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茅于轼先生八十岁生日

于大海


    1月14日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www.unirule.org.cn）理事长、《零八宪章》签署人茅于轼先生八十岁生日，茅先生的朋友特为此编印一部文集以示庆贺。本文是此庆贺文集的应约稿。——编者


    1984年夏天，我随世界银行代表团回国访问。行前，当时和我同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杨小凯给我介绍了几位他在北京的朋友。茅于轼先生是其中一位。在北京找到茅先生后，他不但热情招待，还主动给我安排了一系列活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为我安排的在国务院经济中心的小型系列演讲。当时国内经济学界仍很沉闷，理论的研究局限于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诠释。由于受斯大林著述的影响，连价值规律甚至商品的概念都持否定态度。这种理论与经济改革的实践完全挂不上钩，所以有些年轻人，包括我那次回国认识的何维凌、宋国青等，很是希望引进西方的经济理论。茅先生虽然年纪大些，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兴趣却是比年轻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我祇有23岁，进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才刚满一年。但茅先生因为听说我书读得好，所以一个劲儿鼓励我讲。他简直把我当成了偷天火的普罗米修斯。我当时祇能讲得出宏观控制的一些基本理论，如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等，对这些理论在中国能派上什么用场并不清楚。但茅先生仍鼓励我，说讲得很好，以后回来再接着讲。他对新思想、新事物的求知欲和对年轻人的爱护，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顺便想提一句的是，当时听我演讲的包括在经济中心任职的马宾先生。经茅先生介绍认识后，我与马先生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联系。他曾多次表示希望我毕业后到经济中心工作。我原以为马先生也对借鉴西方经济理论有兴趣，真想不到他近年来竟成了极左派或曰斯大林主义的旗手。

    我从北京大学一毕业就来美国留学了，除了在北大的时候代过一段时间的课外，没在国内工作过，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缺乏直接的体验。茅先生为了弥补我的不足，不但不厌其烦地给我介绍情况，还不断安排我去拜访各路豪杰。我在北大学的是物理，来美后能较顺利地改学经济，首先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的器重。而在与国内经济学界及改革参与者建立联系方面，茅先生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

    这样和茅先生认识后，几年里交往一直十分密切。如我听说国内对投入产出表有兴趣，就找了一份美国人编制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将主要部分寄给了茅先生。茅先生将这份材料译成了中文，刊登在社会科学院的《要报》上。茅先生后来来信告诉我，当时的计委主任宋平看到了这份材料，并批了字，叫计委预测中心派人专门研究。现在看来，宋平以及国内经济界对投入产出表有兴趣，目的是改善计划经济。这与稍后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并不吻合。但对投入产出表的研究，也可算是从计划到市场的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尝试吧。

    1985年我和杨小凯、钱颖一等人筹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其间茅先生也给了我们很多鼓励和协助。当小凯和我向美国福特基金会申请经费时，基金会的盖纳先生特别问起我们与国内有多少联系。我们就把与茅先生及其他人的合作关系列举了出来。可以说，我们与茅先生的密切联系对学会争取到第一笔资助是至关重要的。

    那年5月留美经济学会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召开成立大会时，茅先生正好在美国。他参加了那次大会，并在会上多次发言，对学会的顺利降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向大会提交了一篇题为“经济学的曲折道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的论文。他在论文中强调了西方经济理论的普适性。茅先生指出，西方经济理论“不但适用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他还特别提出，我们举办研讨会，与其叫西方经济学研讨会，不如叫现代经济学研讨会。他在论文中指出：“西方经济理论勿宁说就是现代经济理论，它不但与地理的东西方无关，而且与所有制及经济运转机制无关。”

    后来，茅先生又长期担任学会在国内的召集人，为学会的成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曾将学会的通讯在国内重印了传发，并组织过多次国内会员的联谊活动。1988年我最后一次回国时，就参加过茅先生组织的联谊活动。

    1986年和1988年我回国时，也都到茅先生在南沙沟的家里作了客，参加了茅先生给我安排的活动。这包括在社科院、体改委以及欧美同学会的拜访和演讲。茅先生在北京送给我的《择优分配原理》一书，我一直珍藏至今。虽然我已经有21年未能回国了，茅先生对我的关照，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2009年1月于美国新泽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