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为何绑架苏东坡
张耀杰
《苏东坡突围》是余秋雨《山居笔记》中的一篇，而且是他最为得意的一篇，在为《山居笔记》所写的“自序”《可怜的正本》中，他把自己所遭受的文化批评与苏东坡900年前的牢狱之灾捆绑在一起相提并论，从而把自己摆在“堪称大师”的位置上：“作为一个长时期攻读过人类文化思想史的学人，我对文化批评所能产生的无序杀伤力，并不陌生。即便是那些真正堪称大师的文化人也会受到极其猛烈的攻击，我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已约略提到，其实这也并非仅仅中国才有。”
实际上，以大师自居的余秋雨，连所谓“苏东坡突围”的基本历史事实都没有研读明白，就急于把苏东坡绑架出来与自己一起示众。
自称大师：把苏东坡与自己绑在一起
《苏东坡突围》中最为有趣的是余秋雨化身苏东坡的所谓觉悟：“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
接下来，与“追求社会轰动”和“炫耀无知”的“以前的苏东坡”一脉相承的余秋雨，奋笔写下点题之语：“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案’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要为余秋雨所谓“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而引经据典，无疑是一种精神浪费，本文仅就“乌台诗案”中最为关键的办案人员李定略作说明。
据余秋雨介绍，“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元素：妒嫉。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
而在事实上，成为“笑柄”的并不是李定，反倒是余秋雨自己。稍有文史常识的人并不需要“仔细鉴别”，就能够在《宋史。李定传》中找到“定于宗族有恩，分财赈赡，家无余资，得任子，先兄息，死之日，诸子皆布衣”的记载。李定是那个时代的模范人物，由于他把皇帝恩封给儿子的官职礼让给了兄长家的儿子，直到去世的时候，他的几个儿子依然是平民百姓。
另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介绍，李定的生母仇氏最初是一富豪家的小妾，生下佛印和尚后转嫁给李问为妾，生下李定之后再一次改嫁为郜氏之妾。仇氏去世之后，时任泾县主簿的李定以侍养老父的名义向朝廷请假，以表示对于生母的“心丧”。这桩已经成为陈年老账的个人隐私之所以被炒作为政治事件，是因为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在由宋神宗和王安石共同主导的熙宁变法中坚定站在恩师一边并得到升迁。
在这场极其无聊的政治围剿中，苏东坡扮演的是最不光彩的角色。首先，他与李定同母异父的兄长佛印和尚过从甚密，是李家隐私的知情人。其次，当时有一位朱寿昌的人与李定是扬州同乡，他的生母刘氏是父亲朱巽的小妾。朱寿昌3岁时，刘氏被转嫁给党姓人家。父亲病故后，朱寿昌放弃官位去寻访刘氏，历经50年母子相见，从而为苏东坡攻击李定提供了另一种类型的道德模范。苏东坡赞美朱寿昌的诗句“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西河郡守谁复讥，颖谷封人羞自荐”，就隐含着对于李定的讽刺，从而在李定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李定在“乌台诗案”中挟私报复的所作所为当然不值得称道，但是，苏东坡的咎由自取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假如苏东坡与李定之间确实存在余秋雨所谓的“妒嫉”，也祗能是苏东坡“妒嫉”李定的身居高位。
苏东坡陷入“乌台诗案”之后，并没有遭到敌对一方的全面围剿，自然谈不上什么“突围”。据《宋史。王安礼传》记载，王安石的胞弟王安礼直接在神宗皇帝面前救护过苏东坡，说是“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变法派的骨干人物章惇（子厚），也在紧要关头向苏东坡伸出救援之手，苏东坡因此在《与章子厚书》中写道：“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
在南宋朋九万编撰的《乌台诗案》一书，详细记载着苏东坡认罪伏法、低头悔过的文字材料。余秋雨笔下也有“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之类的说明。
野史中还记载有另一种说法，已经退休赋闲的王安石上疏劝导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从而保住了苏东坡的一条性命。
然而，自以为“仔细鉴别”的余秋雨，连最低限度的历史事实及其前因后果都没有研究明白，便开始绑架900年前的苏东坡替自己解围，甚至于借着苏东坡的名义来诋毁否定“整个民族”，进而攫取包办代表“一切文化良知”的专权专利：“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
人格分裂、反复无常：余苏几分相像之处
应该说，苏东坡的为人及诗词既有浪漫洒脱、阳光明媚的一面，同时也不乏多情多欲、阴暗变态的另一面。讨论苏东坡的生平，自然不能回避由宋神宗和王安石共同主导的熙宁变法。变法过程中改革派与反对派的斗争，并不是由王安石一方主动挑起的，而是由反对派的吕诲、苏东坡、司马光等人率先发难的。
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4月王安石逝世，时任宰相的司马光在致同僚吕公着（晦叔）的书信中，给予王安石的盖棺之论是：“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时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也在代表皇帝撰写的《王安石赠太傅敕》中，称赞王安石是“希世之异人。……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与这篇诰敕相印证，苏东坡在写给滕达道的书信中，还就反对“新法”一事进行过反思与忏悔：“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但是，自以为忠心耿耿于家天下的皇王帝国的苏东坡，在其它场合依然对熙宁变法进行着不间断地诋毁攻击。关于苏东坡对变法时褒时贬的人格分裂和价值混乱，南宋的陈亮曾有过“转手之间而两论立焉”的指责，朱熹也说苏东坡“分明有两截的议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苏东坡对于功名利禄和金钱美女全方位多元化的过分热衷。
早在变法初期的熙宁年间，由于免役法裁减州郡官衙服劳役的人数，并且裁撤役人额外为在职官员提供无偿劳役的种种陋规，使得州郡官员丧失了随意剥夺下层劳动者的专制特权。苏东坡第一个站出来，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表示反对：“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
苏东坡对于远离家乡的官员们寻欢作乐的“人之至情”的高调捍卫，显然是建立在对于弱势民众强制剥夺的前提之上的。
在神宗皇帝死后的元佑年间（公元1086-1093年），中国社会以熙宁变法半途而废的惨重代价，换来的是变法反对派的时来运转。变法派的中坚人物吕惠卿已经被贬为光禄卿安置在南都商丘，苏东坡等人依然不依不饶，硬把他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并流放到偏远的建州。当时本该另一位中书舍人刘贡父替皇帝草拟诏书，苏东坡主动把这个刀笔杀人的差使包揽过来，从而在标题为《吕惠卿责授节度副使》的诏书制词中，借着皇帝的名义斥骂道：“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苏东坡为此自鸣得意地炫耀说：“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
吕惠卿到建州后给朝廷上了一道谢表，以一句“龙鳞凤翼，固绝望于攀援；虫臂鼠肝，一冥心于造化”，为日后的政治复仇埋下伏笔。斥骂吕惠卿“斗筲之才”的苏东坡见吕惠卿回骂自己是“虫臂鼠肝”，不得不承认吕惠卿的文字功夫：“福建子难容，终会作文字。”
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的“车盖亭诗案”，是与“乌台诗案”如出一辙的另一场文字狱，这一次遭受牢狱之灾的，是元丰年间当过宰相的变法派中坚人物蔡确。与吕惠卿一样，蔡确已经被一贬再贬，他在安州赋闲时游览当地名胜车盖亭，并写下题为《夏日登车盖亭》的十首小诗。这十首小诗被吴处厚加上眉批抄送朝廷，执掌朝政的文彦博、吕大防、刘挚、苏辙等人以谤讪太皇太后的罪名兴起大狱，最后把蔡确流放到极偏远的新州直至贬死。
此前已经在“乌台诗案”中亲身经历过文字狱的苏东坡，并没有像余秋雨所说的那样，由“追求社会轰动”和“炫耀无知”的“以前的苏东坡”转变成为“觉悟”的苏东坡，而是在杭州知府任上主动呈送密札《论行遣蔡确札子》，为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出谋划策：“臣与确元非知旧，实自恶其为人，但以所系国体至重，天下观望二圣所为。若行遣失当，所损不小。……臣欲望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置狱追确根勘，然后太皇太后内出手诏云：”……今所缴进未必真是确诗，其一切勿问。‘仍榜朝堂。如此处置，则二圣仁孝之道，实为两得。“
这封密札所显现出来的，完全是一副圆滑世故、趋炎附势的政客嘴脸。与苏东坡相比，难能可贵地保持着清醒头脑的，是时任宰相的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当梁焘、范祖禹、王岩叟、刘安世等众多谏官一致要求对蔡确处以极刑时，范纯仁对同僚吕大防敲响警钟：“此路自干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开之，恐不自免。”然后又当面对高氏晓之以理：“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
为范纯仁不幸而言中，随着太皇太后高氏的驾崩和宋哲宗的亲政，东山再起的章惇、曾布、蔡卞、吕惠卿等变法派人物，于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对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苏辙、苏东坡等元佑大臣如法炮制。宋哲宗为此还留下一句名言，说是十年来在宫廷之上祗看到过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苏辙、苏东坡这些人的屁股，他们用来磕头的脑袋从来都是冲着太皇太后的。
在政治斗争中人格分裂、价值混乱并且自相矛盾、反复无常的苏东坡，还是一位既妻妾成群又经常出入于青楼妓馆的风流才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描写吟诵小脚金莲的诗词，就是这位苏学士的《菩萨蛮》：“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临波去，/治见舞回风，/却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弱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即使到了最后一次被流放的1098年，年过花甲的苏东坡也没有大彻大悟，反而在《龙虎铅汞论》中，幻想着通过传统道教的炼丹术在功名利禄之外再修成一个得道成仙的彼岸正果：“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败，兄弟隔绝，父子离散，身居蛮夷，北归无日，区区世味，亦可知矣。……自二月一日首，尽绝人事，饥则食此饼，不饮汤水不咽他物，细嚼以致津液，或饮少酒而已。午后略睡，一更卧，三更乃起，坐以达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余时非数息炼阴，则行今所论龙虎诀尔。如此百日，或有所成。”
小人“大师”余秋雨主动邀宠“奉旨申斥”
对于苏东坡及余秋雨的为人与为文，最为准确的定性应该是鲁迅写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的一段话：“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同样是“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而从事“奉旨申斥”的精神专制，余秋雨与当年的左翼文学家略有不同的与时俱进，主要表现在赋予自己连同900年前的苏东坡以“惟我是大师及文化良知”的神圣名份。他“追求社会轰动”和“炫耀无知”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诸多言行，正是苏东坡向太皇太后主动邀宠并且对弱势受难者奉旨申斥的现代翻版。
对于苏东坡这种多元化全方位的人格分裂和价值混乱，也就是余秋雨所谓“多一点活法”的“多元文化生态”，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一文另有评判：“道学先生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的事，其实是全国，至少是S城的‘目不识丁’的人们都知道，所以人为‘万物之灵’。”
到了《运命》中，鲁迅进一步剖析说：“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偌大的‘运命’，祗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应该说，像余秋雨这样以大师自居的小文人、小名士既要争名节又要争官位、既要争权力又要争女色，而且什么事都要争得那么堂而皇之，说得那么振振有辞的强词夺理，与苏东坡“万物皆备于我”的多元多变、多情多欲的名士风流之间，确实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余秋雨通过对苏东坡的精神绑架来抬高自己，也并不是毫无道理。
据余秋雨在《可怜的正本》中介绍：“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一九八八年年初交付一家地方出版社的，到一九九二年终于改由上海出版，难产了整整四年。难产的原因是内容上的审查无法通过，据一九八九年夏那家出版社的通知称‘全书的大多数文化观念和情感方式不符合我国目前的思想方针’。奇怪的是他们并不退稿，而是花费很长时间删改掉了全书三分之二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九二年得知上海有一家出版社可以不经删改出这本书，已经深感侥幸，连出版合同也没有签就付印了。……畅销三个月后开始有第一种盗版本，后来盗版本源源不断，……我打电话问出版社，正本已经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余万册。……能否以版税计？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
面对国营出版社“惴惴不安”的余秋雨，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盗版书商的大肆炒作而暴得大名的。换言之，是中国特色的出版环境造就了文化名星余秋雨的短暂辉煌。出名之后的余秋雨一改《文化苦旅》的相对平实，开始在《山居笔记》中采用煽情滥情的笔调，充分发泄自己既要以大师自居又要主动邀宠或奉旨申斥的专制情结。
比起《苏东坡突围》，这种既要以大师自居又要主动邀宠或奉旨申斥的专制情结在《历史的暗角》中另有更加极端的表现：“不能不由衷地佩服起孔老夫子和其他先秦哲学家来了。他们那么早就浓浓地划出了‘君子’和‘小人’的界限。”
为了坐实由更加权威的孔丘所划定的“‘君子’和‘小人’的界限”，余秋雨举出的证据是：“《水浒传》中的无赖小人牛二缠上了英雄杨志，杨志一躲再躲也躲不开，祗能把他杀了，但犯法的是杨志，不是牛二。小人用卑微的生命粘贴住一具高贵的生命，高贵的生命之所以高贵就在于受不得污辱，然而高贵的生命不想受污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小人或能在一定的精神气压下被低位安顿，这个时代就已经在问鼎伟大。”
然而，“小人”牛二无论如何招人讨厌，说到底不过是贪一点小财；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杨志、宋江、李逵们一旦打出替天行道的圣战旗号，随之出现的必然是血流成河、祸国殃民的残酷争战。在法律程序与制度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文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余秋雨笔下“英雄”与“小人”、“君子”与“小人”、“大师”与“小人”之类二元敌对的身份歧视，现代文明，显然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
归结了说，多元多变的苏东坡，首先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卫道者和王安石变法的围剿者，然后才是遭受政治报复的突围者。通过绑架苏东坡及孔子来抬高自己的余秋雨，在当代文化生态中所扮演的，更是多元多变、多色多欲、人格分裂、价值混乱、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无聊角色；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既要以大师自居又要充分发泄或主动邀宠或奉旨申斥的专制情结以“追求社会轰动”和“炫耀无知”的变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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