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在“逐渐民主”

（福建）林原


    2008年11月28日中国官方报纸《参考消息》，在《外国人看中国》栏目中译载了西班牙前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恩里克。凡胡尔发表在《国家报》上的文章“中国，一个逐渐民主的国家”。发表时此文题目被改成：西班牙前驻华商务参赞撰文认为 西方应务实看待中国“渐进民主”。

    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往往有一些错误或片面的成份，凡胡尔先生的文章同样如此。由于这位前驻华商务参赞对中国“逐渐民主”的观点可以代表其他一些与之类似的意见或评论，因此对它的批驳就显得较为必要。

    凡胡尔先生在其大作中首先就给出一个似是而非的断语：中国已经开始了民主过渡进程——然而相当多中国人对此会持反对意见。至于他所说的“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民主之路并不带有特别鲜明的断裂时期”，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民主化并没有出现任何显著的进展，除了统治者借鉴外国“经验”向专制主义“躯壳”上涂抹些许民主“油彩”之外。


中国人民在自由状况上有何变化


    这位前商务参赞在文中对目前一种较普遍的观点——中国进行了深入的经济改革，但政冶体制并没有改变——提出质疑：“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人民在自由状况方面经历的巨大变化。今天中国人享受的自由程度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可以自由旅行、改变住处、换工作，这是改革开始之前无法想像的一种生活方式。”从这种论调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的历史缺乏完整的了解。当前中国人“享受”的自由程度比二、三十年前是有一定程度的扩大，但还比不上1949年前的北洋军阀执政时期或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可以这样说，这种“进步”其实是在1949年大退步之后的些许进步，因此其意义不应该夸大。更何况这种进步并不是中共主观上、有计划的“赐予”，而是由经济社会变革的客观进程所推动的。

    作者还认为，言论自由、批评的权利在中国也得到了“扩展”。他并引用《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的说法——5年前他在聊天室和博客中写的批评中国政府的评论从不能在网上公布，但近来类似评论不仅能够被公布，还得以在网上保留。这种变化出现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中部分原因是：随着近些年来中国大陆网民人数不断增加并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并且随着大陆的黑暗面被暴露得越来越多，网络上批评政府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在这种背景下，某些不太“敏感”的批评言论因为网络“警力”不足而被忽略了。但是涉及敏感问题的批评性言论——无论是关于西藏冲突事件还是上海杨佳事件的仍较难在网络上保留。其实我们祇要考虑到中国大陆当前日益庞大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就能知道凡胡尔先生这种看法是多么片面了。而从今年3月的西藏冲突事件以及4月的巴黎奥运火炬传递事件发生后国内相当部分网民的偏激反应也可以看出，中国官方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与控制还是较有成效的。

    讨论中国言论自由问题，除关注网络外，还应涉及公开出版的报纸与杂志。在大陆报刊上，批评性言论仍较为少见——如果有也不过是“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批评或隔靴搔痒的评论。然而，某些“打苍蝇”的言论也可能给报刊带来灾难——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财经时报》对中国农业银行常德分行的批评性报道使该报受到停刊整顿3个月的处罚——不过并没有被永久停刊，不知凡胡尔先生会否认为这是中国“逐渐民主”的另一证据？

    凡胡尔先生还写道：“与在经济改革上逐步前进一样，中国在公民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以及社会参与度方面也将向前发展。”正如前面指出的，中国在这些方面即便以后有所发展，仍属于在1949年大倒退之后的“向前爬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向前爬行”好比是由“现代奴隶制”向“现代半农奴制”的发展。而作者就此预言“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已然符合了民主社会的标准”是相当荒谬的——他没有认识到在后极权社会与民主社会之间仍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此还要指出的是，中国公民在人身自由方面状况固然有一定改善，但在言论自由方面状况的改善则很有限，在政治参与方面状况的改善更是微乎其微。而且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经济改革上的推进很难带来公民政治参与上的进展——即便有所进展，也是相当微小、缓慢且缺乏稳固基础的，并有可能遭受某些官员的打压。


共产党在中国有没有广泛的合法基础


    作者尤其让人感到可笑的是声称共产党在中国民众中拥有“广泛的合法基础”。其实，中共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从未获得过充分的合法性，祇能说是一种弱合法性的政权。它的统治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尽管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似乎为这种赤裸裸的暴力穿上了“新衣”。

    这位前商务参赞还能为中共的这种“合法性”找到“两大因素”：“一个是历史因素，因为共产党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外来侵略，并将一个弱国变为受世界尊敬的强国；二是改革政策带来的经济因素，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至今一个如此庞大群体的物质生活条件，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过这么大的改善。”作者的这种“历史因素”观合乎中共的历史观，不过真实的历史究竟如何呢？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非1949年中共掌握全国政权）基本上结束了近代外来侵略的历史，但这一胜利就国内方面而言主要应归功于国民党。至于中共在抗战期间的所作所为，这位领事如果愿意深入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史，是能找到八路军、新四军消极抗日但与国军积极搞“摩擦”的历史资料的——不过中共的宣传是说国民党方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此外，这位作者的“经济因素”观也是有偏颇的。在中共的经济改革中，普通百姓所获益处远远少于官员们，而且他们的合法权益不时受到腐败官员打着各种旗号包括经济改革旗号的侵犯。在此尤其要指出的是，这些年来中国人民从以往过多的经济束缚中得到部分解放，并用不断的辛勤工作使自己的生活条件得到一定改善，但这并不是中共的“恩惠”。凡胡尔先生没有认识到，是中国人民养活了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政党，而不是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政党养活了中国人民。如果在其他政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并非没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改善。

    这位作者的错误还在于他没有认识到，近些年来中国民众自由的“扩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管制的弱化，而这种弱化与民主化并没有多大关系，而与党政腐败化有一定的关系。这样，从中国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外在束缚一定程度的弱化不能得出中国已走上政治民主化之路的结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腐败化的日益严重使中国民主化面临的阻力也越来越大——毕竟对数目不断增多的腐败官僚来说，如果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失去特权的问题，还有为其不法行为接受审判的问题。很显然，他们会勾结起来阻挠中国走上真正民主化之路。


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态度


    不管怎么说，这位前商务参赞还是得出了下面这种似是而非的结论：“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融入国际的行为将推动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而经济制裁、抵制行为将产生相反的效果。”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行为未必能推动中国走向自由与民主，这不但因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脱节的现象可以较长时期内在中国存在，而且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沦为一种畸形的发展——是一种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社会财富向官员（尤其高层官员）及其亲属手中不断集中的发展。这种经济发展难以伴随任何真正的民主进步（事实上，即便中国民众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得到政府的默许乃至鼓励，但这绝不等于他们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会被政府接受）。而中国经济的“融入国际”，同样难以促使中国腐败官员们推动真正的民主化变革。至于经济制裁等是否有效的问题，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有限的、三心二意的经济制裁确实没有效果，但这并不说明更全面而严格的经济制裁没有效果。

    最终这位外国人提出“国际社会应该采取务实主义态度”，而这其实是向一个非民主政权靠拢的态度，也是一种短视而缺乏远见的态度。◆