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种革命
——兼议章太炎的革命论

（北京）刘自立


一、革命有两种


    革命有两种，一种是正面的推动历史进程的革命——这种革命预设了革命后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另外一种革命就是推翻较坏的政权，建立更坏的政权。毛泽东和列宁主义的革命属于后者。辛亥革命属于前者。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前后产生的革命好与坏，革命有无必要与是否必然等问题上，国人迄今争论不休；但是很少涉及革命预设，也就是革命手段是否与革命目的相吻合之关节点。这个问题如果被回避和歪曲，革命和暴力是否得当就会模糊不清，甚至产生曲解和误导。政治学家阿伦特很早就对这个课题提出明确的定义和阐释。她说，世界历史上做出革命预设的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正面意义上的革命；而俄国革命则否。

    “如果说真理是不可以抗拒的，那么，和真理一样，革命，似乎也是不可抗拒的。阿伦特介绍了革命这个词的词源——‘革命’和星体公转是同根同源，具有不可抗拒性；固然，阿伦特对于革命是否带来真理有着严重的怀疑；同时她对于革命抱着某种真诚的，几乎是不可预知的期待。革命，在她看来是一种自由和必然的关系——请注意，毛的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论述是尽人皆知的——但是，阿伦特和毛正好处在相反的位置上。毛主张通过对于必然的认识达到自由；而阿伦特却以为革命的进程往往是必然对于自由的破坏，作为对必然的否定。

    “她的说法是：革命的解放之含义往往导向社会革命，就是马克思所谓解放生产力；而革命应该导向的健康局面，是导向自由，是建立自由的公共领域，这就是革命的自由之义；解放之义和自由之义在她看来是冲突的，会产生一个遮蔽另一个的效果，所以，革命不能够祇是诉诸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取代政治革命（请注意，阿伦特的‘政治性’论断几乎囊括了她的全部本体论言说；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在她看来是一切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这个政治革命就是建立有序的政治生活结构，也就是我们现在了解的，公民社会中互相得以牵制和得以自由的那种社会。这个社会是通常意义上的民主社会。而这个结构的破坏或者尚未出现，就是社会解放带来的解构和混乱。”（刘自立 《如果汉娜。阿伦特思考中国》）

    我们延续其说，中国革命分成正面负面之两种革命——毛共革命是负面的，孙文革命基本上是正面革命。比照两种革命的内涵，可见革命是否推动历史之进程。民国建立，前孙后蒋之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最后一个少民主却并非没有民主之国家制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毛革命，则是反动于历史上所有王朝之反革命。在这样的定位以后，所有片面否定辛亥革命的暴力否定论都应该得到纠正。唯一一个历史上的“如果”是，如果孙文是一个历史偶然性因素，中国人没有让孙文得逞而执行了清末宪政，是不是孙文革命带来的否面结果或有改观？这是一个不无意义的假设。（之所以提倡设想历史上的“如果”——秉承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之说，就是因为要解析历史规律，并不存在某种革命合理性和革命合法性宣传洗脑之规律论——胡克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纯熟偶然性之分析，现在看来很有道理）

    孙文革命之所以导向俄国势力，就在于其价值观的首鼠两端。孙文三民主义以批资本论为先导，承续了欧美价值论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而后来处于现实的考量，孙文不得不连手苏联，通融共产党，产生其“第二价值论”——而蒋介石纠正了这个倾向，全面剿共，却不幸失败于国际潮流。所以辛亥革命也是播下龙种，收回跳蚤之革命；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台湾小民主格局建立，多少回到孙文最早之理想，是一个亡羊补牢。于是，孙文革命产生的容忍赤化，被章太炎斥为：“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明天启三年，魏忠贤看中碧云寺，预做墓地，扩建之。）

    在所谓悼孙文对书里面，有第二赋：“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怨灵修之浩荡兮”，《离骚》斥怀王句；章太炎用楚、秦关系喻中、俄。）第三赋：“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洪秀全与孙文关系论；仁智互见矣。）

    说章太炎同意孙文赤化和共党暴力，是滑稽之谈。在此，章太炎之革命论，无非是不同意不对满清进行革命；梁启超斥康言，“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而反对孙文联俄融共之革命——“这是章先生非常明确的主张；这里并不需要隐讳章太炎反对‘北伐’与‘赤化’。他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哪怕苏俄共产党，他也反对，他更反对北洋军阀暴政，所以提倡‘省治’、‘联省自治’”。 （章念驰《从对章太炎的评价看法》）

    1925年，章太炎发表对待俄共与中共之说法。“他曾明言反对‘广东的党政府’（包括中共及正与其合作的国民党）。盖‘共产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还在其次。现在的共产党，并非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他们不过借着‘共产主义’的名目，做他们活动的旗帜。”

    “‘五卅”事件使章太炎态度一变，因外患显然压倒了内忧。他在致黄郛的信中说，他不赞成孙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但孙氏’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然，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太炎于1925年末发表通电，说冯玉祥既’与俄通款‘，则其’叛国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他的结论是：“中国主权，重在法统之上；苏俄侵轶，害居关东之前。’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当舍奉而讨冯。”（皆见罗志田 《国器章太炎》）

    故此，说章太炎一般性支持暴力革命，是为巨谬！其看待俄国革命输入中国，哪怕细节偶有疏漏和误会，大节可观，睿智可贵；是少数知道德莫克拉西主义之睿人。


二、章太炎之立宪说与革命说


    不能把赞赏反清之革命混淆于不满赤色之革命；不能把反对康有为之保皇态度简单等同于暴力主义论，而回避了章先生反对共产党革命的主张。把这二者混淆起来就变成章氏赞成革命，就等于赞成布尔什维克革命，赞成毛痞运动和赞成一般意义上的民粹暴力。这完全是荒诞章太炎。重复而言，章太炎的革命论至少在三个层面可以站住脚：一是，他主张推翻满清王朝，实行暴力革命（其所谓“革命开启民智”——我们说，要改为民主开启之）。

    细论章太炎关于反满观点，实际上反对的是钱穆所谓狭隘异族政权的政治局限，就是一般而言曾，胡，李，左的“军机首领，必在宗藩”，“阶位虽高，犹之阉官仆竖而赐爵仪同者。”（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至于坊间所谓章“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之说（见唐振常《论章太炎》），见及其反对整个满族人，是为一错；但是，“驱逐鞑虏”说难道不是包含反对满族政权之内涵？

    章氏所谓反对宪政之所谓，也不外乎他担心君主立宪的徒有其表，实无内涵。他说，“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邪？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而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同上）此所谓双立者，乃是西方选帝候制度发轫以来，各种宗教社会经济政治势力的制衡博弈；清廷是否这样一种权利多元化来源者，否也。所以，章太炎此论不非。更加重要的是，章氏极为有独特见解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立宪与“民变”，是一个双胞胎；没有这样的动乱或者乱动，没有治大国必然不如烹小献之大动，立宪与法制，亦不可得。他说，“长素（康有为）以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既知英、德、意、奥诸国，数经民变，使得自由议政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旝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赐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同上）这是章太炎非常可贵的认识和原则。

    立宪也要革命。就是说，立宪不等于不民变，不乱动或者动乱，中国尤然。因为日本政治和王朝万世一系，正统和道统不发生问题。幕府和德川家康可以融王通政，做成“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说；却还是会有倒幕战争于之前后（见大隈重信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中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统道统失，造反有理。所以，立宪无原则，革命有根据。就会立宪革命弄到一锅烩。而历史真实如此，不管康，章如何延说其论。所以，孑然分开立宪＝好事，不流血；革命＝坏事，流血——是为稚騃之见，主观之见——是和赞成痞子运动就是中国文化主义革命说之看法同为巨谬。章太炎说，“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我们可以说，岂有立宪之世一党专政于国？

    其实，章太炎也是知道立宪宪政之本义和要害的。唐振常先生在其文章里有一个引述。他摘章绛（太炎）说，“‘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非为也。民主之国，虽代以元老，蜕化而形犹在。其在下院，《周礼》有外朝询庶民，虑非家至而人见之也，亦当选其得民者，以叩帝阍。”“司法不以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想起大隈，阪垣为敌国论——自立加），官府之处分，吏民之诉讼，皆主之（长官；代议者主之——自立加）。虽总统有罪，得逮之罢黜，所以防比周也。”（见章太炎 《代议然否论》——其与《秦政记》之君相制衡论，有互补效果——自立）

    唐先生说，“这可以和《秦政记》所说的持法相比附：”守府故亦持法‘；’人主独贵者，政亦独制。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论章太炎》）唐振常说，他认为，所以秦政记和代议制或为一谈。实际上是这样。秦政以来到清明以前之君相制衡，本来就是一种君权制衡论和废黜地方自治论；而日本和非封建以后之中国，视图两端。一为藩宗，一为郡县。后，又掉个，日本为废藩置县，中国为极权专制。表面上都是中央集权；但是，表里皆不一，实属不一而论。在这个前提下，章太炎肯定秦制，祇是（也许！）从君相制衡角度，附会代议制上、下，王、官之间的（也许）等同之制衡。唐先生否之，在1978年可解。所以，重要的是说到”司法不以元首陪属“之至关要则。这个东西现在说，就是（共）党不能凌驾法律之上。这样，章太炎之立宪说和革命说，挂一漏万地摘要于兹。

    二是，章太炎反对袁世凯要他归顺而大责：“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国民之叛逆，抑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公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犹有荣耀”。鲁迅亦评章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三为，章太炎主张的反对赤化运动，毫无不对可言，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做法。于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无论是孙文还是蒋介石，都是秉承革命加传统的做法，实行对于专制主义政治的解构——解构之所谓，就是结构加批判——不是毛主义的破坏到底。我们说，国学大师章太炎在这方面无疑不是破旧立新之毛主义者，无疑不是德莫克拉西主义者，无疑不是极权主义人治论和认知论的祸首。这个祸首，恰巧是孙文引进的共产党。这是最为明确不过的事情。

    由此做出的分野就是，我们看待暴力主义的内涵，要有一个同样的细读和分析。

    一般而言之法国革命，确实是杀人盈野，血流成河。我们在龚古尔，柏克和夏多布里昂的书里每每见得。这是不争的事实与观点。但是，法国革命之所以依然是一个阿伦特肯定的革命，就在于她的杀人和暴力，换取了对于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业已成为人类自圣经面世以来再一种普世价值论。其后革命时期产生的——为康有为不知道的，夏多布里昂所总结的：我们既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使得后革命复辟时期，产生了文化复兴意义上的巨大反思。这个反思，一改暴力万能论而走向拿破仑法典意义上的宗教重建和法治重建。这个革命，最后还是回到一如英国革命那样的阶级调和论和宪政调试论；也就是说，革命不免暴力（英国人，弑君者克伦威尔，被思想界和舆论摒弃），但是，要看暴力换取什么和暴力如何不可以避免——如果君王调试了自身的位阶和权利，革命本来可以不发生——如果所谓旧体制一味进行经济改变而不进行政治改变，就会产生托克维尔所谓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关系——也就是说，革命常常是在经济变革之初最容易发生（这是托氏总结美国和法国革命的经验之谈）。

    英国革命并未因为她是“大宪章”之发轫国而得以避免；法国也没有因为她早在15、6世纪就实行地方议会议员制度而规避得了（见夏氏《墓后回忆录》），他们都因为统治皇权的去留不决，而发生暴动。

    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前后之皇室，议会，人民之间的较逐，本来就是革命前各阶级较逐的延续——也同样是西方之所谓自由市，自由邦甚至汉撒同盟之类独立经济政治实体师范之经验所得（见亚当。斯密 《原富》）——所以，一如法国革命萌芽于百科全书之理念，英国革命却继续他们“第四阶级”之帮衬，使得国家的制衡与建设革命攻成（见孟德斯鸠论述英国暴民第四阶级之文字）。所以，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成为正面革命的理由，不能简单到认为其流血和屠戮，就予以否定和歪曲之地步。恰恰是参照了这种革命，而非那种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革命，才日益变成正面暴力和罪恶暴力之分野的历史。


三、专制主义与革命和极权主义与无革命


    在另外一个层面，革命对于文化传统的解构，如果确是解构，就含有解构一词本身涵涉的不全破坏和结构其中之应有之义。这一点，纯粹暴力革命之列宁和毛不懂，眼下言革命必诽者，亦充满偏见。章氏所谓进行革命，光复旧物，本来就是不进行“文革”——是一个创建——完全不同于毛主席思维。以下冗援助例——“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主要在于光复旧物，因此非常重视国粹的保存。他认为中国国粹的沦亡，文学学术的窳败，主要是因为宋以后文人不再讲究‘小学’而滥用语言文字的结果，‘又且文辞的根本，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郜元宝 《看章太炎如何骂人》）

    “古人对于文字，形声义三者，同一重视。”是为《国学讲演录》之要义；关乎于此，在白话和新诗里，形声义三者或废有二；就是钱钟书所谓“稚騃之见”矣！（“早在《谈艺录》中即析曰，‘立文之通三：曰形文，曰声文，曰情文。’他又说，‘按 Ezra Pound（庞德）论诗文三类，曰 Phanopoeia，曰 Melopoeia，曰 Logopoeia，与此词义全同。’钱先生在此把诗歌创作的三元素说得一清二楚。关于‘声文’之特点，他又引用了李贺的诸多诗句，说明诗歌用字在发音上极为考究，不是祇以会意取胜称妙的。外国诗人，他则以法国的戈蒂埃等举例。”（见鄙文 《东西方误解汉诗析》）到了新华体和毛体，更加不堪于行文，于思维，成了没有形式的内容和没有内容的形式。这些文化观，皆说明章氏的先见之明，全无疯子和德莫克拉贼之遗，而不赘。

    至于章疯子《谢本师》一例，更是说明章氏并不是不懂长幼尊卑之妄人；在其师过去以后再讲话。祇是他还是要坚持不同于老师之观点而已——其言，“何恩于虏，而恳恳遮蔽其恶？”可以算是他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语）之证。

    在此文化层次，章太炎更加说不上是一个极端文化涂炭者；原因就是他的文化观和国学观仍是秉承传统之说。我们前此说明中国体制里的君权限制论；现在又说到文化传统论。章太炎在文化传统论上，秉承了中国文化因袭的良币，自不待言。而所谓革命和极权之双面刀，正好在这两个面向上，互补为害，双向罹祸。中国封建之除，恰好成为极权中央之先例；而又不能实行民主之自治于集权；成了或者一收就死，或者一放就乱的军政体系。所以，极权主义收拢了这个封建，却把洗澡水和小孩子一齐废置。在此层面，极权主义一则反对传统，像毛；一则继承所谓偏致之传统，或言负传统，如纳粹，如毛。这样，章太炎之革命，起码在文化、“小学”方面，无此之嫌，倒是和康氏之君限制度；他亦鼓吹三权分立等——见康有为 《应诏统筹全局书》，暗通款曲，殊途同归。康氏云，“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而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对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司督抚，仅为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供奔驰，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事既违例，势必反驳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参谋猷哉？”

    这个手足不授猷，就是要求参政议政权利；即“司法不以元首陪属”。

    康、章观念实同。这难道不是耐人寻味的吗？

    所谓革命反倒极权，从理论和文化意义上讲，就是灭绝文化；章氏反其道而行之，成了反对之反，也耐人寻味。其间，中国文化，一直以来有皇权，有封建，有民国，而不灭，就不是极权，而是专制。所以，即便在明清两际，也是出现了海瑞和张居正这样的良臣——试问，毛主席时代有没有毛谏和“一条鞭法”（章太炎颇赞其法；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削弱权贵势力呢？（文革除外，是为了另一个政变经）。所以，章太炎可以口出狂言，但是人们不单要看其言，还要观其言整体之真相，传统风格如何。这一点事关重要。所以，即便在最为疯狂的前世文人中间，真正做到数典忘祖和凌辱文化者，几乎不见；祇有到了毛，才真正是疯子痞子和魔鬼，真正做到暴殄天物，灭绝人性。章氏革命论差得远了！所以，不要一看到章太炎就生气；还是气毛，气共，气极权吧！

    从这个历史梳理得出的结论是，极权主义政权不包括在革命与否这个范式的涵盖之中。我们的意思是，英国革命也好，法国革命也罢，加上美国革命（她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独立运动之内涵外设），都是发生在革命对峙专制而非极权之过程里。换言之，专制之法国，之太阳王，之拿破仑，不是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因子的绝对黑暗政权。其专制主义和革命资源，产生的互相含涉的关系，产生革命可能性的一种必然；换一种通俗说法，印度甘地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英国宪政的因素，使得甘地可以利用之，通融之和证据之。就是说，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本身，是革命前产生了政治载体（自由主义）和革命理念（百科全书，卢梭主义等等）使然；专制文化，专制政治、政权，是一个革命发生的“根据地”；菲德列大帝之德国和俾斯麦主义之普鲁士，都为专制＋民主或可兼备之政权，从而产生某种或可无形，或可有形之革命。我们一再说过之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设金桥”之说法，和英国宪章，法国意志（普遍意志——）都是革命产生于兹，民主产生于兹和人民革命产生于兹的，革命前洗礼之证据——没有无革命资源的革命可以发生。旧制度本身，如果她还稍稍具备一点点人性和自由，革命就可以发生，进步就可以期待。所以，革命究为何物，就是革命对象、王朝诸公和革命人士一举并推之暴力。

    在法国革命里，不是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党人，一再屠戮其他，而是屠戮罗氏本人在内的，各个派别和力量轮流杀人——这是一种残暴，却也同样是一种自由——这个自由，严重对峙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个人杀死所有人；所有派别的革命——也同样区隔了以阶级定位，杀死其他阶级的定位。这是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不同于英法革命之要则，不可不察！所以，专制主义和革命产生的联姻，就是我们认可革命通则的理由。这个理由在遭遇极权主义政府的时候，失效，失序，失败！因为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大区隔，就在于专制没有消灭或者尽数消灭革命资源，革命人气和革命潜能——而极权主义，消灭之，尽数消灭之，使得暴力成为政权暴力之唯一——而换言之，政权暴力并不以你不峙暴力而可以须臾改换成为非暴力。于是，革命难题，对于我们，成为暴力不选择，那么，选择什么，就成为选择非暴力是不是可以成立或者可以奏效之问！亦不可不考！（章太炎和吴稚辉皆因《苏报》案牵涉其中。关于何以清廷不抓吴稚辉，大概原因就是其官员（俞明震其人其弟与革命者之关系）和革命党人之瓜葛，之融动，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局面——也是专制主义和革命资源产生的互相含涉的关系，产生革命可能性的一种必然——极权主义中人或有此两面派乎？）

    最后，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革命是踢开一扇腐朽之门。

    换言之，如果革命是进入一扇腐朽之门，那就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