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
——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北京）余杰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苏联开始的以“新思维”和“公开性”为标志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早已“盖棺”而仍无“定论”。这场改革使苏联蜕变为俄罗斯，也改变了东欧各国的社会形态，并终结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冷战格局。有人视戈尔巴乔夫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更多的人则赞美他为三亿人带来了自由。作为一个政治家，失去权力就意味着失败，如果用这一赤裸裸、冷冰冰的成败观去衡量，戈尔巴乔夫无疑是一位失败者；但是，对于自己所倡导的改革，他更愿意用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的视角去总结和归纳，在此意义上，他是一位睿智的思想家和充满激情的道德家。戈尔巴乔夫在与日本思想家、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和盘托出了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他当年为何要开始那场必然导致自己失去权力的改革，以及“新思维”背后究竟存在着何种精神动力。

    权力是一个“魔戒”，可以用来干坏事，也可以用来做好事。尤其是在苏联这个最高权力者一个人可以决定航向的国家里。戈尔巴乔夫尚未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便对国家千疮百孔的状况有了深切的了解，尽管党内压抑的氛围让他无法开口说真话，他不得不隐忍以等待最佳时机。他长期在地方任职，熟悉农业方面的事务，亲身经历了斯大林时代人为的大饥荒如何夺去村庄里三分之一人的生命，也深知勃列日涅夫时代处于何种可怕的停滞状态——在那两个时代，他家庭便是千千万万受害的家庭之一。在尚未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他不得不对这一切保持沉默；而当他终于成为“连丧三元”（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之后，便开始了雷厉风行的改革，改革的锋芒首先对准的便是已经根深蒂固的特权阶级。

    要改革，就必须对“统治集团沦为犯罪集团”的这一现实开刀。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样的局面和这样的生活再也不能一成不变地持续下去，他对苏共对苏联人民犯下的罪行充满负罪感和耻辱感，正如他告诉池田大作的那样：“在体验过斯大林主义的悲惨和恐怖之后，在仔细端详那些无罪的人们的苦恼与悲伤，经历和忍受过战后饥饿时代的人们——如我以及与我同龄的人，所追求的几乎是一种本能的、立志于自由的精神，也就是要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沉重遗产，完全获得解放。”戈尔巴乔夫在上台之前便已经发现了苏联社会所存在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到处流行着悲观厌世情绪、对马克思主义承诺的幻想破灭、出现诸如酗酒和犯罪等社会问题、民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文化价值和品位的提升与社会主义规范相冲突、再加上萧条的经济，正如《俄罗斯史》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特征显示了苏联祇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

    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改革得到了苏俄社会进步力量的支持，改革的背后有着深刻的道德伦理的动因——“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诉诸行动的。在前苏联时期，我不仅祇是为了民主主义，而且还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实践来证明民主主义是完全能够立足于伦理观的这一事实。”改革的目的并不局限于保存岌岌可危的苏共和苏联帝国，更在于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前景：“我们进行‘新思维’的尝试，无非就是要复活全人类的价值，承认自由与人权，让朴素的道德规范与人类社会的法则真正得以复苏。”在此意义上，戈尔巴乔夫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那么，“新思维”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戈尔巴乔夫让统治阶层和民众都意识到，社会的分歧和矛盾不能用暴力手段来消除，而应通过平等、充分的讨论、对话及妥协来化解。过去的苏联领导层习惯了使用暴力和恐吓来解决问题，问题暂时解决了，却留下了道德的真空与难以消除的仇恨。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开始就用战车（坦克）向活生生的人们开炮，将整个国家置于一个恐怖的境地之中，然后，才来考虑怎样推行民主性改革。我想，在我的祖国中也祇有那些伪君子才干得出来。‘民主主义’与‘对付弱势的人的暴力’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正是基于此理念，他在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形下，仍然拒绝了“八。一九”政变中强硬分子们让他交出权力的要求，因为那些代表党务、军方和克格勃利益的顽固派企图使用军队来实现“秩序”。政变的迅速流产，与戈尔巴乔夫的坚强意志及其背后的价值持守不无关系。

    其次，戈尔巴乔夫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再也不能生活在虚伪之中了，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资讯的公开化，让所有人都有说真话的自由。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指出，以苏联的名义所建立的极权主义制度不仅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不能汲取后工业社会中内在的必要因素——分散的大众交流媒介，自由沟通信息，自发性的相互作用和决策的多中心。这套思想体系“摧垮了人的精神，创造力和自我利益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完全被扭曲了。它切断了创造力和自我利益之间密切结合的渠道”。因此，它的停滞是必然的，而且通过局部改革无法扭转整个趋势。为了改变这种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大声倡导公开化，宁愿冒着失去权力的危险。无疑，他是一名超级勇敢者，他的自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俄罗斯的历代统治者中，谁也不曾有过此举，这是对历来存在的言论审查制度和‘文字狱’发出的挑战书，而我们也因自己的这种倡言而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要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历史的最大使命，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那种沿袭了多少年，扼杀生气勃勃的思维方式，毁灭无数才华横溢的人才的思想审查制度终于在我们手中轰毁了。”

    在苏联历届最高领导人当中，戈尔巴乔夫是惟一具有思想家气质的人。许多人将其误认为技术官僚，其实他思考最多的问题大都集中在形而上的层面。在改革的过程中，他日渐意识到：“马克思向人们陈述的语意系统在根本上是与耶稣不同的，并且，它也失去了作为语言的价值，因而被人指摘其丧失了语言的真正意义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的认识出自一名共产党的总书记，真是石破天惊之语。戈尔巴乔夫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国家应当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道路上改弦易辙，重新回到耶稣的道路上，重新恢复人的价值，不再将人看作工具，而将人当作上帝所造的、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生命，苏联才有可能走出专制的阴影，走向民族精神的复兴。

    苏俄的文化传统中有这样的精神资源，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索尔仁尼琴，虽然饱受摧残，却一脉相承。戈尔巴乔夫多次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资源：“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成为天才，就是因为他很早就预测到主张‘无神论’者和专于改造‘人’的启蒙主义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威胁性与破坏性的后果。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呼吁俄罗斯的民众应抑制自己的‘傲慢’心态，不要脱离或者偏离基督教的伦理及人类社会规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正是俄罗斯精神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最能够为未来提供远景的部分。这位天才作家敏锐地预见到了未来俄罗斯“人的危机”，以及由这种“人的危机”带来的“制度的危机”和“精神的危机”。如果“人的危机”得不到解决，“制度的危机”和“精神的危机”也就难以缓解，俄罗斯则根本无法走出专制的泥沼。而重建人们对公义的信心，重建彼此相爱的社会氛围，重建一个具有契约精神的公共社会，需要极其漫长的历程，不是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就可以完成的。

    那么，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究竟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戈尔巴乔夫本人究竟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有人将戈尔巴乔夫看作是导致苏联崩溃的罪魁祸首，也有人把他看作是被驱逐出历史舞台的失败者，因为“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这些看法显然是出于一种忽视历史处境的偏见。但是，戈尔巴乔夫心灵深处有一套不一样的评估标准，他指出：“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选举出来的另一部分人手里。”戈尔巴乔夫曾经对记者说，他对当年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他自豪地对自己的执政生涯作了总结：“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富强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在民主变革的道路上实现了突破，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代表制政权机构、多党制均已成为现实。社会获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了解放。这是最主要的成就。”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戈尔巴乔夫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在改革的策略和步骤上，他当然有过许多失误，但在改革的性质和目标上他始终坚定不移。戈尔巴乔夫将这场改革看作是“精神革命”，正如池田大作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末的今天面对最大的课题并非‘制度危机’，而是‘人的危机’，可以归纳为是‘人的尊敬危机’。高举‘新思维’旗帜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接近而选择了道德的追求，我猜想或许就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了这样的要求。”作为一名政治人物，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提前谢幕并离开了热闹的舞台；但作为一名精神人物，他仍然以堂吉呵德的形象在民间继续散发着特殊的魅力。

    （2005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