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对改革的背叛
——后改革派看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的政治争论

（北京）陈永苗


    当下为改革而改革有两种面相，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另外一种就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文化政治加上利用官场经济，呈现虚无主义气象。它的位置处在经济改革完毕，即将启动政治改革的中间，是在政改或者“经改走向政改”上聚焦与掰手腕。


建国经验和权力意志


    建国经验离不开学习模仿先进政制，但是一个成功的建国经验必须暗中学习模仿，把别人冒险和从事伟大政治创新的结果掠夺为自己所有，并且发扬光大之。建国经验就是一个创新和重生的决断，把古老的来自祖宗的习俗，抑或来自外来先进文明的政制都当作材料。当不是作为材料，而是作为启示的时候，就展开精神或政治领导权的搏斗。

    创建国家的立法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接近神圣，与人民同一，是人民的化身。神的声音也就是人民的声音。他发布的命令，采取的行动，无不是人民的渴望，享有绝对权威，会获得绝对服从。

    当建国经验被遗忘，原初意义与人民同一的绝对权威就丧失，人民分裂成各种群众，任何一个试图获得精神或政治领导权的魔鬼，就要说服启蒙群众。这时候暗中学习和模仿外来先进文明的政制就变为不可能，除非通过启蒙说法，推销好处，否则就没有政治正当性，不会获得群体的最大支持。同样来自祖宗的习俗，要重新再次获得精神领导权，单纯暗示来自祖宗的已经不顶用，还必须证明自己是有好处的。二者都吹嘘自己妖魔化对方，在辩论的过程中，都把自己说成是绝对的，是人民的化身，也是民族国家的神圣渊源。

    或中或西，都是表面的直白的名义，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当下合适的政治形式。宗“中”的文化政治潮流，百年来对政治形式没有贡献，没有成为民族共识。普世价值或宗“西”，则是可以，是因为它能提供当下合适的政治形式。

    固然普世价值的宗“西”有可能变成了忘记“师夷长技以制夷”，民族生存的权力意志被否定，可是能够造成这样的人，也不过是一些“骂完克林顿又嫁给美国人”的资产阶级欲望暴徒。对这一些人谈宗“中”的文化政治，都是道德启蒙运动的毛病。文化政治潮流把这些欲望暴徒的伪主义等同于普世价值和自由主义，然后否定普世价值和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伎俩。


假主义真问题：要不要政改


    这就是当代中国“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政治争论的历史大背景。如果不诉诸于道德启蒙，就不会变为意识形态斗争。普世价值或者学习和模仿外来先进文明的政制，是理所当然的出路。普世价值本来就高于文化政治，当被文化政治无理纠缠，被迫与其应战，就把自己下降到那个层次，让自己看起来也是意识形态，也必须通过启蒙说服的方式，就得下降到他们那种层次，和他们辩论，好像就变成他们的对立面。

    其实不然。普世价值从习俗和历史当中发现“自然人性”，那么，就将现代中国的政体革命，定性为追求自由、平等，符合人性的政治制度。外来先进文明的政制，当然比中国古代的习俗政制，更接近自由、平等，符合人性的要求。但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和模仿外来先进文明的政制，并不是为了服从别人，而是为了自身的更好，这里不可让自身主体性消失在学习和模仿中，应该把权力意志凸现出来。

    主体性丧失这种印象来自普世价值批判者的妖魔化，而且也只有把经济自由主义当作普世价值这个误解基础之上，迷信经济可以决定政治的这一些人，以自己的有色眼睛来看待普世价值的鼓吹，才会得出这个结论。

    在普世价值批判者的有色眼镜里面，中国从经济自由主义出发，加入全球化，变为全球殖民经济秩序体系的牺牲者，这一点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可是普世价值的鼓吹着力点在于政改，而非要变为全球殖民经济秩序体系的牺牲者。即使普世价值的鼓吹者有一种经济可以决定政治的幻觉，也是相信从经济自由主义出发加入全球化，可以帮助推动政改。

    “普世价值”提倡与否，内核就是还要不要专政，要不要政改，要不要急迫的实现宪政。普世价值的辨难，去掉意识形态的纷争，就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当下要不要废除党国体制，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立即民主化。所谓的学习不学习，模仿不模仿，都是藉口。这里有明暗两层，一层是学习不学习模仿不模仿，一层是政治斗争。两层都指向了一个关键：要不要政改。

    普世价值的批判者却与经济自由主义共享同一套经济决定政治的错误逻辑，在他们的错误基础之上，错上加错。经济自由主义是改革中形成的恶性肿瘤，而普世价值批判者是恶性肿瘤进一步癌变。对错误的批判，并不能一定导致正确。能指出经济自由主义的错误，错误越重，指出和谴责越强烈，普世价值的批判者越发相信自己就是可以的，就是对的。经过批判，他们把普世价值等同于经济自由主义。

    普世价值批判者批判已经很熟透而且衰败的经济自由主义，而不是宪政的现代性方案，然后暗示自己批判超越宪政。他们批判美国还不够直接民主，就从中暗示和相信在直接民主这一层面，中国就超越了美国，实际上中国还处于“封建专制”呢。这是一个精神病或疯子的行径。他们越指责美国，就越强烈相信中国的优越性。

    普世价值批判者推崇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对中国市场经济有一种暧昧不明、稀里古怪、糊里糊涂的态度。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官场经济，是虚气和肥大，对官场经济的批判，他们曾是不遗余力。可是他们又转过来，活生生的美化官场经济，说成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用官场经济弥漫天下的臭味，用来为专制僵尸的延续背书，真是到了极致。普世价值鼓吹者并不要经济全球化，而是把经济全球化当作手段和桥梁。

    普世价值批判这也有帮助当局转移政改注意力的作用。在经济改革已经歇菜，政治要提上议事日常的当前情形之下，反对普世价值倡言，提倡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就是要阻碍政改。

    他们阻碍政改的政治意图是清晰的，明白的，故意而为之。他们坚持专制权威主义，没有党的领导，改革更不可能，他们卡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口，把注意力和焦点，引向文化政治和帝国冲动，以此拒绝政改。

    拒绝了政改，普世价值批判者必须找到一个替代物，用于安慰渴望政改的心理，转移关注，他们找到的就是孔子、传统文化与隐藏在这一些下面的帝国扩张冲动。


中国模式


    在经济决定论的支配之下，政改必须顺服于经济逻辑，也就是把政治正当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而不是宪政自己本来就是目的。

    “中国模式”学说拒绝其他文明国家的先进政制，并且使用经济决定论，把其他文明国家的先进政制扭曲在经济之上。当否定了经济自由主义，就顺手把其他文明国家的先进政制也撂倒了，吹嘘地“肯定”了自己的经济发展高度，也把自己的落后专制，抬到别人的头上。谈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就是试图将权威主义固定下来。

    中国模式之所以可以一时间内骗人，是因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竞争，那么经济方面吹嘘上去，也就把自己的政体也吹嘘上去。从80年代因为落后政体，有被开除出“球籍”的危机感，到今天股市散大户（顶多是众多庄家之一）处在股票处在高位的牛气，就叫做中国模式，也变得太快了，也太容易了。有了钱，就开始自大，这就是暴发户。中国模式与文化政治的结盟，就是暴发户一有钱，就开始给自己修墓，以抬高自己的乡下地位。

    中国模式的提倡是对改革的背叛，是对改革时代背后捅一刀，内在得掏空了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延长专制。把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的这一关口或瓶颈，拉长，成为走不出去的陷阱。中国模式是改革瓶颈处的癌变，横生出一种枝节，然后意图反过来吞并整个改革，就像癌症要占领整个身体。中国模式一方面构成对改革共识的颠覆和架空，去掉实质性内容，而仅仅保留形式和口头上的路径，并且强化之，这本质上是对后改革、反改革以及改革反思的排斥和阻挡。

    力倡“中国模式”，并且排除普世价值，体现出来一种把自己特殊性，专横地当作普遍性的资产阶级暴徒欲望倾向。“中国模式”不仅仅是诸神中的一神，多元中的一元，而且要成主神，甚至是唯一绝对主宰。

    “中国模式”批判和藐视普世价值，并不能一定帮助中国模式走向政治成熟，所呈现出来的，不过是在普世价值话语优势下面的劣势感。


经济自由主义的乌龟爬行


    支持改革与市场经济的思潮力量，本来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政治自由而去支持获取经济自由的，一种是迷信经济决定政治的经济自由主义。这两种，在改革死刑判决之后，已经发生裂变，第一种回归到政治自由，第二种走向了法西斯主义（权威资本主义，例如张五常就公开宣布现在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并且提出文化政治与中国模式。

    目前有一个很清楚的潮流，那就是与98年新左派辩论10年之后，经济自由主义者一个接一个接受了新左派的道德政治主张，虽然遮遮掩掩地，不肯自己来批判市场经济。这二者才是难兄难弟，才是结成一对。

    经济自由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法西斯就是把社会经济问题，扭曲为心理情感问题，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化扭曲为道德伦理问题。昔日的经济自由者和开明改革派，很快就要变成中国模式。例如俞可平就谈起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可以说成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妒忌批判者的“东北二人转”。

    固然经济自由主义本着保守主义和受到现实强烈约束的审慎原则，推动改革进程，在理想和实际政治潜质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但是改革可以展开，是有一定历史条件和时间限制的，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稳妥的、也就是有限推动，也就是落后于改革本身的历史进程，是赶不及的。

    经济自由主义在强调自己开明，强调稳妥，并且让大多数人模仿他们，塑造了一种保守主义的道德立场，那么在早期推动改革进程的同时，在中后期需要加速度的时候，必然是乌龟爬行，拖改革进程的后腿。改革开明派对改革进程，有一种造成严重缩水的负面作用。

    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呼吁，已经成为不改革，尤其是不政治改革的助手，已经变为笼中鸣，作为装饰和花瓶。当局不断释放改革信号，但是只说不做，也允许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呼吁，如此迷糊民众，实行缓兵之计。

    经济自由主义根本不注意的一点是，2003年胡温新政以来，当局不断述说和暗示政改，把这个旗帜和口号抢到自己手里，对改革时代的符号资源和道义资源，实行全面攫取。而实际上，在奥运会开幕式和胡锦涛纪念改革30周年的讲话里面，都没有毛泽东时代或改革前的30年。今年两会，温家宝说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在新闻发布会上，李肇星提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说法。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提出，实际上中国政治改革已搞了30年了，取得了巨大成就。

    08宪章运动受打击，很大程度就是在试图分享或者主导。经济自由主义把胡温新政的民生转向，歪曲成回归前30年计划经济或者文革做法。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