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立狱中谈周易之家书

严家祺


    「编者按」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作家、政治活动家徐文立的书信体著作《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日前由香港晨钟书局出版，田园书屋发行。该书收录了徐文立1998年因从事民间组党活动二度入狱被重判13年徒刑于狱中服刑期间（2002年）写给女儿的5封长信，以“非政治方式”纵论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及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政治学家严家祺、政论家胡平为该书作序。本刊在此发表严家祺2003年写的序。


    读文立狱中家书，深感他对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文立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献给了争取中国民主的事业。在专制条件下，文立在狱中与妻子女儿联系时，无法直言政治，因此，他祇能用“非政治方式”，迂回曲直地谈中国的文化与中国政治，读他的家书，也可以看到他，对周易和四书浓厚的兴趣。我作为社会科学的学者，直到今天，还没有读过周易和四书。一些谈周易的书，我也有意不去阅读。读文立的家书，这才给我上了周易的一课。

    我不读周易，我不读四书，追根溯源，与我学数学物理时接受的“科学至上”的观念有关。60年代初，我读到英费尔德《哲学的黄昏》一文，我极为“共鸣”。访问英费尔德的波兰记者说她在读拉提尔《艺术思想》时，她说她对那些从科学观点上看模模糊糊的一大堆观点，既产生某种似是而非的迷醉，又产生怀疑。英费尔德说，一些哲学家关于“世界”和“原子”的说法，“实质上都是廉价的、哄人的东西。物理学（Physics）一步步代替形而上学（ Meta-物理学 ）。从理解的努力所产生的乐趣代替宗教的迷醉的心情，这些努力是理性的胜利。”英费尔德使我从此更排斥哲学，我在哲学研究所的18年就是在对哲学这样的认识中度过的，最后终于和哲学分道扬镳。40年过去了，回过头来读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读孔子、老子的话，感到颇有道理，这次从文立的家书当中读到周易四书上的话，也感到含意十分深刻。看来，哲学远未及黄昏。罗素说：“哲学是一种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学问。一方面类似神学，含有对若干'确定的知识'，截止现在尚无法了解的事物的揣测；但一方面又类似科学，诉诸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无论为传统的权威，或信仰的权威。”人类既需要科学，也需要哲学，以及某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而探索人生的意义，就一定会踏入神学和信仰的领域。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直到今天，摩西、释迦牟尼、孔子、耶稣、穆罕默德、马丁。路德的影响，远大于任何一位科学家和政治家。

    文立家书谈周易、谈四书、谈儒家，但很少谈宗教和信仰，我不知道文立今天还是不是一位“无神论者”，从他家书看到，文立身上还是深深地打上儒家的烙印。我今天相信，不读周易、不读四书的人，祇要在中国的环境中成长，他就不可能不打上儒家的印记；在美国的环境中，祇要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就很难没有这种感觉。

    文立和我们同时代的所有人一样，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中成长的。贺信彤为文立家书出版而写的文章中提到文立狱中“是非曲直标准”的观点，我就觉得他身上缺少宗教情感。文立谈“不能改变的”和“可以改变的”，使我联想起20世纪美国神学家、也是政治科学家的尼布林（1892－1971年）说的一句话。尼布林认为人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接受他所不能改变的一切；需要有“勇气”，去改变他所能改变的，而更重要的是要有智慧，能去分辩甚么是能改变的，甚么是不能改变的。尼布林祈求神，赐人以宁静、勇气和智慧。面对中国政治的现实，我认为，儒家文化也许是无法改变的，但专制政治是一定能改变的。在21世纪，儒家文化也许会与基督教文化结合，形成一种名副其实的“新儒家”，新儒家的政治，将是中国的民主政治。

    读文立的家书，使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家书字里行间他对妻子和女儿深厚的爱，看到文立一家三口在美国团聚，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2003年3月14日  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