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受难
——读龙应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谢宝瑜

    以前没有读过龙应台女士的作品，却从不同渠道听到过这个名字，对她非常敬仰。这段时期，无论是在平面媒体上还是在网络上，龙女士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都是一个红火的话题，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从书名和一些在网络上发表的章节来看，我以为这本书写的是一些人在那场大变故前后逃亡台湾的故事。我在大陆长大，听到过1949年前后发生在大陆的一些故事，对那些流亡者的经历却很陌生。于是，我急切地把龙女士的大作找来阅读，满怀着好奇和期待。


战争有没有胜利者


    原来，这本书谈的并不仅仅是那些流亡者的故事。龙女士不愧是著名的作家，文笔一流。15万字的一本书，时间和空间不断地切换和跳跃，人物众多，事件纷繁，读起来却并不觉得零乱。端的是大开大合，书如其名，像大江大海那样波澜壮阔。从这本书中，我读到了列宁格勒的围城，读到了南太平洋的集中营，更读到了国共战争中炮火连天、血肉横飞、死尸遍地的战斗场面。龙女士传达的信息清楚而明白：战争非常残酷，战争非常恐怖，战争没有胜利者。得到龙女士的这个信息后，我的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我想立即飞到台湾，跑进国军的兵营，对国军的官兵大喊大叫，告诉他们：解放军打过来的时候，千万不要抵抗。你们应该放下武器，举手投降，避免无谓的牺牲，避免生灵涂炭。战争没有胜利者！想想龙应台女士笔下的那些国军尸体吧！

    这时，脑子里突然有个胆怯的声音说：有人也许会羡慕那些战死疆场的国军官兵呢！

    胡说八道！太可笑了！谁会羡慕那些肢体不全的可怜虫？我理直气壮地说。

    那个声音却固执地说：如果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镇压”（“镇压”是枪毙的意思）的前国民党政府党政军人员在阴间见到那些战死疆场的国军官兵，他们会羡慕吗？如果在1949年前后的土改运动中死亡的地主分子在阴间见到那些战死疆场的国军官兵，他们会羡慕吗？如果让那些前国民党政府党政军人员选择一次死法：是被五花大绑地捆成一团，像狗一样地被拖去“敲沙罐”（ “敲沙罐”是对着头部开枪的意思），还是战死疆场？他们会作什么样的选择呢？如果让那些安坐家中，对时事漠不关心，连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分不清楚的地主分子作一次选择：是糊里糊涂地被人吊死、打死、斗死、枪毙，还是战死疆场？他们会作什么样的选择呢？

    现在北京出版的年鉴中说，1951年被“镇压”的“反革命”，有71万名之多。毛泽东在一个讲话中则说杀了“100万”。我们不知道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究竟有多少人被“镇压”。不过，我们知道，毛泽东给这场运动规定了两个杀人的比例：农村杀总人口的１‰，城市杀总人口的０。５‰。如果除去大部分妇女和全部儿童，杀人的比例在成年男人中更是高得可怕。实际上，七十一万，就已经超过了中国当时人口的千分之一。为了完成或超额完成毛泽东的杀人指标，除了前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外，很多中学校长也被“镇压”了；很多在国共战争的战场上曾经公开宣布“起义”，掉转枪口，向继续“顽抗”的其他国军官兵开火的前国军军官也被“镇压”了；甚至一些只是参加过辛亥革命或者护法战争，早就退出军政界的人也被拉来“镇压”了。有人估计，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丧生的受难者有五六百万，在土改中丧生的受难者也有二三百万。不知道究竟是死在战场上的人多，还是死在刑场上的人多？不知道“战争”这头怪兽的胃口大，还是“专政”这头怪兽的胃口大？

    我说：时代不同了嘛。历史不会重复。今天，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他们就不会被“镇压”，他们背后的那些党政人员也不会被“镇压”。

    那个声音说：如果人们不吸取教训，历史一定还会重演。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很多人也认为时代不同了，不会开枪。不幸的是，这些人判断错了。只要“专政”这头怪兽还在，它就要吃人。何况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鼓吹回到那个时代去呢。北京有个叫做阳和平的教授就说：“文革的失败是暂时的。”他似乎相信，总有一天会回到毛泽东的时代。


龙女士漏掉了更多的例子


    我不服气，说：可是，那个时候的国军士兵都是抓来骗来的啊！龙应台女士在书中具体地描述了七八个人从军的经过。其中只有陈宝善一个人是为了抗日而自愿从军的。其他的人或者是在刺刀逼迫下从军，或者是听信了花言巧语而从军。

    那个声音说，龙女士举的那些例子应该都是真的。但是她好像漏掉了更多的例子。例如，她告诉我们说，“反共救国军”里面有各色各样的人物。然而，她却没有谈“反共救国军”中的那些“英雄”们和“草寇”们为什么要拿起武器，只是谈了一个少年被抓入伙的经过。她没有谈那些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而从军抗日的知识青年。不知道这些人是否也算被骗？当时国军的大多数士兵是按照“三丁抽一”或者“两丁抽一”的战时兵役法而被抽来当兵的人。这种方式当然有强迫的成分，却是当时各国通行的做法，有一定的合法性。

    这让我想起一首在互联网上见到的诗。贴诗的人叫做芳华，这首诗的作者是她的父亲陈冠中先生。陈先生曾经是国军中的军官，他写道：


    流亡寄怀

    三十九年于香港调景岭三首其二

    艰险投荒不帝秦，情甘嗟食作流民。
    万千垢面蓬头客，尽是精忠护国人。


    陈冠中先生“不帝秦”，还说万千像他那样的“垢面蓬头客”都是“精忠护国人。”很难想像这样的人也是被抓被骗而从军的。

    是啊，那个声音说，龙女士这些代表性有偏差的例子给了人们一个深刻的印象，觉得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全是由一帮十恶不赦的罪犯组成的。其实，解放军的士兵难道就不是被骗被迫从军的吗？只不过欺骗和强迫的手段高明一些而已。顺便提一句，龙女士的父亲是宪兵队长，这种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看成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属于“镇压”的对象。如果他没有被“骗”逃去台湾，必然要遭到枪决。

    龙应台女士说：“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我想，毛泽东一定会盯着龙女士的眼睛，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战争，有胜利者！毛泽东的继承人也一定会盯着龙女士的眼睛，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战争，有胜利者！

    没有用 “凝视”二字，因为“凝视”的往往是普通老百姓，不大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状态。我想，“盯着”这两个字里面应该有龙女士所要求的“敢于注视”的意思吧？也没有用“诚实”二字，因为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不仅坚信自己是战争的胜利者，而且坚信这些胜利证明了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证明了自己英明正确，证明了自己掌握着历史发展的规律，证明了自己是真理的化身，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一点也不在乎那些丧生于战火中的生命。毛泽东就曾经向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过，他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来换取世界革命的胜利。瞧，多大的气魄！

    这里，我也想请龙女士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如果没有胜利者，龙女士的父母会流亡吗？战争，如果没有胜利者，前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军人员会被“镇压”吗？战争，如果没有胜利者，拥有几十亩土地的人会丢掉性命吗？战争，如果没有胜利者，知识精英会丧生夹边沟和其它劳改营吗？战争，如果没有胜利者，3000多万人会饿死吗？战争，如果没有胜利者，学生会打死老师吗？战争，如果没有胜利者，娃娃们会喋血天安门广场吗？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的核心是流亡者的故事。龙应台女士果然没有辜负读者的期望，用她那细腻生动的文笔，给我们描写了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例如，美君离开家乡时，临别前对母亲说了一句：“很快回来啦”。她跨出家门，头都不曾回过一次。她不知道，这竟然就是永诀。哑弦也一样。走的时候，他还在害怕爸爸妈妈在同学们的眼中显得土气，也没有回头看过父母一眼，这也是永诀。流亡者经历了千难万险，逃离血火之海，在台湾安定下来后，对亲人和故乡的思念就缠上了他们。他们只能在记忆中与亲人见面，在记忆中回到故乡。他们无奈，他们伤感，他们流泪。读到龙女士的这些传神的文字，读者也会感到无奈，也会觉得伤感，也会跟着流泪。

    流亡者在台湾出生的下一代也感觉到了自己和别人不同。龙应台女士发现，她的同学清明时有墓可扫，上图画课时有老屋可画。这些，她都没有。多年后，她才明白，她的那种孤单感，她之所以缺乏笃定，都来自于流离。


“受难”是否有两个标准


    然而，我觉得龙应台女士所讲的故事不完整，至少她没有把自己一家的故事讲完全。在台湾的亲人，她用的是浓墨重彩；在大陆的亲人，她却轻描淡写。在她的笔下，大哥龙应扬受到的全部委屈，似乎只是思念母亲，似乎只是有人说“你爸是国民党”而已。大陆长大的人都知道，在那个时代，有个国民党爸爸，而且这个爸爸在台湾，意味着什么，都知道那顶“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子女”的帽子有多沉重。龙应台女士没有讲自己的大哥是怎样度过那些岁月的。他吃得饱吗？穿得暖吗？是否有受教育的权利？是否得参加“强制性的义务劳动”？是否因为“成分不好”而未能娶上老婆？这些，不都是1949年的那场大变故的直接后果吗？这些，不都是龙女士一家不可分割的故事吗？为什么不把这一部分写出来呢？

    龙女士讲述了一个台湾孩子的凄凉故事：他的母亲因为是“匪谍”，被枪毙了。他的父亲因为“知匪不报”，坐了牢。他忽然成了孤儿，生活艰难，还经常被老师歧视和惩罚。这个故事让我动容，使我非常同情那个孩子。但是，这个故事让我更加不能理解龙应台女士了。这个孩子毕竟有上大学的权利，毕竟成了大学教授。由此可见，比起大陆来说，“敌人的子女”在台湾的生存环境要宽松得多。龙女士对这孩子的苦难充满了同情，对他有着真诚的情感。那么，她对自己的亲哥哥为什么就没有同样的同情，同样的情感呢？我相信，龙大哥的故事只会比那个台湾孩子的更加凄凉，更加悲惨，更加感人。作为龙大哥的亲妹妹，为什么会视而不见呢？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表明，对于华人来说，爱和其它美好的情感，首先是对自己的亲人而发的，然后再把这些情感推广到其他人的身上去。因此，很难理解龙女士为什么会厚其他的人而薄自己的亲哥哥。

    豫衡联中的故事给人的感觉也是不完整。这也是一些催人泪下的故事。5000多孩子，到达广西的，只剩下一半。有的孩子趴在火车的顶部。火车每过一次山洞，都要减少一些孩子。碰到土共烧杀，又会减少一些孩子。一年之后，到了越南边境，便只有不到300人了。这些孩子后来到了台湾，其中出了不少专家学者。那些北上的孩子，回到家乡的孩子呢？他们的命运如何？龙女士提到了一位叫做马淑玲的人。她在北上回家前曾经送了一本《古文观止》给同学赵连发。这本书就成了豫衡联中后来唯一的教材。几十年后，赵连发奉原校长之命，找到马淑玲，郑重地把这本书交还给她。可惜的是，龙女士没有接着写，没有给我们谈谈马淑玲同学回去后的遭遇。为什么呢？难道她不是豫衡联中的学生吗？她没有来台湾，其遭遇难道就不重要了吗？——哪怕是写两三句也好啊，至少在内容上也才有新闻和历史写作中必要的平衡。

    不明白龙应台女士对素材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剪裁取舍。也许，“受难”有两个标准：台湾标准和大陆标准。根据这不同的标准，在台湾的人所受的全部苦难都应该写下来；而在大陆的人不管受了多少苦难，也算不得什么，不值得浪费笔墨。

    （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