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翎突破新“禁区”

冷 水


    达赖喇嘛今年6月到法国接受“巴黎荣誉市民”称号时，法国藏人人权组织安排了一场他与当地汉人朋友的见面会。旅居法国20多年的著名“右派分子”林希翎，刚出院两天，不顾自己身体疲惫，应邀迈着沉重的步伐一路颠跛，从巴黎郊区的家赶到市中心参加会议。会后，记者专程采访了林女士。

    记者：林大姐，今年64巴黎的纪念活动，看见了您的身影并听了您的发言。没有想到这次达赖喇嘛来，您也出席了见面会，您在会上说，来见达赖是您突破的最后一个“禁区”。为什么说是“禁区”，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

    林希翎：民族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达赖喇嘛被中共宣传成“藏独”分子，是一个“搞民族分裂”的人。而我，是“和统会”（和平统一会）的法国顾问。1984年习仲勋访问法国时曾代表胡耀邦来看过我，他们希望我能在和平统一事业上和中法文化交流上能多做贡献。作为上个世纪50年代的知识份子，我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结。对“台独”“藏独”都是反对的。所以说是“禁区”。但后来根据我的研究，发现“藏独”是中共加在达赖喇嘛头上的“帽子”，他是中共的“假想敌”，就如同我本人“右派”是中共加在我头上的帽子一样。中共咬定达赖喇嘛搞“藏独”或“变相藏独',实际上是“冤假错案”，就如同我，不反共，但他们就是要扣你帽子，让我成了“终生右派”。达赖喇嘛争取的是西藏的真正的自治，这是中国人民争取人权民主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反迫害的精神是很可贵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支持西藏人民。
    此前我突破的另一个禁区是“法轮功”。从前我不了解法轮功。但后来越来越看清了真相，“天安门自焚”事件完全是中共制造出来栽赃法轮功的。突破“法轮功”这个禁区后，我的国内学术界和体制内的朋友很为难，他们想为我的“平反”的事在体制内说话，就很困难了,现在，我又突破达赖喇嘛这个禁区,站出来支持达赖喇嘛，他们就更没办法为我说话了。我也不管那么多了。我没有后悔。走出这一步，意味着跟中共极权制度的彻底决裂。从前中共一表现得好点，我就抱幻想。现在看透了，3代也好，4代也好，根本没有变化，对他们不再抱以幻想，因为他们的权力来源，不是民选而是世袭的“接班制度”，他们根本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纠正上一代的罪行。我也不想为难他们了。“不给人民自由，统治者本身也没有自由”，他们监视人民，实际上他们本身也被监视，而且相互监视。这根本就是个体制问题。

    记者：在与达赖喇嘛交流时，您说您跟达赖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能不能具体谈一下。

    林希翎：是的，那天我的发言时间也不够充足。我觉得我跟达赖喇嘛一样，首先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在上个世纪50年代，都差点成了共产主义者。都见过毛主席，都曾是胡耀邦的朋友。现在都是流亡者，都是有国不能回。在政治上都主张走“中间路线”。达赖主张西藏的“中间路线”，非暴力；而我主张“民运”的中间路线。很多人还是“冷战思维”，不是“亲共”就是“反共”，就这两极。而我，对于中共好的方针政策，过去支持，现在支持，将来还支持；而对中共错误和罪恶，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反对。这样就“两边不讨好”。不同的是，达赖比较温和，而我激烈，就导致“双重压迫”。达赖是西藏的精神领袖，有流亡政府；而我是孤家寡人，特立独行，只是凭着良知说话判断。其次，我跟他一样，都是宗教人士，都是有神论者，而中共是无神论。不同的是，我是基督徒，而他是佛教喇嘛教。我起先不理解为什么西方人那么高的评价达赖。后来访问了普通的法国人，明白了，原来任何宗教都有排他性。基督教也排他，宣扬独一真神，而达赖喇嘛有宽容心，法国人很欣赏。达赖到西方后，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风度比中共干部高得多，中共很妒忌，恼羞成怒，就妖魔化他，要把他和我一样,“拖死在海外”。

    记者：您把自己跟达赖喇嘛相提并论，藏人可能会觉得您对他们的达赖喇嘛不尊重，而有些汉人可能也有这样感觉，您怎么想？

    林希翎：我这人从小受基督教的影响，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诚待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参加解放军，也是官兵平等，大家都是“革命战士”。所以，平等的观念深入到我的内心，我觉得没有人可以高高在上，也不习惯有人高高在上。我觉得平等的对待达赖喇嘛，就是对他的最大尊重。我不可能像佛教徒一样的对待达赖喇嘛。但我也很欣赏达赖与我对谈时的态度，我感觉他也是很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我们讨论中国的政治问题，当然是绝对平等的。达赖喇嘛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和平的使者，而我，从小就做“和平梦”，因为我们家五代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内战的受害者，抗战的受害者。许家屯曾说我是“民间的和平使者”。达赖喇嘛是个活佛，我是“活宝”，我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5大“不予改正”右派中唯一还“苟延残存”着的，是“活化石”“出土文物”。国内某杂志曾用“一身傲骨撼两岸”为标题来写我，我觉得我这身“傲骨”的价值跟佛教中的“舍利子”差不多。

    记者：您刚才提到您主张走“民运的中间路线”，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有创造性，您为什么主张这条路线？

    林希翎：刚才我跟你说过，许多人有“冷战思维”，不是对就是错。把自己天使化，把对方妖魔化。喜欢走极端。而我反对走极端。既反对中共的党文化，党八股，什么“成绩和错误”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关系，永远这样，好大喜功，文过饰非；也反对“反共八股”，非常厌恶“逢共必反、逢中必反”。我喜欢独立思考，站在比较客观中立的立场，像安徒生童话里讲出皇帝是光屁股的那个3岁孩子。1957年我扮演了这个角色，到现在还在扮演这个角色。《圣经》里说，人在上帝面前像小孩，保持童真，不说假话。当然我不能保证我每句话都是对的，但我保证讲真话。所以政客们不会喜欢我。

    记者：著名民运人士任畹町在见面会上发言时把“1959年西藏人民的抗暴和达赖喇嘛出走”称之为“五支”中国民运队伍的“第一支”。他说另外四支是：西单民主墙的队伍，89年的民运队伍，包括法轮功在内的维权抗暴队伍以及中共内部民主开明派队伍。您发言时补充说，应该是六支队伍，第一支是1957年的“右派”队伍。为什么？

    林希翎：中国人包括许多民运人士对民运的历史是“纵横不了解”，这是共产党“愚民政策”“封杀政策”造成的恶果，纵，就是指下一代人不了解上一代人。横,就是互相不知道。任畹町是西单民主墙时的代表人物之一，连他都不了解57年“五一九”运动，更不用说1989一代人了。实际上，五一九运动曾被胡适称为“五四”运动的继续。现在“民运”许多思想还没有超出57年的“右派”思想，而他们对右派又知道多少？西藏问题的发生是“反右”的恶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北大五一九运动后，有印度留学生回到印度，揭发了“反右真相”，有人把它翻译成英文。1955年，周恩来与印度的尼赫鲁在万隆搞了个“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反右导致极左的对外政策，和平协定被撕破，印度后来“亲苏”，接受达赖喇嘛到印度，这有因果关系的，可惜这段历史鲜为人知，还没有人好好研究。
    有时候我很羡慕六四运动，海外有那么多人知道，你看香港今年的维园，有15万人参加人纪念活动，中共想让人忘记，不容易办到，甚至西单民主墙，在海外也很有影响。但是1957年的“反右”，在海外知道的人很少，像林昭案，只是冰山一角。当年有300万党内外，知识界的精英，被共产党打成“右派”，搞的家破人亡，许多人默默无闻的死去，这一段历史被埋没，至今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所以，国内有学者提出建立“五七学”，要“拒绝遗忘”，这不是为我们个人，而是为了国家民族，不要一代一代重复走弯路。共产党有“接班人”制度，我觉得民运也应该这样，要薪火相传，要打破中共的封锁隔绝。

    记者：我记得见面会上，达赖喇嘛曾风趣地回答您说，让我们一起回家吧。您有可能“回家”吗，我记得您说过您拿了法国国籍？

    林希翎：1993年我拿了法国国籍后回了几次国，最后一次是2005年。你知道我回国要到中国大使馆去签证。从前大使馆里还有官员打电话给我，还来我家看过我。但现在我申请回国，他们都不答复我，这是很没有人道的。我说我人老了，想落叶归根。回国是我唯一的要求，只要让我回去，我法籍也不要了，也不要求他们为我的“右派”平反了。我们中国人，对乡土，对亲人的眷恋，越到老年越强烈，我不愿意死在异国他乡，就这点可怜的要求，中共当权派都不答应。我现在跟“民运人士”一样被列入禁止回国的黑名单里了。我对这个体制已经绝望了，我没有达赖喇嘛那么乐观。

    记者：我注意到最近《博讯》网上有一篇黄河清写的你的电话访问记，他说你从“第二种忠诚”走到现在的彻底的反共，“宣判共产党的死刑”。是这样吗？

    林希翎：“第二种忠诚”是黄河清的理解，他当然有权这样理解。那篇文章有些话是黄河清借题发挥，我打电话跟他说我既感谢他又“骂”他，感谢他的是对我的采访，“骂”他的是他把他的一些东西加在我头上。1957年时，我没有想过“第二种忠诚”，我最初是出于“打抱不平”而上北大讲台的，我是学法律的，我跟他们辩的是“胡风是不是反革命”。后来他们把我当成最大的学生右派给逮捕了。（可以看看发表在《北京之春》上面亚衣对我的长篇采访）但我不后悔，我到现在还觉得我没有错，是他们错了。但他们从来不认错。我在上面跟你说过，中共有好的一面，也有罪恶的一面。我反对的是它罪恶的那一面。当然我现在也主张要回到“普世价值”，要言论自由，反对中共一党独裁等。
    黄河清的文章里提到我在巴黎曾举着牌子去欢迎胡锦涛江泽民访法，实际上我也没有这么恶心。我因为是“和统会”的，就被大使馆安排去集体见了胡锦涛，我就想办法单独得跟他反映一下我的情况，希望回国，但我的问题没有因此而解决。
    1989年六四运动时，我在法国也是很投入的，在TROCATERO广场，我出面组织了好几场支援国内民主的活动，还办刊物。（说着，林大姐还拿出了当年她主编的纸质都发黄的刊物给记者看。）这些年，我虽然几次参加了巴黎的六四纪念会，但我跟这里的民运人士没有什么个人来往。我靠法国政府的养老金生活，我问心无愧，保持良心。当然我也不断反思，不是都正确，活到老学到老，纠正自己的错误。也有困惑。我觉得很多现象没有现成的“名词”，要创新，发明一些东西，比如当年我称共产党“官僚主义当权派”，她觉得现在的中国应该称之为“半资本主义半封建半奴隶”的社会。要创造新的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用现成的词去“套”，往往套错。

    （本访问记发表前经林希翎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