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遇罗克的局限性

（德国）遇罗锦


    多年来我在不止一处的文章中，见到个别学者在文章中提到“遇罗克有局限性”，但到底局限在何处，具体是什么，又从未见过详细的解释。我祇能猜测地列出以下几条，并作出一些解释。


第一，可能是因他在小学时，给派出所写信，检举父母解雇了手指被机器轧掉的工人阎叔叔，有人就认为他“局限”在对中共党、团的热爱之中。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与“剥削思想”划清界线，是学校对每个学生多年的教育。若说“局限”，人人有份。哥哥纯粹是认为父母解雇无辜的工人是不公道的事。就连他敬爱的班主任王笃元老师也认为首先是不公道，其次才是“剥削思想”。至于是否用这来“表现”自己，那是哥哥没想过的，我相信学校老师也不会这么想。

    本来这事我家人早都淡忘了。但在哥哥就义之后的9年——1979年，《光明日报》派了3个记者去中级人民法院查看他的存档。在祇有一天，又不准拍照和拷贝的情况下，他们匆匆用手抄写下日记和审讯记录的片断——即后来公开发表过的。这与那64大本厚厚的卷宗和一整本日记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他们意外地发现了在哥哥的个人档案中，还保留着北京团市委和学校对他的表扬信，我这才回忆起这件事来。当年由于政府派人来调查，父母立即对阎叔叔做了妥善安排并给予抚恤金。

    1981年，当此事在《乾坤特重我头轻》于《花城》季刊发表时，全家大哗，认为我给家里，给哥哥抹黑；说父母从未解雇过阎叔叔，一直是主动安排，让他去看大门的；说哥哥当时是糊涂，不了解情况。至今，父母早已过世，两个弟弟仍因为此事对我不能谅解。我却以为，这正说明哥哥从小就有赤子之心，认为对的就去做，不对的就不去做。他27岁的一生，从未做过任何不光明磊落的事，他是为真实而死的。当年他和王老师首是在为弱者说话，而非“党”，“团”光辉的吸引。应当这样去理解遇罗克。


第二，可能是因他12岁就写入团申请书，还劝父母交出房产，连自己住的房也照付房费，就说遇罗克有“局限性”。


    当年与我年龄相仿，或者像哥哥那年龄的人对入队、入团、入党多有兴趣。因为“家庭出身”，“亲属关系”入不进去，哥哥就每天反思自己。

    我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写过：哥哥小学6年，一直是全班、全校的表率，他一心一生都要做表率。到他上高中，品行由“良”变成“中”，深知入团无望时，他说：“即使我什么党派也不加入，我也要做个杰出的人。”

    遇罗克做了好事或者和“家庭划清界线”有所行动时，从来不对班主任、团支部或党支部表白。相反，当父母成为“右派”，父亲去劳教了，他倒很快向班主任讲了，并在入团申请书里写清楚了。

    他认为凡是做了好事都应当是默默无闻的，若是相反，就和献媚取宠、逢迎拍马成了同等性质。如此严格求己，是我未曾见过的。这不是“局限”，而是遇罗克的赤子之心。

    当然在那个年代也有那些早就看透世界的人，他们根本不想入队、入团、入党。我祇能说：这些人写不出《出身论》，因为特们没有动力。这个“动力”包括——遇罗克对“出身”的切肤之痛与他的忧国忧民、终生做表率的人生观。


第三，在7期《中学文革报》遇罗克的文章中包含有大量文革术语和“革命”辞汇，有人因此说他有“局限性”。


    我认为首先，遇罗克文章中这些辞汇的数量，并不比当时各种小报文章多，甚至是少的。因为其他小报除了空洞的革命辞汇之外，几乎全无实际内容。同时与哥哥办报的牟志京讲过：“当初若不加上这些辞汇，报纸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这便是当时的常识。

    1966年10月，哥哥最早写的《出身论》原文——《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不仅没有什么文革术语和“革命”辞汇，且语言十分辛辣，字数要比在报上发表的几乎少一半。牟志京为了报纸的生存，说他自己加了许多文革术语和革命辞汇，并要求哥哥去掉不少辛辣的语句，哥哥同意了，自己又加了不少“联动”制造的新的血腥罪行，及对谭立夫之流的谎言的驳斥等等。但原文的所有的内容都没失去，辛辣的语句祇剩下了一个“‘自来红’是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当时哥哥对牟志京说“不能再改了，再改，锐气就没了。”

    可惜，无数次抄家颠簸流离，家人和朋友竟未能保存一份油印的原作。

    且不说没经过文革的人，就连我们多年以后，对当年那些报纸上的文革术语和革命辞汇，也看不习惯了。这是是后来说别人的局限性，当然很轻松。


第四，是因为遇罗克坚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遇罗克读了许多哲学著作，读了许多古今中外名著，以他的独立思考和丰富的实践认为，祇有这个信仰，能够厘清人的思路，能够解释世上一切事物。反过来说，遇罗克所以是遇罗克，恰恰是因为他有了这个信仰；恰恰是这把钥匙解开他的心结，指导他一生的行动。

    信仰是人的灵魂。你不能说哪个信仰是高的，哪个信仰是低的。做人的准则，全看一个人的水准达到了什么程度。哥哥把近于苛刻的严格求己和自我鞭鞑，视为每天的精神食粮和神圣的责任，他忧国忧民、立志为国为民做出贡献。

    遇罗克比同时代的人高出许多。直至他就义之后的38年，血统论仍统治着中国，高干子弟如日中天，“黑五类”后代的后代仍是边缘人，《出身论》依然有重大现实意义，这是遇罗克超越时代的历史的预见性，而不是“局限性”。


第五，遇罗克是否因自己考不上大学，泄私愤才写的《出身论》？


    由于读了2008年8月号《北京之春》胡世晨的文章《遇罗克在合肥》，有些感触，不得不再写下去。

    泄私愤者必是心胸偏狭，不会忧国忧民者。一个自私的人哪肯为一篇文章把命交出去？哥哥在动笔之前就已经把命交出去了。一个祇为泄私愤的人，能够在狱中挺得住任何折磨不出卖自己，也不出卖任何人吗？而哥哥以超人的顽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不低头。

    当中共把几千名所有与哥哥有关，有过一面之交或写过信的人一网打尽之后，像郝治那样能挺得住的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是乱交代一气。甚至，在狱中屈服于中共的恐吓，折磨，甘当特务的都有。我们后来也知道了一些人。当然也有不认罪，不出卖人而被屈死的人。

    如果是以“泄私愤”去写《出身论》，正如胡文中哥哥所说：他根本不必以这种方式。一句话，他根本不必去写《出身论》。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有些人连遇罗克为什么要写《出身论》的意图都没有弄清楚。


六，胡文中写到哥哥劝D君将“马列主义学习会”改为“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又说“要相信党”。


    以我对哥哥的了解，这正说明他的谨慎和为他人着想。当时他在京已被跟踪很久——在后来的审讯摘录中，也问及他去合肥的事。他与胡是初次见面，与D君交情又不深，“要相信党”这种话，他是不会对家人或至友讲的。他劝他们改个名称，认为并不影响实际上该怎么做，也生怕“马列主义”这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这绝对不是他真相信什么“党”或对“毛泽东思想”这一辞汇那么喜欢。他防范的是中共一贯利用害人的手段。


七，不宜把遇罗克定位为中国的“马丁。路德金”。


    有些人把哥哥定位为中国的“马丁。路德金”，说他“在最黑暗的年代，第一个发出了人权宣言的人”。

    诚然，《出身论》的意义就是“人生下来应该是平等的”，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和美国无法相比的。从一开始，《出身论》就是在无辜者的血流成河中诞生的。这早已超出了“我们要求平等”的范围。

    7期“中学文革报”所有头版的文章，都是哥哥写的，那些血淋淋的内容，不仅仅是在要求“我们应当平等”。这7期报纸还在手边，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它的全文，就会知道当时的血腥现实，在美国是所没有的。遇罗克对血腥事件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就是对中共恶党，对愚弄人民领袖的抨击——他自己非常清楚，我们也该清楚才对。

    如果说他在入狱之前，我们把他定位于“为了人权”而不为“推翻恶党”还勉强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在他入狱之后，由起初听说的“会判刑五年”直到升成死刑，两年狱中生活的非人折磨以及对共党吃人本性的深刻暸解，遇罗克从“为了人权”进而到达“推翻恶党”。他对残酷暴政认真地对抗，他要推翻中共暴政。

    认真做人，用生命写文章，苛刻地自我要求——这是哥哥一生的做人准则。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