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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种革命.............(北京)刘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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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种革命
——兼议章太炎的革命论

(北京)刘自立


一、革命有两种


    革命有两种,一种是正面的推动历史进程的革命——这种革命预设了革命后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另外一种革命就是推翻较坏的政权,建立更坏的政权。毛泽东和列宁主义的革命属于后者。辛亥革命属于前者。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前后产生的革命好与坏,革命有无必要与是否必然等问题上,国人迄今争论不休;但是很少涉及革命预设,也就是革命手段是否与革命目的相吻合之关节点。这个问题如果被回避和歪曲,革命和暴力是否得当就会模糊不清,甚至产生曲解和误导。政治学家阿伦特很早就对这个课题提出明确的定义和阐释。她说,世界历史上做出革命预设的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正面意义上的革命;而俄国革命则否。

    “如果说真理是不可以抗拒的,那么,和真理一样,革命,似乎也是不可抗拒的。阿伦特介绍了革命这个词的词源——‘革命’和星体公转是同根同源,具有不可抗拒性;固然,阿伦特对于革命是否带来真理有着严重的怀疑;同时她对于革命抱着某种真诚的,几乎是不可预知的期待。革命,在她看来是一种自由和必然的关系——请注意,毛的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论述是尽人皆知的——但是,阿伦特和毛正好处在相反的位置上。毛主张通过对于必然的认识达到自由;而阿伦特却以为革命的进程往往是必然对于自由的破坏,作为对必然的否定。

    “她的说法是:革命的解放之含义往往导向社会革命,就是马克思所谓解放生产力;而革命应该导向的健康局面,是导向自由,是建立自由的公共领域,这就是革命的自由之义;解放之义和自由之义在她看来是冲突的,会产生一个遮蔽另一个的效果,所以,革命不能够祇是诉诸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取代政治革命(请注意,阿伦特的‘政治性’论断几乎囊括了她的全部本体论言说;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在她看来是一切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这个政治革命就是建立有序的政治生活结构,也就是我们现在了解的,公民社会中互相得以牵制和得以自由的那种社会。这个社会是通常意义上的民主社会。而这个结构的破坏或者尚未出现,就是社会解放带来的解构和混乱。”(刘自立 《如果汉娜。阿伦特思考中国》)

    我们延续其说,中国革命分成正面负面之两种革命——毛共革命是负面的,孙文革命基本上是正面革命。比照两种革命的内涵,可见革命是否推动历史之进程。民国建立,前孙后蒋之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最后一个少民主却并非没有民主之国家制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毛革命,则是反动于历史上所有王朝之反革命。在这样的定位以后,所有片面否定辛亥革命的暴力否定论都应该得到纠正。唯一一个历史上的“如果”是,如果孙文是一个历史偶然性因素,中国人没有让孙文得逞而执行了清末宪政,是不是孙文革命带来的否面结果或有改观?这是一个不无意义的假设。(之所以提倡设想历史上的“如果”——秉承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之说,就是因为要解析历史规律,并不存在某种革命合理性和革命合法性宣传洗脑之规律论——胡克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纯熟偶然性之分析,现在看来很有道理)

    孙文革命之所以导向俄国势力,就在于其价值观的首鼠两端。孙文三民主义以批资本论为先导,承续了欧美价值论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而后来处于现实的考量,孙文不得不连手苏联,通融共产党,产生其“第二价值论”——而蒋介石纠正了这个倾向,全面剿共,却不幸失败于国际潮流。所以辛亥革命也是播下龙种,收回跳蚤之革命;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台湾小民主格局建立,多少回到孙文最早之理想,是一个亡羊补牢。于是,孙文革命产生的容忍赤化,被章太炎斥为:“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明天启三年,魏忠贤看中碧云寺,预做墓地,扩建之。)

    在所谓悼孙文对书里面,有第二赋:“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怨灵修之浩荡兮”,《离骚》斥怀王句;章太炎用楚、秦关系喻中、俄。)第三赋:“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洪秀全与孙文关系论;仁智互见矣。)

    说章太炎同意孙文赤化和共党暴力,是滑稽之谈。在此,章太炎之革命论,无非是不同意不对满清进行革命;梁启超斥康言,“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而反对孙文联俄融共之革命——“这是章先生非常明确的主张;这里并不需要隐讳章太炎反对‘北伐’与‘赤化’。他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哪怕苏俄共产党,他也反对,他更反对北洋军阀暴政,所以提倡‘省治’、‘联省自治’”。 (章念驰《从对章太炎的评价看法》)

    1925年,章太炎发表对待俄共与中共之说法。“他曾明言反对‘广东的党政府’(包括中共及正与其合作的国民党)。盖‘共产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还在其次。现在的共产党,并非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他们不过借着‘共产主义’的名目,做他们活动的旗帜。”

    “‘五卅”事件使章太炎态度一变,因外患显然压倒了内忧。他在致黄郛的信中说,他不赞成孙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但孙氏’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然,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太炎于1925年末发表通电,说冯玉祥既’与俄通款‘,则其’叛国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他的结论是:“中国主权,重在法统之上;苏俄侵轶,害居关东之前。’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当舍奉而讨冯。”(皆见罗志田 《国器章太炎》)

    故此,说章太炎一般性支持暴力革命,是为巨谬!其看待俄国革命输入中国,哪怕细节偶有疏漏和误会,大节可观,睿智可贵;是少数知道德莫克拉西主义之睿人。


二、章太炎之立宪说与革命说


    不能把赞赏反清之革命混淆于不满赤色之革命;不能把反对康有为之保皇态度简单等同于暴力主义论,而回避了章先生反对共产党革命的主张。把这二者混淆起来就变成章氏赞成革命,就等于赞成布尔什维克革命,赞成毛痞运动和赞成一般意义上的民粹暴力。这完全是荒诞章太炎。重复而言,章太炎的革命论至少在三个层面可以站住脚:一是,他主张推翻满清王朝,实行暴力革命(其所谓“革命开启民智”——我们说,要改为民主开启之)。

    细论章太炎关于反满观点,实际上反对的是钱穆所谓狭隘异族政权的政治局限,就是一般而言曾,胡,李,左的“军机首领,必在宗藩”,“阶位虽高,犹之阉官仆竖而赐爵仪同者。”(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至于坊间所谓章“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之说(见唐振常《论章太炎》),见及其反对整个满族人,是为一错;但是,“驱逐鞑虏”说难道不是包含反对满族政权之内涵?

    章氏所谓反对宪政之所谓,也不外乎他担心君主立宪的徒有其表,实无内涵。他说,“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邪?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而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同上)此所谓双立者,乃是西方选帝候制度发轫以来,各种宗教社会经济政治势力的制衡博弈;清廷是否这样一种权利多元化来源者,否也。所以,章太炎此论不非。更加重要的是,章氏极为有独特见解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立宪与“民变”,是一个双胞胎;没有这样的动乱或者乱动,没有治大国必然不如烹小献之大动,立宪与法制,亦不可得。他说,“长素(康有为)以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既知英、德、意、奥诸国,数经民变,使得自由议政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旝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赐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同上)这是章太炎非常可贵的认识和原则。

    立宪也要革命。就是说,立宪不等于不民变,不乱动或者动乱,中国尤然。因为日本政治和王朝万世一系,正统和道统不发生问题。幕府和德川家康可以融王通政,做成“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说;却还是会有倒幕战争于之前后(见大隈重信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中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统道统失,造反有理。所以,立宪无原则,革命有根据。就会立宪革命弄到一锅烩。而历史真实如此,不管康,章如何延说其论。所以,孑然分开立宪=好事,不流血;革命=坏事,流血——是为稚騃之见,主观之见——是和赞成痞子运动就是中国文化主义革命说之看法同为巨谬。章太炎说,“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我们可以说,岂有立宪之世一党专政于国?

    其实,章太炎也是知道立宪宪政之本义和要害的。唐振常先生在其文章里有一个引述。他摘章绛(太炎)说,“‘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非为也。民主之国,虽代以元老,蜕化而形犹在。其在下院,《周礼》有外朝询庶民,虑非家至而人见之也,亦当选其得民者,以叩帝阍。”“司法不以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想起大隈,阪垣为敌国论——自立加),官府之处分,吏民之诉讼,皆主之(长官;代议者主之——自立加)。虽总统有罪,得逮之罢黜,所以防比周也。”(见章太炎 《代议然否论》——其与《秦政记》之君相制衡论,有互补效果——自立)

    唐先生说,“这可以和《秦政记》所说的持法相比附:”守府故亦持法‘;’人主独贵者,政亦独制。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论章太炎》)唐振常说,他认为,所以秦政记和代议制或为一谈。实际上是这样。秦政以来到清明以前之君相制衡,本来就是一种君权制衡论和废黜地方自治论;而日本和非封建以后之中国,视图两端。一为藩宗,一为郡县。后,又掉个,日本为废藩置县,中国为极权专制。表面上都是中央集权;但是,表里皆不一,实属不一而论。在这个前提下,章太炎肯定秦制,祇是(也许!)从君相制衡角度,附会代议制上、下,王、官之间的(也许)等同之制衡。唐先生否之,在1978年可解。所以,重要的是说到”司法不以元首陪属“之至关要则。这个东西现在说,就是(共)党不能凌驾法律之上。这样,章太炎之立宪说和革命说,挂一漏万地摘要于兹。

    二是,章太炎反对袁世凯要他归顺而大责:“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国民之叛逆,抑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公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犹有荣耀”。鲁迅亦评章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三为,章太炎主张的反对赤化运动,毫无不对可言,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做法。于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无论是孙文还是蒋介石,都是秉承革命加传统的做法,实行对于专制主义政治的解构——解构之所谓,就是结构加批判——不是毛主义的破坏到底。我们说,国学大师章太炎在这方面无疑不是破旧立新之毛主义者,无疑不是德莫克拉西主义者,无疑不是极权主义人治论和认知论的祸首。这个祸首,恰巧是孙文引进的共产党。这是最为明确不过的事情。

    由此做出的分野就是,我们看待暴力主义的内涵,要有一个同样的细读和分析。

    一般而言之法国革命,确实是杀人盈野,血流成河。我们在龚古尔,柏克和夏多布里昂的书里每每见得。这是不争的事实与观点。但是,法国革命之所以依然是一个阿伦特肯定的革命,就在于她的杀人和暴力,换取了对于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业已成为人类自圣经面世以来再一种普世价值论。其后革命时期产生的——为康有为不知道的,夏多布里昂所总结的:我们既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使得后革命复辟时期,产生了文化复兴意义上的巨大反思。这个反思,一改暴力万能论而走向拿破仑法典意义上的宗教重建和法治重建。这个革命,最后还是回到一如英国革命那样的阶级调和论和宪政调试论;也就是说,革命不免暴力(英国人,弑君者克伦威尔,被思想界和舆论摒弃),但是,要看暴力换取什么和暴力如何不可以避免——如果君王调试了自身的位阶和权利,革命本来可以不发生——如果所谓旧体制一味进行经济改变而不进行政治改变,就会产生托克维尔所谓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关系——也就是说,革命常常是在经济变革之初最容易发生(这是托氏总结美国和法国革命的经验之谈)。

    英国革命并未因为她是“大宪章”之发轫国而得以避免;法国也没有因为她早在15、6世纪就实行地方议会议员制度而规避得了(见夏氏《墓后回忆录》),他们都因为统治皇权的去留不决,而发生暴动。

    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前后之皇室,议会,人民之间的较逐,本来就是革命前各阶级较逐的延续——也同样是西方之所谓自由市,自由邦甚至汉撒同盟之类独立经济政治实体师范之经验所得(见亚当。斯密 《原富》)——所以,一如法国革命萌芽于百科全书之理念,英国革命却继续他们“第四阶级”之帮衬,使得国家的制衡与建设革命攻成(见孟德斯鸠论述英国暴民第四阶级之文字)。所以,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成为正面革命的理由,不能简单到认为其流血和屠戮,就予以否定和歪曲之地步。恰恰是参照了这种革命,而非那种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革命,才日益变成正面暴力和罪恶暴力之分野的历史。


三、专制主义与革命和极权主义与无革命


    在另外一个层面,革命对于文化传统的解构,如果确是解构,就含有解构一词本身涵涉的不全破坏和结构其中之应有之义。这一点,纯粹暴力革命之列宁和毛不懂,眼下言革命必诽者,亦充满偏见。章氏所谓进行革命,光复旧物,本来就是不进行“文革”——是一个创建——完全不同于毛主席思维。以下冗援助例——“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主要在于光复旧物,因此非常重视国粹的保存。他认为中国国粹的沦亡,文学学术的窳败,主要是因为宋以后文人不再讲究‘小学’而滥用语言文字的结果,‘又且文辞的根本,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郜元宝 《看章太炎如何骂人》)

    “古人对于文字,形声义三者,同一重视。”是为《国学讲演录》之要义;关乎于此,在白话和新诗里,形声义三者或废有二;就是钱钟书所谓“稚騃之见”矣!(“早在《谈艺录》中即析曰,‘立文之通三:曰形文,曰声文,曰情文。’他又说,‘按 Ezra Pound(庞德)论诗文三类,曰 Phanopoeia,曰 Melopoeia,曰 Logopoeia,与此词义全同。’钱先生在此把诗歌创作的三元素说得一清二楚。关于‘声文’之特点,他又引用了李贺的诸多诗句,说明诗歌用字在发音上极为考究,不是祇以会意取胜称妙的。外国诗人,他则以法国的戈蒂埃等举例。”(见鄙文 《东西方误解汉诗析》)到了新华体和毛体,更加不堪于行文,于思维,成了没有形式的内容和没有内容的形式。这些文化观,皆说明章氏的先见之明,全无疯子和德莫克拉贼之遗,而不赘。

    至于章疯子《谢本师》一例,更是说明章氏并不是不懂长幼尊卑之妄人;在其师过去以后再讲话。祇是他还是要坚持不同于老师之观点而已——其言,“何恩于虏,而恳恳遮蔽其恶?”可以算是他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语)之证。

    在此文化层次,章太炎更加说不上是一个极端文化涂炭者;原因就是他的文化观和国学观仍是秉承传统之说。我们前此说明中国体制里的君权限制论;现在又说到文化传统论。章太炎在文化传统论上,秉承了中国文化因袭的良币,自不待言。而所谓革命和极权之双面刀,正好在这两个面向上,互补为害,双向罹祸。中国封建之除,恰好成为极权中央之先例;而又不能实行民主之自治于集权;成了或者一收就死,或者一放就乱的军政体系。所以,极权主义收拢了这个封建,却把洗澡水和小孩子一齐废置。在此层面,极权主义一则反对传统,像毛;一则继承所谓偏致之传统,或言负传统,如纳粹,如毛。这样,章太炎之革命,起码在文化、“小学”方面,无此之嫌,倒是和康氏之君限制度;他亦鼓吹三权分立等——见康有为 《应诏统筹全局书》,暗通款曲,殊途同归。康氏云,“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而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对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司督抚,仅为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供奔驰,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事既违例,势必反驳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参谋猷哉?”

    这个手足不授猷,就是要求参政议政权利;即“司法不以元首陪属”。

    康、章观念实同。这难道不是耐人寻味的吗?

    所谓革命反倒极权,从理论和文化意义上讲,就是灭绝文化;章氏反其道而行之,成了反对之反,也耐人寻味。其间,中国文化,一直以来有皇权,有封建,有民国,而不灭,就不是极权,而是专制。所以,即便在明清两际,也是出现了海瑞和张居正这样的良臣——试问,毛主席时代有没有毛谏和“一条鞭法”(章太炎颇赞其法;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削弱权贵势力呢?(文革除外,是为了另一个政变经)。所以,章太炎可以口出狂言,但是人们不单要看其言,还要观其言整体之真相,传统风格如何。这一点事关重要。所以,即便在最为疯狂的前世文人中间,真正做到数典忘祖和凌辱文化者,几乎不见;祇有到了毛,才真正是疯子痞子和魔鬼,真正做到暴殄天物,灭绝人性。章氏革命论差得远了!所以,不要一看到章太炎就生气;还是气毛,气共,气极权吧!

    从这个历史梳理得出的结论是,极权主义政权不包括在革命与否这个范式的涵盖之中。我们的意思是,英国革命也好,法国革命也罢,加上美国革命(她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独立运动之内涵外设),都是发生在革命对峙专制而非极权之过程里。换言之,专制之法国,之太阳王,之拿破仑,不是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因子的绝对黑暗政权。其专制主义和革命资源,产生的互相含涉的关系,产生革命可能性的一种必然;换一种通俗说法,印度甘地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英国宪政的因素,使得甘地可以利用之,通融之和证据之。就是说,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本身,是革命前产生了政治载体(自由主义)和革命理念(百科全书,卢梭主义等等)使然;专制文化,专制政治、政权,是一个革命发生的“根据地”;菲德列大帝之德国和俾斯麦主义之普鲁士,都为专制+民主或可兼备之政权,从而产生某种或可无形,或可有形之革命。我们一再说过之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设金桥”之说法,和英国宪章,法国意志(普遍意志——)都是革命产生于兹,民主产生于兹和人民革命产生于兹的,革命前洗礼之证据——没有无革命资源的革命可以发生。旧制度本身,如果她还稍稍具备一点点人性和自由,革命就可以发生,进步就可以期待。所以,革命究为何物,就是革命对象、王朝诸公和革命人士一举并推之暴力。

    在法国革命里,不是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党人,一再屠戮其他,而是屠戮罗氏本人在内的,各个派别和力量轮流杀人——这是一种残暴,却也同样是一种自由——这个自由,严重对峙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个人杀死所有人;所有派别的革命——也同样区隔了以阶级定位,杀死其他阶级的定位。这是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不同于英法革命之要则,不可不察!所以,专制主义和革命产生的联姻,就是我们认可革命通则的理由。这个理由在遭遇极权主义政府的时候,失效,失序,失败!因为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大区隔,就在于专制没有消灭或者尽数消灭革命资源,革命人气和革命潜能——而极权主义,消灭之,尽数消灭之,使得暴力成为政权暴力之唯一——而换言之,政权暴力并不以你不峙暴力而可以须臾改换成为非暴力。于是,革命难题,对于我们,成为暴力不选择,那么,选择什么,就成为选择非暴力是不是可以成立或者可以奏效之问!亦不可不考!(章太炎和吴稚辉皆因《苏报》案牵涉其中。关于何以清廷不抓吴稚辉,大概原因就是其官员(俞明震其人其弟与革命者之关系)和革命党人之瓜葛,之融动,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局面——也是专制主义和革命资源产生的互相含涉的关系,产生革命可能性的一种必然——极权主义中人或有此两面派乎?)

    最后,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革命是踢开一扇腐朽之门。

    换言之,如果革命是进入一扇腐朽之门,那就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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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刘自立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9年3月26日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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