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何时能实现
——纪念五四90年

方励之


    我最后一次在北京的公开演讲是在1989年4月25日，地点在朝阳门内“九爷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那次是科学史所长席泽宗约我去的。当时，席和我都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的常务理事。席是正宗的自然科学史家，专精中国天文学史，而我祇能算是一个科学史爱好者。我加入该学会，部分是因为宇宙学——我的研究兴趣所在——广义地说也算是一门“史学”，即宇宙的起源和演化史。这“广义史学”，是用物理方法来研究的。

    那次演讲，是科学史所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公众活动之一。1989年4月初，北京街面上还很安静，大学生不少还沉湎于托福（TOEFL，托派）或麻将（麻派）。但社会生活已显浮动，呼吁赦免政治犯的公开信，接二连三。很多人预感会有事，不清楚何时何地会有何事。五四运动70周年正好提供了一个讨论历史和现状的好机会。

    在约我演讲时，席泽宗半认真地建议∶你们“广义史学”家言之凿凿断定，地球将于50亿年后被临终的太阳吞没。你能不能也算一下“中国何时能实现民主？”。嘿嘿，席老兄“将军”了。遵命抛砖，但不管引玉。我给了一个定量答案如下∶（ 1913 - 1629 ）- （ 1989 -1919 ） =  214  年。

    它是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五四运动1919年算起，需要284年。从1989年算起，仍需214年。

    上式的基础是所谓运动规律在时间平移变换下的不变性。最早涉及规律不变性观念的是伽利略。地球自转公转如此之快，为什么人丝毫感觉不到？伽氏的解释，也是正确的解释，就是力学运动规律在时空变换下的不变性，包括时间平移变换不变性。社会历史也是时空中的一种运动。如果假设：普适性文化的成长规律满足类似的不变性，那末，现代严谨科学在中国社会中的成长，应相同于人权价值观和政治民主制在中国社会中的成长，即有相同的时间尺度。这样，由四个历史年代（1629，1913，1919，1989），就可以推知上述的214年。这就是1989年4月4日我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写的 “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 一文的主题（全文附后）。

    4月25日我演讲时，学生已经上街一周多了，著名的 “人民日报”4.26动乱社论于4.25当晚就广播了。4.25是星期二，科学史所派车来中关村北京天文台总部接我，司机驾车有意绕行敏感地段，如大学校门口等。心想，不变性假设在今天好像是政治不正确的，也许不久会被证伪。席兄到底是史家，比之一时一事，他更看重历史推论，要我仍照“广义史学”的论证讲。若被证伪，也有意义。科学史所是学术讲堂，“九爷府”里老九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证明或证伪），是可接受的治学方法。于是，讲题及其内容都不改，仍为“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 讲后，立刻有友人评道∶“老方，你这个估计，祇是个一级近似吧。”我答∶“当然，一级近似可能也不到，算零级吧，所以误差都不能写。”

    20年过去了，席兄已于2008年底作古，五四运动已到了90周年。友人近日告曰∶ “相比1989，中国已大大变化了，就是在人民大会堂里，遗老遗少式的唐装也极少见了，西服无论如何是主流了。” 尽管如此，零级近似的估计似乎还没有被证伪。相反，20年的变迁，还显出不变性假设的几分合理性。在“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一文中提及三勿论——“勿师西法” 论、“勿离经叛道” 论、“勿上下易位” 论，它们前后流行于1629 - 1913近三百年，曾用来抵制严谨科学在中国的成长。移动一下时间坐标，三勿论也是时下人民大会堂里的流行，也是用来抵制普适价值，且看，“勿师西法”——“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勿离经叛道”——“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勿上下易位”——“核心是党领导，不折腾”。

    注意，变换不变性是指运动规律本身的不变，而不是说运动总是不变的。地球的转动不是不变的，江山不是永固的，没有一个朝代是“自我完善”就会万世不衰的。且看，17，18世纪倡导三勿论者，尚是阮元等一批大儒或巨儒。如今，改朝换代了，除了假的，或半真半假的以外，大儒和巨儒似是衰了。大官和巨官，大贪和巨贪还在，一脉相承，三百年不变。也不尽然。内地友人告知，也有新创的品种出现，叫什么“吃饱了的博士”。这头衔不伦不类，也许是听错了？

    有一点应当没听错，当年的大儒巨儒们尚能“苟牵经义，妄生义论” （李善兰语）。而今的新老品种们，好像连“经义”也“苟牵”不动了，祇能“妄生”市井味道的“义论”。“甚——无——谓（或味）——也” （李善兰语）。

    不变性预测不过是一个有待证伪的假设，但历史的确能为今日的断事者，预事者和论事者鉴。


    （2009年3月，Tucson）


「附录」


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纪念五四70年

方励之
（1989年4月4日）


    中国的改革正陷入困境，这是目前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现代化和民主化，进不得进，退亦无路。眼睁睁看着周围具有相同民族或类似文化的国家或地区正纷纷向发达行列迅速走去，眼睁睁看着时间在大陆正白白地流逝。从‘五四’到如今已经流逝了70年，还要再流逝多少年，中国才会有转机？每想起这个问题就不禁令人焦急、痛心、失望。

    为了不使这篇纪念文章显得过分悲观，我不准备再多谈中国的民主，而是回顾一下三百多年来与北京天文台有关的历史。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最有价值的作用是倡导将民主和科学注入中国文化。这二者正是中国传统中所缺少的、或不足的。然而，就民主和科学二者在中国的注入进程来看，五四大体正好分别是它们的起始期和完成期。意思是，1919年，中国刚刚开始她的民主政治的进程，而那时，中国已开始全面地接受现代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过程已近结束。

    三百多年的科学注入史，许多都与北京天文台有关。公元1582年意大利耶酥会士利玛窦来华，是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之始（利氏的墓地现仍位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内〕。现代科学一开始就遭到抵制，明末冷守中等反对用‘西法’制历，认为祇有宋代理学的“皇极经世”才适用于中国历法。这是首版的“中国特色”论。所以，当时仍沿用陈旧的大统历和回回历。

    1610年的一次日蚀，用传统方法预报错误；1629年的日蚀再次预报错误。而徐光启用西法预测则十分准确。这才迫使崇祯皇帝接受西法，编出“崇祯历书”。不过，由于守旧派的反对，“崇祯历”实际并未使用。直到明亡清兴，顺治时期才将该书改名为“西洋历法新书”刊行，并用以制历，名为时宪历。这可能是“西洋”近代科学第一次进入中国社会生活。

    好景不长，顺治一死，反对现代科学的势力再度得势。大儒扬光先上疏朝廷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既反对西洋人， 又反对西法， 可称为第二种”中国特色“论。在这种特色论下，以西法制历的李祖白等5人被处死。他们是北京天文台第一批为中国的现代化献身的人〔研究天文的人由于不见容于统治者而被整肃以至处死，中外历史中均不罕见〕。

    康熙亲政后，情况有好转，再度使用以西法为基础的时宪历。康熙是历史上最喜好科学的皇帝，他早年直接向传教士南怀仁学过西方天文学。“历象考成”和“康熙永年历”两本大体还具有当时西法的水平，是那一时期的代表。

    自雍正上台始，又开始了一个长达百余年的排斥科学的时期。闭关锁国，科学交流被切断了。占据学界主流的干嘉学派，祇事考据经典，无兴趣于观测科学。直到19世纪，该学派大师之一阮元还不接受日心地动说，写道：“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这又是一种以“经”“道”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中国特色”论。

    鸦片战争后，上述意识形态才失去威力。天文学家李善兰驳斥阮元说：“尝精心考察，而苟牵经义，妄生义论，甚无谓也”。李善兰于1868年到北京任同文馆天文总教习，从此中国再度系统地引入西方天文学。而真正再度使用西法制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了。民国成立，改钦天监为中央观象台，主持制历。

    由于时间紧迫，民国元年及二年的历书还是用旧法计算的。“三年历书”才完全依据现代天文学而制。从此再没有反复过。就是当文化大革命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时，所用的历法却还是“资产阶级科学”的。

    “三年历书”的编制者高鲁和常福元在“凡例”中写道：“本年历书系用东西各国通行之法推算”。“东西通行之法”一语极为重要，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终于认识了科学规律〔推算之法〕的普适性，而无所谓“中国特色”的科学规律。这就是为什么“五四”大体可以看作中国传统与现代科学冲突的终点。起点和终点都发生在北京天文台。

    这一段科学注入史也许有助于我们从更长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今天的民主困境。第一，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似还可以不必太悲观，与三百年的科学注入史相比，70年的民主注入时间虽已不短，但还不致令我们完全气馁；第二，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准，像科学的原则和标准一样，是普适的，无所谓“东法”或“西法”之分，祇有落后与先进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第三，阻碍现代化和民主化注入中国文化的错误观念，与阻碍科学注入中国文化的错误观念是相似的，即各种版本的“中国特色”论。

    北京天文台今年将纪念建台710周年。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帝往往要祈天断事。自从元朝建都北京之后，北京天文台一直为历代皇帝充任这类探察天意的角色。五四之后，天文台就没有这种功能了。不过，天文台的漫长历史仍可为许多人，特别是今日之断事者，提供借鉴。勿师西法论、上下易位论、离经叛道论等不都有其“先驱者”吗？愿这些历史能为今日的断事者鉴。

    天文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背倚宇宙腑视人间的观察点，由这里看去，星移斗进，“法轮”常转，万物概莫能外。科学的“法轮”已转进了中国，民主的“法轮”也在转了，今天的困境不过是它启动时的嘎嘎之声而已。这就是我的信心和力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