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必须还政于民

（北京）张耀杰


    《官场黑社会——安徽阜阳黑恶传奇》是我刚刚完成的一部纪实著作，而且是注定不能在大陆中国正式出版的一本著作。我的父亲是在45岁时遭遇车祸死掉的，我自己也已经度过45岁生日，头发已经花白，精神也开始颓废，近来一直在思考如何息事宁人、得过且过。在这种心境之下，有一句话不得不抓紧时间率性说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执政党，必须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归还政权于本国人民，同时也必须像台湾的蒋经国及国民党那样，变地下党加黑社会的传统会党，为宪政民主框架下的现代政党。


“尊王攘夷”的农耕文明


    相对而言，农耕文明原本应该比狩猎文明更加先进；然而，中国特色的农耕文明在人身奴役方面却比狩猎时代更加邪恶。专制皇权所歌颂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语出《诗经。小雅。北山》）的共产专制，加上“存天理，灭人欲”的孔门儒教，不仅继承延续了狩猎时代的人身奴役，而且通过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精神枷锁，捆绑奴役着包括儒教忠臣在内的几乎所有臣民的灵魂世界，以至于连以孤家寡人的“天子”自居的专制皇帝也不能幸免。

    安徽省的阜阳地区，位于淮河北侧，与河南省的驻马店、信阳、商丘、周口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态极其近似，是中国几千年不变的农耕文明的垓心地带，历史上各种天灾人祸频发，民众生存艰难。

    地处淮河岸边、隋朝时已经设县的颍上县，历史上以两个典故而著名。其一是“管鲍之交”；其二是秦上卿甘罗“12岁为相”。

    管仲，生年不详，卒年为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他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他与鲍叔牙合伙经商而后从军，并且经鲍叔牙推荐出任齐国上卿，因采用“尊王攘夷”的权术谋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而获得“春秋第一相”的声誉。管仲之所以能相齐成霸，与鲍叔牙的知才善荐密不可分。管仲晚年回忆说：“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所谓的“尊王攘夷”，说穿了就是把诸多的国家或地区凝聚成为拉一派打一派的政治绞肉机。国家强盛的时候，本国人民必须从自己身上割肉以贡献给帝王及其嫔妃阉党。在国家衰败的时候，本国人民除了继续从身上割肉供奉本国帝王之外，还要割地赔款以奉献牺牲于外来夷敌。个人在尊王攘夷的剪刀差与绞肉机里，祇是微不足道的筹码与工具。无论是“王”胜利了还是“夷”胜利了，普通的民众都逃不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悲惨命运。

    一个现代化的文明政府祇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是保障个人权利与私有财产；第二是限制公共权力和政府官员。中国传统的孔门儒教反其道而行之，总是站在“家天下”的专制帝王一边“劳心者治人”。孔门儒教所谓的“仁义道德”，并不是要保障每一位个人公平正义的个体人权，而是要千方百计维护专制皇帝的“家天下”稳定传承以至于万岁无疆。对于管仲所谓的“尊王攘夷”，被孔门儒教奉为经典的《诗经。小雅。常棣》，另有更加古老的一种表述，即“兄弟阋于墻，外御其侮”。意思是同胞兄弟们虽然在家里争吵，但是仍然能够一致抵御外人的欺侮。把这句反过来推想一下：既然连亲兄弟都要关起门来窝里斗，还有什么必要去“尊王”，还有什么资格去“攘夷”呢？像这样抵御外族人或者外国人的欺侮，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大陆中国这种“兄弟阋于墻”以至于“尊王攘夷”的农耕文明，是祇讲官本位的身份派系而不讲相互平等的契约规则的，经过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直接造就了淮河两岸穷山恶水的环境生态与政治生态。每当淮河上游的洪水来临，颍上县丘家湖、姜家湖行洪区的农民，都会成为“弃卒保车”的牺牲品。正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才会产生肖作新、张华琪、徐波三任县委书记的“前腐后继”，以及颍上张家顺、张家旺、张治安、张治刚家族根深叶茂的黑恶传奇。

    由于农耕时代“尊王攘夷”的帝王之术，根本不承认帝王之外的任何个人的主体人权和私有产权，“存天理，灭人欲”的帝王天理又不足以彻底阉割每一位个人的本能情欲；那些自尊心和权力欲特别发达的野心家，就祇有基于“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心理，通过权力扩张和财产掠夺来巩固并且保障自己的身份地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其实就是管仲的“尊王攘夷”登峰造极的一个变种。当曹操把原本应该尊重崇拜的帝王挟持捆绑起来充当政治人质的时候，大陆中国的农耕文明就彻底丧失了人人遵守的价值坐标。而一度归属于阜阳地区的毫州，恰恰是曹操与“现代曹操”王怀忠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家乡。


登峰造极的毛泽东共产


    中国的农地制度，自有历史记录以来直到20世纪40年代，基本上呈现出以聚族而居的自耕农经营为主，以地主占有、佃农经营为辅的私有形态。祇是这样的私有产权祇是在民间对民间的层面上才能够成立，在皇帝与民间或者说是官家与民间之间，是根本不存在私有产权的。专制皇权所歌颂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语出《诗经。小雅。北山》）的共产专制，尽管没有完全彻底地落实到草根民间的每家每户；但是，某个区域的某些居民一旦面临官家的征用与罚没，无论是他们的土地房屋还是他们的人身自由，都必须绝对服从于官家的强制剥夺。岳飞所谓的精忠报国，说穿了就是以牺牲自己连同别人的身家生命为代价，无条件地效忠于“家天下”的专制皇帝。专制皇帝一方面“天下为公”一方面又以孤家寡人的“天子”自居的金口玉言及私人欲望，就是传统中国的农耕文明的最高法律。

    1911年之前的中华帝国，要求于藩属国的首先不在于物质利益，而在于对帝王朝廷的精神臣服。当以强凌弱的欧美列强为了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来到大陆中国的时候，大清帝国的专制皇帝及其朝廷大臣，首先想到的既不是提升自己的实力以公平竞争，也不是武装军队以捍卫国土，而是让欧美列强的使节商人们像藩属国的臣民一样，表现出肉体上的跪拜与精神上的臣服。

    号称是“天下为公”的宗族公有制及国家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历来都是中国特色的儒家农耕文明的核心价值。苏联人送给中国共产党的并不是所谓共产主义的神圣理想，而是让中国人打中国人甚至于帮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相对先进的战争武器与政党组织。作为回报，苏联人从大陆中国割走了包括外蒙古在内的大片领土。

    到了1949年前后，号召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毛泽东及其共产党，通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土地改革，短短三年内就把历朝历代自然形成的私人土地差别拥有，变而为地权平分的私有格局。这种人为的地权平分，是以针对地主、富农及其私有财产的共产剥夺为惨痛代价的。等到政权稳固之后，同样的共产剥夺很快便推广普及到全体人民的头上。

    从1952年开始，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地开展农业互助和初级合作化运动，逐步将农民的私有土地转换成为“被集体化”的“集体土地”。1958年前后强力推行的号称“共产风”的人民公社运动，借助于执政党全面渗透的专政强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彻底地实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共产专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事实上就成了大陆中国集人事权与财产权于一身的登峰造极的奴隶主，甚至于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开国元老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贺龙、林彪等人，也都沦落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牺牲品。在此之前的1956年，毛泽东已经把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与中共政权之间，形象地比喻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寄生关系。把这个比喻推而广之，包括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彪在内的所有中国人，与掌握政权的大奴隶主毛泽东之间，其实全部是“皮”与“毛”的人身依附关系。

    即使没有外来的夷敌，从来没有公平公正的平等观念、契约意识和制度程序的中国人，依然不会和谐相处。祇要对于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够满意，不仅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君臣之间、阶级之间、宗族之间、村落之间，而且在家庭内部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妻妾之间，也永远要进行窝里斗。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斗争哲学，就是农耕文明中最为极端的政治哲学。

    政治社会学范畴内的所谓专制，就是把多元化的社会力量统一为一元化的绝对统治，进而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采取以强权一方绝对压倒弱势一方的单向思维及单向操作。中国传统“家天下”的“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大陆中国“党天下”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革命”却不允许对方“反革命”、自己主动却不允许对方“反动”的“无产阶级专政”，都是自以为掌握唯一正确的绝对真理或天理天命的政教合一的极端专制。

    在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的前提下，毛泽东及其共产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关起门来私分全体国民的私有财产及公共资源，并且像专制皇帝那样最终由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主宰所有个人的前途命运的分赃骗局和极权圈套。人人平等的普世公理和普世价值，已经在大陆中国呐喊了一百多年。但是，在一党专政、等级森严的大陆中国，从来就没有人人平等，有的祇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奴才等级和奴才官场。执政党内部见不得阳光的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说穿了就是没有同志、祇有奴才的党奴制。所谓的“党内监督”，本身就是自欺欺人的党内腐败，也就是共了全国人民的产，抢了全国人民的钱，代表了全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却偏偏要关起门来，由执政党内的一小撮当权者偷偷地数钱，秘密地分脏。


工商时代的契约文明


    农耕文明是一种把个人价值归属和服从于家庭、宗族、乡党、会党以及皇帝之国家、皇权之民族之类的大小集体的身份文明；或者说是上了贼船就不允许自由退出的人身依附式的专制文明。在农耕文明的共产专制社会里，官员的权力就是法律，专制皇帝口含天宪的金口玉言就是最高法律。这种共产专制的登峰造极，必然是每一位不甘心服从于别人的人，都想充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者与极权专制者。

    欧美现代工商文明是从古希腊的人道传统和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原则里面衍生出来的一种尊重个人价值和私人产权的契约文明。在工商文明时代，个人与雇主、弱者与强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奴役与被奴役、服从与被服从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双向选择、来去自由的契约关系，最低限度也应该是可以祇卖艺而不卖身的有限服从与有限忠诚的契约关系。契约双方既可以在双赢多赢的情况下自愿合作，也可以自主选择不合作或退出合作。个人作为双向契约中的甲方或乙方，没有义务为国家、民族、党派、教会完全彻底地奉献牺牲；国家、民族、党派、教会也没有权力包办个人的人格尊严、私有财产、婚姻家庭、衣食住行、兴趣爱好等私人权利。无论是国家、民族、党派、教会；还是企业雇主、父母兄妹；与个人之间的世俗关系都是遵守契约的有限责任关系，也就是甲、乙双方按照契约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原则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互利共赢的良性关系。

    在工商时代的契约文明中，契约条款及其仲裁者实际上充当了作为中立第三方的“人神和好之中保”或者说是耶稣式的“人间上帝”的角色，这样一来就使不稳定、不平衡的二人关系，演变成了和谐稳定的三角关系。在甲、乙双方涉及公共利益的契约关系中，经过公民选举和议会立法等制度程序确立下来的宪政法律和宪政制度，就相当于普世性的人人平等的“上帝”福音。公共法庭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者说是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就是公诉人或原告人与被告人之间可以相互质证、相互反驳的双向互动关系，而不再是农耕专制时代臣民必须在帝王将相面前低头认罪的单向服从关系。公共法庭上祇对法律正义负责的法官，所扮演的就是临时性的“人神和好之中保”的“人间上帝”的角色。而在司法机关根本不可能独立操作的大陆中国，法庭上的公诉人与法官都是执政党镇压惩罚本国人民的专政工具，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公正是完全不存在的。在大陆中国的专制法庭上，公诉人以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的好坏来要求法官从严从重判决被告人，本身就是严重违背现代法理的邪恶表现。

    农耕时代的身份文明其实就是抢地盘、争领土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共产文明和野蛮专制文明；工商时代的契约文明，是要在市场平台面前遵守规则进而公平竞争的文明。农耕时代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和小农经济的第一要素是闭关锁国的宗族领地；工商时代从事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第一要素是全面开放的公共市场乃至于国际市场。工商文明的民主国家祇对民主国家完全开放，而不可能对专制国家完全开放。农耕文明的共产专制得以建立的根本前提，却是对于本国人民的共产掠夺和残酷镇压。连同胞兄弟都要关起门来窝里斗的共产专制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要么是闭关锁国，要么就是刀兵相见的以强凌弱，所谓礼仪之帮的和平共存、和谐发展，完全是言不由衷、自欺欺人的话语圈套。


礼尚往来的陋规制度


    1923年11月17日，胡适为留美政治学博士张慰慈即将出版的《政治概论》写作序言，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民治制度的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没有民治的希望了。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国采用的可能，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用。……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凡经过长期民治制度训练的国家，公民的知识和道德总比别国要高的多。”

    与胡适最为息息相通的留美同学蒋梦麟，在《西潮》中用雄辩的事实反思批判了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共产专制的陋规制度：“所谓陋规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种办法呢？中国当时分为二十二行省，大约包括两千个县。县的行政首长是知县，他不但掌管一县的财政，同时还是一县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过数两银子，简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费用都祇能在陋规金上开支。如果上级官员经过他那一县，他除了负责招待之外，还得供应旅途一切需要财物。对于上级官员的随员也得送‘礼’，所谓‘礼’通常都是送的钱。我的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连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学者政治家曾国藩也赞成陋规制度。他曾在一封信里为陋规制度辩护，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他说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而且还得赡养一家和亲戚。咸丰同治年间住在北京的名士李莼客曾在日记里抱怨总督张之洞送他的‘礼’太轻。过了几天日记里又有一段记载，为：”午后至陶然亭，张之洞来，我避之。‘可见张之洞从陋规金中提出来赠与李莼客的礼太轻，结果就得罪了这位名士了。“

    作为对比，蒋梦麟痛心疾首地展示了绝大多数国人拒绝接受的另一种历史事实：“实际的例子已经指出，补救之道在于建设良好的制度，来接替腐败的制度。单单废止坏制度，还是不够的。英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陋规的恶劣影响。海关雇员都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还有充裕的养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发生。中国为了保证偿付外债而把国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权交付给外国政府，这原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且严重威胁到主权的完整，但是因此而建立关税制度却是中国的意外收获。邮政也是根据西方制度建立的。创办迄今，行政效率始终很高。就是在漫长的内战时期，邮递工作也从未中断。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与中国大后方之间，邮递一直畅通无阻，邮差们常常穿越火线把邮件送达收件人手里。盐务机构是另一实例。八年抗战期间，人民的这种日用必需品始终供应无缺。治黄河的河督从前一向以陋规制度闻名于世；事实上著名的山东菜和河南菜就是这些食厌珍馐、腰缠万贯的治黄老爷们光顾的结果。同样的，扬州菜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贪图口福的扬州盐商而来。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以后，改由受过现代训练的工程师主持疏浚工作，陋规制度也就随着滚滚河水冲入黄海去了。老饕已随陋规制度消失，祇有烹饪艺术依旧存在。美食家至今对扬州菜赞不绝口，但是自从组织完善的现代盐务制度建立以后，倡导扬州菜的盐商已无法立足了。这些成就可以说是依赖外国协助而来的。但是我要请问：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国人的良好道德，还是由于他们介绍到中国来的良好制度呢？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海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从工商宪政文明的眼光来看，文明人的道德，应该是遵守人人平等、博爱自由、民主自治的契约精神与制度规则的道德，而不是中国传统的等级森严、逼人和谐、擅自代表的仁义道德；更不是专制皇帝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以及造反革命者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天下为公的共产专制道德。农耕文明注重于身份等级的纲常伦理与礼尚往来，本身就是反人类和反人道的不道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自从1949年建政以来，并没有沿着国民党时代已经开辟的宪政民主的工商契约文明的道路走下去，反而变本加厉地走上了“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共产专制之路。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根本不存在人人平等的普世人道，而祇有等级森严的身份秩序和礼尚往来的党派亲疏。在礼仪之帮的神圣幌子之下，每一个官员与非官员都恪守着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的送礼与收礼的风俗习惯，包括胡锦涛、温家宝在内的执政党官员，无一不是靠着这种请客送礼的礼尚往来，一步步攀爬到最高权力阶层的。阜阳官场的王怀忠、肖作新、王昭耀、尚军等人贪污受贿的最为重要的罪证，其实都是无官不贪、礼尚往来的陋规礼金，假如非要把礼尚往来的收入定性为贪污受贿，那么，几乎每一名执政党官员都是贪官污吏和腐败分子。不按照欧美社会宪政民主的工商契约文明的普世规则改变大陆中国共产专制的一党专政，而仅仅把个别运气不好的贪官污吏绳之以法，实际上是极不人道地把这些人充当了所有贪官污吏和腐败分子的替罪羊。


大陆中国的政治怪胎


    工商契约文明的宪政民主制度，是以个体人权与私有财产为根本前提的，同时也是以限制约束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及其官员为第一目标的。借用美国《独立宣言》中的经典话语：“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自1966年起，美国所有的警察在抓捕和审讯嫌疑犯之前，无论自己多么忙乱，多么匆忙，心情多么不好，形势多么紧张，都必须郑重其事地告诉对方：“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来在法庭作为控告你的证据。你有权在受审时请律师在一旁咨询。如果你付不起律师费的话，法庭会为你免费提供律师。你是否完全了解你的上述权利？”是为米兰达警告。这一警告所要限制和约束的并不是罪犯，反而是以压倒性的强势力量抓捕罪犯的执法者。

    与欧美现代国家宪政民主的工商契约文明相比较，大陆中国的执政当局祇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政治怪胎，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使用已经实现宪政民主的欧美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来顽固坚持农耕时代共产专制的落后思维和野蛮暴行。

    在一个无官不贪的社会里，倒台入狱的贪官污吏并不是最贪最坏的人，反而可能是良心未泯或者是官权不大的人。真正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是那些公然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受法律追究的最高权力者；譬如说自称是“伟大领袖”或者是第几代核心的人，至少也应该是当上中央常委的那些人。

    在大陆中国的贪官大案中，最为虚假邪恶的并不民间流传的情色传奇，反而是秘密调查加私设刑堂的执政党纪委监察部门。道理很简单，犯罪官员的官位是从执政党内部的上级组织那里一步一步花钱买来的，而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包括中央常委在内的大陆高官，大都是通过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的礼尚往来甚至于针对本国本地人民的血腥镇压而攀爬上去的。但是，大陆中国的每一位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的倒台官员的起诉状与判决书中，祇有这名犯罪官员与下级官员之间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的礼尚往来；而很难看到这名犯罪官员与上级高官之间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的礼尚往来。

    依靠执政内部见不得阳光的各级纪委以及由执政党严格审查的所谓“人民代表”来实施所谓的“民主监督”，而不允许本国人民正大光明的民主选举、依法授权和言论自由的舆论监督以及司法独立的公正执法，大陆中国的贪官污吏是永远得不到公平对待的，到头来祇能是由权力最大的贪官以“一百步笑五十步”的方式镇压审判权力较小的贪官。执政党内部现行的中央常委不受法律追究的潜规则，就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最佳证明。

    就当下的大陆中国而言，祇有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足以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执政党的政治权力，限定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的现代工商文明的契约力量与制度力量，也就是足以迫使以本国人民为敌的执政党当局还政于民的社会合力，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才会真正走上人人平等、公平公正、长期稳定、和谐发展的现代文明轨道。换言之，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本国的传统文化不够文明、本国的人民素质愚昧落后、本国的国土面积不够庞大和自然资源不够充足；而是共产专制的政治制度问题，也就是一党独大的执政党不允许本国人民公开选举并且依法授权和依法监管的问题。大陆中国最为腐败堕落的并不是地方政权及其官员，而是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特别是执政党中极端自私到“祇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中央常委。

    任何社会的和谐稳定都是需要多种力量的对比抗衡。任何“正动”都离开不“反动”，任何“革命”都离不开“反革命”，任何一种公共权力和国家政权都必须面临被反对、被颠覆的考验。所谓祇允许我“坚持”不允许“反坚持”、祇允许我“代表”不允许“反代表”的几个坚持与几个代表，依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共产专制或者说是强盗掠夺理论的换汤不换药的变种！

    由于执政党对于大陆中国的信息封锁，在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中，能够看到和听到的，祇是以正面信息为主旋律的党化宣传和喉舌话语。负面报道与负面信息几乎完全被共产专制的国家机器阉割屏蔽，祇有在贪官大案与突发事件中，才会爆炸性地稍有泄露并且是一闪而过。至于贪官背后的贪官与负面背后的负面，不经过长期的跟踪与缜密的调研，局外人是永远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执政党的地下党加黑社会的会党组织及其恐怖高压，更使国人养成了对于事实真相不敢看、不敢说甚至于不敢想的人性萎缩与灵魂阉割。

    大陆中国的整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全民共谋犯罪的共同体，祇有敢于血腥镇压本国人民的人，才能够当上最高统治者。而那些被镇压、被剥夺、被压迫、被奸污的上访人和举报人，也不完全是遵守法律、敢说真话并且敢于自始至终地捍卫自己及别人的正当人权特别是私有产权的文明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难能可贵的大陆赤子，还是想到大陆中国大显身手的外籍人士，要想在大陆中国尽可能地立于不败之地，第一件事并不是压低自己的人格去结交中央委员以上的执政高官，而是要打开思路明白做人。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大陆中国的整个官场，早已经成为无官不贪的官场黑社会，这其中以农耕历史最为漫长悠久，同时又最为贫穷落后的安徽阜阳、毫州与河南开封、周口、商丘、许昌、信阳、驻马店等地，最为黑恶。由于执政党对于大陆中国的信息封锁，在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中，人们能够看到和听到的，祇是以正面信息为主旋律的党化宣传和喉舌话语。负面报道与负面信息几乎完全被共产专制的国家机器阉割屏蔽，祇有在贪官大案与突发事件中，才会爆炸性地泄露出一点一滴的片面真实，这些片面的真实也往往是一闪而过。至于贪官背后的贪官与负面背后的负面，不经过长期的跟踪与缜密的调研，局外人是永远看不到也想不到的。这里面不仅有大陆官场所通行的地下党加黑社会性质的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更有传统中国礼尚往来加共产专制的家族政治与裙带官场。雷打不动的颍上张氏家族，可以说是把中国特色的礼尚往来加共产专制，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最高境界。读懂了颍上张家，也就读懂了大陆中国的黑恶官场。本书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就在于全面深入地展示了大陆中国的官场现形记和安徽阜阳的官场黑社会。

    （本文为作者新着《官场黑社会——安徽阜阳黑恶传奇》之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