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各界悼念戈扬女士

本刊记者


    2009年1月18日凌晨，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新观察》杂志前主编戈扬女士因病逝世于纽约皇后区医疗中心，享年93岁。海内外同道、生前好友和年轻一代的敬慕者，对戈扬女士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两次被开除出党的老共产党人


    戈扬本名树佩华，原籍江苏海安县，1916年1月出生于扬州。1935年戈扬进入江苏镇江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秘密读书会”，在《镇江日报》上发表了小说散文。1937年毕业后参加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内地工作团，在武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编辑油印报纸《老百姓》。1938年春戈扬在徐州参加第20军团，做战地救死扶伤工作，目睹了举世闻名的台儿庄血战。此年5月在邹韬奋主编的《全面抗战》半月刊上首次发表战地通讯“随鲁南大军突围记”。1939年戈扬担任《贵州日报》记者，1940年转赴重庆，在国共合作的新生活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内任干事，宋美龄为该委员会负责人。在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期间，戈扬结识了邓颖超、周恩来。1941年邓颖超介绍戈扬去苏北参加新四军，戈扬在新四军内做新闻工作。1941年后戈扬担任新华社记者、编辑及分支社负责人，1949年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副总编辑。1950年起戈扬担任北京《新观察》半月刊主编，《新观察》为读者欢迎的综合性杂志，几经周折挂靠于全国作家协会。由于戈扬在《新观察》上发表文章支持北大学生“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1958年初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被开除中共党籍，受到降职处分，之后被送至河北逐鹿县农村劳改。1962年戈扬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赴辽宁在《鸭绿江》文学杂志社当编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戈扬遭到批判，再次被押往农村，1969年带着年仅13岁的女儿到内蒙插队落户。1979年中共当局对戈扬的右派问题进行改正，恢复中共党籍，戈扬回到复刊的《新观察》重任主编。在《新观察》复刊的10年间，戈扬以反“左”、反封建为办刊宗旨。在《新观察》周围集聚了一批中国自由化知识分子。1987年和1989年间，《新观察》两次与《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合作召开座谈会。在历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新观察》杂志几乎被迫停刊；戈扬本人多次被定为批判对象。1989年4月戈扬应美国“百花论坛”之邀，前往美国洛杉矶参加五四中国文化座谈会，之后由于北京当局实施戒严而未返回中国。六四屠杀后《新观察》被中共当局勒令停刊，在北京市长陈希同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平乱报告”中，戈扬被点名批判为八九民运的“策划者”，而后戈扬第二次被中共开除党籍。在大陆期间，戈扬曾经担任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女记者协会名誉主席、广东省企业文化协会理事等职务。来美后任中国人权理事，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在居住纽约期间，戈扬以写作为生，在司马璐主编的《探索》等多种报刊上发表政治评论和杂文，同时努力学习英语，开始英文自传的写作。在大陆时，戈扬曾出版过《新闻采访与写作》（1950年，生活书店）、《王进忠的故事》（1954年，工人出版社）、《通讯与特写集》（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大姐你好》（1984年，人民日报出版社）等书。《大姐你好》一书阐述了邓颖超。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戈扬与邓颖超一直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戈扬被打成右派也未影响到她们之间的个人友谊。戈扬重新恢复工作以后邓颖超待戈扬依然亲近，数次在戈扬面前表示对党内“左派”们的不满。六四后戈扬在海外听到邓颖超赞成杀人的消息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友谊在枪声中结束”。

    戈扬生前高度评价八九民运的意义，认为它带有国际性，向历史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共产政权这种现象在20世纪出现是否不可避免；中国共产政权的消亡将采取何种形式。戈扬认为自己是理性地加入共产党，又理性地离开共产党的。当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从理论上认识到共产党在追求民主、自由，是怀着对未来美好社会的理想而进入这个组织的。后来经过几十年的观察，戈扬对共产党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根本变化于六四以后在洛杉矶西来寺最后完成。戈扬从理论上认为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以后像封建皇帝一样压在老百姓头上；共产党已经抛弃了民主、自由的理念；计划经济没有出路；如果说陈云是搞经济的鸟笼政策，那么邓小平就是搞政治的鸟笼政策，鸟笼经济与鸟笼政治；邓小平再次发动改革的目的是用经济上的自由换取政治上的专制，继续维持中共的一党专政。戈扬指出共产党的出路在于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和平演变。2002年9月，86岁的戈扬与几十年前的小同乡，83岁的司马璐结为连理。


纽约百人追思“理想主义的火炬手”


    1月24日下午，戈扬女士追思会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饭店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名戈扬的生前友好、同事和后学及媒体记者参加了追思会。

    戈扬的丈夫司马璐先生、戈扬的大女儿向戈扬敬献了花篮，大陆作家刘晓波以及学者徐友渔、崔卫平等以及原《新观察》的部分编辑也敬献了花篮。敬献花篮和挽联的还有王丹、严家祺、王军涛等人以及中华学人联谊会、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中国宪政协进会、《北京之春》杂志等。

    追思会由中华学人联谊会李恒青主持，王天成代表中华学人联谊会理事长王丹发言，王丹称戈扬是“理想主义的火炬手”（全文另发）。项小吉介绍了戈扬捍卫自由信念、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光辉一生。坐在轮椅上的司马璐悼念爱妻时候声泪俱下，连呼爱妻不死，“我们生生死死永在一起”。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在发言中讲述了戈扬不能回国的原因。她身为高级干部，却因1989年4月在中宣部召开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引起了邓小平的不满，后来被中共定为煽动89民运。戈扬在大陆有很多朋友，大家都很敬仰她。胡锦涛在贵州主政时也都去看望她。戈扬的理想是要建立公平、民主、自由的中国，早年参加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最终被革命所吞噬。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说上世纪30年代曾有4位名女记者从重庆投奔到延安，戈扬是其中之一，这四位名女记者后来都经历了悲惨的命运──要么自杀，要么被迫害至死。《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戈扬被划成右派，下放劳动的时候40多岁，一切从头开始，十分艰难。89年六四之后被迫留在美国，已经70多岁了又要从头开始，学英文，学电脑，用电脑写回忆录。是刚毅的性格和乐观精神帮助她面对艰辛的流亡生活。她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在任何困难面前绝不屈服，对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王军涛说，1994年见到戈扬，两代为中国民主事业努力的人进行了沟通。戈扬说到了美国之后，仿佛才更清醒了；戈扬到了晚年的时候在美国才找到自己的归宿。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徐文立称戈扬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一个从事民主活动的人士，一生追求的是自由和民主。纽约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代表华人社区对戈扬的逝世表示哀悼。他认为戈扬医生对民主事业所做的一切是非常有价值的，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民运是处于低谷时期，希望大家保持信念继续努力奋斗下去。苏晓康在发言中称慈祥的戈扬老太太有一个强大的生命力。我们要学习戈扬强大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刘念春在发言中说戈扬早年投身革命是为了民主自由，后来被打成右派也是因为追求自由民主，她没有变，变化的是共产党，是共产党背叛了早年的承诺。谭竞嫦代表中国人权沉痛悼念戈扬。她说戈扬青年追求理想，遭受诸多磨难，老年流亡美国，一如既往关注中国普通百姓。她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和良心。高文谦在发言中说，戈扬的一生是苦难中国的缩影，她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中国寻求现代化路径的历史轨迹和其间的曲折坎坷。在追思会上，吕京花代郑义、高瑜宣读书面发言，刘路代杨建利宣读了发言。


“老资格的民主战士”——来自国内的悼念


    戈扬女士逝世之后，来自中国大陆的唁电、悼词很多。

    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等10人发来了悼词。悼词由原《新观察》编委艾端午宣读。悼词称戈扬是“老资格的民主战士”，她“把写作、编辑和争取自由民主事业结合成生命之花”。“新观察杂志是她留给世间的珍贵精神遗产——这是一部呼唤并记录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和美好生活的历史长卷、”。“1957年和1989年《新观察》两次被查封，戈扬也先后被扣上右派和自由化的帽子，有家难归、有国难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戈扬就是《新观察》，《新观察》就是戈扬”。周舵、李海也发来了唁电。

    戈扬女儿阿布送来了“给妈妈的话”。她说妈妈是太阳的女儿，“我不跟你说再见，因为你永远在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