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对劳改制度的起诉书

于大海


    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的《政治和英语》一文中说：“在我们的时代，政治演说和写作多是在辩护不可辩护的东西……政治语言基本是委婉、令人起疑之语和含混其辞”。用奥威尔的话来描写今日中国，倒是满合适的。和其他独裁者一样，中共领导人也是用公允甚至褒扬的标签掩盖其恶行的高手。一个普通民众没有政治发言权的政权，被称为“人民共和国”。一个用于奴役、恐吓人民的军队，被称为“人民解放军”。近年对国有企业的全面掠夺，是在“市场化”的幌子下实现的。生活在中共政权淫威之下的人，从来只有重复官方说法、必要时与当局配合的命份。尽管如此，好听的标签仍有助于当局征召打手，也有助于愚弄民众，使他们更甘愿放弃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屈从于当局的意志。“劳改”就是这样一个好听的标签。乍看上去，通过劳动得到改造像是好事。改造或者自新难道不是刑事制度的目标吗？劳动难道不是高尚的活动吗？既然如此，劳改又有什么不好呢？由肯普曼和理查森编的新书《劳改：中国的镇压机器》（Laogai： The Machinery of Repression in China）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劳改》一书引用大量资料说明，劳改制度的问题是如此之多，劳改这个名词本身已经失去了字面上的意思。劳改不是通过劳动得到改造，而是镇压的机器。首先，劳改是藏在帷幕后面的秘密运作。劳改营一共有多少囚徒？《劳改》一书根据劳改基金会的研究结果，估计囚徒总数为300到500万。这个数字这样不确定，是因为中共当局常常拒绝提供有关其统治的基本资讯。劳改营的个数和所在地，中国一年里执行死刑的人数，以及“六四”死伤人数等等，也和囚徒人数一样，被当作国家机密。谁想将这些情况搞清楚，谁就可能被冠以“泄漏国家机密”的罪名，送进劳改囚徒的行列。中共领导人显然认为，对资讯的垄断是他们维持政治权力垄断的一个重要手段。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毒虫怪兽正好横行。如果社会上连囚徒的数目及他们被关在哪里都不知道，这些囚徒又能有什么权利呢？实际上，正如《劳改》所生动描写的那样，面临关押的人常常在走进劳改营之前便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民主社会里，被告有诸多基本权利，如聘任律师、与证人对质、公开审判、拒绝招供等。在中国，这些权利均得不到保障。在处理任何较大案子时，法官都得遵照中共党组织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上诉几乎从来都是白搭。劳教是中国刑事制度特别落后的一部分。作为广义的劳改制度的一部分，劳教允许长达三年的行政拘留。送人去劳教，不需要经过任何类似法院审讯的程式。如果说中国刑事制度在其他方面落后于启蒙运动所揭示的观念的话，劳教则只有中世纪的水平。在劳改营里，囚徒完全受制于狱吏。由于双方的权力相差太悬殊，囚徒只有逆来顺受。如《劳改》所述，人身虐待贯穿于整个劳改系统。殴打、长时间的单独囚禁、不给饭吃以及打扰睡眠，都是屡见不鲜的。这些手段，决不是为了普通意义上的改造，而是为了将人驯化成温顺的动物。《劳改》对奴工问题有详尽介绍。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后，全社会疯迷于追求利润。一些干部很快意识到，劳改囚徒是一种难得的资源。一个奴工经济在劳改营里崛起了。古人靠对外战争掠取奴隶，而今日中国则从自身内部找到了奴工的来源。劳改营成了获利机器，狱吏成了企业家，相关的刺激机制也变得更为畸形了。关押更多的囚犯不再是负担，反而可以增加赢利。劳改系统由此变得更为残忍。许多奴工产品，包括玩具、衣物和文具，还得以非法出口。我们在西方购买中国产品，说不定会不经意地促进中国的奴工经济。劳改的这些野蛮特征已足以让人发指。更无法容忍的是，中共不仅用劳改对付一般意义上的罪犯，还用它对付政治、宗教犯。中国有多少政治、宗教犯？这方面的数字当然也属于国家机密。但这个数字显然是相当大的。中共当局刻意将政治、宗教犯与一般罪犯给予相同对待。这使得同一架镇压机器可以多用，也有助于将政治、宗教犯魔鬼化。当然，这种做法违背良知，也违反中共所签署的诸多国际公约。

    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是有进步的。《劳改》对邓小平的包括司法方面的改革给予充分肯定。与此同时，《劳改》以充分的证据说明，今天的劳改和40年前的劳改，在本质上并无区别。镇压机器也许运转得更平稳了，但它毕竟还在运转。许多人有个模糊的概念，就是极权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天真地欢迎中国国力的增强。这些人有必要读一读《劳改》，因为此书可以提醒人们，早已不合时宜的极权主义仍存在于中国。一个对本国人凶狠的政权是不会对别国以礼相待的。

    中国如果不实行民主改革，其国力的增强将成为对世界文明的威胁。《劳改》是一座活的纪念碑，也是一部对一架吞噬了数百万人、至今仍不肯善罢甘休的镇压机器的起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