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火炬手
——悼念戈扬阿姨

王 丹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面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决心投身革命，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这是他们年轻时代的理想。然后，所谓的“革命”成功了，他们却逐渐发现，在革命背后的，依旧是他们曾经那么熟悉和愤恨的极权专制，于是在他们的黄昏晚年，他们再一次投身新的革命，用他们生命中最后的光彩，继续为中国争取一个民主自由的未来。这是他们晚年的理想。岁月流逝，世事沧桑，人与物都改变了很多，但是对他们来说，唯有理想主义的热情没有改变。他们投奔中共是为了民主，他们背叛中共也是为了民主，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值得纪录，值得骄傲的一代理想主义者。

    我们的戈扬阿姨，就是这一代理想主义者的代表。

    我初见戈扬阿姨，还是在1988年12月7日。那天，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未来中国与世界”大型讨论会，我的同班同学是会长，他请来了戈扬阿姨。会上，金观涛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20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而时任《新观察》主编的戈扬阿姨，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的身份表示：“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当时作为北大学生，就坐在台下的我，与在场的几百名学生一起热烈鼓掌，巴掌都拍红了。 戈扬阿姨这句话，在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和社会上不胫而走，传为佳话，也被以后陈希同的所谓“平暴报告”纪录在案。作为一个老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戈扬阿姨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她的一句话对我们这些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起了多么多的鼓舞作用。1989年学生运动爆发，４月２２日，我们20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送别胡耀邦。3名学生代表跪交请愿书，当局置之不理。在人民大会堂内参加追悼会的戈扬阿姨冲出来，抱住学生代表放声大哭。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命运连结在了一起。

    1998年４月我被流放在美国，在纽约第一次开记者会，赫然看到戈扬阿姨就坐在台下。时空变换，现在变成是我在台上了，但是我心中的感动无以言表，因为我知道，戈扬阿姨来听我讲什么，是出于她对后辈晚生的殷切期待。她要亲眼看到，理想主义不会在他们这一代中断，而是可以继续传承下去。后来，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我跟戈扬阿姨就有了太多太多的联系与交流，从她那里，我学到的东西就是坚强和乐观。记得有一次，跟老阿姨闲聊，她说她应当开始学德文。我听了一楞，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她看我困惑，不禁哈哈大笑，说：“我死了以后要见马克思，不会德文怎么行呢？”熟悉戈扬阿姨的人都知道，在她失去判断能力之前，她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爽朗笑声。我跟她聊过那么多次，从来没有听到她抱怨什么。这样的精神，也鼓舞着我去面对各种逆境和考验。在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逐渐衰落了之后，戈扬阿姨与司马璐先生决定把他们共同创办的中华学人联谊会交给我来负责。当时我已经搬到洛杉矶居住，山长水远，按照我的惯例，这样的头衔一定是应当婉拒的。但是，当司马先生在电话中告知我他们的决定的时候，我几乎是一点也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这不仅仅是我对戈扬阿姨的私人感情，而更是因为我知道，作为晚辈，我们能够让阿姨她最欣慰的，就是让中国变成民主自由的国度的理想能够继续有人传承。我深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有限，但是我不忍让老阿姨失望。因为我看到的戈扬阿姨，就象一个火炬手。无论是到北大发表演讲，还是在天安门广场支持学生，最后到把中华学人联谊会交给年轻一辈，她一心要做的，就是把追求理想的火炬传承下去。

    最后几次见到戈扬阿姨，她已经无法辨别事物了，毕竟是９０多岁的高龄了。我知道再能看到她的机会不多了。但是我还记得她最后跟我的一次交谈：那次我伏在她耳边大声问她：如果有机会，你还想回国吗？突然间，老阿姨的眼睛亮了，口齿不清的她含混地，但是肯定地说：“回国？好啊，好啊！”一瞬间，我的眼泪无法控制。这样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奉献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那片生育他们的国土。但是最终，他们连回去看一眼的可能都没有。王若望，刘宾雁，现在，又加上戈扬……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如果不能记住这些名字，如果忘记了他们这一代曾经为中国付出的一切，那我们是不配称之为文明社会的。哪怕我们有多么高的经济成长数据，哪怕我们可以让世界都中国化，但是，没有了戈扬阿姨他们这一代的理想主义，我们就什么都不是。

    戈扬阿姨走了，我发现我居然没有流眼泪。我觉得我是对的。如果她在天之灵看到我哭，一定会不高兴的。因为她一直以来教导我的，就是乐观，就是坚强。我没有眼泪，我祇有决心。那就是，一定要把戈扬阿姨传给我们的火炬护持好，让中国人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一直燃烧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