说完。

    “没事干要你操心，谁说人浮于事？”他打断了我的话，居高临下地说：“没事干，我们养得起。”我无言答对，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说不要他们养，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党啊。他手握大权，一副朕就是党的派头，我如屡薄冰饶开了这个话题。

    风吹动树叶沙沙沙，窗外飘来阵阵桂花香。张科长悠闲地调整了一下坐姿，品了口香茶低头看着“参考消息”。我迷茫无助地看着窗外的天空，心沮丧到了极点。

    “10年文革大家心里都疙疙瘩瘩，也许换个环境对大家都好些”。我小心翼翼地换了个话题。

    “要向前看嘛。”他拖长了声音，“学学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他们死都不怕，你们还怕心情不舒畅？”

    我的思维跟不上他牵强附会的逻辑，一时语塞，木然站在那里，也许是10年文革炼狱扭曲了人格，自卑自践使然，他没叫我坐，我始终没敢坐。

    他站起来，往茶杯里加了点水。重新坐下拿起一份报纸，身体微微倾向前，报纸像面墻遮着了他的脸，他的声音从墻后传来：“财富是工人农民干出来的，不是你们知识份子写出来画出来的，当然你们也起了点作用，我不是常常告戒你们，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学学革命老前辈。现在”老九“不臭了，香了，那也不能就翘尾巴吧。一级工资不就是几块钱吗？没能加上，学学雷锋不就想通了吗”？

    他侃侃而谈，一副伶牙俐齿，一串打油诗般朗朗上口的套话随口而出。靠扎实的“左”功，他自诩大老粗竟当上了技术干部科科长。国家20年没加工资，名额有限，他却加了一级又一级，连占两次名额。

    张科长翻转报纸的另一面，又有滋有味的品了一口茶，认真地阅读着什么。从他的指缝处露出“科学的春天”几个大字。

    “科学的春天”来了，为什么“天”还这么冷，此时此刻，我痛心的呼唤：我自幼被谆谆教导要热爱要感谢的党在哪里？不是眼前这个人又在哪里能寻找到？谁能帮帮我们？

    信念像苍穹中闪亮的北斗，在我人生最阴暗的日子里指引我不曾迷失方向，我坦然接受以崇高的名义给予我的不公正，尽管屡遭劫难，我对我生存的这片热土，对生活的整体，仍未失去信心。现在，面对这位被党赋予管理教育技术干部使命的长官的空洞说教，我的信仰再次遭到重创，为什么会吹会拍讲假话的人、总比干实事讲真话的人活得滋润。我的自控力达到了极限，脱口而出：“我提工资二字了吗？少得可怜的加薪名额让给拖家带口生活困难的工人我们没怨言，不像有些人，大道理一套套，见名利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加一级不够还论到第二次。”

    “说下去呀，你终于原形毕露。我是看在王某某的面子——我的同学，接待你的，不要给脸不要脸，你是什么东西，对现实不满，阶级报复——”。他放下报纸，露出可怕的面孔，手指点着我，一字一字的继续说道：“你终于暴露了你内心一向对政工干部的不满，我早就知道你在背后诽谤技术干部科和我。”

    我注视着他那气得有些歪斜的脸，微肿的眼泡和正向我指指点点的圆滚滚的手，出奇的冷静下来了，我没有计较他对我的污辱，他的出言不逊更坚定了我一定得离开这个地方的决心。我一字一字的回答道：“你身为技术干部科科长，党把管理技术干部的权力交给你，你该有起码的语文知识知道”诽谤“二字的含义，你要为你的话负责，拿不出证据是要反坐的。”

    大概在他当官生涯中没有人、特别是像我这样他不屑正眼一视的人敢于顶撞他吧。气极败坏地挥动着手臂喊道：“我有证据，证据就在我抽屉里，你写信诬告我。”

    “是的，我是给上级写过请求调动工作的信，署有真名实姓，你拿出来大家看看，如有诽谤之词，我甘愿治罪，如果没有，你今天的行为是否是讹诈？”我直视他的眼睛回答。

    他啪地一声拍了桌子，气吼吼地指着我：“你、你…你们，三天不提改造就要上天啦！不要错估了形势，有点知识有什么了不起，前几年你怎么不跳？”

    “知识是没什么了不起，你文化不高觉悟高，不是活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吗？臭老九敢跳了，怕你的官不会再越做越大了吧？”我一吐闷气，说出了平时不敢说的话，反正在他手下不会有好果子吃，索性把天捅个窟窿。

    他拿起电话像是知会保卫部门要治我防碍公务罪。我起身上楼冲进局长室，面对局长，哭诉了我要求调动工作的请求。

    不久，我和丈夫的调动就办妥了。

    能离开这个我们曾经饱受屈辱的是非之地，是我梦寐以求。一旦要走了，又不无留恋。一泻千里的长江曾经寄托着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梦想。来时年少，走时不惑。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是伴着长江的涛声渡过的。

    我爱长江，爱她的晨曦，爱她的黄昏，爱她的每朵浪花，爱她的每拍涛音。我和丈夫沿着江堤徘徊，夕阳在江面投下万朵流霞，凝视着奔腾的江水，我轻声絮语：别了，长江。

    我们祈祷能早点结束这种、掌握科学不掌权的、得服从掌权而不掌握科学的；想干事业知道怎么干的、得服从不想干事且不知道怎么干的错位局面。我们期盼一个讲真话的时代。然而，就在我们离开时，得知张科长已荣升处长了。

    啊，文革，“独裁侧看像民主，大小神仙个不同，不识文革真面目，只缘身在文革中”。文革，到底是结束了吗？可不能7、8年再来一次啊！

    （2008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