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动乱的启示

（泰国）曾节明


一，曼谷的街头运动是否自由民主的体现


    自2008年5月开始，泰国最大反对党“人民联盟”发起的街头运动已经持续了大半年，这场群众运动不仅没有停歇之势，反而愈演愈烈。

    5月份，人民联盟指称当时的泰国总理沙玛是前“腐败”总理他信的傀儡，并且抓住沙玛出镜配合一个电视烹调节目的把柄，发起万人街头运动，占领总理府，终于迫使沙玛引咎辞职、政府垮台、国会改选；在新一轮大选中，宋猜当选为新总理，但是人民联盟仍不满意，又指称宋猜是“达信的妹夫”，宋猜取代沙玛是“换汤不换药”，并以此为由，于8月26日再次攻占总理府，并占据总理府至今不退；为逼宋猜政府下台，人民联盟继续扩大街头群众运动，10月7日，当总理颂猜等内阁成员在国会大厦开会时，人民联盟发起围攻国会大厦的突然行动，冲击国会的群众与警方发生严重冲突，导致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11月26日，人民联盟又煽动数万民众包围泰国国会，导致国会上下两院联席会议无法召开；当天，人民联盟纠合上万人占领了曼谷廊曼机场和苏那晚普机场，并阻断通往机场的公路，导致首都空中限于瘫痪……

    一些中国人看到泰国反对党如此激烈地反政府的街头运动，而没有受到镇压，羡艳不已，认为这是泰国高度自由民主的体现，他们渴望中国有一天也有这样的反对政府的政治环境。这种看法大错。泰国的政治动乱不仅不是高度自由民主的体现，反而是自由民主制度不成熟、不稳固的体现；曼谷愈演愈烈的街头运动更是泰国的自由民主处于危险当中的体现。

    首先，人民联盟发起的街头运动程度远远突破了宪法赋予的权利范围，成为一场叛乱。在任何一个国家，发动群众占领机场都是非法行为；占领政府机构更属叛乱行为；诚然，人民联盟及其支持者有以游行示威方式反对政府的权利，但任何国家，即使自由如美国，也没有赋予国民占领政府机构、占领机场的自由；诚然，专制国家的反对派，因为没有任何合法诉求渠道，不得不诉诸于占领国家机构、占领机场等激烈的改变手段，这些行为具有革命的正义性质；但泰国是一个自由国家，拥有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真实普选和独立的司法，反对派在拥有充分合法诉求渠道的情况下，采取占领总理府、围攻国会、占领机场等非法手段，就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

    人民联盟的叛乱行为使得泰国损失惨重，政府部分职能瘫痪，这对于笼罩在全球经济滑坡阴影下的泰国经济，不啻是雪上加霜。泰国经济主要依靠出口和旅游业，今年持续的动乱，导致旅游业惨淡、出口阻滞、外资撤离、失业剧增……持续的动乱，也导致泰国政府应对全球经济滑坡的救援方案无法实施，首当其冲受到损害的，是泰国的低收入阶层。

    由于动乱，外资加紧裁员、收缩业务，今年下半年，日本相机制造商尼康公司裁退了在泰国分厂的1500名合同员工；汽车业方面，日本丰田、美国通用汽车也大量裁退泰国工人。如果泰国局势无好转，明年上半年估计泰国人将失去100万份工作。

    人民联盟对曼谷机场的封锁和占领，更是对泰国经济造成了集中而惨酷的打击：机场的封锁导致多个国家停止了对泰旅游业务，致使数千旅客滞留，泰国政府面临沉重的赔偿负担。机场的封锁造成航空货运中断，空运货品讲求速度，而且部分货品价值高，例如电子、汽车工业的半成品。同时部分商品必须保持新鲜，例如水果。如果无法如期运送，将带来巨额损失，不仅对运输系统带来影响，更冲击整体经济体系。泰国工业院估计，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停飞一日，损失达10亿泰铢（约两亿人民币）。这将严重影响本国的国际形象、旅游信心及经济发展。

    由于人民联盟的占领，素万那普国际机场和廊曼机场先后于11月25日、26日被迫停飞，时至30日仍未恢复。泰国旅游工业协会估计，由于机场停运，单旅游一项，损失额度将超过1000亿泰铢（约20亿人民币）。

    由上可见，人民联盟发起的运动是不折不扣的祸国殃民的叛乱。

    那么，泰国人民联盟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实现诉求呢？它这样做莫非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

    根本不是。恰恰相反，人民联盟不仅不为泰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反而竭力危害泰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它还图谋取消人民的选举权、颠覆泰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人民联盟不仅人民联盟的诉求主要有两个：一是要求民选政府下台；二是要求取消泰国现行的一人一票普选制度，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席，改由“社会精英”团体委任产生。这完全是反民主、反宪政的无理要求，它完全违背了泰国宪法的宪政精神，目的就是取消泰国民主制度和宪政制度。

    人民联盟的诉求用意很明显：就是妄图不要普选上台，独揽大权，像新加坡执政党那样一党独大，把其他所有的政党变成永远的反对党，变泰国现政权为专制独裁政权。

    为什么这项诉求就是人民联盟专权独裁的诉求？这是由人民联盟的性质决定的。泰国人民联盟，虽然冠以“人民”之名，事实上它与大多数泰国人民的利益不沾边，它主要由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房地产富商和知识份子精英组成，它是一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团体，是当前泰国极富能量的富人和精英的政党。在三分之二国会席位“社会精英”团体委任的情况下，胜“选”的当然是人民联盟。

    人民联盟虽然打着“人民”的旗号，事实上却干尽了反对民意的勾当：他信下台后，泰国进行了两次改选国会的大选，人民联盟均以低票惨败，在国会中处于边缘地位，这就说明该党在泰国并不得人心；显然，该党领导人眼见通过民主程序上台无望，于是就玩起了通过街头运动搞垮民选政府，以期自己夺权上台的把戏。“人民”联盟，实际上一直和主流民意对着干，因此，说它是“反人民”联盟反倒更准确些。

    人民联盟为实现其权力野心，不尊重选举结果、不遵守确游戏规则，持续实施街头叛乱行动，并且一再升级，造成政治生活失序、民选政府举步维艰、威信大跌、民众民主信念动摇，人民联盟的胡作非为，把泰国的自由民主推向泥潭。

    为了尽快夺权上台，人民联盟已经不满足于街头叛乱行动，而勾引泰国军队干政，企图以兵变夺取政权。自再次占领总理府以来，人民联盟数番邀请军队发动兵变，在人民联盟的鼓动下，泰国军方由原先的观望再次变得蠢蠢欲动，11月26日，泰国军方违反中立原则表态：“建议”宋猜政府解散国会、国会改选（变相逼政府下台），同时要求人民联盟撤离机场，军队的态度貌似中立，实际上偏向人民联盟。

    任何一个国家，军人干政都是自由民主的大忌，人民联盟为一己之私，不惜引狼入室，勾引军人干政，使泰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处于深刻的危急当中。

    人民联盟为了达到其反自由民主的目的，不惜一再采取叛乱行动，以对国计民生的重创作为要挟民选政府的筹码，因此，人民联盟所发起的运动，不仅是祸国殃民的叛乱，而且是要把泰国引向专制独裁深渊的、极其邪恶的叛乱。


二，动乱为何愈演愈烈


    人民联盟所煽起的动乱之所以愈演愈烈，泰国政府的失策是首要原因：正是泰国政府无原则地一再退让，致使以人民联盟为核心的闹事群体得寸进尺、气焰嚣张。

    除了如二战日军敢死队或伊斯兰自杀攻击志愿者那种特殊的狂信群体之外，任何群众都是贪生怕死的、欺软怕硬的，任何一个闹事群体，祇要其中一小部分人受到严厉的惩罚，其余的人很可能就会一哄而散，至少会动摇、退却。

    群众心理还有一种，就是惰性和惯性很大，而缺乏理性，也无法进行理性的思考，运动的群众祇能听从简单的口号和煽情的鼓动。一般来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容易发动起来，但一旦发动起来，就很难收得住势头，这时候往往越是激进的煽动者越受欢迎，理智和稳健则受到排斥，而政府当局的任何退让，都会被群众当作软弱可欺，都会被群众当作运动“正义”的依据，反而会激发进一步激进的狂热。

    群众的这种心理特点中共最为清楚，因为中共是“运动群众”的老手。当赵紫阳的退让未能平息学潮后，中共立即寸步不让，面对全国百万人规模的民主运动，中共发狠在北京杀掉数千人，群众运动立时烟消云散，而且至今再也没发生过政治性的群众运动。这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特别懦弱，而是人本性使然。别国的群众也一样，当年如果没有前罗马尼亚国防部的倒戈，罗国示威群众照样会被齐奥塞斯库的枪弹镇压下去。

    中共以大屠杀平息守法的群众街头运动，固然邪恶至极，但泰国政府对付人民联盟发起的叛乱，却走了另一个极端：泰国沙玛政府、宋猜政府面对无理取闹的人民联盟，没有采取任何强硬措施，一味忍耐，甚至在人民联盟一而再占领总理府的时候，也没有进行镇压。

    沙玛政府不仅不对人民联盟占领总理府的叛乱行为进行镇压，还因“烹调门”事件，屈从于叛乱者的压力，“引咎”辞职，这无疑使得政府威信扫地，而极大地助长了人民联盟非法要挟政府的气焰。

    本来，作为总理，沙玛出镜接受一个电视烹调节目采访，是否“违宪”还是一个疑问；是否“贪腐”更成问题，这都需要独立的机构进行调查；沙玛即使违规，是否应该辞职，是否有罪，更需法院判决，而不能由人民联盟单方面的指控说了算。无论是从制止动乱扩大和维护民主制的权威考虑，沙玛都应该坚决拒绝辞职才对。

    沙玛却选择了辞职，这一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合法的民选政府，选择向不要程序不守规则的叛乱者低头，这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民主制度的权威，鼓励刁民非法闹事、要挟民选政府。

    沙玛政府的辞职，是泰国动乱局势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人民联盟更加放胆进行街头叛乱活动、更加放肆地逼迫民选政府。

    继任的宋猜政府继续以忍耐对待人民联盟的叛乱行为，在人民联盟再次攻击总理府时，也没有果断进行镇压，致使总理府再次被占领，总理不得不迁至警察总署办公，民选政府的形象狼狈不堪。

    宋猜的软弱导致民盟得寸进尺，于10月7日发起围攻国会的行动，宋猜政府这才慌忙调集警察阻拦，终于造成了流血冲突事件。显然，人民联盟是流血的主要责任者，如果宋猜政府借此驱散示威民众、大举抓捕民盟骨干份子，一举平息街头叛乱，为时还不算太晚。但宋猜的强硬措施半途而废，反倒让激怒的民盟喘过气来，实施了强行阻止国会召开、占领机场这样更大规模、更加恶劣的叛乱行动……

    宋猜政府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的典型，当然，宋猜坚拒辞职，这点比沙玛强，但下一步，宋猜政府能否熬过来、能否引导泰国的自由民主走出困境，这就要看宋猜政府为捍卫民主制度的担当勇气了。

    群众运动绝非“天然合理”，一个民选的合法政府，有权镇压叛乱。对于一再占领总理府、围攻国会、占领机场的暴民、刁民群体，泰国政府即使不愿开枪，也应该及时宣布紧急状态、集中全国的警力把叛乱者驱散、抓走，更应该果断逮捕一再煽动叛乱的人民联盟领导集团。

    泰国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愿武力镇压叛乱者，一个重要原因是泰国深厚的佛教传统，在佛教的深深影响下，泰国人，无论官民，普遍都厚生慎杀，在世界现今这个越来越物欲化的世界里，这种慈悲忍耐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但是，“徒善无以为政”，作为民选的合法政府，如果对志在颠覆自由民主制度的邪恶叛乱势力一味无原则忍耐，损害的将是泰国的国本，和泰国民族的长远利益：一旦人民联盟成功地颠覆了泰国的自由民主制度，那些不择手段上台的独裁者们，对待反对派是决不会如此忍耐的——僭主政权的规律，决定了僭主们的不择手段，为了维护其非法统治，他们决不会吝惜射向抗议者的子弹，这，已经为中共国、缅甸、乌兹别克斯坦、前共产罗马尼亚、全斗焕独裁韩国、前独裁墨西哥等国家的历史一再证实。

    泰国不比弹丸港口之国新加坡，甚至不比越南和中国，泰国政府如果继续对叛乱者施仁，最终让人民联盟得逞，缅甸的今日就是泰国的明天。

    （注：在笔者写作此文的时候，泰国宪法法院在人民联盟的巨大压力下，于10月22日作出判决：以“贿选”罪判决宋猜及其政党的内阁成员下台，宋猜所在的“人民力量党”解散，宋猜及其政党现任内阁成员5年内不准从政；稍后，人民联盟也结束了对机场的封锁，持续大半年之久泰国政治危机终于告一段落。表面上看，泰国国家政权“体面”地化解了危机，实际上，大获全胜的是无理取闹的人民联盟，最大的输家是泰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因为人民联盟已经实现了一项主要诉求，而泰国的民主政治游戏规则威信扫地。泰国国家这种在压力下向叛乱者屈服的做法，为泰国的未来埋下了更毒的祸根，它会鼓励更多的政治团体效仿人民联盟，不尊重选举结果、罔顾游戏规则，以不择手段闹事来要挟民选政府、谋取自己政治目标，而因为这次成例，后任政府镇压骚乱的包袱又会更重……这种恶性发展的势头如果不能收住，必然造成政权向专制独裁恶变，以谋求秩序和稳定；泰国的自由危机四伏、前途凶险。泰国民选政府的这个教训，值得未来中国引以为戒。）


三，人民联盟为何富于煽动性——警惕新加坡模式的流毒


    有人认为泰国人民联盟能够持续鼓动示威游行，说明它得到多数人支持。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游行示威等街头群众运动，因为其现实可见而集中的民意表达方式，容易造成一种代表民意的夸张感，而事实上它不一定是主流民意的表达。人民联盟发起的街头运动虽然有数万人的声势，它的诉求却并不是6000万泰国人的主流意愿。人民联盟在近年的两次国会大选中均祇得了极低的票数，就说明了它并不代表泰国的主流民意。

    那么，人民联盟何以能长时间地鼓动数万泰国民众街头运动的狂热呢？

    主要是利用相当一部分民众、特别是大学生等青年群体急求国家富强、生活改善的心理。

    泰国的自由民主程度虽然在东南亚国家中位居前列，但是一般老百姓，尤其是宪政民主不成熟国家的老百姓，首先在意不是自由民主，而是经济状况；泰国的经济状况，虽然在东南亚国家中并不算差，但是比起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非常悬殊；近些年来，泰国的经济发展不仅远远落后于新加坡、也落后于后起的中国、甚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本来，经济落后的原因有体制、政府经济政策、民风习俗、地理位置等多种原因，但人民联盟宣传，却将之片面地归咎于泰国缺乏精英治国，并且进一步将“缺乏精英治国”的原因归咎于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人民联盟误导泰国民众说：泰国老百姓素质较低，因此由老百姓普选，选不出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精英政府，没有精英治国，经济就搞不好。

    民众是注重实效的，光靠抽象说理并不足以打动人心的，人民联盟的那一套歪理，之所以能成功蛊惑相当一部分民众跟随自己闹事，起了关键作用的，是其所强调的新加坡“精英治国”模式这一现实例子。

    作为富人政党，人民联盟财力雄厚，它利用自由民主社会的自由，通过自己掌握的电视台、报纸、网站，人民联盟向民众反复兜售反自由民主民主的观念、片面地诳释新加坡的繁荣，这有效地误导着民众，这特别容易打动年轻气盛、幼稚冲动、急求国家富强的大学生们。

    人民联盟的所作所为，反映出泰国一部分垄断财富的知识精英谋求垄断权力（专制独裁）的强烈野心，作为邻近的国家，专制的的新加坡的发达，泰国的相对贫穷和落后，成为他们煽情的大好参照和资源。

    以“精英治国”的名义专制独裁，这种新加坡式的政治流毒更是未来中国需要高度警惕的。这一则因为当前中共大力推崇新加坡模式；二则因为新加坡现政权带有浓厚的儒家家长制专制色彩，与中国传统糟粕息息相通，更容易影响中国；而且，中国大陆民众的自由民主素养，并不比泰国民众高，中国的民主政治根基更是远不如泰国。


四，泰国动乱的体制性根源


    人民联盟之所以敢以占领总理府等叛乱方式反对民选政府，一大原因就是此前的军事政变重创了泰国民选政府的权威：2006年9月，泰国军队一批反他信高级将领，在枢密院的支持下发动兵变，一举推翻了以他信为总理的政府，之后，虽然军方于当年年底向新一届民选政府移交了政权，但这种完全践踏民主程序和司法程序的政变无疑对泰国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它一则造成民主制度和法治的威严不再，民选政府形象软弱可欺；二则鼓励任何有实力的政治团体，为了一逞野心而不择手段地反对政府。

    实际上，“9月兵变”成了泰国当代政治史的一大转折点，其影响类似于中共国六四事件：本来，在东南亚国家当中，泰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最为成熟和健全，社会也较为安定，“9月兵变”之前，泰国安享了10多年的稳定，宪政民主制度初步生根，自由民主观念渐入人心，泰国的政治文明正稳步向着日本、台湾、韩国等亚洲优秀行列进展……但这样的好局面，都被一场兵变掀翻了。

    在9月兵变中，军方完全凭藉枪杆子推翻了他信民选政府，泰国军方俨然成了凌驾于泰国宪法和一切程序之上的“太上皇”，可以任意废黜自己不满意的民选政府，军方的最高领导人，有点象当年垂帘听政的邓小平。

    兵变的结果，使得原本的政治游戏规则的权威性大大削弱，军方向政治生活的幕后主宰发展，而民选政府向军方的傀儡角色发展，而参政的各个党派，越来越成为军方摆弄的棋子……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向着军政府化方向的渐变趋向！

    兵变，令泰国政治发展大倒退！

    正是军人干政的鼓舞下，与军队有勾结的人民联盟才敢于极其放肆地以叛乱反对政府。

    那么，泰国的“9月兵变”为什么得以发生，并且能轻易成功呢？病根出在泰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泰国虽然确立了以君主立宪制为政体的宪政民主体制，但是却保留了某些旧体制，其一就是军权独立于行政权：与英国、日本等成熟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政府首脑不同，泰国总理实际上没有军队的指挥权，泰军的指挥权名义上归泰王，实际上掌握于泰王任命的枢密院之手，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立法、行政、司法、军队四权分立奇特政权结构，而这种“四权分立”的结构注定是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因为权力需要暴力来支撑和维护，在一个国家中，军队拥有最强大的暴力，一旦军队成为独立于其他三权的政治势力，它立刻就会拥有压倒其他三权的政治能量，从而很容易成为操纵政权的主导力量；在“四权分立”的结构当中，祇要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出了野心家，兵变夺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比之泰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成熟的自由国家，政权结构都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在“三权分立”结构中，军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军队受到政府严密节制，难以成为一方独立的政治势力，很难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实施选票以外的干预。

    泰国政治体制的这种弊端，使得泰国国防军如国中之国，自成一体，是凌驾于泰国宪法之上“独立王国”，在这种体制下，如果高级将领和枢密院出了要搞政变的野心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无能的状态中拦得了；事实上，2006年“9月兵变”主谋正是陆军总司令颂提和前泰国前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当时的枢密院大臣素拉育。

    泰国政治体制的这种弊端，也使得民选政府得看军方的脸色行事，容易陷入软弱无能的状态当中不能自拔。今年，面对人民联盟一再升级的叛乱行动，沙玛、宋猜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敢镇压，一大原因就是政府没有军权。

    民选政府没有军权，也是人民联盟之流敢于占领总理府等叛乱方式放肆反对政府的另一大原因。

    这种“四权分立”的弊端体制，渊源于历史上泰国君主立宪制转型的不彻底：泰国历史上是一个王权专制国家，现行的政治体制发端于1932年政变：1932年6月24日，陆军少壮派军官披耶帕风中校率领的政变军队占领王宫，并逮捕王室成员和政府要员40余人，控制了首都曼谷，迫使国王拉玛7世接受了君主立宪制；在军方的扶持下由留欧知识份子组建的泰国国民党组建临时政府。

    1932年兵变，虽然引入了君主立宪体制，但却带来了军队势力坐大的深远弊端：由于军队成为政变的号令者和主体，因而政变的结果，一方面导致国王的军权虚化，另一方面，军方扶起来的政府不可能具有转过来号令军队权威，这一结果，自然造成了军队势力的坐大，泰国军队就逐渐成为独霸一方的政治力量。1932年兵变，同时也开创了泰国军人干政的先河：32年兵变后的翌年，兵变发动者披耶帕风再次发动兵变，推翻了自己所扶持上台的、“不听话”的总理玛诺巴功，之后，泰国又发生了1847年、1951年、1957年、1976年、1977年、1981年、1985年、1991年、2006年历次兵变…自1932年来，泰国军事政变之频繁，是世界其他国家所少见的；自1991年兵变以来，15年当中没有再发生政变，泰国的民主政治本来已渐趋稳定、民选政府的威信已经积累到一定高度、自由民主制度也初步生根，但军方不能容忍一个成熟的民选政府挑战自己的特殊地位，于2006年9月19日再次发动政变，推翻他信政府、悍然废除泰国1997年宪法，政变者出台的新宪法居然规定军方背景的“国安会”可以任命并罢免总理和立法机构，这无疑打上了强烈的军人政权的色彩——泰国15年的民主建设成果就此毁于一旦，自由民主大倒退，政局再次坠入动荡之中……

    泰国的这种军权独立于行政权的弊端体制如果不能革除，就不可能走出频繁军事政变和政治动乱的阴影，国家也不可能摆脱在准军事独裁和半吊子宪政政权之间动荡摇摆的怪圈，不能摆脱这种怪圈，国家也就无法成为成熟健全的宪政民主国家。

    军人干政是宪政民主的大忌，泰国的教训值得中国深以为戒，因为中国的民主土壤尚且不如泰国，而军人干政、军阀独裁的枭雄黑道传统远比泰国源远流长。未来中国的民主政权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政体，在体制设计上都应该把防止军阀独裁、垂枪听政放在首位，都必须保证行政权对军权的有力节制。

    （成稿于2008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