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的必然与偶然
——“六四”踏碎“六二○”的历史教训

（北京）陈子明


    18年前，笔者在《谁是历史的罪人——我的辩护书》中写道：“‘八九学潮’……它的整个氛围，整个进程，整个结果，都笼罩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它的悲壮的美感将永远值得人们赞叹，并极大地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悲剧中充满了偶然性。本文拟从分析八九民运中的必然与偶然入手，进一步阐释八九民运的悲剧性质，并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总结它的历史教训。


一、 学运一触即发，“四二七”、“五一三”出乎意料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祇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对方不祇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从这段话来看，邓小平是个八九民运必然论者。他前面的话有真有假，后面的话纯属捏造，需要仔细地加以辨析。所谓国际大气候，无非是指西方和苏联东欧对中国的影响。当时美国对中国民间人士有影响主要是文化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始于基辛格访华和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又因为邓小平的访美而成为时代风尚。至于苏联东欧的改革，首先受到影响的也是邓小平本人。1980年邓小平“八一八”讲话因为陈云、胡乔木、王任重等人的抵制而被雪藏，正是在戈尔巴乔夫鼓吹“公开性”、“新思维”受到西方朝野的好评后，才得以在1986年重见天日，并掀起了新一波的政治体制改革热。事实上，国际形势对于八九民运的影响是非常间接的，直接影响运动的是国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大气候是国内各阶层民众的情绪。邓小平说，“对方……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这是他为了给镇压辩护而信口开河。“六四”之后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官方没有指控其中哪怕一个人是文革造反派。笔者后来在监狱中遇到许多官方所谓的“暴徒”，都是正经的工人、农民、个体户，而不是邓小平口中的“社会渣滓”。到1980年代后期，改革已经不是几年前那种几乎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通货膨胀使普通市民感到手中钱紧，储蓄贬值；而价格双轨制造就了一批日进斗金的“官倒”。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是社会各界普遍的要求。学生还没有下厂下单位去串联，工人、机关干部和市民就纷纷涌上街头支持学运，这就是人心所向的政治大气候。政治小气候是1980年代业已形成的学运传统。1976年四五运动时，大学生参与的还不多，比较著名的祇有周为民（清华大学）和笔者（北京化工学院）。1978～1979年民主墻与民刊运动时，参与的大学生、研究生就比较多了，《北京之春》有周为民（清华大学）、王军涛（北京大学）、韩志雄（北京大学一分校）、陈子明（北京化工学院）、李盛平（北京大学一分校）、吕嘉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陈子华（北京商学院）等，《沃土》有姜洪（中国人民大学）、胡平（北京大学）、姜渔（中国人民大学）等，《四五论坛》、《探索》也有大学生参与。到1980～1981年高校竞选运动时，大学生、研究生就成了民主运动的主体。1977～1979新三届大学生（其中包括大批插过队、当过工人、扛过枪的“长胡子”的大学生）毕业后，学生运动消停了几年，从1985年开始，又不断掀起新的高潮。1985年纪念“九一八事变”的学生运动，很快就从抗议日本转向抗议当局压制公民游行示威的自由。1986年要求自由选举人民代表的学生运动，从合肥、上海席卷到全国。1987年，刘刚等人联名推荐刚刚被邓小平开除出党的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为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候选人，李淑娴以超过百分之八十的选票当选。1988年，柴庆丰事件引发了北京大学又一次学生运动，学生“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包括“新闻自由，取缔报禁，允许民间办报”等六条纲领。由于1986年底的学潮，胡耀邦被解除了中共总书记的职位，许多学生对此愤愤不平。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引发了全国性的学潮，可以说是蓄势已久，一触即发。八九学运之前的多次学运，在当局通过媒体发出恐吓和出动警察（如1987年元旦，警方在天安门广场短时间拘捕了33名学生）后，就平息了，因此这一次当局依然照老规矩办理。《人民日报》按照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次日，大批警察开上了街头。然而，“四二七大游行”成功了，这完全出乎当局的预料。极少数骨干分子在民心所向的情况下能够掀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本来是姚依林、黄华、蒋南翔、李昌等“搞学运”出身的中共要员亲身经历过的，但一二九运动时已经进入“红区”的邓小平则缺乏此种体会。邓小平在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发动了不计其数的“飞行集会”，均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的口号是“保卫苏联”、“拥护苏维埃政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在“白区党”损失接近百分之百的情况下，北平祇剩下零零散散的十几个党员，临时党组织的主流派还以“右倾”为理由反对向政府情愿，一二九运动居然发动得起来，原因就是它符合了要求举国一致抗日的民意。同样，八九学运爆发时有一定组织联系的骨干分子也不过刘刚、王丹、邵江、王有才、熊焱、黄海新、龚自忠等寥寥十几个人，他们是在1985年以后通过历次学生运动和举办校园民主沙龙聚集起来的一个跨校际网络。由于在既有网络基础上再结合运动初期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如吾尔开希）迅速地筹备成立“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高联”），由于北高联所提出的“反官倒”、“要民主”的口号获得了全社会的热烈响应，“四二七大游行”在市民的大力支持下，终于突破了警察的重重封锁线，实现了绕城大游行。归根结底，当局在“四二七”的失措是由于误判了民意，他们完全没有想到，1984年学生自发打出“小平你好”横幅时的民意趋向，经过1988年的“涨价风波”和“官倒横行”，不到5年的时间就已经荡然无存。“四二七大游行”成功后，学生运动应当“乘胜追击”还是“见好就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笔者曾带着这个问题专程拜访40多年前参与领导过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学生运动的姑夫金雪南和姑姑陈尔玉。他们指出，根据经验，学生运动的周期一般在20天左右，超过了这个时间段，或者会被镇压，或者会自己松懈，所以要力争在最佳时间里获得一定的结果，还要有主动退场的准备。在5月1日前后，笔者和王军涛向前来咨询的多位学生谈到：历来的学生运动（游行、罢课等）都是不可能持久的，因此必须做到有张有弛，能放能收；这就要求学运要有明确的诉求，不能得寸进尺，狮子大开口，让人家没有退路，自己最后也没有台阶下：“四二七大游行”后，运动的重心应由游行集会转向政治对话和校内民主建设。笔者最近向原北高联常委郑旭光了解到，北高联当时作出了决议，在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后，从理科开始逐步复课，此后的重心是开展校园民主和筹备与政府对话。在北高联的主持下，产生了学生“对话团”，对话团选举项小吉、沈彤、何光沪、江棋生、郑成武五人为常委，前两人为召集人。5月5日，对话团首次全体会议确定了三个对话方向：本次学运的性质，深化改革的措施，公民权利的落实。由沈彤负责前两个方向的准备，由项小吉负责第三个方向的准备。5月10日，项小吉与笔者、王军涛、张伟国、程翔等人有一次见面，讨论的议题是，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哪一项应作为此次运动的首要目标——是优先要求结社自由，即确认学生独立组织的合法性，还是优先要求新闻自由。我主张新闻自由优先；在结社自由问题上则可以接受一种变通的办法——不坚持要求政府承认“北高联”，祇要政府承认现有学生会领导机构通过自由竞选产生，就可以满足了。在座者也赞同我的意见。后来我得知，对话团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在对话团与中办、国办信访局频频接触，就对话的具体方式和时间进行磋商期间，有一部分学生等不及了，倡议发起绝食。据马少方说，他们是在得知中办信访局已回复“本周内有说法”（5月14日是周六）的情况下倡议绝食的，当时的想法是，在11日把“这个消息放出去，政府明天总是能知道的，相信政府也是不愿看到大家真的走上绝食抗议之路的”，从而促使当局在5月13日下午绝食启动前实现对话。王丹也回忆：“当时大家（吾尔开希、马少方、程真、王文、杨朝辉及我六人）有一个一致判断，即如果我们拉几百个学生上去，政府不可能让我们在广场上过夜，因为我们最早也要在13日才能开始绝食，而15日戈尔巴乔夫访华，政府当然不会让戈尔巴乔夫看到广场上的绝食。”尽管倡议者并不真想启动绝食，然而当他们在倡议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已经无法控制由其引发的社会态势和后果了。学生运动发展到大规模的绝食抗议，不仅出乎当局的意料，也出乎民主产生的学生对话团和北高联的意料。当时的北高联九个常委院校的派任代表是王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静（北京大学）、张铭（清华大学）、王晨阳（中国人民大学）、王志新（中国政法大学）、郑旭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正云（中央民族学院）、翟伟民（北京经济学院）、梁擎礅（北京师范大学），秘书长是王治新（中国政法大学）。5月12日晚出席北高联会议者（上述名单中个别人可能没有与会），全体一致反对绝食，但他们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绝食。如何在群众运动中有效实施多数人的决定，对少数人采取必要的纪律措施，控制运动的进程和节奏，对于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来说，是一个过于艰深的课题。由于民主运动的历史屡屡被“遗忘”，群众斗争的经验教训一直得不到传承。


二、 镇压屡有前科，“五一七”、“六四”自有因缘


    1949以后，中国屡屡发生群众性的运动，动辄几千万人、几亿人上阵。这里不提“除四害”、“大炼钢铁”这样的运动，仅就政治运动而言，实质上可以分为两类：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和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运动群众”的例子如1951～1952年的“三反”“五反”，1955年的“肃反”。中共统治时间稍长，其体制的弊端就暴露了出来，民众的不满也在日益加深，“运动群众”往往最终演变成“群众运动”。例如，1957年的整风运动孕育出矛头指向中共体制的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孕育出“反文革”（也有人称为“人民文革”）。毛泽东在针对刘少奇的时候，曾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但毛本人不过是“叶公好龙”，真正的群众运动来了，他都是要镇压的。

    由于在1980年代前期，拍了一些《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这样的影视片，大学生们对于1957年的事情算是略知皮毛，因此特别重视“秋后算账”的问题，后来的一系列行为方式，都与试图避免中共“秋后算账”有关。由于时间相隔不远，大学生们对于毛泽东镇压四五运动的手法，也是有一些耳闻的，知道毛泽东曾调动警察和工人民兵，用大棒子来对付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民众。但是，同样是由于历史的“遗忘”，他们对于中共政权的残暴性还缺乏真正的了解。

    为什么1976年4月用大棒子就可以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众，笔者作为四五运动的过来人，最清楚其中的底细。四五运动虽然规模宏大，却是一次完全自发的群众运动，并没有一个已经成型的核心队伍。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成立了一个“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笔者曾作为它的代表去广场东南角小楼（现已拆毁）与当局谈判，但该“委员会”成员之间及其委派的5名“谈判代表”之间素不相识，临时留下联系方式的人，很快就被便衣警察一网打尽。而镇压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毛泽东是不惜出动坦克大炮的。1968～1969年，许多省份都发生过军队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大镇压、大屠杀，这里仅以广西为例。1968年7月以后，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以“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为名，调动军队，共杀了近10万人！然而，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却完全不被参加八九学运的大学生所知晓。有一位学生领袖当时曾说：“祇有在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其实，比他们年长10岁、20岁的人，早已领教过中共所导致的连绵不绝的灾难（无辜丧生的国人数以千万计）。

    那么，“六四”坦克上街是不是命中注定的呢？应当说，这里还是有非常大的偶然因素，是各种因缘际会的结果。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5月15日到北京访问，就是一个突发的外部因素。“四二七大游行”后，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归来，在取得邓小平的同意后，开始尝试“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如果不是撞上了戈尔巴乔夫访华这件事，本来还有可能比较从容地解决学潮问题。

    长期以来就有一种说法，早在1988年底，赵紫阳的智囊就在香港操作“倒邓保赵”；1989年2月，“终于传来了他要下台的信息”。学潮的爆发给赵紫阳提供了一个延续政治生命的机会，所以他从朝鲜回国后“就决定将矛盾公开，打起自己的‘开明牌’来了”。据说，5月16日傍晚，“玩火者”赵紫阳在问清楚是电视直播的情况下，决定在政治舞台上赌一把大牌。

    当时，戈尔巴乔夫先对赵紫阳说：我们两个总书记的会见，说明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这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上午你和小平同志的见面，就是两党最高级的会晤。1978年以来，邓小平是国内外，我们党公认的领袖。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全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能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我们党通过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这里要分析的是，赵紫阳的话是在打“倒邓牌”呢，还是在这种场合必须要说的话。

    1972年的时候，毛泽东没有任何国家领导职务，与尼克松职位相当的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敢说他与尼克松的会见“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吗？同理，1989年的时候，邓小平没有任何党的领导职务（他已经辞去政治局常委和中顾委主任，惟一职务是军委主席），但是，赵紫阳能够赞同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是“两个总书记的会见”标志了中共和苏共“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吗？这样的历史功绩，当然不能记在赵紫阳（“总书记”=“大秘书长”）的账上。赵紫阳后来告诉老友宗凤鸣等人：“戈尔巴乔夫到京之前，我曾在向邓小平做的有关汇报中提出‘希望你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请求。当时邓小平回答说：”我一定会见他，还要当面跟他说，我们见面了，就是中苏最高会面，代表中苏关系新里程的开始‘，邓小平还一再强调’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他‘。但是他们会面时，邓小平不知为什么却未向戈尔巴乔夫提到此话。之后，我还对鲍彤说，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记性不行了。于是，5月16日我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过程中，特意告诉他’我们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正式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大问题上，还要邓小平掌舵‘。这一番话，本意是替邓小平把他忘记讲的话转告戈尔巴乔夫，目的是让对方回国后对此行能有个交代，至于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么误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赵紫阳也否认在学运前党内就有”倒赵“风潮的说法，他说，与胡耀邦下台前一两年就失去邓小平信任的情况不同，直到1989年5月中旬，邓小平还是信任他的。

    如果邓小平说了那句话，赵紫阳就没有必要说那一番话；如果不是国内外两件大事叠加在一起，导致一些国内“听者”的误会，赵紫阳在那个场合的话本来也是合乎中共“家法”的。然而，历史恰恰是充满了巧合。先是一些知识分子“听”出了“言外之意”，在《五一七宣言》中把矛头直指“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然后是邓家子女的极端反应。陈一谘在怀念赵紫阳的文章中强调了“五一七家庭会议”的历史重要性。“5月17日晚饭时，邓小平一家人也坐在一起，召开了一个‘太上政治局常委会’。看着严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全家一致认为：”看来他们要甩出我们家，把我们剁成肉馅了！‘视抗议学生与民众如寇仇的邓小平终于下定了最后的杀机。“多个消息来源均指出：起到邓小平耳朵作用的邓榕，在赵紫阳讲话后便拒绝接听赵的电话，断绝了邓与赵之间的联系。

    联系到戒严前党政军警工青妇机关干部纷纷上街声援学生，戒严后“二帅”（徐向前、聂荣臻）“七上将”（张爱萍、叶飞、杨得志、萧克、李聚奎、陈再道、宋时轮）和38军现役军长（徐勤先）的消极反应，以及六四后中央书记处（赵紫阳、胡启立、乔石、芮杏文、阎明复）几乎一锅端的事实，可以得出结论：中共虽然难逃镇压学生的罪责，但它并不是按照党章国法作的决定，而是由能和邓小平说得上话的一小撮人按照“帮规”“家法”拍的板。能和邓说上话的人，除了邓家子女外，赵紫阳后来与杨继绳等人谈话时还点了两个人名：“当时祇有李先念给小平打电话，他听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了电话：”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个话不知准不准确。王震也主张抓多少人。“李鹏也必须承担个人责任。按照《国务院组织法》，像北京市局部地区戒严这样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全体会议由国务院全体成员组成“。李鹏没有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就擅自签署戒严令，这是严重的违宪违法行为。

    当我们说“六四”自有因缘时，不是要说军队开枪是偶然事件，而是要强调天安门广场没有“血流成河”是偶然事件。有了“五一七”家庭会议决策，有了“五二○”戒严，就必然会有“六四”开枪和随之而来的大逮捕。一旦开了杀戒，杀几百人是杀人，杀几千人也是杀人，对于已经杀红眼的屠夫来说是无所谓的了。当时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几千学生能够平安脱身，这才是一个奇迹。这是刘晓波、周舵、侯德健、高新“四君子”的功劳。

    当刘晓波提出知识分子上天安门广场绝食时，“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一些主要成员王军涛、周舵等人起初是不赞成的。后来周舵考虑到自己参加可以为朋友共担风险，而且借此行动建立知识分子的威信和感召力，或许还有可能将学生寻机撤出广场，就同意和刘一起参加绝食。当王军涛听到周舵介绍绝食的两个基本口号是“没有敌人”和“人人有责”时，也决定支持刘、周绝食，并和陈小平等人担负起绝食的后勤支援。虽然20年过去了，仍然有必要重温《六。二绝食宣言》中的话语：“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祇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祇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为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但是，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周舵、刘晓波等通过绝食行动在学生中取得威信，使他们得以在危急关头成功地挽救了数以千计青年学子的宝贵生命。理性的态度和果敢的行动，这二者的结合，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楷模。


三、“六四”踏碎“六二○”的历史教训


    在“五一三”、“五一七”甚至“五二○”戒严实施之前，一直存在着八九民运获胜的可能性。5月15日笔者在全国总工会大楼的一次会议上说：即使这次民运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祇要能够全身而退，开一个不以失败告终的历史先例，也可以算是胜利。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八九民运的另一种结果，笔者称之为“六二○道路”。从4月18日清晨，北大、人大数百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提出七条要求开始，学生运动就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对话者。当天下午，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延东等从学生代表郭海峰手里接过了《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书》。6月20日，原本是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召开的日子。

    5月4日，赵紫阳会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的各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首次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随后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5月8日，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0日上午，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在这两次会上，赵紫阳分析了学潮的起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由于近年社会中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现象，使少数人暴富，这中间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和干部子弟；二，由于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使人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信任程度大为降低；三，通货膨胀直接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引起人民群众广泛的不满。他提出：在廉政建设方面的初步想法是，国务院尽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清理整顿公司的情况；公布副部长以上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80岁（或75岁）以下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特供；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胡启立提出：要尽快进行新闻改革，讨论并出台《新闻法》；建立党和政府高级干部向社会申报和公布财产的制度。万里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廉政委员会。赵紫阳接着万里的话头说：这是一个好建议。在反腐倡廉的问题上，我建议先从调查我的子女开始，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也一样。政治局全体会议决定：政治局成员按现有分工与各条战线群众进行对话和座谈；将会议讨论中涉及需要全国人大立法或者审议批准的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列入下次常委会议。10日下午，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于6月20日左右在北京举行，议题是：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情况汇报；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的汇报；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等。

    5月13日上午，赵紫阳、杨尚昆到邓小平家汇报了近期工作部署。这是赵紫阳在胡耀邦追悼会后第一次见邓小平。赵紫阳汇报，政治局的一致意见是，当前要疏导、分化，积极争取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用民主和法制的办法解决这次学潮；政治局正在研究，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等密切结合起来，采取一些实际措施和步骤，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邓小平回应说：惩治腐败，要认真做几件大事，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他们还讨论了戈尔巴乔夫访华问题，赵紫阳说，对于戈尔巴乔夫访问一事，下午我透过新闻界再强调一下。以便于学生了解这件涉外大事。这次三人会见，表明当时邓小平还是信任赵紫阳的，虽然他一再叮嘱政治局常委要果断，要坚持原则，但还是表示，对这次学潮，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

    现在假定5月13日下午没有发生学生绝食。在5月14日之前，中办信访局的负责人将会答复学生对话团具体的对话日程和方式。估计是在戈尔巴乔夫结束访问后，赵紫阳、李鹏、胡启立、阎明复之中的某个人或几个人将会与对话团正式对话。在这次对话中，政府方面的对话者将会透露5月10日政治局会议拟议的一些改革措施，学生将会宣布胜利结束罢课。在6月20日或者略微提前的某个日子（万里访问北美归来之后），人大常委会将把政府与学生对话达成的协议转变为立法，政治体制改革向前迈进了一步，这就是可能的“六二○道路”。

    沿着“六二○”道路，可以再做一些畅想。由于人大常委会在解决学运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将会突显出来。由于非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常委在学运期间表现活跃，“民主党派”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行为将会增强。人大常委会将会讨论并通过由胡绩伟主持制定的《新闻法》。1989年6月前已经拟定的《新闻法（草案）》第三稿的第八条规定：“除国家处于总动员时期外，不得对新闻机关传播新闻、发表言论施行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第十二条规定：“报纸、期刊的创办可以由公民团体进行”，“也可由自然人进行”。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代后期已经以“准民营报刊”身份活跃在新闻媒体领域的《世界经济导报》和《经济学周报》，将会率先转型为完全的民营报刊。结社自由的问题虽然没有列入“六二○”会议议程，但是校园民主肯定会持续下去，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大学生重新“吃狼奶”的情况将不会出现。在经济市场化转型方面，受新闻自由、人大审议等民主机制的牵制，将会比邓小平“九二南巡”后的情况延缓两三年，但是这种转型，将会更人道，更公平，更有节制。在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获得较大进步的情况下，宪政民主化转型也会比较和平与理性。

    然而，“六二○道路”的可能性，被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坦克所踏碎。中国的现实是走上了“六四道路”。“六四道路”就是后极权主义（极右的“准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权贵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层面，中共十三大确定的以党政分开为中心的政治改革路线完全终止，党官僚集团向1980年代以前的政治传统全面倒退。在经济层面，价格双轨制转化为广义双轨制——官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并行，国有（党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双轨并行，白道和黑道（非法经济）的双轨并行。“权钱交易”和“钱权交易”的受益者力图用花言巧语和赤裸暴力将这种状态（没有终极目标的“改革开放”）凝固化。在社会层面，昔日的“准中产阶级”（国有和大集体企业职工）基本上被瓦解，没有职业稳定性、社会福利保障和政治凝聚力的“农民工”成为第二、第三产业的主力军，新的“三元社会”（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无户口或持有农业户口而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准市民，以及农村居民）取代了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六四”屠杀的怂恿着和受益者、极少数“官倒”分子，在20年中迅速膨胀为一个封闭性的“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孙立平语）。

    在八九民运期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个体户和其他市民的政治态度是一面倒的，大多数党政军干部也是同情学生的。赵紫阳从朝鲜回国途径沈阳，当时辽宁省委的领导干部就向他表示，像“四二六社论”那样对待学生，是行不通的。然而，结果却是占人口极少数的“官倒”分子和被他们牵着鼻子跑（被所谓“剁成肉馅”的危言所激怒）的政治老人大获全胜。这不能仅仅归结为“坏人”的凶残与狡猾，也要在“好人”中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好人”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把分散的社会力量，拧成一股历史的合力。

    八九民运中的大学生不同于1980年高校竞选运动中的大学生，他们没有“上山下乡”的社会阅历，也还没有树立“权力—责任”均衡的公民意识，他们还是一群稚气未脱的大孩子。学生中一些行动的“激烈分子”，并不是政治的“激进分子”。像刘刚那样的自1985年以来的学运“老运动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正“激进分子”，恰恰是反对“绝食”、“占据广场”之类激烈行动的。把“绝食”、“占据广场”作为学生的独家游戏，拒绝听从知识分子劝告，更拒绝与党内改革派配合的，恰恰是对于当局心存幻想的人，认为孩子祇要坚持撒娇，就能让父母改变主意。“五一三”之前，北高联的发起者刘刚（因为当时已经不是学生而没有参加领导机构）、北高联当时的常委和秘书长、学生对话团的常委都是反对把绝食当儿戏的，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控制事态的发展，反而被少数激烈分子夺走了运动的主导权。后来者应当引以为戒，深入了解和把握群众运动的一般规律，并在事先准备好因应激烈分子的对策。

    1989年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主流知识分子（“30后”“40后”，当时年龄在40岁至60岁）处于两极状态。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没有忘记过去几十年屡遭迫害的历史，对当局仍有强烈的畏惧感，他们可以兴高采烈地为学运敲边鼓，但是还没有胆量成为民主运动的主体。少数人在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刚刚被动或主动地与当局分手，成为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他们充分显示了这种新的独立性，但尚缺乏政治反对派的形势判断力和运作经验。把学生运动的“七条要求”（核心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新闻立法，开放报禁”、“肯定学生此次自发举行的悼念活动”这三条）在一夜间拔高到让“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辞职，显然是感情压倒理智的产物。

    笔者被软禁在家中服刑期间，常常有配合警察看管我的联防队员（都是一些下岗工人）趁单独相对的时候与我聊天，不止一人询问我什么时候还会有学生运动，并表示后悔1989年发布戒严令，学生呼吁工人罢工的时候，没有响应学生的号召。当时，多数工人处于“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的心理状态，能吃肉和骂娘，已经比毛泽东时代强多了，进一步争取公民权利的意识还不太普遍，需要自己做出必要牺牲来争取自由民主，对此还没有思想准备。当权贵集团在镇压学运后又把黑手伸向工人，基本上消灭了城市产业工人阶级的时候，悔之已经晚矣。现在，人们经常提到波兰尼的社会“双向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所谓“双向运动”，一个方面是“自我调节市场”的运动和扩展，与其对立的一面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社会保护运动是自我保护运动，工人阶级寄希望于学生运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祇有自己的觉悟和奋起，祇有与其他社会力量同心协力，争取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普遍人权，才能保护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权利。

    最后谈一谈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有人说，如果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上振臂一呼，就可以掀起一场民主革命，就像叶利钦在1991年8月所作的那样。事实上，赵紫阳并不比叶利钦的胆子小或人格低下，叶利钦曾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自我检讨，承认自己批评戈尔巴乔夫的“发言是个错误”，企图用这种屈辱的做法来保住自己在苏共政治局中的席位，而赵紫阳前往广场的时候已经决定了以辞职来抗议邓小平的戒严命令。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在1988年叶利钦被解除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职务之后，苏联民主化形势获得迅猛发展。1989年3月，叶利钦在竞争性直接选举中以89%的绝对优势在莫斯科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同年7月，300名苏联人民代表成立“跨地区代表团”，选出了由25名委员和叶利钦、萨哈罗夫等5名主席组成的协调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反对派议会党团。1990年７月，叶利钦等人在苏共28大上提出的“民主派纲领”未被大会接受，他在大会结束时宣布退党。1991年６月，叶利钦在直接选举中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可能发生八月政变和叶利钦在反政变中登上坦克的一幕。

    在八九民运有代表性的文本中，不论是学生的“七点要求”还是知识分子的“五一七宣言”，乃至戒严后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都没有提出实行多党竞争型民主制度的政治主张，虽然有个别小字报和演讲涉及到这个话题。王军涛倒是在5月上旬与香港记者张结凤的谈话（载《百姓》半月刊总第192期、193期）中谈到了“中国的多党制大概有三种发育模式”，并指出了“将来新的政党”出现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模式，但也没有把它作为当下的目标。在民间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方向的情况下，要求赵紫阳发动民主革命，显然是不具备现实可能性的。当然，赵紫阳没有做到最好的发挥，也有他本人的原因，他当时还是一个“新权威主义”者，他是通过十几年软禁期间的学习和反思，才逐渐靠拢以顾准和李慎之为代表的宪政民主主义。

    还有人指责赵紫阳为了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操纵和利用学生运动。惟一的“证据”是，据说在讨论要不要绝食的时候，有学生领袖称：“非常确切的中南海消息，实际上改革派希望咱们大闹，越大闹越好。”首先，至今没有一个学生领袖表示对这句话负责（看来祇是一种“传说”而已）；其次，自然更不可能说出“中南海消息”的来源；最后，这种说法不合乎逻辑，在赵紫阳仍然能够控制党内局面的情况下（5月13日上午邓小平对赵紫阳汇报5月10日政治局会议的各项部署，还说了三个字：“都同意”），他没有理由希望学生“越大闹越好”。反过来要检讨的是，党内改革派过于恪守“党的纪律”了，没有通过各种私下渠道把5月10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透露出来，让学生们吃一个“定心丸”。不能祇埋怨学生不配合党内改革派，后者也没有通过到位的工作来争取前者的积极配合。阎明复5月13日在统战部讲了一些含混模糊的话，在场的知识分子听懂了一部分意思，会场内外的学生则基本没有听懂。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油水不溶，在关键时刻妨碍了体制内外改革派的信息沟通。

    在八九民运中惶恐不安的“官倒”分子，现在已经是志得意满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他们的财富和权势浸透了六四的鲜血，他们竭尽全力要保住镇压的果实。要求中国民主化的人们，面临着比当年更加严峻的社会态势，需要更加注重战略与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认清并解决阻碍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主要社会障碍。

    自2000年发表《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以来，笔者在一系列文章（《新威权主义与新左派的历史根源》、《共同底线与宪政平台》、《我们没有仇恨 但要反对散布仇恨的人》、《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左派右派团结起来 共同争取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中反复强调，要建立最广泛的争取民主宪政的联合阵线。六四20年后中国社会基本面的分析，可以用下图来概括。

    A圆表示全社会
    B圆表示资本精英，即资本家及依附于前者的学者文人
    C圆表示权力精英，即执政党及依附于前者的所谓“参政党”
    B∪C（B圆与C圆的并）表示社会精英
    B∩C（B圆与C圆的交，阴影部分）表示封闭性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
    A─B∪C（A圆减去B圆与C圆的并）表示社会大众及公共知识分子

    当前，社会基本面的分析是比较清晰的，而意识形态的分析则比较模糊，因为在社会急剧转型期间，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笔者在《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中将各种意识形态纳入一个二维（左与右、宪政与专政）四象限（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的理论模型。资本精英通常是右派，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其中又包括了专政右派和宪政右派两部分人。权力精英以专政派为底色，既有专政左派，也有专政右派，但另外也有一些人具有宪政左派的倾向。大众意识形态目前处于混乱状态，既有宪政左派，也有宪政右派，还有不可低估的专政左派（毛派）。但是有一个群体是可以与意识形态类型严格对应的，这就是“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与专政右派。

    教条主义的左派，主张以资本精英为敌。原教旨主义的右派，主张以权力精英为敌。极端主义的政治反对派（不论左右），主张把资本精英与权力精英的并（社会精英）一股脑打倒。中道的政治反对派，主张集中力量反对资本精英与权力精英的交结（“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权贵资本主义”、“资本—官家主义”）。建立联盟，团结盟友；分化对方的阵营，孤立最主要的对手；从来都是政治的第一要义。看不清形势，分不清主次，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在道德上也许是清高的，在政治上必然会导致失败。六四血的教训，值得后来者认真思考，并将其付诸争取中国宪政民主的新的实践。                        （2009.3.5）

    （本刊发表时有删节——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