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的丰碑 永远的记忆
——追记公民网路六四祭奠活动
（德国）田牧
六四事件是中国民主之路的苦难和黑暗。每年的六四，世界各地举行祭奠，为死去的亡灵哀悼，让活着的人不忘国殇，为的是明天的历史不再重演，更是为了使中国的政治制度早日走出黑幕，开启一个民主自由的新时代。
今年有30余个组织共同发起全球六四网路纪念活动，国内和海外的民主人士共同汇聚于网路，从5月4日至6月14日，举行了持续一个多月的系列公民网路六四专题纪念大会。半年前张小刚最初拿出这个方案时，我曾怀疑过，忧虑过，担心它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在杨建利、徐文立、费良勇、盛雪、胡平、薛伟、刘国凯、汪岷、莫逢杰等许多朋友的积极支援和协同运作下，网路大会于5月4日按时顺利开幕了。接下来，盛雪挑起了总协调人这副担子，领衔展开了全面运作，邀请了万润南、郑义、王丹、严家祺、王军涛、付希秋、王超华、陈子明、周封锁、李进进等许多人的参与。特别让人感动的是，许多国内的朋友不惧压力和恐吓，毅然上网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们是查建国、李景天、孙宝强等。这是一次新老民运人士的重新集结，开启了一次同心、同步、同举的空前行动；也经历了一次不对称的短兵相接，一次网路抗争的围剿和反围剿。
我经历了这一过程，颇有一些感慨，记述下一些感受和想法。
看不见的战场
由公民网路六四纪念大会产生“不流血的战争”联想，绝不是我的主观臆断。近年来，被中共政权视为异端人士的电脑，经常被中共当局“网路黑客”眷顾，是不断地骚扰和攻击的目标。我和我的朋友们时常陷入措手不及，疲于应付，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真是苦不堪言。即便如此，我仍未联想到“不流血的战争”。而这次网路会议却让我切身感受和经历了一次没有硝烟的战争，令人震愕、惊惧、惶恐、无奈……
现代战争，已不再是传统的攻城掠地模式，动用“网路黑客”以“超限战”手段，进行软杀伤，达到战役目的。有人称之为“不流血的战争”。
5月17日，我和以往一样，提前几分钟进入网路会场，没有些许心理准备。没多久，一连串连续发生的怪异状况……让我一时束手无措，难以招架。
德国之声记者杨小姐给我来电话求助：“我们进入会场听不到任何动静，怎么回事？能否帮助我们排除干扰？”按惯例我让她首先检查电脑的每个插口，或者重新启动电脑进入会场等。我同时电话联络会场技术总管张小刚，谘询他解决干扰的方法。谁知小刚自己的电脑也出现了问题，受到黑客攻击，也被挡在会场之外。
我赶紧给主持人盛雪挂电话，知会主持人会场内这些状况。盛雪的丈夫董昕接的电话，告诉我盛雪那里情况不断，她正处在火里，一台电脑已经被黑了，再启动第二台、第三台电脑……她正与黑客较劲，突破封锁强行进入会场，一时还无法顾及其他事情。作为会务小组成员，我自然警觉到出了严重状况，我们正遭到正规“黑客”的网路围剿。
第一位发言人是加拿大的参议员迪。尼诺（Consiglio Di Nino），他出生于义大利，13岁移居加拿大，是加拿大保守党成员，当选参议员后，长期支援中国民运。这次与会是当地一位法轮功朋友在技术上协助他。事前，盛雪与其进行了三次电脑和话筒测试，都正常。但是，盛雪刚刚宣布由迪。尼诺致辞，他所用的电脑就受到黑客攻击，发言中断。这期间我与德国之声的记者来往电话不断，杨小姐换了办公室里一台又一台电脑，情况却并未得到扭转和改观，最终只好放弃现场会议录音和采访……网路会议的开场，几乎乱成一锅粥。
就这样，网路大会在全面的围剿下开始了，坚持和抗争在静谧的网路上展开。民运圈中，一直享有巾帼盛誉的盛雪，将家里的4台电脑全都用上，犹如在战场上投入了所有机动部队。一次次被攻击，被黑掉，又一次次重新启动，进入会场继续主持会议。面对网路会场遭到一波紧接一波的连续攻击和骚扰，盛雪不断调整发言人的顺序，电话调度，安排指挥各地会场管理人如何协作、救场等事宜，总算守住了阵地，及时弥补和解决了一时的会场波动。
迪。尼诺参议员只好改用电话至纽约吕京花处，通过她的电脑转播发言，可没几分钟吕京花的电脑也遭到攻击，发言中断。
方政、周封锁、孙立勇等的发言都受到严重干扰。民阵主席费良勇发言时所遇状况更是尴尬，老费发言几分钟就中断了，萤屏上出现无数的“222……”无声提示标记，但费良勇没有反应，继续持着话筒。我给他挂电话，他急答：“对不起，我正在开会发言，等会儿再打来。”砰……挂了电话。显然他的电脑遭到攻击，荧幕上没有显示网路会场的资讯，他自然不可能觉察。我只好再次给他挂电话，没等费开口，我抢话告知他，“你的电脑出了问题，会场听不到你的声音。”他一时还不相信，因为他电脑荧幕没有这样的资讯。我简单地解释了情况，费良勇这才恍然，大骂“中共混蛋”。
同时，网路会场的荧幕上不断出现各种谩骂、攻击民运组织的恶语、粗话、脏话。整个网路会议显然遭遇了有组织、有规模的全方位网路攻击。我参加网路会议有几年的历史，但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震惊和尴尬。中共“网路黑客”攻击的目标非常明确，一是会议主持人的电脑，二是技术网管负责人的电脑，三是媒体的电脑，四是一些重要发言人的电脑，五是荧幕上不断书写谩骂民运的文字，六是不断出动员警直接闯进国内与会人员家里监视，阻止他们上网与会和发言。其战役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破坏这次全球纪念六四的网路大会进行。每个与会者心知肚明，是中共的电脑专家们在向人民展开又一次的无情镇压和宣战，是一次“不流血的战争”。
但这一切破坏都是徒劳的，它阻挡不了纪念六四活动的继续进行，海内外与会朋友们心里都有一杆秤，什么是正义和邪恶，什么是抗争和破坏，大家积极支持和协助，达到了高度的默契和配合，就是在自由发言时也表现得井然有序，5个小时的会议总算轰轰烈烈坚持到最后。
5月31日的第四次网路会议，费良勇在我家里上网路会场主持会议，我的电脑数次遭到攻击，直接影响了会议的气氛、秩序和效果。会议结束前有与会朋友婉转批评说：“那天盛雪主持会议，会场控制很稳定，今天主持人为什么不学盛雪女士，多用几台电脑。”听到批评声，我既内疚，又无奈，我也怕呀，故多留了几分自我保护的私心。
当我们进入网路会场，电脑的ID就公开了，而我们这些使用电脑者并不是电脑专家，这就好比一艘孤舟驶入了茫茫的网路世界，门户洞开，我们在明处，很容易遭到网路黑势力的狙击和破坏，我们所遇的对手还不是一般的“网盗”，面对的是中共正规、专业、装备精良的“网路戒严部队”。不少民运朋友就是畏惧中共“网路黑客”的攻击和破坏，不敢进入网路会场。茉莉女士就向我述说了她对网路黑客的恐惧和无奈，最终决定放弃了她在网路会议演讲的机会。
“六四”对中共当局来说是一场恶梦，是挑战政权的漩涡和铁流，中共当局不仅自己不敢回顾和面对，还要千方百计阻止人民的记忆和祭奠。这恰恰是对当局近年来宣称的“和谐社会”的一大讽刺。
血染的丰碑
20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六四血案”，是中国的一段苦难历史，一段难以忘怀的梦魇。这一天的血腥，这一天的阴霾，给整整一代人，留下了苦痛和伤痕，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了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困扰。它让这个文明世界惊耸、震慑。人们常说：“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哀悼和祭奠，是因为逝者生前的德行尚能在周边人心里留下痕迹。”六四死难者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捐躯，他们是人民的英雄，活着的人永远会缅怀和纪念他们，谁都无法阻挡。
方政的回忆，把与会者的记忆带回六四凌晨那一幕，漫漫长夜的寂静，被枪炮声划破，被火舌映红，被隆隆的坦克履带碾碎。街灯变得无力和幽暗，子弹携着星光在黑幕中呼啸。沉重的步伐，撕裂的吼声，夹杂着零乱的一溜烟碎步，不时传来一声凄凉的尖叫。军人，坦克，紧紧追逐着学生、市民们，一个弱女生倒下，眼看坦克疯狂地冲撞过来，千钧一发，方政救出了女孩，自己的双腿却被坦克的履带碾断。从那一刻起，方政的原来的人生道路，被折断、被毁灭了……
这不是一个人的悲惨故事，那一天有许许多多年轻人倒在血泊中，再未爬起来；这不是千万个家庭的悲剧，是整整一代人的悲惨世界！
杨建利也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杨建利用他的诗描述和记录了这一切：
“……
四辆坦克车，
从广场自东向西疾驰而来，
第一辆，向两边人群投爆催泪瓦斯，
第二辆，向人群扫射，
第三辆，第四辆向轰跑四散的学生，
冲压过去，
一片撕裂神经的惨叫，
（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惨叫，
我再也不敢想真切的惨叫，）
紧接着，一霎那的声音止息，
我倒吸一口冷腥，
我的天呢！
我看到十几具模糊的血肉，
有的还在搐动，
……
这，不是事件，
孩子，这是……
大……屠……杀！”
是呀，“六四”是一场大屠杀，是一场和平民主运动遭到中共强权政治的残酷镇压。周封锁、孙立勇、吕京花等都回顾了那一段腥风血雨的岁月，许许多多人都记忆犹新，恍如昨夜。谁都忘却不了，这是烙在心里的伤痕，刻入骨髓的记忆。
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玛丽教授曾这样讲道：“假如七九年北京的‘西单民主墙’使一部分中国人觉醒，那么八九民运是使一代中国人觉醒，中国人有权利和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一样，向往和追求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六四，学生和市民用鲜血和生命唤醒了人民，唤醒了沉睡的中国，激励着今天的中国人追求自由、人权、民主的和平运动，这是中国民主之路上用血肉筑起的一座丰碑。
知者温故知新
明代著名大儒王守仁有一句名言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经历了那场血与火的洗礼，许多人在静心反思和总结，温故知新。原四通公司总裁、民阵创始人之一、民阵第二、三届主席万润南先生的发言发人深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尚在国内从事经济工作，就耳闻老万大名。中国经济改革大潮初期，他突破国家计划经济牢笼第一个成功创建了现代民营企业的范例——四通公司，是开创现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先驱和领军人物。万润南又是80年代末挑战中国专制制度的创始人和领头羊之一，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
老万演讲，娓娓道来，入情入理，聆听者犹如喝一盅上好茗茶，回味无穷。老万说：“六四过去20年了，差不多一代人。古时候有一种说法，被砍头的绿林好汉‘20年后又是一个好汉’。今天，当年的好汉还在，所以冷静下来，应该总结教训。许多朋友还陷在悲情中，六四没有结局，还会继续讲悲情。我们是不是能够总结教训，做得更好。六四不仅是学生运动，是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是改革派、改革民主派（学生和民间力量）与保守派之间的较量，最终以保守派得胜而告终。我们不要忌讳言失败。我们要总结教训，否则对不起六四死难者，对不起死难学生，我们讲教训不是追究谁的责任。”
老万总结道：“在六四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三个教训：一是没有与党内的改革派配合。八九民运，已经达到各种层面的对话，而且达到了由媒体直播的”对话“形式。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又在主导地位上，要想改革，必须争取邓小平的支持，而且当时邓小平给了改革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假如当初广场上的学生达到了目的，新闻开放了，公开对话了，这时收手，改革派站住了脚，中国的民主进程就迈出了一大步。我们有过机会，没有抓住。赵紫阳善意对话，又通过了阳光法案，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支持。当然当时我们不是政治组织，在策略上没有得到调整。二是不要想一次运动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开车，只知道踩油门，只知道加速，不懂得踩刹车，不知道拐弯，一定会翻车。我们能够鼓励学生上广场绝食，但是没有能力掌握停下来，光有油门，没有刹车，一场运动失去控制是情理之中的事。波兰团结工会之所以成功，是他们懂得组织大罢工，而且还能掌控罢工的停止，做到收放自如，这样的运作在策略上、程式上、节奏上得到掌控，为政治民主转型提供了大环境的可能性。三是不要把对手逼到死角，要有阶段性进程。这些都是我们的教训，懂得了教训，我们才会成熟，才会进步。”
我们先人也有“宜行则行，宜止则止”的经典之说，或者说是“适时而行，适时而止”。一场蓬勃的中国民主运动还将持续进行，从失败中积累经验，从鲜血中吸取教训，这样才能觉悟和知新，为“行之成”而夯实基础，为到达彼岸而铺垫成功之路。然而如何判断和把握适时呢？郑义先生的发言恰好补充了这一点。
智者适时而行
中国的民主之路走过了百余年历史，还有多远？这是人们心里普遍揣着的问号？作家郑义的发言也谈及这问题，他的答案是：不远了，变的机遇（偶然性）时常在我们身边游弋。
郑义是上世纪伤痕文学的领军人物，电影《老井》剧本的作者，还着有轰动一时的《红色纪念碑》等著作。90年代初期他来德国，我们还一起在波恩中国驻德国大使馆门前参加过抗议活动。岁月荏苒，时过境迁，但人们不会忘却这些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前辈。
郑义谈的题目是：“民主事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民运圈内对于中国实现民主的必然性不会有争议，这是早晚的事！然而早晚会实现的事又有多远？而这个早晚是在哪一天、哪一个时辰发生？如何认识和理解民主转型偶然性理论？又从何处察觉和把握偶然性机遇？
郑义为大家做了详细地分析，他说：“八九民运时期就出现过几次偶然性的机遇。一是当时人大委员长万里访问加拿大回国，我们假如能把握时机说服他启动人大的合法性动议，这就是一次机遇。但是我们中有人走漏消息，遭致此行动失败。二是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又是一次机遇，应该留他在广场做出表态，通过媒体把消息传递全国各地，那样整个格局就是另一回事了，中国的民主转型进程将会改写。前苏联民主革命前夜也出现了类似情景，当时前苏联的改革派们已经处于被镇压的境地，叶利钦已经面临结局，有人劝他去公开场合表态，随后叶利钦登上坦克向人民呼吁，虽然周边只有几百人，但是媒体播出去效果就不一样，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回应，俄罗斯民主转型一举成功，这是人心所向的大势。我们欠的就是这把登高的火炬。把握好了一次偶然性机遇，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局。当时赵紫阳有合法性，他登高一呼，人民都会拥护，都会回应，全国就会动起来了。三是28集团军在苜蓿地，军长和政委听到老百姓的控诉，非常理解人民的愿望，军心浮动，当初能够说服军人举旗起义，也是一次很好的偶然性机遇，中国的民主转型同样有很大的可能性。”
《民以何食为天》的作者周勍，也曾经与我讨论过机遇。他谈到：一是六四镇压以后，流亡海外的民运朋友在巴黎成立民主中国阵线的同时，也可以直接成立流亡政府。当时国际政治大气候极为合适，不久国际上出现了一波巨变潮，苏联、东欧极权主义国家呈多米尼骨牌效应，纷纷瓦解、倒台，建立了民主制度政权。而当时中国民主力量就是少了在国际上登高一呼的流亡政府体系。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的政治格局，与贝当政权抗衡的戴高乐流亡政权，适时的登高一呼，收拢民心、集合民意，进入国际政治舞台。二是魏京生流亡海外后，也不用成立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的组织，而是直接成立流亡政府，尽管这时的国际局势略差，但是魏京生有国际影响力，并在海内外民运中享有威望，同样会改变中国民主运动局面。捷克颜色革命前也经历了建立流亡政府的过程。
郑义先生总结说：“民主运动要有想像力，要抓住偶然性。中国目前任何一件小事都能引起突变。我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把这句话改一下：运动成败，匹夫有责。”
中国一党统治的专制政权，虽然表面经济繁荣，但是社会内部已经千疮百孔，积重难返，蕴含着人民对自由、人权和民主追求的民情、民意火种，蕴含着无数的偶然性导火索。杨佳、邓玉娇、“躲猫猫”等事件都是典型的范例。我们从各国民主化变革的经验中得到佐证，虽说民主转型没有固定和统一的模式，但民主化进程的必然性、偶然性是相通的，而且得到了实践证明。记得2006年费良勇、盛雪、彭小明和我曾经去拜访美国前国务卿助理马克。帕玛（Mark Palmer），听过他讲述匈牙利变革的例子。当年马克。帕玛先生是驻匈牙利大使，那是在老布希总统执政时期。那年老布希访问匈牙利时，对他说：“你的报告分析说这个国家近期会发生政治变革，在此次访问中我一点没有这种感觉，看来你的分析和估计是错的。”谁知一个月后匈牙利爆发颜色革命，果然一蹴而就，成功建立了民主制度。所以经验告诉我们，必然性无可争议，可以根据各国经验、资料、资料等做出预见和判断，它是我们信心的依据；而偶然性却瞬息万变，需要洞察时局变化，捕捉和把握每一次可能的时机，它是考验我们的决心，实现我们目标的临门一脚。
我很同意郑义先生这种偶然性分析。掌握偶然性，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非常重要。汉代宣帝时有个桓宽的郎官，在他的《盐铁论》中就提到：“见机不遂者陨功。”意思是：遇有时机而不行动，将功亏一篑。我们古人很早就对这类偶然性有过论述。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自己要认识中国民主之路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必须让广大的民众明白这些道理。
走出怨情怪圈
会议讨论中，有发言者回顾分析说：六四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失败，也印证了中国知识份子懦弱的一面！听来令人沮丧、颓唐和茫然。这样的指责和批评听了20年，困扰和自缚了20年。我在想，我们是否能够摆脱这样的自裁方式？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和美学》中有段话：“既然太阳也有黑点，‘人世间的事情’就更不可能没有缺陷和谬误。”近年来我们与西方一些人权组织合作，就没有那么多的自责，或者互相指责。我们需要的是方案，方案加方案；需要的是行动，行动加行动。
中国民运这些年来花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去自责，或者互相指责（批评）。指手划脚的批评家远远多于脚踏实地的干事者，摇羽毛扇的小诸葛大大超过劳心劳力的行动者。不少人热衷于摆韬晦八卦谱，而干事的始终挨批评，挨指责，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反而不干不动者，却颐指天下朝南坐。这就是中国民运目前的状况，把民运置入自缚手脚的怪圈，陷入内讧的泥潭。
我们对待一次事件，一段历史，不能凭一时一事的情感妄下定论。要从潺潺流淌的历史长河里去探究，要从社会变迁的大环境里来审视，要从日新月异发展的前瞻去思考。一场社会运动牵扯到的方方面面因素太多，太复杂。把失败的原因简单的归结为某些人的过失，或者某一群体的错误，都过于偏颇。
假如真要论及中国知识份子（读书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应该是正面的，肯定的。有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法，我没有考究过它的出处，但觉得这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人类社会每一次的变革和革命，或者发展和进步，从来就离不开知识，离不开读书人，历朝历代的读书人都起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历史重大转折时期，知识份子总是一马当先，其作用不容小觑。典型的例子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清朝时期的“戊戌变法”，民国时期的“五四运动”等等，知识份子都起到了关键、积极的作用。流血、苦难和失败，不能只是从知识份子（读书人）身上找问题。
八九民运同样如此，知识份子恰恰体现了传统读书人不畏强权，向往真理的勇敢和志气，谱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身先士卒的又一辉煌篇章，正如佛学所提倡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舍身忘我的精神。没有八九民运，就没有一代人的觉醒；没有八九民运，就没有今天中国民主之路的大格局。连中共专制政权也不得不打出“人权和民主”的招牌。
所以中国知识份子应该自信些和阳光些，少一些指责和报怨，多一些互相理解和支持。今后不宜过多强调知识份子，把自己与社会民众隔离开来。
民主运动就得“动”
如何展开民主运动的工作？是网路会议讨论的热点。国内的一些朋友如“大唐”讲得很好。他的大意是：从事民主运动，要贴近和认知国内百姓的生活，不在于口号，不在于激情，要让百姓了解政治制度改革的益处，其方针、策略要符合百姓的利益，与百姓的切身利益挂钩，民运组织要努力成为老百姓的代言人。假如把老百姓的积极性普遍调动起来，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就不远了。我很认同这种理性和朴素的观点。
联想到海外民运圈，一些人光会喊口号，发号令，身处自由世界，却鼓励别人捅刀子，搞武装。这不仅与国际民主运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主旋律不相符合，也与国内的民情民意相距甚远，太不合时宜了。当然我理解这些人的情感和能力。
近十余年来一些国家和平演变的成功例子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按照吉恩。夏普和马克。帕玛和平演变的理论，我的理解可以有许多工作侧重点，一是中国民运与国际民主力量广泛合作，组成强大的压力集团，拓宽国际运作平台和渠道，放大国内百姓民主呼声，为国内民主力量，为中共党内民主力量创造外部条件和气候，内外协力，促其变革。俄罗斯就是从体制内爆发的民主革命。二是和平演变要重视年轻人和学生的作用。年轻人容易接受真理，向往社会公正和社会民主。东欧一些国家颜色革命的成功，年轻人、学生起了积极的作用。八九民运就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最近伊朗的一波民主浪潮也是年轻人首先涌向街头。海外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这是一支生力军，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去运作。三是新闻媒体的传播工作。民主运动不是简单的打破一个旧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提升我们每个人对民主价值观的认知。四是在国内推动合法合理的和平维权运动，海外民运进行呼吁造势的配合。
民主运动要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这已经被和平演变的成功范例一再佐证。民主运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不需要模仿共产党那套做法，要求高度的统一意志，讲苦大仇深的阶级感情；不需要比斗志，比口号，比批判，比亡命，比肉体上消灭对手。更没有必要沿袭列宁、毛泽东等专制暴君的旧路，去从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在世界民主大潮的趋势下，连中共专制政权也在竭力改变形象，举起人权民主的旗子。我们民运组织理当开动脑筋，提升思维，更新方法，借势而上，借机而动。在保持独立运作的前提下，借鉴西方民主转型的成功经验，举一反三地去推动，促其变革，逼其变革。
盛雪去年在洛杉矶会议上呼吁各界：“民主运动就得‘动’起来。任重而道远，‘动’是根本，守株待兔式的坐等是永远没有前途。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工作等我们去做，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项，做些具体的实事，中国民主运动需要这样的社会积累。”动起来，民运才有希望，才能成势。我在《柏林大会文集》的扉页留下了这么一段话：“石，坚利，静卧不成力，若悬于高处，成势，石破天惊。水，恬静，风平不显威，若遭遇大风，成威，汹涌澎湃。民主运动是石，民主运动是水。”其中表达的也是这层意思。民主运动倡导社会的多元性，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想法和目标展开工作。事情不在大小，贵在行动，不断为民主事业添砖加瓦。
实际上我们周边许多人都在脚踏实地的默默做事，譬如：杨建利的公民力量行动在海内外推动，倡导公民争取自己基本权益。周勍的《民以何食为天》一书中外文版的出版，揭露了中国食品卫生的严重问题。王维洛著书，披露三峡水电站的自然生态破坏问题。盛雪为帮助国内民运人士，组织了“10元人道捐款活动”已持续了5个年头。彭小明与一些朋友在东德一所大学里组织留学生的读书会。张健与盘古乐团朋友们5月举行的欧洲万里公民行，一路歌声，一路宣传民运等，不胜枚举。民运组织是行动组织，只有一个行动接着一个行动，一波浪潮带动一波浪潮，才能一步一步推动中国民主运动朝前走。
民运是阳光事业
在网路会议的讨论中，也有人对民主运动持怀疑和担忧态度。他们依据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从而怀疑民主运动的公信力。
在本月初我和彭小明参加了德国东部一所大学的一次六四讨论会，有几位留学生也谈及：“中国经济发展如此好，人民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还有必要展开民主运动吗？而且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不是也很重视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吗？”
我是这么回答的：我们的古人在2500年前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这就要求统治者们顺民意、顺人心，改善统治管理方法，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国家才会稳定。人类社会出现了国家，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要求政治制度完善、修正和改革就没有间隙过，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断完善和改革人类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人类社会经历了无数次的改革、革命浪潮，才有了不断进步和发展。今天基督教文化之成就，同样经历了历史挑战和改革，否则人们今天就读不到脍炙人口的但丁《神曲》名著，也不会出现16世纪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更不会出现圣经《新约书》。被誉为民主制度的楷模——西欧各国，也同样经历了改革、完善的过程，它们走过了19世纪普遍争取和建立民主的世纪，走过了20世纪完善、修正和实现民主的世纪。今天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Horst Koehler）依然还在大声疾呼：“德国必须实行政治改革，改革的步伐要加大”。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在挑战中完善，在改革中发展。
要求政治制度改革不是新问题，是人类的传统课题，只是今天的遣词用语在不断更新。我们的祖先在《周易。系辞下》就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论述。当我们赞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讴歌西方的“文艺复兴”时，就不难理解当今的“民主运动”，就不难理解中国所面临的一场政治变革的浪潮。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依赖中共体制内完成中国民主化改革。共产党确实也谈政治制度改革，改革调子忽高忽低，忽紧忽慢。一方面大谈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而另一方面竭力压制、打击和镇压人民参与社会变革，甚至把一大批民主人士视为敌对人士，国家的敌人。从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了，有动静吗？共产党的体制、历史和利益决定了它不可能完成这项改革事业。我们所追求的民主制度，形象的说法是：一个健康的政权必须有监督和批评，必须要有制衡机制。在德国，国家政权的制衡机制有议会、反对党、民间团体（包括宗教组织）、新闻媒体、国家宪法法院等。而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没有履行监督和批评的制衡机制。造成中国社会问题异常突兀：贪官腐败问题始终治理不净，大批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发生危机，百姓求医治病得不到保障，军人复员、转业得不到社会安置，司法制度不公引起上访冤民成千上万，新闻报导受到层层控制，人民不能选择信得过的父母官，人民没有自由结社组党的权力，环境污染引起了社会恐慌等等，这些最终都归结为制度性问题。说明中国政治制度的陈腐和没落，专制和反动，这样的制度难道不用去完善、修正和改革吗？
我们从懂事起就被告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是人民的公朴。难道主人就不能过问国家大事？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人民要有当家作主的精神，行使公民的合法权力，参与和投身这场民主运动，来把握和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民主运动是全体公民自己的事情，是理直气壮的阳光事业，人人有责，责无旁贷。
六四不容抹煞，不容忘却。1947年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1956年发生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发生捷克的“布拉格之春”，1980年发生在韩国的“光州事件”等等，历史最终都一一清算，揭开事实真相，做出了正义和公正的交代。六四不会因为漫漫长夜，而掩埋了它的晶莹；不会因为强权专制，而遗忘了它的血迹。六四是中国民主之路上的血染丰碑，永远的记忆。
（2009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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