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敌人的写作——读《中国地图》，兼及《有没有》

（成都）李文倩


    除了穿越黑暗之路，人不可能通向黎明。

    ——（黎巴嫩）纪伯伦：《沙与沫》


敌人


    写作是一种行动。它与劳动不同。劳动是为满足人基本的生物性需求而进行的一种活动，尽管它无比重要，但不是人的全部。写作也与工作有别，这种区别就是行动与工作的区别：行动更具独立性和公共性，是一种更积极的公民行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徐贲才说：“作家选择了文学这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不只是出于审美或艺术的理由，而且也是因为，文学创作本身体现了人的公共生活和行动特征。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生活、介入与他人共同生活世界的方式。”从这个意义出发，作家汪建辉为自己制定了这样的行动指南：心怀敌人的写作，像一个执行任务的特务样。他反问：“一个写作者内心没有敌人如何写作——尤其是在一个独裁的国家？”作家的行动指向是明确的，即通过写作这一公共行动，反抗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及其所制造的一系列罪恶。

    敌人的存在由此变得十分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成了作家创作动力的主要来源，成了作家心中的一个阴影。如果不能对作家这一基本的写作倾向有所把握，《有没有》一书的前半部分即是一个巨大的迷宫：千百种意象扭结缠绕于其中，意义的迷踪恍惚游移。这是一种独语式的反抗，写作者在囚禁自身的同时拒绝了大部分读者；但其价值指向是统一的，即对专制制度摧残人性的持续反抗。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敌人的存在在成全作者的同时，也扭住了写作者的手脚。它取消了这一看似芜杂的文本的多义性，使其呈现出一种单一的面相。《被禁锢的头脑》一书的作者，波兰诗人米沃什在《米沃什词典》一书中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没有让自己政治化。”“如果我变成了一个政治作家，我就会使自己的可能性变窄，变枯竭。”对《有没有》一书的阅读，让我对作者这种观念上日益明晰的写作多了一层忧虑。


政府


    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整个社会在这一“利维坦”的浓重阴影下喘息。它的存在构筑了我们基本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环境里，投靠政府是唯一明智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投靠政府是聪明人的选择。他们像一个硕大的婴儿，咬住政府这个奶娘的丰乳，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然而在小说《中国地图》中，主人公J却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投靠”它：“J说，‘政府，你们抓我吧，我真的是特务。”

    在小说中间，J是一个国民党留在大陆、潜藏多年却从未接到任务的“特务”。他是一个怀揣“理想”的幽灵，穿越在历史的罅隙里。作者正是通过具有这一“特殊身份”者的眼光，检审六十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知道，卡夫卡的小说具有极为荒诞的精神气质，他小说中的主人公莫名其妙地被某个“机构”带走，接受遥遥无期的漫长“审判”。但即使在他那里，“机构”抓人也得派人来动手。而在《中国地图》中，“政府”具备一种特殊的魅力，它有能力吸引一个罪犯来投入它的怀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而且在这样的语境之间，政府这一公共机构的名称充分实现了人格化。一个个政府办事员成了政府的代表，从而具有无上的权威性。政府职员作为神圣政府的代表，自然是通体透亮不容批评的。这就为更为广泛的作恶行为提供了便利。没有任何有效监督的政府，走向腐败是其必然的命运。在这一腐败化的过程中，政府职员们一个个变成了石头。


石头


    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因为多年以来的阶级斗争已经使人们变得心如铁石。”这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概括。阶级斗争即是在权力的魔杖之下，切断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自然联系和感情依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煽动起人们之间的彼此仇恨，从而使人彻底沦为权棒下的狗：时刻按照主人的意思去咬别的狗。

    如果说这是一种极端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体验，那么另一种更为日常的方式，同样使人成批量地变为石头。汉娜。阿伦特说：“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是，也许每一个官僚政治的性质都是，使人成为行政机器中的一员，只是一颗螺丝钉，从而使其丧失人性。”（《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螺丝钉”，即是在今天被称之为“公务员”的人。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在公务员的官僚世界中，首先，没有主动性，没有创造，没有行动自由；只有命令与规矩：这是一个服从的世界。第二，公务员从事的只是庞大行政工作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一工作的目的与前景都是他所不清楚的；这是一个动作手势变得机械化的世界，人们在其中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的意义。第三，公务员只跟匿名的东西和卷宗打交道，这是一个抽象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公务员沦为日常事务的“清扫者”和“搬运工”；在长年累月的“清扫”、“搬运”过程中，使自己成为一个沉默寡言的石头，失去正常的人性是常有的事。捷克作家哈谢克在《好兵帅克》中发出这样的嘲笑声：“肉越煮跟骨头贴得越紧，成为硬邦邦的一块，淡然无味得像一个半生都啃着公文程式，一肚子卷宗档案的官吏。”


人民


    作为一个政治学词汇的“人民”，多年来遭到了疯狂的滥用。在一个充满着政治谎言的语境中，“人民”一词被“史无前例”地抬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并为这一词汇本身注入了诸多价值内涵：勤劳，勇敢，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等等。诡异之处在于，“人民”一词是无指称的，但权势者们又可以随时带上这顶华丽的帽子。公民个体的意义被这种空洞的政治词汇所遮蔽。在长篇小说《中国地图》中，作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真的不能完全成为石头，E心头一惊，差一点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为了掩饰，E走过去对着扫地的人的屁股就是一脚：”老实点，这是人民对你的惩罚。‘“

    我们首先可以读到的，是E内心深处的恐惧。对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丝微微的人性挣扎，他都极端地感到恐惧。因此他通过对扫地人的施暴，恰当地将“人民”这顶帽子暂时戴在自己头上，从而获得一种安全感。这种恐惧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我们每个人都害怕自己在某一天被排除在“人民”的行列之外，成为“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正如李南央在卡玛拍摄的纪录片《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中所提到的，她的一个同学曾说，在周围的红卫兵都在打人的时刻，你只有比周围人有更“勇敢”的表现，你才感觉是安全的，是这个组织、这个队伍中的当然一员。在《有没有》一书中，作者汪建辉对此写道：“将人的害怕转化为恐惧是对人的最大的迫害和摧残；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通过一种高压的手段使人害怕并让人因此而恐惧是专制制度的特征及功能。”在很多时候，这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名义来进行的。


阴影


    小说《中国地图》一开始，有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句子：“（J）将他小小的身躯投入到了门内的巨大的阴影里去了。”这一浓重的阴影笼罩着整部小说，营造出一个灰色的叙述氛围和空间。作者告知我们，这是一部与灿烂的阳光和美丽的鲜花无关的小说；它讲述阴影里的历史，叙述人在阴影里的所作所为，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扭曲、荒诞和虚无。

    我相信，直面阴影，直面黑暗是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所应具有的基本品质。正如批评家李建军在《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中说：“直面黑暗，叙写黑暗是文学的具有宿命性质的使命。文学乃是一种对抗黑暗的精神努力。但是，有必要强调的是，写黑暗本身并不是目的；伟大的作家是为了追求光明才叙写黑暗的，正像他们为了追求善而写恶，为了追求美而写丑一样。他们写黑暗，就是为了显示光明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为了表达人们对于光明的渴望与追求，就是为了表现人性的高贵和伟大。”黎巴嫩诗人纪伯伦也说：“除了穿越黑暗之路，人不可能通向黎明”。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写作阳光灿烂式的作品，不仅有助于获得社会意义上的名声，更能为写作者提供一种舒适安稳的生活。而面对阴影与黑暗的写作，首先就对写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写作者必须具备绝对诚实的优良素质，他要能为自己写下的所有文字负责，包括错乱与疏漏。一丝一毫的伪饰、做作和投机取巧，都要承受内心的巨大压力和煎熬。只有一颗强大宽厚的心，才能承受这份十字架般的沉重，在黑暗中穿透黑暗。毫无疑问，汪建辉多年的写作实践，表明他具备这样的诚实和勇气。


旁观


    在《中国地图》中，作者写道：“F虽然在这个社会中，但由于特务的角色，他自认为自己并未进入这个制度，一直都是一个旁观者。”这是F“自以为”式的表达，因此并不代表事实真相。正如我认为奥威尔在写到《动物庄园》里的驴子本杰明时，带有明显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特征。在一个被全面控制的社会中，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价值中立的旁观者。“旁观者”的话语，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幻象。

    但这样说，并不排斥类似的情况存在：一个人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同时，因为具有某种价值观念的支撑，在某些时刻能用一种有限的旁观视角打量周围的世界，从而获得一份有别于常人的“深刻”认识。长篇小说《中国地图》中的“特务”，正是这一类人的代表。他因自己的“特务”身份和为亲人报仇的强烈信念，使其在众人“狂欢”的时刻一次次选择“出走”。对于那个世界而言，他似乎永远都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正如历史上的游民不同于农民一样，“过客”不同于“定居者”。小说中的“特务”永远不可能是主流。但他同样是一个被侮辱和损害的人。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即“特务”一次次被迫将“中国地图”塞进自己肛门之后，他反而能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快感。也就是说，一个被权力强奸了的人，他对这个权力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依赖感，几乎就要爱上它了。这样一个人，他永远都不可能再像处女一样矜持、等待和旁观了，他已经卷进了事件的漩涡。


干净


    王小波曾多次引述罗素的话：“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一切专制统治的国家，都有一个类似与“极权主义洁癖”的东西，即对一切多元样态的“深刻”敌视。而在这种“洁癖”的背后，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和剥夺。作者说：“‘节外生枝’对一个专制的只讲主流意识的社会形态来说，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征象。”在日常性的事务中，专制政府对“节外生枝”的仇恨，正是其无能和弱智的具体表现。在专制政府的运作机制中，绝对服从是当然的要求。公务员的工作没有丝毫的创造性，这造成他们的办公效率极端低下，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当然他们也并不会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受罚，再大的损失都有政府来埋单。

    在极权主义国家中，因为极端地强调效忠于领袖的个人权威，一切创造性的活动都被取消了“合法性”。正如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所说：“绝对的统治并不容许任何一个生活领域中的自由创造力，不容许任何一种无法完全预见的活动。执政的极权主义无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无论他们是否同情极权主义，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慧和创造力，而这正是他们的忠诚的最好保障。”一切专制国家也都具有相似的特征，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这样的制度文化中间，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极权主义美学”，它否定一切个体的，带有明显个性差异的美学符号。在这样的环境中，多数社会成员“心中对美充满了恐惧。”妇女们穿上统一肥大的男人制服，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美学时尚。正是按照这种统一的美学要求，政府认为城市的街道应该干净整洁，一切违反标准的人或事都是“影响市容”的可耻行为。作者在小说中写道：“虽然I的衣服是干净的，但弯曲的样子已经污染了城市的市容。”小说中还写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山西芮城的某女教师，文化革命中跳忠字舞时掉出了月经带——这自然是对神圣革命的玷污，女教师在巨大的压力下自杀而亡。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极权主义国家对“干净”、“整洁”和“有序”的强调会达到怎样的地步：为了维护一种表面的冠冕堂皇，它甚至不惜付出流血（人民的血）的代价。


姓名


    小说中写到一个叫“新国”的人。有一次他差点被人割掉了鸡巴，但因为有个好名字，总算保住了。村长是这样说的：“你真糊涂，怎么能够把新国的命根子割掉呢？新国没了命根子那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不想让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小说中还写到的人物有“革”，“命”等，如果我们细读这其中蕴含的意味，应该是十分悠长的。实际上，从这种命名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宏大叙述”对个体差异性的遮蔽。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具有十分明显的“忘我”特征。小说中的新国曾发出这样的疑问：“是的，我是谁呀？我谁也不是，我连我自己都不能算是。”

    小说的主人公“特务”更是几易其“名”（从A到J）。作者采用英文字母来代替“特务”的姓名，无疑是想表明这样的观点：这是一个符号性的存在，而且这种存在飘移不定。你无法将符号与一具具体的肉身联系起来。他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你。他曾这样反问自己：“我是否被遗忘了？这个世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东西被遗忘，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钟都会有东西被忘却，而我的特务身份是否也在这其中的某一个时间里被遗忘了。”而说到底，这个人的存在正如他所想的，的确被遗忘了。他最终成为了一个孤独的“自己”。按照胡平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遗忘了“真我”的人。作者说：“我们所处的世界，是被神和人遗忘的。我们被夹在中间——上，不能进入天堂；下，不能步入人间。事实上，我们除了是自己之外，什么也不是。”（《有没有》）也就是说，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是被取消了一切公共身份的。每个人都以孤立个体的样态存在着，而这样的存在，是非人的存在方式。


意义


    人生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即人生的意义问题。通俗的说法是，我为什么要活下去？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意义何在？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解答，但从总体上来看，前现代社会有着较为稳定的价值世界，多数人能从中获得一种意义的“证明”。“证明”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有宗教的安慰，世俗社会的荣誉，传统社会中的传宗接代等。现代社会陷入了彻底的意义危机之中，人们带着一种悲悯的心态，为意义世界的陷落而殚精竭虑。而到了所谓的后现代社会，意义问题似乎成为了一个应该被悬置的对象。

    在中国，一种“什么都行”的杂耍式哲学，在犬儒主义盛行的环境中找到了大量热情的听众。然而，这种哲学的信奉者们，并不如他们所标榜的那么“潇洒”。

    “权钱色”这一“三位一体”式的利益结构，是他们永远都无法“解构”的。然而小说中的人物，尚没有如此“通脱”的胸怀。这个一辈子怀揣着“特务”梦想的人，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交了出去，他在“自首”时说：“政府，判我是特务吧……判我是特务吧……判我是特务吧……否则我这一生就白白的浪费掉了。是一个虚无、黑洞、白纸、玩笑……政府，判我是特务吧……判我是特务吧……”最后的结局是悲惨的。这个被屈辱和愤怒攫住了的人，疯狂冲了出去，用刀捅死了自己早年的恋人兰花花（他自己并不知情）。直到作为一名杀人犯被枪毙，他最终也未能成为一名“特务”。因此说他的一生，最终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无。


历史


    历史的存在应该是意义价值的重要来源。然而，出于对真实历史的失望，作者在《十四年——那些我认识的人》（载《有没有》）一文中写道：“历史是由扼杀英雄于摇篮之中的人制造并延续下去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整个历史就变成了一部小丑史。而这样血腥的历史，又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意义资源？寄托于历史的书写者吗？也似乎太过一厢情愿。作者说：“在故事中，人人都在努力争取成为故事的叙述者。”我认为这是作者所写的句子中最深刻的一句。英雄还没有成长起来，就已经被扼杀。而书写历史的人，恰恰是扼杀英雄的刽子手。刽子手能写出什么样的英雄来？而如果没有真实的历史书写，我们又怎能知道：被屠杀者是英雄还是脓包？我们又怎么能不相信：刽子手正是时代最大的英雄？

    我们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充满困惑。小说中写道：“可以看出这是一张泛黄的纸，一篇苍黄，其他没有任何的痕迹。上面的字呢？委任状呢？难道历史就这样消失了？J吃了一惊，将眼睛凑近地图仔细地辨认，确实，除了一片泛黄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上面的字呢？地图呢？祖国呢？难道它们就这样在历史中消失了？’”而当这一切都消失之后，除了一片荒漠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小结


    文章的结尾，对作品本身的得失，试做一小小的评析。作家在长篇小说《中国地图》的写作中，尝试插入了多量的社会性文本。不仅扩大了小说的容量，使其更具深度以外，更从历史这一深层次的角度介入现实，使文学写作成为一种公共行动，表达了作者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专制体制内，这种写作行为本身就具有“见证”的意义。但在小说最后的写作部分，作家似乎失去了叙述上的耐心：主人公从南到北，抄录有关计划生育的政治标语；小说人物在作家观念驱使下的怪诞行为，对作品本身是一种伤害。                  （2009-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