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程海果

（新西兰）周素子


    海果去世了，虽然近年以来她的身体已逐渐衰败，但对她的去世还是觉得突然。我一直没有觉得她已步入老年，她是不会老的。在《北京之春》今年9月号的封三上，有她与方励之夫妇的合影，还是充满活力，没有病容。可是她去世的消息是真实的。

    2007年暑期，她参加了洛杉矶举行的“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纪念会”后，逗留美国期间，由胡平来电相约，我和海果通了电话。我们在电话中作了长谈，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的会面，过去将近30年了，都老了，她说她身体不好，独自在巴黎居住，深感孤独寂寞，我劝她争取时间写下自传，纪录她坎坷不平凡的一生，是给后世的财富，这一代知识份子的遭遇，是对专政的控诉，一定要写下来。她又提到前些年曾在澳洲居住过四个月，但那时她不知道我和陈朗在奥克兰，否则纽澳相近，可以顺道来访。我们邀请她，条件许可时，一定来奥克兰小住。但是她去世了，不可能如愿了。

    1980年暑期，海果从金华市来杭州访问过我俩，在我们武林村的阁楼里，住过多天。那时国内正是“落实政策”的时期，幸存的右派们纷纷回城参加工作，我也从乡村回城工作，在一所中专教书，正是40多岁的壮年。海果虽然不让“摘帽”，但她也被落实在金华市文联工作。一经安排，就有许多人找她办事，大多是法律方面的事，人们信任她，觉得她有能力判断、找门路，她原先是学法律的。人们明白，在中国这个权大于法的国家里，一个曾经坐牢，今日又并非身为律师的人，能有多少能量？但是人们还是以为通过她的能力、关系可能解决问题，甚至连出版书籍也托她找门路，那次她来我家，即带了曹天风的诗集〈水平集〉，来找寻出版机会，寻求门路。她的热情奔放、助人为乐、天真烂漫，给人印象至深。她的个性并不因为磨难而变成冷酷！

    在我阁楼的某个深夜，我俩曾经深谈，她责备自己不是好妻子好母亲，她觉得自己不应该结婚，不应该为人母，她的两个儿子都是她母亲带大的。她是思想家、革新者，她是社会的，不属于个人的。这个世界未能提供她施展的机会，是社会的过错，社会的不公。

    我和程海果有太多的共同处，我们同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女生，年龄相仿，我们是小同乡。她和陈朗同是浙江温蛉人，我的乐清县与她是相邻而居，说着同样的方言，且同时被沦为右派，得到同是下乡劳动的处分，只是她比我更惨烈，陷身囹圄多年，后期关在浙江永康的一个劳改农场里。

    但是她与我又是不同的，她观点鲜明、有思想、有抱负，她的右派当得轰轰烈烈，全国声讨。在反右初期，我钦佩她，我在报章上识得她，她当然不认识我。她在廿多岁的即是文章高手，洋洋数万言，言之有物，有改革纲领，这才是右派。而我算什么？我糊里糊涂当了右派，戴了帽子，还问别人“右派隐藏在哪里，什么是右派”？还期盼党国有一天会告诉我，给我平反，说他们反我反错了，幼稚可笑，有负于这顶大帽子。在反右前，我不过问政治，平日不看报纸，头脑里没有一颗政治细胞，成天努力学习钻研业务，期待今后当个教授。我和海果又是相去太远，那个时候我俩互不相识，可我知道她，她不知道我。

    1980年以后约81年，82年，海果到北京寻找胡耀邦等老关系，想通过他们达到摘帽、创造前程，她逗留北京较长时间，并数次到北京。因为与陈朗老友陆阳春也是老师，由陆阳春介绍给陈朗，尝借榻在陈朗和平里的寓所，那时陈朗从流放地甘肃返回北京不久，先住和平里，后住团结湖，算是我们在北京的家。二幼、三幼也在北京求学，周末都在家。海果到北京活动不止一次，大都住我们北京的家中，与二幼、三幼结下很好的友谊，在给我杭州的家信中常常道及海果种种。

    我在上世纪70年代已被赶出兰州，曾流落在陕西富平一带，后直接回到杭州，得以落实在杭郊谋生，故在一九七八年“落实右派政策”能回杭城工作，我们有南北两个家。孩子们小时住杭州，长大后到北京上大学，故海果在北京活动期间，在家庭成员中独独没有见过我。孩子们在寒暑假回杭度假，不但带来海果的种种讯息，还带回她遗留我北京家中大袋小袋的东西。

    我在杭州见到的海果，虽在中年，仍然朝气蓬勃，仍然信心满满，似肩负千斤重担，仍然敢说敢为，不畏强暴。15年的劳改生涯，并未击垮她，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也是一个可爱的人。

    可惜的是党国没有肚量容她，不能利用她的智慧，她在国中不能容身，即使她不出国也不会得到施展，因为她锋芒毕露。

    我和海果仅在杭州一面之交，今后天南海北再无会期，海果先我而去世了，她的未竟的理想、抱负，要在中国实行民主，这有待我们的努力。我相信世界潮流如此，民主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与目标，这迟早也会在中国大地上实现，那时后人千万别忘了祭告海果在天之灵！

    有关程海果（林希翎）的文字，我在拙着《右派情踪》一书中有较祥细的记录。《右派情踪》2008年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